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养蜂人（1/2）

一个微雪的傍晚，我由东向西从火车站进入这个城市，走在西区空寂的街道上。我披着一件土黄色底角结满油垢的军大衣，我肩背桶形帆布包对这个城市东张西望。街灯在五点三十分骤然一闪，房屋与树木呈现出浑黄的轮廓。我看见地上的雪是薄绒般的一层，我的脚印紊乱地印在上面，朝城市的中心浮游过去，就像一条鱼。

我头一次见到了环形路口。人们骑着自行车或者坐在电车上朝四个方向经过组成一种陌生的生活规则。我绕着西区著名的环形路口走了一圈。我看见了巨大的花坛和美丽的雕塑耸立在路中心，矜持而静穆。喷泉在雪中溅出淡色水雾，冬青树蓊郁繁盛。你没有来过这里所以你来了这里。我听见一个蜂鸣似的声音在对我说，紧接着我低头发现了一只旧鞋子，是一只七十年代初流行的解放鞋，它大模大样然而又是孤零零地躺在环形路口上，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后决定把这当作城市的第一个奇怪现象来研究。

大约是七点钟左右我走过西区到达了霓虹灯笼罩的东区。我找到了百子街上的和平旅社，它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基本一致：四层楼房开满了乳黄色的窗户，每个窗户都代表一个房间两张软床一个写字台两张沙发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两只搪瓷脸盆。旅馆大门是四扇一排镶有大玻璃的，正面贴着“拉”字反面贴着“推”字。如果走进去你会经过服务台一个织毛衣或者看小说的姑娘，走过水磨石楼梯和幽暗的长廊，走过一间盥洗室和公用厕所时闻见一股微量盐酸水的气味。情况就是这样，和平旅社和我住过的所有旅馆情况基本一致。

我站在台阶上把养蜂人给我的路线图又看了一遍，然后掸掉了军大衣上凝结的雪珠子。有人从百子街上走过，看着我推开了和平旅社的玻璃大门。这是一九八六年的冬天，一个微雪的夜晚。

我在等待养蜂人归来。

我不知道养蜂人什么时候归来。

寻找养蜂人对于我愈来愈显难堪，因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我只能跟和平旅社的人一遍遍描述养蜂人的外貌特征：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那个养蜂人你认识吗？

奇怪的是和平旅社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认识养蜂人。他们说养蜂人都住野外，住在帐篷里，养蜂人怎么会跑到城里来住旅馆？那么他会不会是百子街的居民他家会不会就在百子街上呢？他们说那不太可能，百子街是商业区，这里没有一户居民。你找养蜂人干什么？你到这里来干什么？谈话到这儿出了毛病，后来被询人大都变成了主角，他们耐心地打探我的底细，这让我很窘迫。三年来我经历了八个大城市的城市生活，但我从来不告诉人们我到处居留的目的。事实上我也不宜告诉他们，我只是一个无所事事心怀奇想的大学肄业生，我不愿回到我生长的那个烦闷无聊的小镇上去，却深深地为九大都市的生活所迷恋。我其实是想当一个城市学家，想写一部名叫中国大都市调查的长篇巨著，但我目前还不知道有没有城市学这门科学。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特殊人物。而养蜂人是我沿途遇到的另一名特殊人物。就这么回事。

走过了那么多城市。我已经记不起为什么会去泥江那个无名的小城的。火车经过泥江的时候，我好像从车窗玻璃上看见了一片绮丽神秘的紫色，那块车窗玻璃突然变得辉煌夺目，火车上的女孩惊喜地叫起来。我凑到窗前，看见泥江站四周是无边无垠的紫云英地，紫云英的花朵在风中如同海潮划出弧形波浪，阳光西斜时的折射把泥江染成一片紫茵茵的色彩，火车上的窗玻璃就是这样幻变成紫色玻璃的。我回忆了一下，我好像就是这样中途跳下火车，来到泥江的。我只在那里逗留了一天。泥江的街道房屋和方位格局与我的家乡小城是那么相似，我习惯地产生了逃避的想法。泥江人的相貌也像我父亲和母亲一样，古板而保守，我走在那些古老弯曲的街巷里时就像走在家乡石板路上一样，心情沉重压抑。我不得不走。但第二天早晨我从小旅店往车站走时突然迷路了。那是一次奇特的体验，我明明看见火车站像一座孤岛浮在紫云英地里，走着走着，孤岛却消失了。我走到了紫云英花浪深处，看见一顶旧帐篷歪歪斜斜地搭在田里，小路被无数长方形的蜂箱堵塞了。蜜蜂嘤嘤满天飞舞，空气中突然涌来一股又黏又潮的甜味儿。我惊异地发现自己闯入了蜂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蜂场，就是那天我遇见了养蜂人。

从帐篷里钻出来的那个人就是养蜂人。

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的那个养蜂人。

设想一下我当时孤寂无援的心情，你会理解我在蜂箱边与养蜂人的野地长谈。他把一罐淡黄色的新鲜蜂蜜放在我面前，然后盘腿坐在地上，说：“去哪儿，小兄弟？”

“不知道，还没决定。”

“你是一个大学生。”

“不是。让他们撵出来了。”

“犯了什么错？睡了女同学吗？”

“我不喜欢上课。”提到这个话题我就不乐意，我皱了皱眉头，“我不喜欢回忆过去。我从来不想当大学生。”

“告诉我你去南津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喜欢去南津你管得着吗？”

“嗤——哈哈。”他突然狂笑起来，一边摇着头说，“喜欢去南津，我不知道还会有人喜欢去南津，这真是出鬼啦！”

我看着他狂笑的模样，一刹那间我想起了家乡小城中患精神抑郁症的大哥。他偶尔笑起来也是这样毫无节制，碎石般带有强烈的破坏性。所不同的是养蜂人身上有一种古怪的超人气息，它不让我惧怕反而让我敬畏，我羞于承认的事实是我已经被养蜂人深深地迷惑。我捧起那个装满蜂蜜的午餐肉罐头盒，尝了一口新鲜蜂蜜。蜜很浓很甜，还有一股清冽的草根味。我敢说那是我喝到过的最美妙的食物。现在回忆起来我想跟随养蜂人去养蜂的念头可能就是那个瞬间诞生的。那个早晨泥江的薄雾散得很快，太阳照在紫云英地里又蒸起若有若无的绛紫色水气，眼前闪过无数春天的自然光环。我看见了成群结队采蜜的蜜蜂自由地飞翔，不思归窠，它们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着荧光。你想象不出我的心情是多么复杂多么空旷。你无法理解我既讨厌乡村又常被乡野景色所感动的矛盾。

“我去南津做调查。我已经调查了八大城市。”我向养蜂人吐露了我的秘密，“没有谁让我干这事，我自己喜欢。”

“调查城市。”他的灰黄色的细长眼睛盯着我，忽然拍了拍大腿，“小兄弟这主意不错。你去过南津吗？”

“没有。但我喜欢南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南津是只大蜂箱。”他的让人捉摸不定的笑意又浮现在脸上，他说，“我知道南津的所有秘密。”

“告诉我一些。”

“那不行。你要去，去住上半年做你的调查。我什么都不能告诉你。”他说着突然想起什么，侧过身子将手伸进帐篷摸索着什么。我看见他取出来的是一张揉皱了的《南津晚报》和一支廉价圆珠笔。他将报纸撕下一块铺在膝盖上，用圆珠笔写着什么。我听见他在说，“百子街。和平旅社。从火车站步行，经过西区到东区。”

“你在画什么？”

“地图。你到了南津去百子街的和平旅社。在那里等我。我过了这季花期就要南下路过南津。在和平旅社等我。”

“你来帮我调查城市吗？”

“不。我来收你做我的徒弟。”他把那片破报纸塞到我手中，拍拍我的脑袋，“你不是想跟我去养蜂吗？”

“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养蜂？”

“怎么不知道？你做完了想做的事就只有养蜂了，这是规律。”

好像就是这样。我与那个养蜂人就是这样在泥江城外的紫云英地里相遇的。我有时候怀疑养蜂人的存在，其原因来自我思维的恍惚和动荡，我经常把虚幻视为真实，也经常把一些特殊的经历当作某个梦境。在百子街的和平旅社居住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找出那一角《南津晚报》看，养蜂人的蝌蚪似的字迹实实在在留在报纸边角上。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那个养蜂人也是真的。我在等待养蜂人到来的时问里几乎背熟了那一角报纸上残留的每一条新闻。

……取得相应的报酬，赔偿因被剽窃所造成的损失的要求不予支持。

（朱文民）

本报讯：昨日下午西区龙山高层住宅施工区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因承建施工单位未设防护网，三块红砖由二十米高空坠落，一过路男人被砸，头部重创，送医院不治而死。

本市发现一例艾滋病毒感染者

本报讯：长江医院于上月二十七日收治了一位免疫系统疑难病症患者，据专家会诊检查结果，患者有可能感染了国内尚属罕见的爱滋病毒。该患者自述曾去美国探亲旅游，但无不良性行为。有关部门正在查找其具体……

当我挤在公共汽车上肥硕的妇女和干瘦的男人之间，我总是拼命往窗边挤。车厢里弥漫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包括他们的体臭口臭汗臭烟丝臭和化妆了的女人脸上美容霜的怪味，当然还有促使我头晕的汽油味。我发誓如果我有一颗原子弹我将把所有的公共汽车绑成一串，全部炸碎它们，我将给每一个城市人发放一架飞翔器作为交通工具。但这显然办不到。我挤在窗边凝望城市的街道房屋和人群，听到了地球吱扭扭转动的轻微声音。一切事物都在吱扭扭转动，但他们感觉不到，能感觉到的人一般来说都是天才或者都是疯子。

在三路环城车上我看见过一个远房亲戚。车过中央路的时候我一眼看见了他，他的吊在肩上的蓝涤卡中山装和人造革枕形旅行包在人群里特别醒目。我看见他把两只旅行包一前一后系好搭在肩上，站在中央商场门口朝橱窗里东张西望。橱窗里不过站了几个光着大腿的塑料模特儿。我不知道那有什么稀奇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在茶馆好好烧他的老虎灶非要跑到中央商场来丢人现眼。我注意了一下他的鞋子，他穿的是黑皮鞋，但我还是马上联想到了那天在西区环形路口看见的一只解放鞋。这很奇怪。

我的家乡小镇也在这个地球上，也在无聊地吱扭扭转动。另外它还像一道掌纹刻在我手心上。我有时候摊开手掌，就看见了那个呆头呆脑的小镇。我的父亲他不知道他在地球上跟着地球在无聊地转动。他在一家从前叫做来家染坊的印布厂干活，每天昏昏沉沉地搅拌一缸靛蓝水。他摊开手掌只有两件事，一是揉捏我母亲干瘪的乳房，二是揍我的屁股。但自从我逃离了小镇，他的第二件事就干不成了。对于小镇生活的记忆，淡如一阵青烟，你挥挥手青烟便散尽了。当我在夜晚饥饿难忍的时候，我回忆起从前站在门槛上吃梅饼的情景。梅饼多么好吃，又酸又甜又清脆，那是我对于家乡小镇的唯一牵挂了。你在大城市里见不到梅饼，你跟他们描述半天他们也弄不懂梅饼是一件什么东西。

我坐上三路环城车到呼家街下。那儿有一位我在大学里认识的老客先生。他很有钱。我搞不清楚他的钱是怎么来的，老客说你可以经常到我这儿来蹭饭，我就经常在晚饭前赶到呼家街去。你作为一个穷光蛋就得习惯蹭饭。老客每天下午六点钟到家。六点钟之前他不在家也不在那个叫科技信息中心的单位里，你不知道他整天在干些什么。我问起时，老客说：“还能干什么？捞钱！”我说怎么捞？老客说：“还能到水里捞？做生意！”我又问做什么生意？老客就火了，“你吃你的饭，别什么都问。”我觉得老客现在明显是财大气粗了，想想那时候他站在排球场的裁判台上作演讲竞选学生会主席我还给他鼓红了巴掌，那时候老客是多么温和可信多么受人爱戴啊！

有一天老客在饭桌上盯了我半天，郑重其事地说：“你多好，看着你我就想起我的青春时光。”我说不出话，我对老客这种老白菜梗子态度敢怒不敢言。但是老客的眼圈渐渐红了，这让我莫名其妙。老客在他的鞋帮子里掏来掏去，掏出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外国女人，眼睛像铜铃一样大，鼻子像三角铁一样巍然耸立。老客说：“她怎么样？”我说：“龇牙咧嘴，但挺威武的。”老客说：“她是美国加州人。”我说：“你们在搞情况吗？”老客的眼光忽然变呆滞了，他的喉咙深处咕噜响了一下，说：“我要到美国去。”

“我要到美国去。”我走过的九座城市中到处听见这个声音。那些人，精明强干刁钻促狭老实本分呆若木鸡的人都要到美国去。这让我惊诧不已，因为我背熟了京广线陇海线津沪线，那些铁路无法通到美国去。我想世界也许已经脱离地球在疯狂运转了。而我的所谓城市调查在这种运转过程中显得渺小可笑。他们说你去美国不会比去拉萨艰难多少。问题是要花力气，你冬天去北海公园溜冰还要排队买票呢。在九座城市里我侦察了九个出国申请机构，九个机构的门口排着九曲人阵，他们都裹紧了大衣头巾挤在那里。我在盘算我什么时候会排进去，会不会排进去。看见那种长阵我就饥肠辘辘，我想起在大学时节日加餐的排队队伍也是那么长，两种队伍有没有区别只有天知道。

我与老客的膳食关系未能长久地维持下去，想到最后一次见面我就面红耳赤。我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简单地说有一天我去呼家街蹭饭时碰到了一件怪事。我敲门，老客磨蹭了半天才出来开门。他脸色灰白，光着身子用手遮护着游泳裤头。我说：“你在睡觉？你没做饭？”老客一声不吭把我拉进门，然后凑到我耳朵边说：“你来得正好，我招架不住了。”我说：“你说什么？”他怪笑了一声，抓住我往房间里拽，“帮帮我忙，到床上去。”房间门开着，铺在地上的席梦思床凌乱不堪，我看见被窝外露出一个披满棕色鬈发的大脑袋。我的脸一下子灼烧起来望着老客。老客湿漉漉的手紧抓着我不放，他说：“帮帮我，一起收拾这条骚母狗。”我终于明白了，我的该死的心脏跳得像拨浪鼓一样。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我抽出手就回身，我骂了一句：“老客你他妈的——”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骂老客这混蛋。老客追着我说：“这有什么？美国人都这么干。”我一边开门一边说：“不，我干不了。”我觉得心脏快要跳飞了。老客站在门口鄙夷地看着我，突然大声说：“滚吧你这老土鳖，永远也别来蹭饭了！”然后他使劲把门撞上了。

我站在楼梯口。对于老客的侮辱我并不怎么在意。我是在想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这是城市中性生活的一种吗？思考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也许有一定难度。我二十一岁了但我对性生活领域还很陌生。我想这不是我的错，我走过了九个城市，但我所幻想的那个城市姑娘还没出现。在城市里美丽的姑娘多如蚂蚁，让我怎样去寻找她和她恋爱结婚过性生活生育孩子建立家庭呢？我沿着人行道经过呼家街。在穿越呼家街地下商店时我听见了墙上反弹着一种嘎嗒嘎嗒的声音，我怀疑那是地轴断裂的声音。地球也许快要转不动啦？自那以后我每次路过呼家街都能听见那种可怕的声音。我真的怀疑地球快要转不动啦。

和平旅社旅客一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这样问了三遍，发现坐在对面床上的老头是个聋子。他用一种紫色的汞药水洗脚，洗得很仔细。洗完脚他就一直坐在床上抠脚丫。老头目光呆滞，嘴角时常神经质地牵动，像要叨咕什么。我走过去凑到他耳边喊：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是来上访的。老头看着我说，他的脖子上长着一个鸡蛋大的肉瘤。听口音老头像是苏北人。他又说了一遍，我不找杨凤仁，我是来上访的。

你也有冤假错案吗？

我一九四一年就参加新四军了，我革命了大半辈子了。乡政府为什么不给我盖房子？他们每年说就盖就盖，我等了五年了，房子在哪儿？屁影子也没有呐。我知道中央有文件要给我们盖房呢，乡政府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我告到县里县里也不管，他们都吃了豹子胆了违抗军令呢。让我上省里告，省里就省里，我还怕省里？省里到处住着我的革命战友呢，他们都坐着小车到处跑呐。乖乖咙地咚。

你坐上他们的小车了吧？

找不到他们的人影呀。这城太大，政府也多，我就是不知道上哪儿找他们的人影呀。我到政府去找唐书记，可是小哨兵愣是把枪横拦着不让我进，乖乖咙地咚，狗仗人势呢。我打仗的时候他连一条精虫都没当上呢。我说找唐书记，他说不在，我说我跟唐书记一起打的孟良崮。他说什么孟良崮不孟良崮我不懂这里又不是菜场随便让你进去。我一急说老子毙了你这个小杂种。他倒好，笑了。说这里没有姓唐的书记，让我到乌有巷居委会去找找。可是老唐明明是在省里当书记呀，他自己告诉我的，乌有巷在哪里？小同志你知道乌有巷在哪里吗？

乌有巷吗？往东，再往西，走回来，往南，再往北。

怎么找？

别找啦。我笑起来。乌有巷就是没有这条巷，别找啦。

小杂种，他耍了我呀？！老头尖叫了一声，他突然扯开了裤带把裤子往下褪。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儿有两块蒋介石的弹片呀。我看见了老头干瘪蜡黄的小腹上有两道褐红的伤疤，像两条蚯蚓僵卧不动。老头说小杂种他怎么敢耍我呀？！老头扯开着裤子对我吼。我看见他脖子下的肉瘤气愤得快要炸裂了。遇到这样一个暴躁的老革命我真不知如何安慰他！我不能让他老扯开着裤子，因为天气很冷。我实在找不到帮助他的方法，只能温和地对着他耳朵喊：“把裤子穿上吧，当心感冒。”

在城市里你经常能见到一些新奇古怪的玩意，让你着迷。我曾经迷恋过工人俱乐部里的碰碰车，我每隔几天就到那儿去花五角钱买一张门票。我一走进圆形车场就直奔那辆火红的碰碰车，跳上去捏紧塑料方向盘狂跑一圈。我吹着口哨驾驶碰碰车，见到别的车就冲上去猛撞。要知道在碰碰车场里撞人是不违反交通规则的，可惜就是撞不翻他们。我知道迷恋这种儿童游戏实在可笑，但我忍不住地要往工人俱乐部跑，我忍不住地要去撞人，这也实在可笑。直到有一回我撞了那辆由一对烫发男女驾驶的碰碰车，烫发的小伙子突然从车里跳下来，冲我瞪着眼睛，“你再撞我们我一刀捅了你。”我说干嘛要捅我？他说：“你还装傻？你撞了我们还不知道？”我无言以对，我觉得他一点也不懂游戏规则，比我还可笑。从此我就对碰碰车倒了胃口。后来我就经常出没于西区的鼓楼周围。在鼓楼的顶台上有一架天文望远镜，你花二角钱可以看三分钟城市景观。我就把眼睛紧紧贴着镜筒鸟瞰全城，你在望远镜里看这个城市会觉得它更加神秘漂亮。扫兴的是那个看守望远镜的老头不停地在边上提醒你：“一分钟了。两分钟了。”每次都是匆匆忙忙，但我还是从望远镜里看见了不少街上看不见的东西。我看见过五一医院的停尸间，看见一盏蓝色的灯泡照着一排裹白布的死人。看见过一个梳辫子的女孩跟一个男人接吻的场面，镜片里只有一根独辫子随着头部的后仰往下坠，两个人的脸都看不见，但我知道那是接吻。我还看见过一座在八层楼上的巨大的会议室，窗户里面有好多人像企鹅一样呆板而可爱地游移着，不知在开什么会。

在城市里你只要花钱就可以干很多开心的事情。这是我对城市下的第一条定义。这一点谁都理解，所以也许就不存在什么城市的定义了。城市是复杂的。我每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回百子街，在百子街与青海路交接的医药商店橱窗里总能看见一只带有微刺的高级避孕套。有时候想想城市真是复杂的，你不能说城市是一只高级避孕套。你喜欢城市就不能随便糟蹋城市。但我看见有的人在糟蹋城市，就在医药商店门口，四个穿牛仔裤的小伙子在吹那种避孕套，他们把它吹成了一只大气球，狂笑了半天。他们把气球塞给一个背书包的小男孩，小男孩不要，他们在后面追。我看见那只避孕套气球在一只焦黄多毛的手上轰然爆炸，炸成碎片掉在街道上。他们在糟蹋城市。我如果是他们的爸爸就扒下他们的裤子，朝每人屁股打五十巴掌！可是我什么都做不了，面对人类的堕落我无能为力。

我已经习惯于在街头漫游，在街头漫游是调查城市的主要途径。我这样把手插在冰凉的大衣口袋里，沿街摇晃。从商店玻璃反光中我看见自己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人，我的严峻的面孔我的轻缓的步态已经全无家乡小镇的特征，我把这种变异的结果叫做城市化。城市化意味着我逃出家庭的成功。从此那个小镇离我远去，那个倒霉的小镇最多像一条掌纹留在我手心上。我只要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只要不去回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统统见鬼去吧。

我路过堂子巷的时候，看见区政府门口拥了好多人。水泥门楼上拉着一条横幅：市人才交流中心市场。我挤进人群时一个围着大口罩戴着鸭舌帽的男人从后面把我胳膊拽住，“别插队，排好队登记。”我说：“登记什么？我不要登记。”那人甩开我胳膊说：“真没教养，小流氓也到这里来登记。”我说：“谁是小流氓？我看你才像个老特务，你不是特务干嘛又戴口罩又戴鸭舌帽的？”特务对我翻了个白眼，没再理我。我就跟在他身后，随着队伍往一张长条桌前挪。长条桌前坐着一排国家干部模样的人，他们微笑着把一张表格发给排队者，轻声细语地和他们交谈。我觉得他们就像天使一样纯洁可爱。环顾四周，人才们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他们脸上有一种相通的郁郁寡欢的气色。我就知道那是生活不如意的人们，各有各的不幸。但我觉得那个老特务肯定是冒充的人才，我盲目地排到了长条桌前，听见老特务对国家干部说：“这社会总算变了。”总算变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又听见他说：“这是我的学术著作，出版了二十一年了。可是我还在家禽公司当出纳员。”我侧过身子瞟了眼老特务的学术著作。真的是一本学术著作。书已经发黄，封面上印着《激光在化工机械生产中的应用技术》。老特务的手按在上面，手指苍白失血，仿佛一排切碎的萝卜条。我内心对老特务油然升起一种敬意。我相信了他是个激光人才。轮到我了，一个女干部把表格递给我说：“请填写。”我不知道该不该接那张表格，我说：“填好了会怎么样呢？”她说：“交流呀，到发挥你专长的地方为四化多做贡献呀。”她慈爱地看着我，说：“你有文凭吗？”我想了想说：“有一点。”她笑起来，“什么叫有一点？有就是有，别谦虚。知识分子是党的栋梁呀。”她又问：“你学什么专业？”我就怕别人问我学什么专业。我迟疑了一下告诉她：“城市学。”“城市学？”女干部考虑了一下说，“目前还不需要城市学人才。”我说：“我知道不需要。”女干部拍拍我的肩说：“别急，你会人工培育蘑菇吗？”“不会。”“你学过微波载送吗？”“没有。没学过。”“那么你懂西班牙语吗？你会设计时装吗？你懂康奈斯电脑操作程序吗？”“我都不会。”我说。女干部开始用怜悯的眼光看着我说：“那你只能待在原单位了。你在哪里工作？”我说了声不知道就溜出了人才队伍。我也不知道怎么闯到了这里来。我根本不想交流到哪儿去，我的专业就是他妈的逛遍城市。我不是什么蘑菇微波康奈斯人才，也不需要别人对我问这问那的就像我母亲临睡前干的一样。离开区政府时我看见那个搞激光的老特务还站在台阶上，他的露在大口罩外面的眼睛红红的，我听见他还在口罩里含糊地念叨：“这社会总算变了。”那是一个怪人，我就不知道这社会到底在哪儿变了。

好像就是那天，在堂子街的公共厕所里我遇到了另外一个怪人。那是个矮个子男人，他站在小便池的一端看着我走进去。他的眼神很怪。我小便的时候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紧接着他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动作。他抖动着男人的玩意从小便池那端往我这儿移，眼睛斜睨着我。我瞠目结舌，退下了台阶。我说：“你要干什么？”他又叹了一口气，看看我没说话。他把脑袋顶在墙上撒尿，却撒不出来。我想他可能是病了。我走出厕所没几步，发现矮个男人又追了出来，他用一根手指往我腰上捅，说：“去看电影吧。”我说：“看什么电影？”他说：“随便。看电影。”我说：“我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跟你去？”这时我听见他叹了第三口气。我断定他是个精神病患者。我加快步子离开了臭烘烘的厕所，猛回头看见精神病患者又钻进了厕所。我觉得碰上这种事情真让人好笑。你一辈子也不容易碰上一件这种奇怪的事情。

和平旅社旅客二

你见过一个养蜂人吗？

我走南闯北什么样的人都见识过。

他是哪儿的？

不知道。他说他常在这儿住。

他长得什么样子？

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一个养蜂人。

那叫什么特征？中国人都是这样子。再说我一般都住江南大酒家，我难得上这样的破旅馆来，连暖气也不送。

新来的房客穿一件银枪呢子大衣，鼻梁上夹一副金边方镜。我看见他用手套不停地掸着床单，然后放下那只黑色公文包。他说：“脏死了。”打开公文包。包里显得空空荡荡，最醒目的是一排放着的六个各种颜色的证件，还有两根领带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衫。他从夹缝里掏出了名片，递给我，“相逢何必曾相识，交个朋友。”

我把名片翻来倒去地看，那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密密麻麻的头衔让人眼花缭乱。

中华实业公司林城分公司董事长

南方摩托车贸易中心副经理

幼苗文学基金筹委会主任

中国集邮协会常务理事

胡成

中国

“老胡，你主要是干什么的？”我满怀崇拜之情地望着新来的房客。

“什么都干。”老胡拿出一把日本电动剃须刀按摩着光滑的脸部，他仰着脸说，“我没有胡子，但我喜欢玩电动剃须刀，经常使用对皮肤很有好处。”

“我是说你主要干什么工作？”

“这回出来是为基金会做点宣传。”他突然对我笑笑，“你能给幼基会募捐资金吗？”

“我？我还需要别人募捐呢。”

“没有巨额的一百二百也行。我们可以考虑你当幼基会顾问。”

“你就是专门找人要钱的吗？”

“怎么叫要钱？是筹集基金。我也不能肥自己腰包啊，主要是为了下一代。我们基金会的宗旨就是要把少年儿童培养成未来的大作家。”

“我觉得人愿意长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培养没用。”

“你这人年纪轻轻思想倒挺僵化。”他说着砰地掀开了公文包的铝锁，“来看看这是什么。”

他拿着一叠毛边纸小心翼翼地铺开，一张一张地掀给我看。每张毛边纸上都写满了龙飞凤舞的墨迹。我说：“这是什么？”他说：“你来看看落款。”我一看落款上都是些很重要的名字。你听新闻联播节目看《人民日报》时经常听见看见那些名字。我又朗读了一遍题字。题字内容基本一致但气度各异：祝幼苗文学基金会蓬勃向上今日幼苗明天栋梁全社会都来关心下一代给予精神物质双关怀等等等等。

“题字没提钱的事呀。”我说。

“你这人真死脑筋。”他把毛边纸叠整齐了锁进包里，“有了这些题字还不好办？要多少有多少。我们已经收到三万元捐款了，计划年底突破五万。”

“五万？我有了五万就能坐飞机到拉萨到乌鲁木齐去了。”

“我们准备办一张儿童文学报纸，还筹备办一个儿童画刊。你会写故事吗？要又有趣又刺激的，只要能提高发行量就行。你要是写了我给你发表。不过试刊阶段可能要自费发表。每三千字寄五十元给编辑部。”

“我没什么东西可以发表。”我躺到床上打开那一角《南津晚报》，想起了泥江城外那个养蜂人。我只是想问一问你有没有见过那个养蜂人。

谁也没见过那个养蜂人。

谁也没见过那个养蜂人但我见过他。我走遍了九座都市不知道以后干什么好。干什么都比回家好。我想跟养蜂人去养蜂，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泥江在冬天不会盛开紫云英花朵，他到哪里去追赶花期了呢？

你在城市里会发现头发鞋袜和身子特别爱脏。你必须勤着洗澡，否则你就不能把头凑到服务台姑娘前打电话。她会把鼻子吸得像个可爱的小蒜头一样让你羞愧不安。我每隔一星期就要去百子街东端的清泉浴室洗澡。清泉浴室大池子的水一点也不清，但池子要比我家的大木盆大上几十倍。人们都光溜溜地围坐在池子边上，好像是一排湿漉漉的木桩。我觉得人要是光溜溜的就没有什么等级差别城乡差别了。这是我在清泉浴室得到的理论。人跳进了浴池就都一样，都挺纯洁挺可爱的。这样想着就觉得世界光明得多了。我洗完澡躺在一张铺着蓝白浴巾的木榻上。我想摹仿他们睡一会儿，才闭上眼睛就有一双手抓住了我的双脚。我看见有个修脚老头坐在小板凳上抓着我的双腿，一只手从白褂子口袋里掏出修脚刀。我赶紧把脚缩回来。

“我不要修脚。”

“你有脚气。多修修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脚气。”

“那就做个全活吧。舒舒筋骨。”

“什么叫全活？”

“全身都活。做了你就知道了。舒舒筋骨的。”

“可是我没买全活票呀。”

“没关系。做了再给，不舒服不收钱。”

修脚老头把我的脚架在他的膝盖上，他慈祥地微笑着，手指在我的脚趾间不停地揉捏。然后他空握双拳在我的腿上像敲鼓一样敲打起来，然后又是背上手臂上，敲得很有节奏。我听见浴室里扑扑嘟嘟的响声此起彼伏，朝四周一看到处都有做全活的修脚老头在浴客身上敲打修脚。“怎么样？”老头说，“不舒服不收钱。”我也不觉得有什么舒服的，但我只能说：“舒服。”我突然笑了，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深奥的问题。全活到底算一种什么服务行业？城市是什么时候出现浴室和修脚工的呢？这又是我想研究的一个城市问题。

“你干这行干了多少年了？”

“从十五岁干到现在。算算大概修过十万双臭脚了。”

“干什么不行非要给人修臭脚呢？”

“我就会修臭脚，这是命你懂吗？”

“命也不会让你修臭脚的。”

“命里让我修臭脚，我刚生下来就让算命先生看过，他一见我的手就说：‘这孩子长大要进浴室给人修脚的。’”

“那算命先生可能想让你给他修脚。”

“我谁也不相信可我就相信算命先生。”修脚老头突然在我的什么穴位上猛敲一下，我差点被弹起来，“喂，你看过算命先生吗？”

“没有。我不相信。”

“你还是去看看吧。我告诉你你去找白丽华，她的眼睛最毒。一看一个准，不准不要钱。”

“她在哪儿？”

“养马营。你到养马营问白丽华谁都知道她。”

去养马营找白丽华实在是无所事事的后果。我根本不要巫婆神汉对我说三道四，但我真的去了养马营。养马营由几十栋破烂的年久失修的棚屋组成，隔着一条狭窄的碎石路面。你走过养马营时注意横跨路面的晾衣竿，空中飘舞着尿布片子裤头背心羽绒衣羊毛衣还有许多日本株式会社的化肥袋子，要小心空中的滴水。我在城市里从没逛过这样肮脏的街道。我想那个巫婆白丽华也只配住在这里。

白丽华坐在一只铁床上绣花。小屋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和猫屎臭。白丽华是一个著名的瞎女人，但我确确实实看见她在绣花。不是绣花，而是绣蜘蛛。她手里抓着一件鲜红的马甲，马甲上已经有了一条蛇一只蝎子。我奇怪她是瞎子怎么能在马夹上绣出蝎子和蜘蛛来？

“过来。”她放下手中的东西，布满白翳的眼睛瞪着我，“把左手伸给我。”

“男左女右。”我嘀咕了一句就朝她伸出了左手。她怎么知道我是个男的？白丽华的手冰凉冰凉的，像一只老猫爪子在我手掌纹路上爬行，我的心也冰凉冰凉的。我斜眼看着铁床上那件红马夹，揣测她还会绣出什么鬼东西来。

“你不该来找我。”白丽华突然说。

“为什么？”

“你的命大凶。”白丽华的瞎眼盯着我的脸，“忌七忌三。你逃过了八七年逃不过九三年。”

“我马上就要死吗？”

“客死异乡。”她说，“你赶紧走，要不你会死在街头汽车轮子下。八六年剩下没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