彭林著《中国古代礼仪文明》（四）（2/2）

中国古代的国学，除春、秋仲月例行的释奠礼之外，还有朔日行礼。从后齐开始，每月朔日，国子祭酒要带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太学四门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学诸生，到大成殿的阶下‘拜孔揖颜‘。成均馆则是以每月朔日为焚香日，此日还邀请学者前往讲论《四书》、《孝经》等，用焚香和读书来纪念孔子。

各地乡校的祭孔典礼，规模虽然要比成均馆小得多，但却是一丝不苟。参加仪式的人，都自豪地称自己是‘儒林‘中人，每人都有专门的祭服，称为‘儒巾服‘，据说也是从明朝传去的。祭祀中的各项仪式，从初献、亚献、三献，到监礼、司香、司巾等等，都各有专司，并写在长长的纸上，公诸于众。令人汗颜的是，韩国祭孔，仍沿用古代的名称称释奠礼；而中国称为‘祭孔表演‘，‘释奠‘一词，即使在北京和山东也很少有人知道。

香港以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虽然没有释奠的仪式，但表达了广大教师对中国的第一位教师、堪称万世的师表的孔子的敬意，值得称道。

诗礼传家：家礼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三

诗礼传家：家礼

儒家将修身、齐家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家治则国治。《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孟子离娄上》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而修身、齐家的工具就是礼。

一、不学礼，无以立

旧时书香人家的大门上，往往写有‘诗礼传家‘四字，以标榜门风。诗礼传家，源出于《论语季氏》，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是老师的儿子，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孔鲤回答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其实同大家都一样。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那只有两次。有一天，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我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习诗，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于是我开始学习诗。不久，他又站在庭中，我又从他面前走过，他问我：‘学礼了吗‘我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于是，我又开始学礼。我独自听到父亲的教导，就这两次。‘陈亢听后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件事，我知道了诗、礼的用处，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孔子所说的诗，是指我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里面收录的三百多首诗歌，思想纯正，情感真挚，富于文学色彩，古代有学问的人说话，每每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要想立足于社会，光是说话有文彩还不够，还必须懂得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怎样约束自己的言行，怎样尊重他人，这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

由于孔子的提倡，历代文人学士都将诗和礼作为立身、传家之宝，一般民众也把‘知书达礼‘作为有知识、有教养的标准而希望子女不断努力。

二、《礼记》所见的先秦家庭礼仪

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也是实践人伦之序的重要场所。儒家将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类，称为‘五伦‘。五伦和顺，社会才能安定。春秋时期卫国的名臣石碏说：‘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家庭伦常的和顺，是通过礼来实现的。因文献阙如，先秦时期家庭礼仪教育的全貌已经不可得知，但由《礼记》的《曲礼》、《内则》、《少仪》等篇，尚可得其梗概。

《曲礼》一篇的得名，孙希旦认为是所记多为礼文之细微曲折，而尤详于言语、饮食、洒扫、应对、进退之法，故名。《内则》篇的主旨，郑玄说是‘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是闺门中侍奉父母、公婆（古称公公婆婆为舅姑）的仪轨；此外，还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内容。《少仪》所记以少者事长的仪节为主，内容与《曲礼》、《内则》相类。

《曲礼》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细致，如子女外出，要做到‘出必告，反必面‘，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以免让父母牵挂；又如孩子的仪态，要求‘幼子常视毋诳，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倾听。长者与之提携，则两手奉长者之手。‘视线不可狂傲向天，不要穿皮衣。站立时要方正，不侧身歪头听人说话。如果长者拉着自己的手，则一定要用双手捧持长者之手，以示亲密和尊敬；又如跟随先生外出，‘不越路而与人言。遭先生于道，趋而进，正立拱手‘，不可隔着马路大声与熟人打招呼。如果在路上遇见先生，要快步上前，正立拱手地见过先生。如此等等，《曲礼》中比比皆是。

但是，《曲礼》并非只有细微曲折的琐碎仪节，还提出许多宏观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如卷首的‘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一语，实际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强调一切礼仪必须出于诚敬。又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则是说行礼者的思想修养。又如‘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以‘自卑而尊人‘作为礼的原则；并提出了即使是负贩者也必定有尊严的命题。可见，儒家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思想高度，着意提升行礼者的内在德性。

孝顺父母，不能只挂在嘴边，而是要见诸具体行动。《内则》对此有一系列的要求，如‘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縰笄总，拂髦冠緌缨，以适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气怡声，问衣燠寒，疾痛苛痒，而敬抑搔之。出入，则或先或后，而敬扶持之。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问所欲而敬进之，柔色以温之。‘意思是说，做子女的，每天天刚亮就应该起床，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然后洗涮、穿戴整齐，到父母的房门前，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如果休息得不好，应该找出原因，及时想办法解决。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则要帮助抓搔，让他们感到舒服。

古代聚族而居，人口众多，若男女之间没有一定限制，很可能会出现乱伦之事，故儒家不得不设为‘男女之大防‘，《内则》对此有具体条文，如‘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不使用同一间浴室，不使用同一张寝席，不相互借还物品，不相互混穿衣裳，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等等。

此外，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如《曲礼》云：‘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由于‘死‘是很忌讳的字眼，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所以，天子死要说‘崩‘，诸侯死要说‘薨‘，大夫死要说‘卒‘，士死要说‘不禄‘，只有庶人才用‘死‘字。类似的规定很多，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曲礼》说：‘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捧持物品，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如果是提拎物品，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如果是国君的器物，双手与胸口齐平；如果是大夫的器物，则双手低于胸口；如果是士，单手提着就可以了。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从而贻笑于公众。

如此等等，不惮繁举。由于《礼记》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著作，播迁极广，所以，《曲礼》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二、《颜氏家训》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北齐书文苑传》说颜门‘世善《周官》、《左氏》，颜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辨‘。颜真卿《颜氏家庙碑》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平原太守、隋东宫学士。颜氏的生卒年不详，据钱大昕考证，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卒于隋开皇中（《疑年录》卷一）。

颜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国家分裂，兵燹不断，自己常年漂泊，饱经忧患，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可谓阅尽人间沧桑。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育，教导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保持节操，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他以长辈的身份，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以及如何治家、如何为人、如何为学等，结合古今史事，娓娓道来，著为七卷、二十篇，这就是著名的《颜氏家训》。

卷一开首为‘序致‘篇，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吾家风教，素为严密‘，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颜氏认为，《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从帝后开始怀孕，就行胎教之法，‘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使之有好的禀性；及至孩提时代，师保又用‘孝仁礼义导习之‘；稍长，则教以分辨是非，‘使为则为，使止则止‘。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若自然‘，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颜氏说，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整齐门内，提撕子孙‘，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是非常成功的经验。但颜氏又指出，礼仪必须与时俱变，因此，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并在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等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今日读之，依然富于启迪。

除家礼教育之外，《颜氏家训》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如卷六为‘书证‘，论考据之学；卷七为‘音辞‘，论声韵之学；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希望传之子孙；此外还有书法、绘画、天算、医方、琴瑟、投壶等方面的内容。最末一篇为‘终制‘，犹今之遗嘱，要求子女为之简葬，止用松棺二寸，不用明器等，以此为子孙作则。

《颜氏家训》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誉之为‘古今家训，以此为祖‘；王钺《读书丛残》称赞它‘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家置一册，奉为明训‘，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司马光的《书仪》与《家范》

从南北朝到隋唐，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表现之一，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这些仪注中，除书信格式之外，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新唐书穆宁传》提到穆宁‘居家严，事寡姊甚恭，尝撰《家令》，训诸子，人一通。‘但这一时期的仪注，内容都比较简略，大多属于个人行为。到了宋代，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

与‘独尊儒术‘的两汉相比，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并立。三教中，佛教最盛，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桑门茶毗之法，道士风水之说，风靡一时，乡俗民风，多被其化，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长此以往，中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为了捍卫本位文化，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理学，以与佛教理论抗衡；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程颐和张载等，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儒家礼仪，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也没有成书。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礼仪，是司马光的《书仪》和《家范》。

司马光《书仪》的最大贡献在于，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儒家的《礼经》，文古义奥，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难读‘，而且仪节繁缛，自古有‘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荘子天下》）之叹。如果要兴复古礼，就必须简化其节文。司马光的以《仪礼》为本，芟芜存要，从中选择冠、婚、丧、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同时参酌宋代习俗。既能存古礼之大要，又能与时俱变，极有识见，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极便日用。《四库提要》誉之为‘礼家之典型‘，诚为不刊之论。

如果说《书仪》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则《家范》十卷重在治家思想，卷一引《周易》、《大学》、《孝经》等文献，论述圣人之治，以‘家行隆美‘为尚，总述治家之要。卷二为祖，卷三为父母，卷四、卷五为子，卷六为女、孙、伯叔父、侄，卷七为兄弟、姑姊妹、夫，卷八、九为妻，卷十为舅甥、舅姑等。行文与《颜氏家训》相仿佛，谈古论今，并广引《曲礼》、《内则》仪节，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夹叙夹议，以‘轨物范世‘、‘遗泽后世‘。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而礼是最好的工具。他说：‘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治家莫如礼。‘

司马光认为，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是要‘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连坊曲，粟卖盈囤仓，金帛充箧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知有义故也‘。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古人有言曰：慈母败子。爱而不教，使沦于不肖，陷于大恶，入于刑辟，归于乱亡，非他人败之也，母败之也。‘这些问题，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读者不妨取来一阅。

四、朱子《家礼》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朱熹之学博大精深，几乎无所不窥，但晚年好礼，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侯国、王朝之礼，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他从六十一岁起，开始编撰《仪礼经传通解》，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

朱熹认为，社会风气的不振，关键在于礼之不行，‘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长而无以行于家，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施于郡县；退而无以教于闾里，传之子孙，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朱熹对司马光的《书仪》非常赞赏，但又有些许不满。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是所谓‘礼不下庶人‘。《大唐开元礼》、《政和五礼新仪》皆煌煌礼典，但多为皇族、品官之礼，庶民不得僭用。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他的《书仪》虽经删削，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堂室之广、仪物之盛，令人‘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因此，《书仪》尽管刊印流传，但‘徒为箧笥之藏，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难以之通行于寻常百姓家。所以，朱熹打算在司马光《书仪》的基础上，参考诸家之说，裁订增损，‘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而不惮其难行之者。虽贫且贱，亦得以具其大节，略其繁文，而不失其本意也。‘（《跋三家礼范》）。朱熹在《仪礼经传通解》中设了‘家礼‘一门，打算撰写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朱熹丁母忧时，曾潜心研究丧礼，并有所著述。但是，朱熹关于家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不知去向。

朱熹死后，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家礼》的著作，共五卷，卷一为‘通礼‘，说祠堂、深衣之制，后附《司马氏居家杂仪》。卷二为‘冠礼‘。卷三为‘昏礼‘。卷四为‘丧礼‘。卷五为‘祭礼‘。另有‘附录‘一卷。这部《家礼》以《书仪》为底本，再加删削，又离析仪文，分别节次，文字简洁，大纲明了。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戒宾、宿宾、陈冠服、三加、醮、字冠者、见尊长、礼宾等大节目，礼文仅一百五十字。婚礼，《书仪》本诸《仪礼》，犹存六礼的节目，《家礼》唯纳采、纳币、亲迎等三个仪节。丧礼，《书仪》简至卅七节，《家礼》再削为廿一节。朱熹的弟子黄干认为，此就是朱熹所作、而被孩童窃走的那部《家礼》，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为该书作了序，称赞此书‘务从本实‘，‘切于人伦日用之常‘‘见之明，信之笃，守之固，礼教之行，庶乎有望矣‘。从此，社会上每每称此书为《朱子家礼》。

《家礼》一反古代礼书的烦琐面貌，简便易行，因而备受欢迎，不断被翻刻印行。为之作注的有杨复的《家礼附注》、刘垓孙的《家礼增注》、刘璋的《家礼补注》、邱濬的《家礼仪节》等。此外还有各种插图本、汇辑本，如元代的《纂图集注文公家礼》，明代的《文公先生家礼》等。明朝政府曾将《家礼》编入《性理大全》，与《六经四书集注》并颁之天下，为后世学者所讲说尊尚。

到了清代，有一位名叫王懋竑的学者对《家礼》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他先后撰写了《家礼考》、《家礼后考》、《家礼考误》等文章，极论《家礼》非朱子之书，得到了包括四库棺臣在内的许多学者的首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懋竑一生崇拜朱熹，对朱熹的学术相当精熟，绝非处处与朱熹立异的人物。王懋竑认定，在传世的朱子著作中，只有《家礼》及《易本义九图》绝非朱子手泽。《家礼》的作者究竟是谁，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无法确指。

五、《家礼》在朝鲜

《家礼》东传到朝鲜半岛，是在高丽末期。当时有一位叫安珦的高丽学者，曾两度出使元朝，到中国购求祭器、乐器、六经、诸子、史书等。安珦十分景慕朱熹，家里悬挂着朱熹的画像；因朱熹号晦庵，他自号‘晦轩‘。安珦在燕京看到了新刊刻的朱熹著作，知其为孔门正脉，遂逐一抄录，带回国内传播，《家礼》就是其中的一种。

高丽末期，盛行了数百年之久佛教渐入衰境，奸僧与滑吏沆瀣一气，操纵国政，兼并土地，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家礼》传入朝鲜半岛后，为学者普遍推崇，他们身为天下先，希冀以此转移社会风俗。侍中郑梦周遭父丧，不用佛门丧礼，而是在庐墓之侧立家庙，依《家礼》行丧祭之礼，继而上书，请在全国推行《家礼》。朝鲜时代初，士林争相仿效郑梦周立庙祭祀。太宗初，命平壤府印刷《朱文公家礼》一百五十部，颁赐各司。其后不断被翻刻印行，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政府的提倡、士林的拥护，以及朱熹在朝鲜的崇高声望，《家礼》被誉为‘垂世大典‘，‘万世通行之制‘。

研究《家礼》的论著相当之多，以致形成了《家礼》热。李德弘的《家礼注解》、宋翼弼的《家礼注说》、曹好益的《家礼考证》、金长生的《家礼辑览》、金榦的《答问礼疑》、俞棨的《家礼源流》、李喜朝的《家礼札疑》、柳长源的《常变通考》、金隆《家礼讲录》、裴龙吉《家礼考义》等，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

为了使《家礼》平民化，一些学者撰作了便于士庶切用的手本，金长生的《丧礼备要》是其中最享盛誉的一种，‘继《家礼》而言礼者，在我东惟《丧礼备要》为最切，今士大夫皆遵之‘。《丧礼备要》仅主于丧、祭，李縡乃以《家礼》为纲，而仿《丧礼备要》体例，又增加冠、婚二礼，题为《四礼便览》，也在民间广为流传。

朝鲜半岛本无文字，书面语言完全借用汉字表达。但除士大夫之外，一般民众都不通汉字。于是，世宗大王创制了一种简单明快的拼音文字，称为‘谚文‘。为了帮助不识汉字的朝鲜庶民，而有了宗英鸾、寿文叟的《丧礼谚解》和申湜的《家礼谚解》等，用俚语谚文解释《家礼》。

朝鲜虽然与中国毗连，但风俗相去甚远，及至高丽朝，随着佛教习俗的兴起，其风俗更是驳杂不一。《家礼》东传之后，成为朝鲜社会公认的仪轨，柳云龙《家戒》说：‘文公《家礼》，固是吾东士夫所共遵行。‘李退溪、李栗谷等著名学者还仿照《家礼》制定自家的礼仪规范，士林纷纷响应，蔚成一代风气。朝鲜学者以几个世纪的时间，坚持不懈地躬行实践、使朝鲜半岛儒风广被，《家礼》深深根植于社会。诚如朝鲜学者李植所说：‘礼乐之兴，实自我朝百馀年间。大儒继出，遗文毕集，而后衿绅彬彬。乐节相益，习俗为之丕变。今虽兵戈创残，委巷治丧之家犹秉朱礼。鲁无君子，斯焉取斯（《疑礼问解跋》）。‘

《家礼》的推行，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面貌，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社会的文化走向，显示了儒家文化移风易俗的伟大力量。

不见面的礼仪：书信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二

不见面的礼仪：书信

在日常生活中，古人以‘自谦而敬人‘为原则，因而要借助于各种礼仪来体现之。当人们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见面，只能将情感诉诸笔墨，托诸邮驿时，礼仪依然不可或缺，字里行间，揖让进退之态不仅依然可见，而且显得更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从而形成了富于中国特色的书信文化。

一、书信格式

我国的书信史源远流长，战国时期乐毅的《报燕惠王书》、鲁仲连的《遗燕将书》、李斯的《谏逐客书》等，都已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但先秦两汉人写信，形式比较随便。至迟到魏晋时期，开始有人撰作‘书仪‘，就是各类书信的格式，以供他人写信时套用。这类文字在魏晋到隋唐之际非常流行，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谢元撰有《内外书仪》四卷，蔡超撰有《书仪》二卷。《崇文总目》称王宏、王俭、唐瑾，以及唐裴茝、郑余庆，宋杜有、刘岳尚等都有《书仪》传世。此外还有专供夫人、僧侣使用的《妇人书仪》、《僧家书仪》等。有学者敦煌文献中发现了上百件‘书仪‘类文书，比较著名的有郑余庆书仪、杜友晋书仪等。迄今所知最早的书信格式，是晋代书法家索靖书写的《月仪》。

我国的书信文化经过历代的传承和发展，大体形成了为社会广泛认同的书信格式，一封通常意义上的书信，至少要包含以下几个部分：

称谓语

提称语

思慕语

正文

祝愿语

署名

由于收信人年龄、身份的不同，写信时所使用的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等也都有相应的区别，弄错了就会贻笑大方，就是失礼。这套语言相当复杂，本文只能略述其梗概。

二、敬称

首先我们要谈到书信中必须使用的敬称和谦称，这是中国书信文化最基本的常识，它所要体现的，则是君子‘自谦而敬人‘的理念。

敬称是对他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敬称的方式很多，比较常见的方法之一，是将古代爵称等转换成敬称。例如‘君‘，原指天子或者君王，《诗大雅假乐》‘宜君宜王‘，此处的君就是指诸侯。后来，‘君‘转化为比较宽泛的敬称：称父亲为家君，称已故的祖先为先君，妻子称丈夫为夫君等等。也可以用作对他人的尊称，《史记申屠嘉传》：‘上曰：君勿言，吾私之。‘时至今日，君作为尊称的用法在日语中依然保留着。

古代天子有三公、九卿，公、卿，也都被用作敬称。如果对方德高望重，可以在他的姓之后加‘公‘字，称为‘某公‘，当今中国的知识界还有这种用法。‘卿‘用作尊称，先秦就已出现，如荀况（荀子），时人尊称‘荀卿‘，就是大家最熟知的例子。此外，‘侯‘字原本是指诸侯，《梁书吉翂传》‘主上知尊侯无罪‘，此处的‘尊侯‘是指对方的父亲，这一用法在书信语言中还时有所见。

称呼对方配偶也有相似的做法。古代天子的妃子称‘后‘，诸侯的配偶称‘夫人‘，大夫的配偶称‘孺人‘，士的配偶称‘妇人‘，庶人的配偶称‘妻‘。时下，人们常常把对方的配偶称为‘夫人‘，也是从古代沿袭而来的敬称。此外，‘公子‘，原本指诸侯的庶子，后也用于尊称对方的儿子，而将对方的女儿称为‘女公子‘。

称呼他人的亲戚，一般在称谓前加‘令‘字，如令尊大人、令堂大人、令伯、令叔、令兄、令弟、令妹等。对于他人的孩子也是如此，称对方的儿子为令郎或令息，女儿为令爱或令媛。也可以在称谓前加‘贤‘字，如贤伉俪（夫妇）、贤乔梓（父子）、贤弟等。

旧式书信还往往用‘台‘字来表示尊敬，如台启、台端、台甫、台安等。书信中的台，是三台的简称，三台是天上的三颗星，古人用来指三公，故也用来当作尊称。古代台与台是两个字，后来将台简化成台，致使许多人误以为是一个字，其实不然。所以，给港台等通行繁体字的地区的友人写信，千万不能将台甫写成台甫，那样就会贻笑大方。

古人行冠礼之后都要取表字，或者还要取雅号。名只有父亲和国君才能叫，所以《仪礼士冠礼》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直呼其名被视为不礼貌的表现。目前，进入近代以来，一般人已经很少再取表字或雅号，但在文人圈中依然有之，因此，在与他们通信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下，以免唐突。

此外，与敬称相呼应，书信中凡涉及对方的事物都要用敬语，如对方的住宅，要称府、邸，或者称潭府，潭是深的意思，潭府，意犹深宅大府，是对对方住宅的美称，故信末又往往用‘潭安‘来表示阖府皆安的祝愿。如果对方有所馈赠，感谢时可称厚赐、厚赠、厚贶等，以表示看重这份情谊。对不同的事物要用不同的美称，如果是对方来信，可以称大函、大翰、惠示、大示、手示、大教；如果是诗文著述，则可称华章，瑶章；如果是宴请，则要称盛宴、赐宴等。

书信中一般不要出现你、我、他之类的代词，这也是简慢或者缺乏文采的表现，凡是遇到类似的地方，应该酌情处理。如提及对方时，可以用阁下、仁兄、先生等代替；提及自己时，可以用在下、小弟、晚等代替；提及第三方时，一般可以用‘彼‘或者‘渠‘表示，渠当第三人称用，始见于《三国志吴志赵达传》：‘女婿昨来，必是渠所窃。‘

三、谦称

谦称是与敬称相对的称谓，一般用于自己或者自己一方。对他人用敬称，对自己用谦称，是中国人的传统。从先秦文献可以知道，当时的贵族都有特定的谦称，如《老子》说：‘王侯自称孤、寡、不谷。‘‘孤‘和‘寡‘都是少的意思，王侯称孤道寡，是谦称自己德行浅少；‘谷‘是善的意思，不谷犹言不善。《礼记曲礼》说，诸侯的夫人在天子面前自称‘老妇‘，在别国诸侯面前自称‘寡小君‘，在丈夫面前自称‘小童‘。

古人每每用‘臣妾‘作为谦称。古代有‘男曰臣，女曰妾‘之语，‘臣妾‘的本义，犹后世言奴才。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自称‘仆‘、‘牛马走‘。仆也是奴仆的意思，日本人至今还‘仆‘作为第一人称的谦称。‘牛马走‘，意思是象牛马一样供驱使奔走的人。与此相类似的用法，是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贱息等。

对自己的父母固然要敬重，但在与他人提及自己的家人时，就不能用敬称，而要用谦称，一般是在称谓之前加一‘家‘字，如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或者家君、家严；称自己的母亲为家母，或者家慈。如果父母已经去世，则对人要称‘先父‘、‘先大人‘、‘先母‘。同样，对他人称呼自家的其他亲戚，也都要加一‘家‘字，如家伯、家伯母；家叔、家叔母；家兄、家嫂；对比自己年龄小的，则可以称‘舍弟‘、‘舍妹‘等。自称或者用‘愚‘字，如愚弟。

对他人称呼自己的妻子，一定要用谦称，如‘内人‘、‘内子‘、‘拙荆‘；或者用平称‘爱人‘、‘太太‘。常常听到有人向对方介绍自己的妻子时说：‘这是我夫人。‘这是非常失礼的说法，如前所说，诸侯的元配才能称为‘夫人‘。普通人相交，称对方配偶为夫人，略有恭维的意思。称自己的配偶为夫人，就显得自大，或者是无知。

如果向对方有所馈赠，则要用谦语，如菲仪、芹献、寸志等，意识是说自己的东西微薄、不值钱，不过是借以表示小小的心意。希望对方收下礼物，则要说恳请笑纳、敬请哂纳等，意思是让对方见笑了。

四、提称语

书信一定要用称谓，首先要分清是父母、尊长，还是老师、朋友。称谓之后，一般要缀以对应的词语来表达敬意，例如前面提到的台端、台甫等等，这类词语称为提称语。

提称语与称谓有对应的关系，其中有些可以通用，但大部分都有特定的使用对象。其中比较常用的有：

用于父母：膝下、膝前、尊前、道鉴

用于长辈：几前、尊前、尊鉴、赐鉴、尊右、道鉴

用于师长：函丈、坛席、讲座、尊鉴、道席、撰席、史席

用于平辈：足下、阁下、台鉴、大鉴、惠鉴

用于同学：砚右、文几、台鉴

用于晚辈：如晤、如面、如握、青览

用于女性：慧鉴、妆鉴、芳鉴、淑览

给父母写信，‘膝下‘一词用得最多，源出出于《孝经》：‘故亲生之膝下，以养父母日严。‘是说人幼年时，时时依于父母膝旁，后来转为对父母的尊称。

‘函丈‘源出于《礼记曲礼》，向尊长请教时，要‘席间函丈‘，意思是说，彼此的席位之间要空出一丈左右的地方，以便尊长有所指画；故用作对老师的尊称。

提称语可以几个词叠加使用，如致其师符定一（字澄宇）称：‘澄宇先生夫子道席‘，以见尊敬之意。

三、思慕语

书信的功能之一是沟通彼此地情感，因此，在提称语之后不直接进入正文，而是要用简练的文句述说对对方的思念或者仰慕之情，这类文句称为思慕语。

思慕语中使用最多的，是从时令、气候切入来倾吐思念之情。敦煌文书中有一件《十二月相辩文》，列举每月不同的气候状况下，可供选用的词语，如正月初春可以说：‘孟春犹寒，分心两处，相忆缠怀。思念往还，恨无交密。‘二月仲春可以说‘仲春渐暄，离心抱恨，慰意无由，结友缠怀，恒生恋想。‘等等。由于有了意境的描述，读之令人倍感亲切。

后世书信的思慕语相当丰富，不胜枚举，比较常用的如：

云天在望，心切依驰。

相思之切，与日俱增。

望风怀想，时切依依。

仰望山斗，向往尤深。

风雨晦明，时殷企念。

寒灯夜雨，殊切依驰。

瘦影当窗，怀人倍切。

还有一类思慕语是从回忆上次见面的时间及其思念切入的，如：

不睹芝仪，瞬又半载。

自违芳仪，荏苒数月。

久违大教，想起居佳胜，定符私祈。

久疏问候，伏念宝眷平安，阖府康旺。

思慕语十分丰富，读者可以在阅读书信范文时留心摘录，以供自己习用。最好是提高的文学素养，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真实的情感。

四、书信中的平和阙

我们先来看一封儿子致父母的家信：

父母亲大人膝下，谨禀者：男离家后，一路顺利，平安抵达学校，可纾

廑念。惟思

双亲年齿渐高，男在千里之外，有缺孺子之职。伏望

训令弟妹，俾知料理家务，或有以补乃兄之过。王阿姨家已去看望过，家中老幼平

安，嘱笔问好。专此谨禀，恭请

福安。男某某谨禀某月某日

信的开头‘父母亲大人膝下‘顶格书写，下文大多没有写到头就另起一行再写，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古人但凡在书信正文中提及自己的父母祖先，以及他们的行为时，在书写方式上一定要有所变化，以表示尊敬。书信的第一行要顶格，高出下面所有的文字一格，称为‘双抬‘。正文中凡是提及高祖、曾祖、祖、双亲等字样，或者慈颜、尊体、起居、桑梓、坟垄等与之相关的字样时，可以有两种处理方法：一种叫‘平台‘，就是另起一行，与上一行的开头齐平着再书写；另一种叫‘挪抬‘，就是空两格或一格书写。在上面所例举的这封信件中，凡涉及父母亲的词语如廑念（犹言挂念）、双亲、训令、福安等，都采取平抬的方式。

这种方式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敦煌文书中将‘平抬‘称为‘平‘，‘挪抬‘称为‘阙‘。近代以后，传统书信中‘平抬‘的方式逐渐减少，‘挪抬‘则依然普遍使用，今日港台、韩国、日本文人写信时还常常用‘抬‘的方式表示敬意。

五、师生之间的称谓

学生称呼老师，最普通的是夫子、函丈。以‘夫子‘称呼老师可以追溯到孔子，故后世用来作为对老师的通称。‘函丈‘一词源于《礼记曲礼上》：‘席间函丈。‘函是容纳的意思，学生与老师讲问，彼此之间应该留有一丈左右的距离，以便尊者有所指画，故可以作为对老师的尊称。

学生自称自称生、受业。《诗经》中就有把读书人称为‘生‘的，《小雅常棣》说‘虽有兄弟，不如友生‘。《史记儒林传》：‘言礼自鲁高堂生。‘司马贞《索隐：‘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可见西汉以后，‘生‘成为读书人的通称。在实际使用上，老师称呼弟子为‘张生‘、‘李生‘；学生也自称‘生‘、‘小生‘。

‘业‘字的本义是木版，古时老师授课，将要讲的篇章写在‘业‘上，《礼记曲礼》说‘请业则起‘，意思是说向老师请教问题要起身，因此，学生称老师为‘业师‘而自称‘受业‘。

一般来说，只要同一时期、在同在一学校生活过的老师和学生，就可以有师生的名分。老师如何称呼学生，要看彼此在学问上有无直接的授受关系。如果对方是自己正式的学生，并向他传授过学业，可以称之为‘弟‘。这里的‘弟‘是‘弟子‘的意思，与兄弟之弟无关，古代师生称‘师弟‘，学生如若见到老师的这种称呼，千万不要误解。如果彼此虽有师生名分，但没有授过课，则老师一般称学生为‘兄‘，例如，胡适曾任北京大学校长，顾颉刚是北大的学生，彼此有师生的情谊，所以，胡适在给顾颉刚的书信中称之为‘兄‘；再如大家都熟知的，鲁迅给许广平的第一封信中称‘广平兄‘，许广平不解其意，回信表示不敢与鲁迅兄弟相称，其实鲁迅并没有称兄道弟的意思，‘兄‘不过是老师对学生辈的最普通的称呼罢了。

老师给学生的书信，落款一般只写自己的名字。

同学之间的称呼，则可以视进入师门的先后，以学长、学弟、学妹，或者师兄、师弟、师妹相称。书信往还时，也有用比较雅气的叫法，称‘砚兄‘之类的。

五、祝愿语及署名敬词

两人见面后，即将分别之时，应该互道珍重。这一礼节表现在书信中，就是祝愿语和署名启禀词。

由于辈份、性别、职业的差别，祝愿词也有比较严格的区别，比较常用的有：

用于父母：恭请福安。叩请金安。敬叩禔安。

用于长辈：恭请崇安。敬请福祉。敬颂颐安。

用于师长：敬请教安。敬请教祺。敬颂诲安。

用于平辈：顺祝时绥。即问近安。敬祝春祺。

用于同学：即颂文祺。顺颂台安。恭候刻安。

用于女性：敬颂绣安。即祝壼安。恭请懿安。

祝愿词的主题，是希望对方幸福、平安。上面列举的祝愿词中，禔、祉、祺等都是福的同义词；绥也是平安的意思。明白于此，就可以视需要选择、搭配使用。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祝愿词切不可混淆对方的身份，如绣安、壼安、懿安是专用于女性的祝愿词，如果用到男性身上，就令人忍俊不禁了。此外，祝愿词中的某些字比较古奥，要弄清楚字义之后再使用，例如‘壼（kun）‘字的本义是指宫中的道路，后引申为后妃居住的地方，故借用为对女性的尊称。壼字的字形与茶壶的壶字很相像，有人不察于此，将壼安写成壶安，就成笑柄了。

旧式书信在落款之后，一般还要根据彼此关系写敬词（或称启禀词），例如：

对长辈：叩禀、敬叩、拜上。

对平辈：谨启、鞠启、手书。

对晚辈：字、示、白、谕。

叩是叩首，即磕头，这是礼仪书面化的表现。磕头礼节早已废止，但在书信中也还见使用，不过是借以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罢了，不必过于拘泥字义。

六、信封用语

在纸张发明以前，古人用帛或竹简、木板作为书写材料，故书信又称书简、尺牍。在今天的书信用语中，还残留着某些早期书简的专门用语，需要先作一些介绍。

所谓‘牍‘，就是将树木锯成段后剖成的薄片。在牍上写信后，为了保密，用另一块木板覆盖在上面，称为‘检‘；在检上书写收件人的姓名、地址，称为‘署‘。用绳子将牍和检一并捆扎、再打上结，称为‘缄‘，缄是封的意思（我们今天还用这个字）。如果是用竹简写信，简数较多，就盛在囊中，用绳子扎口。为了保密，在绳结处用泥封住，上面加盖印章作为凭记。

信封的书写，也有很多讲究，要体现出自谦而敬人的原则。书写收信人的称谓，除了一定要用尊称之外，至少还有两种表示尊敬的用法，其一，在收信人姓名、称谓之后用‘俯启‘、‘赐启‘等用语，表示请求对方开启信封。俯启，有显示对方高大，必须俯下身子来接信的意思。赐启，是请对方赏光、恩赐启封。

其二，使用‘某某先生

将命‘之类的用语。古人每每用陛下、殿下之类的词语来表示不敢与对方平起平坐，而只能与对方站在丹陛、大殿之下的执事者对话，请他们传话。类似的意思表现在信封上，就有了‘将命‘、‘将命考‘等用语。将命，是指古代士大夫家中为主人传话的人。在信封上写收信人的将命者收，是表示不敢让对方直接收信，而只能将信交由传命者转呈，这是一种自谦的表达方式。‘将命考‘是传命者的副手，让将命考转呈，则是谦中尤谦的表示了。

与上述表达方法相似的还有，‘某某先生茶童收‘、‘某某先生

书童收‘等等，意思都一样，写信者明知对方并没有将命者、茶童、书童之类的仆人，如此书写，一则是借此表示敬意，二则也可以为书信增添一些雅趣。

顺便说一句，明信片没有信封，所以不能再用‘缄‘和‘启‘等字样。

书信举例1、鲁迅致母亲

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日前寄上海婴照片一张，想已收到。小包一个，今天收到了。

酱鸭、酱肉，昨起白花，蒸过之后，味仍不坏；只有鸡腰是全不能喫了。其余的东西，

都好的。下午已分了一份给老三去。但其中的一种粉，无人认识，亦不知喫法，下次

信中，乞示知。上海一向很暖，昨天发风，才冷了起来，但房中亦尚有五十余度。寓

内大小俱安，请勿念为要。

海婴有几句话，写在另一纸上，今附呈。

专此布达，恭请

金安。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同叩一月十六日

书信举例2、致老师符定一（澄宇）先生：

澄宇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

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

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书信举例3、曾国藩致儿子曾纪鸿

字谕纪鸿：自尔还乡启行后，久未接尔来禀，殊不放心。今日天气奇热，尔在途次平安否

余在金陵与阮叔相聚二十五日，二十日等舟还皖，体中尚适。余与阮叔蒙恩晋封侯伯，门户大盛，深为袛惧。尔在省以谦、敬二字为主，事事请问意臣、芝生两姻叔，断不可送条子，致腾物议。十六日出闱，十七八拜客，十九日即可回家。九月初在家听榜信后，再启程来署可也。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此嘱。（涤生手示）

旧式书信在大陆已经基本废止，但港台、韩国、日本以及在华侨中间还依然使用，因此，了解有关的知识不仅有助于阅读古代文献，而且可以增进与海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