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2/2）
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我在此获得了一些安全，得以松口气。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却例外地受到我的欢迎。你对我的书的欢迎方式已为我们所熟悉，它虽然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抱负：“放在床头柜上！”（每当有书送来时，你多半正在打扑克。）但实际上我感到舒服，这种舒服感并非仅仅产生于突然生出的恶作剧的想法，并非仅仅产生于关于我们之间关系的观点得到新的证实，而引起的我心中的快乐，这种舒服感其实也完全是自发的，因为你这句常说的话响在我耳中犹如“现在你自由了”。当然这是一种误解，我没有获得，或最乐观地说还没有获得自由。我写的是关于你的事，我在那里发泄的仅仅是在你怀里不能发泄的。这是有意拖延的与你的告别，只不过，这种告别虽然是由你逼出来的，但却是朝着由我选定的方向发展着。但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说到底，这事之所以还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若在别处我便会根本就看不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在我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作为绝望笼罩着我的生活，而且——这是做得到的，当然又是以你的形象出现的——是它指使我做出了一些小决定。
比如职业选择。当然，你以你那宽宏大度的、甚至可以说是宽容忍让的方式，在这方面给了我充分的自由。自然你在这方面是遵照对你具有制约力的犹太人中产阶层通常的教子方式行事的，或至少是根据这一阶层的价值观念行事的。最终，在此起作用的还有你对我个人的一个误解。也就是说，你一贯就是从做父亲的自豪，从对我本身存在的无知，从联系回溯到我的孱弱这些方面出发，认为我是特别勤奋的。童年时，你认为我在不断地学习，后来又不断地写作。这种看法与事实相距何止千万里。如果说我学得很少，并一无所成，那么夸张的程度倒要轻得多；如果说多年来我以中等的记忆力、不算太差的理解力毕竟把一些东西留在了脑子里，这也并不奇怪，但无论如何，与在一种特别无忧无虑、平静祥和的生活中所付出的时间和金钱相比，尤其是与我认识的几乎所有人相比，在知识上、尤其是在知识的打基础问题上的全部收获那真是少得可怜。这些收获是微不足道的，但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自我有思考能力以来，我就对精神存在的维护问题怀着极深的忧虑，以致其他一切于我全是无所谓的。我们这儿的犹太中学生往往很古怪，我在这儿常常看到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以我这么个奇想迭出、但多半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我还从来没有在别的人身上看到过。当然它也是防止我因恐惧和负罪意识而产生神经崩溃的惟一保护工具。我心里只有对我自己的关心，但这种关心却是以各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比如对我的健康状况的担忧；这种担忧很容易出现，不时产生对消化、落发、脊骨弯曲等的小小的担心，这种担心害怕上升而形成无数层次，直到以一次真正的疾病而告终。由于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不安，每时每刻都需要证实我的存在，我没有任何本来就属于我的、属性无可置疑的、归我一个人独有的、惟我可以调动的所有物。由于我实际上是个被剥夺了继承权的儿子，所以我当然对最接近的物体，即自己的身体也感到无把握了；我越长越高，但不知该怎么对待我增加着的高度，负担太沉重了，背脊因而弯曲；我几乎动弹不得，更何谈做体操，于是我永远是孱弱的；我把我仍可支配的一切都视为奇迹，比如我那良好的消化；仅这种心态就足以使我失去它良好的消化，于是通往所有忧郁的道路全部毫无阻挡地展现在我面前，直到在想要结婚的超人的紧张压力下（这个问题我后面还要说到）血从肺里涌出，逊伯伦宫中的寓所对此也是有相当一部分责任的——我之所以需要这个寓所，是因为我需要它用于我的写作，所以它（写作）也应该在这封信中得到描述。也就是说，不像你一直认为的那样。这一切都是由工作过度造成的。有几年我在健康状况很好的情况下在长沙发上荒度的时间比你在一生中荒废的更多，我这么说是把所有患病时的养病时间计算在内了。每当我极其匆忙地离开你时，多半是为了到我的房间里去躺下睡一觉。我的整个工作成绩无论在办公室里（在那里，偷懒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而且由于我的畏惧心理，偷懒也是有限度的），还是在家里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能全面地了解一下，必会感到震惊。也许我的素质根本就不是懒惰的，但是我无事可干。在我生活的地方，我被抛弃了，被宣判了，被打倒在地；为逃往别的地方我虽然使出了浑身解数，但这不是工作，因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除个别小的例外之处，我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获得了选择职业的自由。但我还有能力去利用这种自由吗？我还能相信我有获得一种名副其实的职业的能力吗？我的自我评价之取决于你的看法，远远基于取决于其他因素，如一次外在的成功。一次成功只是对一个瞬间的强化，没有其他作用，但另一方面，你的重量却越来越重地压下来。我曾以为我是永远通不过小学一年级学习的，但却成功了，我甚至得到了一笔奖学金；我想我必然通不过升中学的考试，但又成功了；我想这回我在中学一年级非被淘汰不可，不，我没有被淘汰，我仍然是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向前走。但由此产生的并不是信心，相反，我始终坚信（从你那拒绝的表情中我更得到了证明），我成功得越多，结局就越惨。我脑子里经常出现教师大会的场面（中学只是个最完整的例子，但对付我的形势在哪里都差不多），如果我通过了一年级，他们就在二年级集会；如果我通过了二年级，他们就在三年级集会；以此类推。他们开会的目的是审查这一奇怪的、骇人听闻的案例，探讨我这个最无能、至少最无知的人怎么竟会溜进了这个年级，由于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身上，这个年级当然会马上把我排除掉，从而使所有摆脱了这场噩梦的正义者弹冠相庆。——带着这种设想生活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不轻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会对上课感兴趣呢？谁又有能力在我心中激发出关心课堂的火花来呢？课堂使我感兴趣的情况（不仅仅是课堂，而是在这个关键性的年龄中我周围的一切）就像小小的正常的银行业务使一个侵吞公款的银行职员感兴趣的情况，他还在职，由于担心被发现而发抖，但还必须一如既往地处理银行业务。除头等大事之外，其他一切都显得那么渺小、遥远。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中学毕业考试，我真的是在一些地方耍了些手腕，才通过了它；然后这种情形停止了，我自由了。我本无选择职业的自由，我知道，在我面前，一切与头等大事相比都是无足轻重的了，就像中学里所有的教学素材在我心中的分量一样，主要的事情是：找一个在不太伤害我的虚荣心的情况下最能允许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存在的职业。那么法学是最顺理成章的。出于虚荣心和荒谬的希望而进行的一些小小的相反的尝试，比如两周的化学学习，半年的德语学习，它们只是加强了那种基本看法。于是我学起了法学。这意味着，在每次考试前的几个月内，我在神经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精神上靠吃食木粉度日，这种木粉在我之前已为千万张嘴巴咀嚼过。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吃得津津有味，在某种意义上正如以前的中学生活和以后的职员职业，因为这一切完全与我的处境相符。不管怎么说，我在此显示了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还是小孩子时，我已对学习和职业有了相当清楚的预感。在这方面我并不期待什么救星，对此我早就放弃了获救的希望。
但在我的婚姻的意义和可能性上，我却没有显示出任何先见之明；这场我一生中至今最大的灾祸几乎是完全出乎意外地突然降临在我的头上。孩提时的我是慢慢发育成长着的，外表上这些事情在我心中是完全被撇在一边的；当时根本看不出，这方面正酝酿着一场旷日持久的、事关重大的、甚至是最艰难困苦的考试。事实上结婚的图谋变成了最了不起的、最有希望的自救尝试，尝试是惊心动魄的，其失败当然也是惊心动魄的。
由于在这个地方我一切都失败了，所以我担心我也不能够把这些结婚意图解释清楚。然而我这封信的成败是取决于这方面的解释之成败的，因为，一方面在这些尝试中集中着我所能支配的所有正面力量，另一方面所有反面的力量也怒气冲冲地会聚在这里，也就是我描绘成你的教育的副产品的那些因素，如虚弱、缺乏自信、负罪意识，这些因素在我和结婚之间划出了一条警戒线。我之所以很难做出解释，是因为我在那么多日夜中反复深思，掂量一切，以致我现在看到的景象使我也觉得杂乱无序，无所适从了。只有你那照我看来对事情的全盘曲解使我的解释任务轻松了些？稍微纠正一下一种彻底的误解似乎并不算太难。
首先你把各次结婚的失败归纳在我其他方面的失败的系列之中；我对你这种看法本来并无异议，但前提是，你必须接受我迄今为止关于失败的解释。它确实属于这个系列，但这件事的意义你却低估了，你低估得如此之甚，以致当我们相互谈论时，其实说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我敢说，你一生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件事情，其对你的意义像结婚尝试对我的意义这么大。我并不是说，你没有经历过这样意义重大的事情，恰恰相反，你的生活比我的要丰富得多，操心得多，紧迫得多，但正因为如此，你身边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好比是有个人要走五级较低的台阶，而另一人只需走一级，但这一级至少对他来说同前面的五级加起来一样高；第一个人不仅将走上这五级，而且还将走上其他的几百级、几千级，他将度过的是伟大而紧张的一生，但他走过的台阶中没有一级像第二个人的那一级，高高的、竭尽全力也不可能走上去的那一级台阶有着那么大的意义，他走不上这一级，自然就谈不上继续行进了。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要来到的孩子，并在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最高境界。至于那么多人成功地完成了此事，并不足以引为反证，因为第一，事实上并没有许多人成功；其次，这些不太多的人并不是“做”出来的，而只不过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虽然还不是那种最高境界，但终究是非常伟大的，非常可敬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是很难黑白分明地加以区分的）。而且归根结底需要达到的也不是那种最高境界，而只需达到一种离之尚远的、但却是正当的接近状态；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上去，但应该爬到地球上一块纯净的地点，只需那里不时有太阳照耀，使人得到一些温暖即可。
我对此有何准备呢？准备之差到了极点。从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中已可看到这点。但只要是在对某一具体问题上有所直接准备或对普遍的基本条件有所直接创造的情况下，你表面上并未做很多干涉。其实也只能如此，因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普通血统的等级风俗、民族风俗和时代风俗。你在这些场合当然也插手了，但不多，因为这种干涉的前提只能是很强的相互信任，而我们俩之间很久以来就缺乏在关键时刻的这种信任了，我们不很愉快，因为我们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深深吸引我的事情一定是无法使你动心的，反之亦然；在你那里是无咎可指的事，在我这儿就是罪疚，反之亦然；在你那儿毫无后果的事情，对我来说也许就是我的棺材盖。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同你和母亲散步，走在今天的州银行附近的约瑟夫广场上时，我开始愚蠢地、大言不惭地、自视高明地、骄傲地、冷静地（这是不真实的）、冷漠地（这是真实的）、结结巴巴地——我同你说话时多半是这样的——谈起有趣的事来，责备你不让我知道，直到同学们发现并估计我处在很大的危险的边缘时，才由他们对我说（在此我以我的方式恬不知耻地撒了谎，意在表现得勇敢，因为由于我的胆小怕事，我对所谓“很大的危险”并无准确的了解），最后我却暗示说，所幸我现在已知道了一切，不再需要别人为我献策了，一切都很好了。重要的是，不管怎么说我至少是开始谈论这件事了，因为我认为至少谈谈此事很有意思，再就是出于好奇心，最后还有个因素，即想以某种方式为某件事向你报复。你的应付办法十分简捷，这是与你的素质相符合的，你仅仅大体上这么说，如果我想不担风险地进行这类事情，你也许可以为我出个主意。也许我正是想诱你做出这样的答复，它同我这个喂饱了肉和其他好东西、但肉体上无所作为的、永远与自己搏斗着的孩子的性欲是一拍即合的。可是这个答复却仍然严重地损伤了我外表的羞耻心，或者我认为我的羞耻心一定是遭到了伤害，以致我（尽管这是违背我的意愿的）再也无法同你谈这个问题了，以致我高尚而放肆地中断了这次谈话。
评价你当时的这个回答是不容易的，一方面它具有某种不言而喻的性质，某种原始性质；另一方面，就这教诲本身而言，从现代的角度看也是无可置疑的。我不记得当时我多大了，但肯定不会比十六岁大多少。对这么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毕竟是个很奇怪的答复，而我们俩之间的差距也在这里表现出来，这是我第一次从你那里获得的、直接的、牵涉到广泛的生活内容的教诲。其根本性质当时已经沉入我的心底，但很久以后才浮现在我的意识中，那就是：你为我出主意的那种事情在你看来，而且也在我当时看来，是世界上最肮脏的。至于你打算防止我在肉体上把这种污秽带回家去，这是次要的，你这样做无非是为了保护你，保护你的家。主要的是，你置身于你的建议之外，你是个丈夫，一个纯洁的男人，所处位置高出这类事情。这一点当时通过下面这个因素而更尖锐化了：我也觉得婚姻是可羞可耻的，所以我就不可能把我就婚姻听到的一般情况延伸到我的父母身上。这么一来，你就更纯洁，更高高在上了。要说你在结婚前也给自己出过类似的建议，我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么算下来，你身上就分明没有一丁半点尘世的污秽了。但你却用几句直截了当的话把我推到这种污秽中去，仿佛我命该如此。如果这个世界仅仅是由我和你组成的（这是个我几乎相信的假想），那么世界的纯洁就到你为止，而由于你出的主意，世界的污秽从我开始。你这样地看待我，这是无法解释的，只有旧的罪孽和你的极深的藐视才可能是原因所在。而这事又一次给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以打击，而且是沉重的。
这里也许最清楚地显示了我们俩的无辜。a给b一个坦率的、与他的人生观相符的、不太美的、但却是今天在城市里很有普遍意义的、也许能防止健康受损的建议。这个建议对于b在道德上没有多大鼓舞力量，但他难道就不能随着岁月的推移逐渐从这种损伤中摆脱出来吗？再说，他并不是非听从这个建议不可的，何况仅仅在这个建议中也看不到促使b的整个未来世界行将崩溃的因素。但事情偏偏还是这样发生了，原因仅仅在于：你是这个a，我是这个b。
这种双方的无辜我之所以能看得一目了然，是因为大约二十年后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之间又发生了一次类似的冲突，作为事实，它是可怕的，但就其本身而言，却是无害得多，因为，还有什么东西能给我这个三十六岁的人带来什么伤害呢？我指的是在我告诉你最后那次结婚意图后，我有几天心情紧张，在其中的一天，你对我发表了一通小小的言论。你大体上是这么对我说的：“她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今天。我不懂你是怎么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有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去。”你讲得更详细，更清楚，但我记不起细节了，也许当时我的眼前也有点模糊了，几乎是母亲使我更感兴趣些，她虽然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但还是从桌上拿起什么东西，并以此为借口走出了房间。
你几乎从来没有比这次用言语对我的侮辱更深的了，也从来没有更清楚地表示出你的蔑视。当你二十年前对我说类似的话时，从你的眼睛里甚至还看得出对一个早熟的城市青年的一点敬意，依你看来他可以被毫无周折地引导上生活之路。今天若从这个角度看，只能使轻蔑的程度显得更甚，但当时开始踏上征途的这个年轻人一开始就陷在那里动不了了，在你眼里，他今天没有增加丝毫经验，而只是减少了二十年年华。我为一个姑娘所作的决定在你看来毫无价值。你始终（无意识地）压制着我的决断力，现在却（无意识地）自以为知道它有多少价值了。你对我在其他方面所作的自救尝试一无所知，所以你对引导我进行这次结婚尝试的思路也就一点都不知道，于是你必须猜我的思路，从你对我的整体看法出发，猜测的结果便是最可恶的、最生硬的、最可笑的了。你毫不迟疑地以这种方式把它说出来。你这么做给我带来的耻辱，在你眼里是与我通过结婚会给你造成的耻辱不可比拟的。
你可以以我那些结婚尝试为依据来回答我，而且你已经这么做了。在我两次解除了与f的婚约，两次重新订约之后，在我把你和母亲白白地拽到柏林去参加订婚仪式和其他一些事情之后，你当然不能够十分尊重我的决定了。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却是怎么产生的呢？
两次结婚尝试的基本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建立一个家庭，获得独立。这个思想是为你所同情的，但它在实际上却出现了出乎意料的结果，就像那个儿童游戏，一个人抓着另一个人的手，甚至使劲压着，同时却喊着：“喂，走啊，走啊，你为什么不走呢？”当然，在我们的情况中，事情复杂化了，那句“走啊”你从来是发自内心的，但同样是从来如此的：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仅仅是由你的天性制约着，抓着我，或说得更准确些，把我压在下面。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次婚姻本来都会是理智的婚姻，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曾经日日夜夜地竭尽我的思维力量来考虑计划，第一次长达数年，第二次长达数月。
两位姑娘中谁也不曾使我失望，而是我使她们俩失望。我对她们的看法一如既往，今天仍同当初想要同她们结婚时一样。
也不能说，我进行第二次结婚尝试时忽视了第一次尝试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说变得掉以轻心了。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正是以前的经验在第二次尝试中（它比第一次更有希望）给了我希望。细节我在此就不加详述了。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越过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上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了，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的思想起着决定性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集恐惧、懦弱、自卑于一体的无所不在的压力。
我想进一步做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样我就会有个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这可真不啻为美妙的童话世界，但其中却大有可置疑之处。所获太多了，要获得这么多是不可能的。这就犹如有个人被囚禁了，他不仅怀着逃跑的意图（这也许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还要同时把这座监狱改建成一座避暑行宫。但如果他逃跑了，他就无法改建；如果他改建，他就无法逃跑。如果我想要在我所处的与你的关系中获得独立，我就必须做某种同你毫无关系的事情；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
但也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诱惑我去结婚。我之所以把我们之间可能产生的、你对其理解之深甚于任何现象的平等想得这般美妙，是因为那时我将成为一个自由的、知恩图报的、无罪的、正直的儿子，而你会成为一个毫不郁闷的、不粗暴的、有同情心的、心满意足的父亲。但要达此目的，就必须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抹去，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去。
以我们现在这种状况看，结婚算是与我无缘了，它正是你最堪称独领风骚的领域。有时我突发奇想，觉得在打开的世界地图上，你正四脚八叉地躺着。于是我感到，只有那些你的肢体未曾盖住或尚够不到的地方才是我的生活可以插入的空地。根据我对你魁梧身材的遮盖面的设想，留给我的地方是不多的，那些有限的地方也不是很令人鼓舞的，尤其是婚姻并不在其中。
仅这个比较就足以证明，我绝不是认为你通过你的例子把我从婚姻领域驱逐出去，就像从商店中驱逐出去一样。尽管情况从很多方面看确实像是这么回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从你们的婚姻中看到的是一场在许多方面堪称楷模的婚姻，在忠诚、互助、儿女数量这些方面都堪称楷模。甚至在儿女们长大成人并不断破坏和平宁静之后，这场婚姻仍不为所动，依然如故。我对婚姻所抱的崇高概念也许正是由这一例证引出的；至于对结婚的要求会使我晕眩，是有其他原因的。这些原因存在于你同孩子们的关系之中，这封信从头到尾谈的就是这种关系。
有一种看法认为，对结婚的恐惧心理有时是这么来的：人们害怕自己对父母犯下的罪过，将来会由子女来施还在自己身上。这种看法对我的案例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我的负罪意识本是由你而来，充满了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是这种意识折磨人的本质的一部分，重复它是不可想象的，无论如何我必须承认，如果我有这么一个愚蠢、迟钝、乏味、堕落的儿子，我会受不了的，假如没有别的办法，我会逃走，迁居，就像你在我一旦结婚后想做的那样。你这种想法也参与影响了、促成了我的无能力结婚现象。
这方面重要得多的是我为自己而生的恐惧。这点可以这样理解：我已经说过，我通过写作和与此有关的事情做了些小小的独立尝试、逃亡尝试，获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但这些尝试将无所进展，许多事情已经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守护它，不让任何我能挡得住的危险，甚至不让任何产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接近它，乃是我的义务，或不如说是我全部生命的寄托。婚姻就是这么一种危险，当然也可能是最大的促进，但对我来说，它可能是一种危险这一点便够了。如果它真的成为一种危险，我该怎么办呢？我又怎么能够怀着对这种危险的也许无法证实的、但却也是无法反驳的感觉继续过这种婚姻生活呢？虽说在这种感觉面前我可以犹豫三思，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疑的，我必须放弃。关于手上的麻雀和屋顶上的鸽子的比较用在这里并不很贴切。我手中一无所有，而屋顶上应有尽有，而我必须（这是斗争形势和生活欲望所决定的）这样一无所有。我在职业选择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结婚障碍是那已无法消除的信念：对于赡养家室乃至照管家室来说，我在你身上看到的品质缺一不可，各方面的无一例外，好的和坏的，就像它们有机地在你身上组合成的那样——强有力和对他人的嘲弄、健康和一定程度的无所节制、说话天才和知识欠缺、自信和对其他任何人的不满、高于世俗和专制粗暴、识人经验和对大多数人的不信任，再就是一些没有任何反面作用的优点，如勤奋、韧性、专注、无所畏惧。相比之下，所有这些品质我都没有，或只有很少一点，凭这么一点我就想要结婚吗？何况我看到，即使是你，也必须在婚姻生活中艰苦搏斗，在孩子们面前甚至落于失败的境地，不是吗？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曾明确地想过，因而也不曾明确地答复过，否则寻常的思索便可使它迎刃而解，并使我看到别的男人，他们与你不同（就近即可举个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为例：里查德叔叔），但却也结了婚，并至少没有因此而崩溃，仅这些就相当说明问题了，对我来说正是完全足够了。但我并未提出那个问题，而是从小经历着它。我并不是遇到婚姻关系才检验自己，而是每逢一件小事都检验一下；在每件小事面前你都以你的榜样和你的教育（这我已试着描述过）使我充分认识我的无能，在每件小事上符合实情的并证明你有理的，自然在最大的事上——亦即婚姻——更是极其符合实情的。在进行结婚尝试之前，我是像个商人一般成长起来的，这个商人虽然怀着忧虑和恶兆预感，但从不做细账，糊里糊涂地过着日子。他偶然有些小赢利，但由于这是罕见的，他在想象中不断对这些赢利百般爱抚、沾沾自喜，越想越多；但除此之外，他每天却不断地亏着血本。一笔一笔都记在了账上，但从不结算。现在可到了非结算不可的关头了，这个关头就是结婚尝试。这里需要计算的数目十分巨大，以致简直连一点儿有过赢利的迹象都看不出来，一切汇成了一笔大亏损。现在要是结婚，那不是非发疯不可了吗！
我至今与你共同度过的生活大致讲完了，这种生活的未来前景如何呢？
你若注意看一下我对你畏惧的根由，你就会回答说：“你声称，我简单地以你的罪责来解释我与你的关系，那是图省事，但我认为，尽管你表面上花了很大力气，但实际上并不很费劲，这事例反而使你大为得益。首先你也拒不承认负有任何罪过和责任，在这方面我们的做法是一样的。我那样坦率地、一如心中所想地认定你单独负有全部罪责，而同时你却打算表现得‘特别聪明’和‘特别温柔’，并宣布我也是无罪的。当然后面那点你只是似乎做到了（你的意图也不外于此），而在品质和天性、对立和绝望这些方面尽管有种种‘说法’，但字里行间却透出这么一层意思——我是进攻者，而你干的一切都是自卫。现在你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已经够多的了，因为你证实了三点，第一，你是无罪的；第二，我是有罪的；第三，你纯粹出于慷慨胸怀，不仅要原谅我，而且多多少少还想证明，并且想要使自己相信，我也是无辜的（当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些于你本来应该够了，但却还不够。你满脑子塞着的是完全依靠我生活的想法。我承认，我们在相互斗争，但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政，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这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你在生活上是不能干的；但为了把这一点解释得舒服、无须忧虑、无须自责，你证明是我夺去了你的所有生活本事，并塞进了你的口袋里。你对你在生活上不能干又何必担心呢？反正我有责任，你尽管放松四肢，无论肉体上还是精神上，任我拽着穿过生命之河。一个例子，当你最近想要结婚时，你同时不想结婚（这点你已在信中承认），但为了不多花自己的精力，却希望我帮助你结不了婚，也就是说，使我认识到这一结合将给予我的姓氏以‘耻辱’，因而禁止你们结婚。但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想。首先，我在这方面永远不想成为‘阻止你获得幸福’的绊脚石；其次，我绝不愿听到我的孩子对我发出那样的指责。我克制了自己，给你以做出婚姻决定的自由，但这么做对我又产生了什么益处呢？一点都没有。反感，我对这场婚事的反感也许阻止不了它，而且反而成为促使你娶那位姑娘的因素，因为这么一来，‘逃亡尝试’（你是这么表达的）将是万事俱备了。而我即使允许你结婚，也无法阻止你的指责，因为你在此证实，无论如何我都对你的结不成婚负有责任。但实际上你在这方面，以及其他诸方面，对我来说什么也未曾证明，只证明了我的所有指责都是对的，这些指责中还缺少一个特别合乎情理的指责，即说你不正直、阿谀逢迎、寄生的指责。我想不至于搞错，即使这封信也是你靠我过寄生生活的一个明证。”
我的回答是，首先，这一大段插话（一部分是反对你的）并不真是你说的，而是我写的。你对别人的不信任还没这么严重，还不像我的自我不信任那么严重，我的自我不信任是在你的教育下养成的。我不否认这段插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也为表明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作出了一些新的贡献。在现实中，事物间的关系当然不会像我的信中所证明的那样，生活并非仅仅是磨砺耐心的游戏；但这段插话对此做了一些矫正，这一矫正我既不能、也不愿详加阐释了，我认为通过这一矫正，情况已表达得非常接近事实了，使我们俩都能得到一些安慰，使我们的生与死都变得轻松起来。
弗兰茨
3卡夫卡生平和创作年表
1883年 7月3日，生于布拉格（当时的奥匈帝国领地波希米亚王国首都）。父母均为犹太血统，经营妇女用品批发商店。三个妹妹分别叫艾莉（1889年生）、瓦莉（1890年生）和奥特拉（1892年生）。三姐妹后来均死于法西斯集中营。卡夫卡最喜欢他的三妹。
1889—1893年 就读于肉市附近的大众小学。成绩很好，亦肯听话。
1893—1901年 就读于公立德语高级文科中学。末期开始接触斯宾诺莎、达尔文、尼采、赫贝尔（19世纪德国戏剧家）等人著作。爱好文学，与鲁道夫·伊洛韦、奥斯卡·波拉克结交（后者后来成为美术史家，一战中死于战场）。
1901—1906年 就读于布拉格德语大学，前两学期学习日耳曼语文学，后转学法律。1902年暑期去里波赫和特里施，在舅舅乡村医生西格弗里德家度假。开始结识终生挚友马克斯·布罗德。阅读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弗兰茨·布伦塔诺的著作，参加“卢浮尔社”活动。
1903年 热心于写作，写诗和小说，寄给波拉克，但均未留下。7月，通过法制史的国家考试。
1904年 与波拉克友谊结束，而与布罗德关系日益密切。爱读歌德、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写作上受霍夫曼斯塔尔启发。1904—1905年，写成第一批作品，题为《一次战斗纪实》。定期与奥斯卡·鲍姆、马克斯·布罗德和费利克斯·维尔奇聚会。1905—1906年，在楚克曼特尔过暑假。
1906年 获“法学博士”学位，自10月起在布拉格法院“法律实习”一年。写出后来收入《观察》的短篇故事《拒绝》等。
1907年 由舅舅推荐进通用保险公司临时供职。写出《乡村婚礼筹备》（一译《乡村婚事》）以及后来《观察》中的某些篇目。家庭住址由采特纳尔街迁至尼克拉斯大街。
1908年 7月起，进劳工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就职（直到1922年7月因病被迫提前退休）。先后在双月杂志《许培里昂》上发表后来收入《观察》的八篇作品。
1909年 与马克斯·布罗德和奥托·勃罗德赴里瓦（意大利一小城）度假。在布雷齐亚观赏飞机试飞，并写成一篇散文《布雷齐亚观飞机》，9月底，在《波希米亚》上发表。
1910年 又在《波希米亚》杂志发表五个短篇小说。5月起，开始记日记，一直坚持到1923年。开始与犹太伊地语剧团来往。参加“凡塔”社。
1911年 出差波希米亚的弗里德州和爱兴贝格。8月，与马克斯·布罗德赴上意大利湖滨度假，并游览巴黎、苏黎世等地。10月，犹太伊地语剧团再次演出于布拉格，与该团演员依恰克·略韦结为友好，不顾父亲反对，屡屡迎至家中款待。又写出后来收入《观察》的几篇作品。
1912年 年初写《失踪者》（又名《美国》）头几章初稿。7月，与布罗德一起去德国历史文化名城、歌德与席勒故地魏玛旅游，而后去哈茨山的天然疗养胜地容波恩。8月，辑成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观察》（于12月出版）。同月13日，在布罗德家中认识费莉丝·鲍尔小姐。同月20日给她写了第一封情书。两天后一个通宵写出了第一个短篇名作《判决》，作为给费莉丝的献礼。从9月至翌年1月，完成了《失踪者》头七章。10月起，开始与费莉丝频繁书信来往。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写出又一名篇《变形记》。12月，首次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公开朗诵会，朗诵了自己的新作《判决》。
1913年 复活节期间去柏林与费莉丝会面。4月，去特洛亚做园艺工作。5月间，第二次去柏林，出版《司炉》（《失踪者》第一章），在布罗德编辑的《阿卡迪亚》年鉴上发表《判决》。6月，向费莉丝求婚。9月，去维也纳、威尼斯、里瓦。写《瑞士女人》。
1914年 复活节去柏林。6月1日，在柏林与费莉丝订婚。7月21日，解除婚约，去波罗的海旅游。同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初，动笔写《诉讼》（一译《审判》），在比莱克街为自己租了一个房间。10月，写出短篇小说《在流放地》（一译《在流放地》），写出《失踪者》的最后一章《俄克拉荷马的露天剧场》。年底，完成《乡村教师》（又名《巨鼹》）、《梦》等短篇作品。与格蕾特·勃洛赫女士相识。
1915年 1月，与费莉丝再度见面。2月起，写作《布鲁姆费尔德，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3月，移居长街。赴匈牙利旅行。10月，获冯塔纳奖（由卡尔·施泰恩海姆授予）；在德国表现主义月刊《白色书页》上刊出《变形记》，并于次年由莱比锡的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1916年 为头痛和失眠所苦，于5月份获得三个星期疗养假，与费莉丝一同去波希米亚疗养胜地玛丽恩巴德度假。9月底，《判决》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1月，第二次参加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公开朗诵会，朗诵《在流放地》。11月底，移居阿尔希密斯腾街。致力于写《乡村医生》以及后来收入同名集子中的某些篇章，如《在剧院顶层楼座》、《视察矿山》、《最近的村庄》、《十一个儿子》、《杀兄》等。
1917年 除写出《乡村医生》集中的另一些短篇如《新律师》、《家长的忧虑》、《豺狗和阿拉伯人》、《致某科学院的报告》等外，还写了《猎手格拉胡斯》、《中国长城建造时》、《桥》、《邻居》、《叩击庄园大门》等。从这年初至下一年上半年，写了八本所谓“八开本笔记本”，其中包括大量的短小的小说、随笔、杂感、格言等。此外，3月，搬至逊伯伦宫居住。7月，与费莉丝第二次订婚。9月，确诊为肺结核，迁居屈劳与三妹奥特拉在一起。12月，又与费莉丝解除婚约。
1918年 在屈劳。夏天回布拉格。去鲁姆堡。9月，去图尔璃。10月底，捷克共和国独立。11月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本月起因重感冒难愈，去雪莱森疗养，在那里认识了尤利叶·沃里采克。
1919年 继续在雪莱森。春天起重回布拉格。5月，《在流放地》出版。夏天与尤利叶订婚。9月，《乡村医生》与《在流放地》一样亦由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出版。11月，与尤利叶结婚的打算遭父亲反对；又去雪莱森。撰写《致父亲的信》。结识闵策·f。
1920年 写箴言式的内心独白《他》。结识后来成为《卡夫卡谈话录》作者的古斯塔夫·雅诺施。自4月起去梅兰疗养。开始与他的作品（《司炉》）的捷克文译者密伦娜·耶申斯卡通信，很快进入热恋。6月29日，从梅兰回布拉格途经维也纳，与密伦娜共度四日。随后与尤利叶·沃里采克解除婚约。《乡村医生》出版。夏、秋在布拉格。写出多篇短小作品，如《城徽》、《海神波塞冬》、《集体》、《夜》、《拒绝》、《关于法律问题》、《考试》、《征兵》、《兀鹰》、《舵手》、《小寓言》、《陀螺》、《回家》等，生前均未发表。12月起在玛特里亚莱（塔特拉）写信与密伦娜分手。与医学院学生、犹太人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结识，后成为好友。
1921年 在玛特里亚莱。秋天又回布拉格。写出《起程》、《代言人》、《最初的忧伤》等短篇作品。
1922年 2月，在施宾德勒缪勒疗养。接着回布拉格。7月1日，退休。6月底至9月中旬，住在普拉那三妹家（在波希米亚森林附近）。1月至9月，写《城堡》，其间，春天写出《饥饿艺术家》，夏天写出《一条狗的研究》。12月，写出《夫妇》、《算了吧》、《论譬喻》等短小作品。
1923年 在布拉格。6月，赴位于波罗的海海滨的缪里茨疗养。7月，与多拉·迪曼特小姐结识。接着去雪莱森三妹家。9月，由布拉格赴柏林，与多拉生活在一起。10月，写成《小妇人》。冬季写作《地洞》。
1924年 健康状况恶化。3月，回布拉格。写出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似的听众》。4月，维也纳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喉结核。随后由多拉和克洛普施托克陪同住进维也纳市郊的基尔林疗养院。5月，写信给多拉父亲，要求娶其女儿为妻，遭拒绝。在病榻上逐字逐句校完短篇集《饥饿艺术家》的清样，泪流满面。6月3日，心脏停止跳动。6月11日，安葬于布拉格犹太人公墓。不久，最后一个短篇集《饥饿艺术家》出版。
1925年 长篇小说《诉讼》出版。
1926年 长篇小说《城堡》出版。
1927年 长篇小说《失踪者》出版。（以上三部长篇小说均由马克斯·布罗德一一整理出版。）
1931年 由布罗德整理编纂的遗稿集《中国长城建造时》出版。
1934年 由布罗德整理编纂的遗稿集《在法的大门前》出版。
1935—1937年 马克斯·布罗德第一次编纂的《卡夫卡全集》六卷本出版。
1950—1958年 马克斯·布罗德第二次编纂的《卡夫卡全集》九卷本出版。
[1] 加布里埃尔·德·阿农齐奥（gabrieled annuzio，1863—1938），意大利作家、政治家。
[2] 这是卡夫卡于1919年11月写给父亲的一封超级长信，实际上是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一篇向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宣战的檄文。其观点鲜明，文笔犀利，具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卡夫卡曾托母亲转交此信，但母亲阅后恐得罪父亲，退还给了他。
[3] 这一年（1919年）卡夫卡曾和一位名叫尤利叶·沃里切克的姑娘热恋过一阵，同年秋天卡夫卡打算与她结婚，但因女方出身低微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终于告吹。
[4] 卡夫卡的母亲原姓略韦。母亲出身富有的、有知识的家族，而父亲出身贫穷的劳动家族。
[5] 卡夫卡的妹妹艾莉的儿子。
[6] 培帕，卡夫卡的一个亲戚。
[7] 这句谚语是：“和狗一起睡觉的人总是满身跳蚤。”
[8] 德语中第三人称an（人们、人等）这个代词有时也可以用于第一人称，这以下几个“人家”都指卡夫卡自己。
[9] 卡夫卡的小妹妹接受了一份在屈劳的田产，并在那里经营。卡夫卡曾一度住在那里养病。
[10] 艾莉与卡尔·赫尔曼结婚后，生有两个孩子：菲利克斯和盖尔提。
[11] 犹太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