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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如水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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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

“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

“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

“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

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糨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

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十一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x x x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头看了但什么也没看见,那天月光昏暗。第二天听说夜里有人跳楼身亡。太阳大楼的居民围着楼下一摊血渍惊慌失措,我手脚冰凉,我想我怎么没看见那个人,事发时我就在楼顶平台上,却没看见那个人。

自杀者把一只彩色风车插在水泥裂缝里后跳了楼,我看见那只风车就想起人的身体在空中自由坠落的情景。人们说那是一个美丽的女孩,穿着白衣白裙,长发遮住了半边脸。一九八六年夏季在恍惚中过去。我渐渐怀疑那是我所热恋的女孩。我怀疑,别人也这样怀疑,怀疑我把女孩从楼顶平台上推下去了。

这几乎是一个神秘的命题,我从来不告诉你楼顶平台上的事。每当月光明净的时侯,我夹着一本书在月光下阅读,现在读的书是约翰·韦恩的《打死父亲》,告诉你书名不要紧,反正你找不到这本可怕的书。

关于雷鸟

我马上就要写到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了。主人公不是我,是一个叫雷鸟的家伙。雷鸟是一个三流诗人,就是被我爷爷称为拉文化屎的人。

雷鸟在一九八七年失踪了。纵观他的历史你可以说那是一只臭名昭著的坏蛋。认识他的人有一半要找他算账(包括我在内),但是我们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在某个陌生的城市街道看见雷鸟,请一定帮助我们把他揪住。

雷鸟的外貌特征如下:

一、刀把型脸。嘴唇发黑。眼睛小而亮。留艺术型胡子。身高一米八〇左右。

二、穿黑色西装,结斜条纹领带,携带一只人造革公文包。

三、神情恍惚,神情很恍惚。

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很早就认识雷鸟,我们这里的交际圈有点像多米诺骨牌,谁先一动,数不清的人就全部动起来,一个撞一个,撞到后来你会在街上碰到一些陌生人对你说,你好。你停住脚对他说,最近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出去旅游,发表新作了吗?但你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后来我走到街上就会觉得我认识世界上一大半人口。雷鸟就属于这种情况。那还是我刚刚搬进太阳大楼时,有一天傍晚,听见有人敲门,我问是谁?门外的人说开了门就知道了。我打开门,看见一个风尘仆仆夹着公文包的人斜倚在墙上,他把一只手伸给我,我握了握他的手却没有想起他是谁。

“雷鸟,诗人。”他闯进来自我介绍。

“雷鸟,你好。”我说,“坐吧,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我们在马丘家见过的。”他坐下来把公文包扔到我床上。

“马丘。”我说。我连马丘也想不起来是谁。

“马丘去了美国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才从深圳回来,昨天下的飞机。”

“听说了,你是去旅游观光的。”

“不,我在那里做生意,我跟小田合伙开了个小公司。”

“哪个小田?”

“田副省长的儿子呀,我们公司专门与外商洽谈生意,成交额很高。”

“谈汽车还是聚乙烯?”

“不。”他突然大笑起来,”“谈乳罩和所有妇女用品。”

“这生意不错。”我也笑了。这时候我发现他确实面熟,但不清楚是不是在马丘牛丘还是猪丘家认识的。对于我来说这无关紧要。然后我看见他的眼睛亮了一下,说:

“我肚子饿了。饿得咕咕叫。”

“那就吃方便面,再看看有没有鸡蛋?”

“什么都行,我不讲究吃。”他耸耸肩。

那是一九八六年秋季的一天,夜里雷鸟要求留宿。我看见他把黑西装脱下,认真地叠好搭在椅子上,然后倒在地铺上就睡去了。我注意到他睡觉姿势很怪,是俯卧着的手脚朝四处摊开,好像一个不幸的坠楼者。当时我无法预知雷鸟后来的事,只是认为人不应该采取这种艰难的姿势睡觉。我要是个能预知后来的哲人,当时就应该把雷鸟卷起来扔到窗外,免得后来他把我的两千元钱借去然后一去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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