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记得在上州给我变魔术吗？（2/2）

她说，谁都不该唱。我平常爱和几个育儿嫂大姐待在一块。月嫂通常年纪大，说是要脾气磨平了才适合带小婴儿，哭得多，睡不了整觉，人容易焦躁。育儿嫂要带小孩运动，算起来比我大不多几岁，至少是同辈。这几个大姐真的比我聪明太多了，什么都懂，什么歌谣都会，有一个大姐认识全天下所有的动物和植物，连塞伦盖蒂和马赛马拉大草原上的动物叫声都样样清楚，有一天有人在园区门口摆摊卖热带鱼，有一泡沫箱娃娃鱼，她随口说，娃娃鱼的肺在腮上。我真的不知道！可能小时候生物课学过，早就不记得了。她说在老家一直喜欢看中央电视台的《人与自然》。不是外行带着偏见想的那样，农业户口就天生熟悉动植物，要种地那当然懂物候，不是的，她是看电视看书特意去学的，娃娃鱼和角马跟平常的生活有什么关系！这才是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对不对，我真觉得我以前去非洲玩是浪费，凭什么是我去不是她？还有个大姐在小剧场外面种了好多牵牛花。她们做事情也清楚，情商特高，学东西超快，人又有情趣，比起来我就是茅坑里的石头。我还不是最糟糕的石头。那天有个陕西大姐看手机上的新闻，说，家乡下冰雹了，苹果要霜打了。有个大学生就问，霜打过是不是更好吃呀？大姐心事重重的，说，是能甜一点儿。我问，价格怎么变？她说，产量少了，平时收购的人来，卖三块多，霜打过估计要六块多收，那买的人肯定就少了。我就想，我以前也就像这个大学生，只知道甜不甜。

他说，与其做志愿者，我觉得你不如好好工作，赚钱，给她们捐钱。现在这样是她们在帮助你，不是你在帮助她们。或者说，你给她们的帮助是可替代的。

她说，我知道。团员也没拿我当朋友。

他说，哈哈，你看，人家拒绝被你利用。

她说，利用不了。尤其这次整顿，我深深感觉团员的斗争经验很丰富的，擅长办事，会说话，跟干部比我会讲话。

一个北京本地的大学生志愿者请大家去家里做客，父母下厨，只能在周五晚上，家政阿姨和育儿嫂没参加，去的是比较年轻的男工人，园区东门集合，一起出发。她和他们一起进了地铁站，稀里糊涂间，男工已经嗖一下翻过护栏，没刷票，过去了。看《悲惨世界》音乐剧她会觉得逃票毫无问题，挑战既定秩序的英雄主义，“占领华尔街”时她也觉得这简直令人心驰神往，以前她反思过她那种总想要遵守秩序的冲动，那是太顺服了；她更不想像那些高高在上者一样指责，“人不应该因为贫穷而不遵守秩序”，把贫穷视为借口而不是一种困境，尤其秩序并不是由逃票的人制定的，也往往不保护他们。但此刻她和他们在一起，她要逃票吗？她能买得起（他们也买得起，他们有时抱怨往游戏里充的钱太多了），社会不欠她什么，她不该逃票。但如果她买票，是否太自高自大，自视与他们不同？是不是该与他们做同一种反抗，实践同一种道德？她也想到如果逃票而被抓怎么办——于她更麻烦，她逃不掉，没有翻护栏、快跑的经验。而且她是女性，不想面对地铁警察，被谁拷住询问。可是反过来，如若被抓，她更可能被轻易释放，警察更可能接受她的解释，例如下班后太累了，一时放空忘记刷卡，或者她只是跟着前面的人，见他们翻护栏，她以为就该从这里过去；警察会相信她根本不认识他们。

如果逃票，她是比他们更麻烦还是更少麻烦？她有特权吗？取决于把哪些因素放在前面。她对自己说，i&039; an awful，awful pern

合唱团微信群有时像支部，“学习了！收获大”，“主席说要做小学生”。团员对袁教授就是对领导的架势，很捧。微信群里也是男工人说话多，相互帮衬捧场，说黄色笑话，有两个尤其爱压着别人说话，解释事情。在其他地方令人讨厌的关系，这里也有。后来知道，来参加活动的月嫂、育儿嫂、家政阿姨组了全女角小群，聊得热火朝天，相互介绍工作，拉成一个月子单还能收一千块介绍费，也没叫这些“工作人员”参加。阿姨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来这里就是要文艺，唱歌，不想被谁组织，不想被谁发动，人家有人家的敏感，人家在保护自己的生活，有的阿姨有归属感的集体就是她和她的孩子，她的妈，以及她酗酒的丈夫，她想要在家外面找一些自由的感觉，也想在家中说了算，唯独不想听那些志愿者与捐款者批评她的家庭的胡话，尤其不喜欢那些人言必香港名人、德国电器、美国规矩。阿姨说，崇洋媚外。

她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世界大同。

还有一次，她在园区外配钥匙。走回住地，发现少了一把，估计忘在钥匙铺了，回去找。算一算刚才交了九元钱，应该拿到三把，一开口，对方劈头盖脸骂过来，“谁多收了你的钱！我们可没有！”她说，我少了一把钥匙，不知丢在哪，来问问。对方说，“你是狗屁！”她就走了。

他说，可能有阶级仇恨在里面。穿得好，住好房子，还嫌贵。

她有气无力地说，都整顿了，哪里是好房子。

他说，跟城中村的比就是好房子了。

她说，总有人期望我吃苦。有一次和园区保安因为噪音的事有矛盾，保安说，“就应该来个男的教训你一下”。我起初以为是要打我的意思，我还想，保安自己不就是男的吗？突然反应过来，是“干死你”的意思。还有一个合唱团成员，木工，负责男声部的，有点像袁老师的助理，副团长那个意思，他骚扰了一个女大学生志愿者，比骚扰严重，算是性侵了，老师出面劝解，也就不了了之，好几个人去劝那个女孩，说要有大局观，组织生存下来不容易。

他说，啊？什么情况？

她说，骚扰和性侵之间吧……未遂。我说不清楚。你别问了。

他说，有没有人骚扰你？我一直担心。

她不想回答。这里区分出三类流浪的“无主妇女”。第一是企业家，极其有钱成功的单身女性，大家把她们当作男人。注意必须要足够有钱，单是有名望或是成功是不够的。第二类是“绿茶”，危险的、威胁旁人的美满家庭、有诱惑力的单身女性，大家对她们是欲除之而后快，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就从名誉上消灭。第三类是受欺凌和嘲笑的人，第一类没钱就变第三类，第二类长十岁也变第三类。

三种各有各的道德问题，分别是丑、坏、怪。你觉得我是哪一种？

10

他说，nnie说她觉得在北京很少能喝到真正的咖啡。她准备搬回上海住。你觉得呢？真的不好喝吗？

她说，神经病。你在乎咖啡吗？反正我不在乎。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咖啡”，咖啡多得是，nnie是个bitch。nnie干吗挑挑拣拣，究竟是因为她是上海人，还是因为她是加拿大人？我也不觉得人们真的在乎那些生活享受。有一半人是硬要说自己在乎，那就不是在乎咖啡，是在乎自己究竟是谁，还硬要借咖啡说出歧视和偏见。另一半人是没有别的事情能自由自在地在乎，所以都去找咖啡店，去找真正的煎饼果子，要吃到真正的煎饼果子可累死了啊，还要排队。北京现在很时兴喝奶茶，好像先从南方流行起来的，最近这两周，跟别人一起做项目，总去他们办公室，下午我也凑单一起买。选奶茶口味这个事情像成人的乐高积木，要选好久，商量聊天。就像在办公室里去洗手间，多去几次多待一会儿就感觉赚到了。

他说，我和nnie真的没什么。你一会儿为北京代言，受不了别人贬它，一会儿又受不了北京。

她说，我愤世嫉俗，行了吧？我觉得她特别傻。我自己以前也够傻的，我前几天还想，以前我为什么要跟着别人把“再见”说成说“ciao”啊，我跟意大利有什么关系呀，我神经病吧！还patti sith，什么呀，我怎么不说最爱《军港之夜》啊。

他说，我现在有时候也说“ciao”。

她说，傻死了。还不如“撒由那拉”好点吧，至少还算东亚。

他说，那绝对不是。你又政治幼稚了。

她说，总之我现在完全不在乎吃喝。你记不记得以前我还徒手杀过泥鳅，二十八条，砂锅炖的。

他没说话。那次是两个人出去玩，下午到达，顺路去唐人街买菜。夜里时差醒来，睡不着，把盆里的泥鳅杀掉了吃。事后各执一词，她说是由她戴手套开膛破肚，虽然他曾经是医学预科生，他说是她在网上查到要先砸晕，让他去砸，应算是他杀掉的。那段常以此玩笑，看到超市柜台也想起泥鳅，看到池塘也想起二十八条，如今好似突然讲古。

她说，我最近参加的这个项目有没有跟你讲过？他们买来一套儿童绘本，想拍短视频，做成“大ip”。那套书很可爱，有一本没有字，每页都是好多彩色的大点点。这一页上是中间成一横排，下一页就都在左边星星点点的，再下一页零零碎碎堆在页底。小朋友还不知道书页和现实的差别，就说，乱啦，乱七八糟啦，掉到地上啦。

他说，不可能不知道吧。

她说，也是，也许小孩子表达方式就是那样。我宁愿天天和小孩在一起。我差不多知道该怎样生活才安全了，但我也害怕。我也不能保证——我也不想——什么都跟——永远都跟——绝大部分人一样。

他说，你讲得自己跟聂隐娘似的，“我一个人，没有同类”，这么哀怨。

她说，你看啦？

他说，亚洲协会放过几次。有段时间交往了一个日本女孩，一起去看的。

她说，哈，我才知道。真不赖。

11

改了几稿后，她问他，现在作为一篇小说，它有没有更好一点。

他说，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主人公西班牙语进步那么多？

她说，点餐不需要很多词汇的呀。只要有一点决心，很快的。

他说，那我也许真应该学学西班牙语。不过真要学，我对日语更感兴趣。

她说，你的形象在这里面蛮好的。我就有点讨人嫌。我自己看都觉得女主人公很不招人喜欢。

他说，其实我读过的印象是大家都很有特权，priviled people。不然你加一个抠脚的情节。

她说，女主人公都要被清退了！我写是违建的房子好吧！

他说，我是说，贫穷的感觉和贫困是两回事。有时人感觉穷，是表达一种对钱的渴望，其实还是多少可以改变自己渴望的程度。贫困里哪有选择啊。你写的人是时刻有选择的，没有特权的人是生活在更少选择的世界。

她说，什么啊。这里的女主人公没有选择的。到某个男人身边去不是一种选择。

他说，是，也不是。

她说，那你等于说性别为女是一种特权。这不是胡说八道嘛。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她说，那这里她没有其他选择的呀。当然整顿以后，她应该也就不在这个ngo了，也不包养了，可能去广告公司找工作，五险一金，跟甲方生气。可问题不在那里。去ancy上班也差不多的，也跟现在的生活类似，七零八落，总要追个星，买买东西，捋一捋手头活人的数量谈个恋爱，弄一点跌宕起伏，才活得下去。

他说，可是现实中你没有被整顿，这也是种特权吧。

她说，但是我没有北京户口也没有房产证！这次肺炎我起初差点进不来小区。而且不被整顿，那不应该是每个人都有的权利吗？

他说，你适当写写真正边缘的人。

她说，我又没有要给别人看，不用讨谁高兴。我就写我熟悉的事。再说，我也没钱。

他说，又来了。

说到这些时更生他的气。他爸爸的投资让他有绿卡，所以他在纽约工作无需签证，有全球出入的自由。他不算中国人了，他当然不懂。明明他家的每件东西都是偷来的，就像大都会博物馆，他还认为他爸爸很辛苦，受了多少折磨，背黑锅，好几次不得不从零甚至从负数开始。以前他家没出事，他也还不懂事时，他在纽约乖乖坐地铁上班，回国来则摆一副小富豪的样子，那时在亚洲钱更值钱，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日月换新天了。

也许人就是应该把主要的力气都放在谋生上——维生上。应该，不是说那是理想的生活，而是承认那是大多数人大体的状况，历史上也是这样，此时此刻也是这样。她对他说，对比起来，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普通白领生活简直相当轻松。发展中国家是血腥资本主义世界，什么都血腥，比如，几乎没有托儿所，三岁以下的小孩若不花大价钱就没地方送，当妈妈的不知不觉就不再上班了，血不血腥？他提醒她表述中的概念混乱，他说，美国甚至不是福利国家！美国人成天都在羡慕加拿大，全民医保，免费大学教育。她说，我当然知道，但北京更原始积累。她经常说，“当然，但是”。说这些时她觉得自己听起来情绪化，不讲理，像有偏见的女人，像人们偏见中女人的样子。而且当她批评时，人们总会说，你又没穷到饿肚子。

这句话有好几种表述的方式，意思不同，包括近于人身攻击的猜测，关乎动机与性情，“你这不是批评，是抱怨”；包括比较友好和慷慨的劝诫，“既然你过得还不错，就算了吧”；包括不太友好或慷慨的提醒，“既然你过得还不错，你不配谈这些。”

又没穷到饿肚子。她就不想多说。她说，就跟你说说，随便说说。我不想在跟你的电话里面还要再为自己的身份、安全感、教育道歉。也许我是有特权，到如今才懂得为钱焦虑，园区整顿这件事对我是小事，我搬走也可以去酒店过渡几天，末了也租得起房子，我只是觉得整顿过程好突然，像随机的暴力降临在身上，协警来逐屋收走了电暖气和电热毯，冷得没法伸出手去，我就待在被子里。我就想，贫和寒真是连在一起。现在是李白加上杜甫的时代，看人想要听哪个声部。当然你又要说许多人早已经习惯了随机的暴力，我现在才见识它又是种特权——你别说了。

他说，这两个主人公总是有选择的吧。

她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少这样的人。书读得还可以，上了不错的学校，能够四处看看，换地方生活。父母总归爱小孩，送房子，送去境外读书，或者二者兼有，有点文化资本。这里的女主人公在北京也照样是没钱，也照样被驱赶，不是她变了，是世界变了，她在世界中的位置也变了，以前自以为过得不错，可能社会相对平等一点，也可能是青春期的幻影，现在发现周围是资本家和官僚二代的天下，自己一个普通人，根本没有和“艺术”“寻找自我”这些词挂钩的机会，可是又受了这样的教育。以前以为自己和那类人是一个阶级，现在发现自己和另一类人是一个阶级。我记得刚到charlottesville时，宿舍楼里有个美国女生说自己要是养狗就养个utt，我不认识这个词，还以为是一种狗的名称，后来才知道是杂交狗。这个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以前自以为是条好狗，雀跃狂奔，躁动得很，现在发现，得是名狗，路才走得通，身边到处都是纯种狗，这犬那犬，而自己原来是条utt。算了不说了，不然你都要打我，周树人都要跳出来生气，你是谁呀，从小康坠入困顿。总之我是觉得，文化资本是一种特权，但不一定能变现的吧，也就是化成回忆与别人有时当成修养、有时当成狗屎、有时拿来讽刺的东西，像看过许多无用的电影，像《小城之春》。我觉得这是全球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人是历史的一代，横向比较，算是幸运吧，所谓文化上的世界主义者。纵向比较，和上一代比起来也许真的是特权，对生活的感受和判断很不同，但那也就是因为历史。

他说，这个文化资本同时造成一定距离感。拥有这个是特权，我说不太好，一种感觉。

她说，读者阅读时的距离感，还是指这些人物对生活是有距离感的？如果是后者，那是我想要的。

他说，人物想得太多了。这也是特权吧。

她说，当然，但是我觉得上一代的人太少自省了。不过你说得对，这招人反感。尤其如果主人公又没穷到饿肚子。尤其我觉得周围现在非常反智。

他说，有没有可能，你现在这么不开心，也是因为以前你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形式的压迫？

她说，你受过吗？

他说，算了，那你改一下区块链这个地方。区块链不是货币，只是技术，比特币背后也是区块链的技术。

她说，哦我还以为区块链是交易的链条那种意思。

他说，你总写你不懂的东西。事件驱动，对冲基金之类的。

她说，本来想可以问你嘛。

他想，她当然是有特权，她只是不肯承认。不然她现在应该在坐公交车通勤，而实际上她每天睡到九点，有时他要睡了，她在时差的另一边还没起床。他觉得她太多怨恨了，可以称为spiteful，她以前一直乐于谈这些，她那些朋友都是这样，可她现在终日批评和抱怨，而且开始把自己当成受害者。有时他厌烦辩论，心疼她，问她究竟遇到了什么，她回答，反正问题很多就是了。有时他厌烦她，遇到生活的困难就自怜，又从未好好生活过，抱怨经济压力又无法放弃环球旅游，一生不曾为打卡起床，眉毛弯弯的孔乙己，只想坐顺风车。不上班的人有什么资格谈痛苦？如果她这普遍的、弥漫性的厌世，能够对象明确地转化成愤怒，这个国家就不需要掘土机了。这几年来他逐渐变成了严肃的人，对现实不满，关心政治，为参议员筹款，离收养一个小孩只差一步了。有时他觉得自己以前有点窝囊，如今在这些不满里有了些真正在乎的事情与联结感，由此终于做好了和什么人一起生活的准备。

她说，我有什么特权？我这么穷！而且我是单亲家庭。

他说，单亲家庭在中国跟在美国可不是同一个意思。和阶级和族裔和教育程度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当然也许越来越紧密了。

她说，有人给图书馆捐来一本《活着》，我看过电影，书从来没看过。这次一看，最大的感受是知道嫖跟赌分不开。嫖的人都喜欢赌，体会到什么都来得轻易那种感觉以后，容易上瘾。现在我见识到这样的人了。

他说，当然。我都很惊讶你才知道。

边争辩着这些，她边觉得理解他的意思。你可以说护照和签证都是特权，可以说移动是一种特权，可以说大多数人租房子时本来也都需要付押金，甚至有些人身份证上的字样和民族地域就已经令他们无法跨省旅行，也没有资格租到一间北京的房子，那么她的生活已经是特权，无论她多穷。或者她再穷也不够穷，她买过三千块钱的吹风机，四百块钱的陶瓷杯子，杯子漂洋过海而来，身上有手工画的彩点点，杯底有加工检查它的人的名字，“spected by janice”，每个彩点都带着人的痕迹，这就是血染的风采。

她说，我之前真的以为能长期住在这里，没存钱。有时是大手大脚一下，有时是拿到了一笔设计费，就出去玩了一趟，也就没了，再有就是我心里其实是想这两年先探索一下，不要让自己过得太不舒服，老惦着房子啊存钱啊“发展”啊“积累”啊那些，我以为这样工作状态能更轻松一些。我原来也有朋友是这样的，生活得很简单，拿到钱，买条贵裙子，银行账户又回到四位数，我还觉得这是挣脱束缚的一种方式，不由物质控制，不是总“百年大计”似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发现没有钱比有钱更束缚人——你觉得我傻吗？我以前都是和人家一起批判消费主义这些，我可真傻，衣食无忧时的虚荣心啊从众欲啊丧失自我啊，天，那有什么大不了的？人至少不需要害怕什么。我现在明白了，户口、房产，没有这些就需要许多存款才能活着。要活得安全，太难了。比如一个人，最初只是不想朝九晚五上班，想灵活一点，结果再也找不到稳定工作了，或者他失掉了存款，譬如他误以为生活太容易了，把钱花掉了，譬如被p2p骗了钱，那如果没有家人帮忙，或者自己身体不好，离流浪汉也不很远了。真的，现在我觉得被贷款套住而跳楼，出卖裸照以至于受人勒索，这些故事离我也并不远了——不是说我会那样，我没那么不要脸，我桌子上还有四百块钱的马克杯，我是说，我真的明白了这是可能的，在我的世界里也是能化为现实的，我才明白了我的世界有多脆弱，我也才明白了有钱人才有权爱恨。无恒产者无恒心这句话多可怕呀！难道不是要让有无恒产的人都能过得好吗？人从“好端端的人”到变成流浪汉，这个距离可以很近，我真害怕。这次我看到有印度人在肺炎中要走几百里路回家乡，一步步走，我就想，我没有地啊，没有家乡接纳我，我简直浑身发冷。你能明白吗？

他希望自己说，我能，我明白。说不出来。他说，我尽量。

12

她说，你记得我那件灰色的长风衣吧，带皮领子的那件。昨天我忘在合唱团办公室了，今天去取，口袋里有一只带精液的避孕套。

他说，怎么会这样。报警了吗？看监控了吗？

她说，没立案，监控查不了，因为没有发生侵害嘛。让我自己多防范，说女的不要一个人住，问我丈夫或者男朋友在哪。

他说，有怀疑对象吗？

她说，怀疑谁能成为我丈夫？

他说，别闹。

她说，没事。那个风衣，干洗特别贵，因为肩章袖口是皮的，这几年总穿，一直没洗，脏到不行，正好不要了。

他说，如果我能回去陪你一段就好了。

她说，那你倒是回啊。总这么说有什么意思。我比你强，我不想回去，我就从不说这种话。

他说，我很心疼你。

她说，你父母还有几年？

他说，我妈出来了，跟你提过，你可能忘了。她在里面总蹲着，现在腰不好。我爸减了两次，现在还有八年三个月。

她说，你离开这么久了，根本不知道北京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也从来就不知道在中国当女生是什么样子。你不是问过我有没有受过骚扰？是追求还是欺负，有时是说不清楚的。那次我坐顺风车，你让我注意安全，我们不是已经大吵一次了。

他说，你这样我会担心的。

她说，那我不说了好吧。你的感受不总是最重要的。

他说，我希望你安全。

她说，我得先保证我的生计。像那次你说别在网上约车，坐出租车，我都觉得很可笑。烟味大，司机特别凶，绕了路我也不知道，而且起码一百五十块。还得在路边冻好久，招到了别人还要跑在前面截掉。无所谓了，反正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那边没声，不知道是他不觉得好笑，还是他不熟悉国内网络上这些话。

她急了，说，你笑呀。

13

他说，我下班了。你干吗呢？

她说，我……看窗户外面。

他说，什么东西这么有意思。裸体女人洗澡吗。

她说，那是你感兴趣，我又不感兴趣。

他说，我也不太感兴趣。但窗户外面究竟有什么好看的？

她说，不然呢？我做什么？拿一本波伏娃一杯马丁尼斜靠在沙发上？

他说，don&039;t be sarcastic我刚加完班到家，真的想知道你在干吗。

她说，我窗户外面有个喜鹊窝。等挂了电话我拍照片给你吧。北京冬天很冷的，树上叶子都掉了，枝条很稀疏，高处就有个喜鹊窝。我站在房间里还看不到，躺在床上从卧室窗户看出去，刚好能望见。今天我醒得早，又不想起来。

他说，几只喜鹊啊。

她说，就一只大的。不知道窝里有几个蛋或者几只小鸟。

他说，大喜鹊飞来飞去。

她说，大喜鹊飞起来才看清楚有几个蛋。——不太好笑吧。我跟你说，我有时真厌恶北京，这个冬天尤其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住的地方出了问题要被赶走。现在我真没法工作了。也不光是因为整顿以后屋子里冷，也有关系，但不只是这个。这个冬天类似的事有好几件。有时我觉得什么都做不出来了。

他说，那我给你讲个笑话。一个地名，打你在北京的心理状态。

她说，什么啊？驻马店？

他说，新乡。

她说，什么玩意，那不是纽约吗？

他说，都行。说正经的，要是离开北京呢？去你说的那些小地方。

她说，也不知道北京是典型还是特例。

他说，我有一个模糊又强烈的故乡概念。事实上是不了解。其实我也想回国去，晃一小阵子，只是不知道能做什么。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认识时，下楼时你在电梯里跟我说到一个关于向日葵的诗。后来我怎么都找不到。

她说，哦，是黄灿然的，叫《爱上巴赫那天》。我不太喜欢它的标题。

那天可能是盛夏的，

因为接下来，日子便渐渐轻松。

大地酷热，连太阳也躲进云缝里。

城市酷热，连郊区也像火炉的边缘；

树林下垂，变成涂在风景上的一层绿油漆。

山中房子枯黄，港湾里游艇发白，

双层巴士悄悄驶上高速公路；

一架直升飞机在大海上空盘旋，

仿佛飞行员在打瞌睡；更高处

一只海鸥悬着，耐心地守望暴风雨。

高楼群中，鸟声消失，只剩下

城市深处传来的微弱呻吟。

窗台上，蚂蚁麇成一块污斑。

天边吐出一团乌云，像伸长舌头

要把对岸墨绿色的山峰舔走。

那天可能是盛夏的，

我的耳朵向日葵般张开。

和诗比起来，此刻北京与纽约大概都处在冬天的。接下来日子多半也不会轻松，冬夏恐怕也确然不同，对盛夏是在忍耐中等待，而冬天是不抱希望的苦熬，让人缺乏去描画它的热情或者生的信心，每进一天添一点萧索。她经常想要离开北京，做了不太持续的努力。反过来也一样，北京时不时要她离开。上个月她到埃及去，她觉得金字塔挺孤独的，骆驼也是。骆驼真是很孤独的动物。金字塔和想象的不一样，不大，也不是金光灿灿的，是看着它就会难过。很意外。

他说，我想象中金字塔就是个自然背景，对本地居民而言跟一座土山没什么区别。

她说，差不多。

他说，是不是光秃秃的。

她说，沙漠特别广袤，它在上面好小。

他说，人一死，修个陵墓，这么高，这么多奴隶，觉得最荣耀，伟大牛逼。几千年过后就是大爷大妈跟着旅游团过来，合影，摆姿势，骆驼绕着走一圈乱收费。据说金字塔周围特多骗子。

她说，我也说不好。也没有心疼法老。就觉得天地悠悠怆然涕下似的。

他说，我看照片觉得金字塔摆在那里是人力和自然的对比，好像很徒劳。

她说，我有时觉得，现在你我差不多，都是放弃了个人感情上幸福的可能性在生活，如果能遇到什么是意外之喜，但不是目标也不抱希望了。

他说，什么叫放弃了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我觉得就是“不主动参与那些被认为会创造幸福的活动”。

她说，不主动的话，它不会莫名自动到来的呀。

他说，我这几年是做最少量的努力，但恰好做足够当一个普通社会人的努力。其余放任自流。

她说，“看起来也不奇怪”，“好像也合乎礼仪”。

他说，对，打眼一看不奇怪。普通人接受你不是个怪人，认为你没有放弃人生。

她说，努力也是很没有意义，就是徒然。但我也会挺寂寞的。我实际很怕自己会像我妈妈那样，一时意气，结果独身一辈子。虽然婚姻继续下去也未见得好，恐怕也是另外一种“结果就一辈子”。

他说，你跟你妈妈聊过吗？我印象里你从来没说过她怎么想。

她说，她不太跟我说自己，不知道是保护隐私还是保护尊严。她不是个喜欢反思的人，也比较保护自己的生活。和她聊没什么意义，谈不清楚的。

他说，明白。上一辈的人很多是那样。

她说，你周末和那个新加坡女孩约会怎么样？

他说，还算顺利。吃了饭，无感，但也不讨厌。

她说，她也是在孝芬在的那家新泽西医院上班？你说是放射科？

他说，对。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女生，做的事情，看法，喜欢的东西都比较普通吧。

她说，可是也很难头几次见面就讲出什么独特的看法。真讲出来的人不少倒是装腔作势。

他说，她业余时间是在flix上看friends。

她说，你别嘲笑人家的趣味。

他说，没。已经约了下周五再见。

她说，嗯，我觉得只要无过无失就可以一直见下去。换我会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点讨厌，无过无失很不错了。

他说，我也这么想。

她说，我在想总要给别人充分被了解的机会。我们有时候自以为是，很快下判断。也许人家是礼貌，起初见面，说平常的事，不讲什么看法，也是一种友好。

他说，我说实话觉得这算非常顺利正面的约会，我都有点惊讶。

她说，是吧。都做什么了，吃完饭有没有逛逛。冬天约会，感觉缺点是容易速战速决，夏天春天就容易一道去哪里再逛一下，公园走走。

他说，吃的西班牙菜，tapas，吃完就回去了。不过吃了很久，喝了酒。

她说，那很好哎。

他说，我也想跟你说一下，我其实是打算和她相处下去，不管能走到哪一步。她应该不会反对。

她说，那真是好消息。

他说，如果那样的话，我想就暂时不和你联系了。

她说，好啊。

他说，你自己怎么样？

她说，我最近在想啊，也许我只能跟以前认识的人在一起。就是见过不是这种鬼样子的我的人。不过以前认识的人都已经在很温馨地生活了。

他说，相亲怎么样？据说很丑的那位。

她说，大饭局以后还吃过一次饭。饭局上介绍人建议我帮他的公司设计一款大瓷碗。好笑吧，公司新年送客户礼品答谢，送个碗。据说吉利，一种小型的聚宝盆吧。也是饭桌上当场说起来的，吃饭前，大概大家正饿，他们还在说答谢考虑送酒或者伊比利亚火腿礼盒，从小吃橡果长大的猪，快吃完了，变成送一只碗，换我妈妈肯定要说送一只空碗是大过年的去要饭。做出来了他拿成品给我看，单独吃了次饭。这一次感觉有点像是约会，我也不确定。我都不知道他现在清不清楚那是相亲。介绍人很搞笑，反复讲他是“青年才俊”，我觉得就好像我高攀的意思。

他说，吃得怎么样？

她说，人还行，真的还行。吃过饭又去楼上的酒吧喝了酒。北京现在真是奇怪，净是威士忌吧、雪茄吧，乔张做致的，这些地方都看起来很有钱。

他说，丑吗，这人。

她说，给你看照片。

他说，长得像一种橘子。

她说，幼不幼稚。比你好看。根本不丑。不过喝酒时，坐在吧台椅子上，他变了个魔术，我和酒保一起看。我不喜欢。魔术太造作了，他也知道是表演，我也知道是表演，还要心甘情愿等着被骗。魔术全是关于表演的。我知道约会整个都可以说是表演，一个仪式，把它演好，可是变个魔术，铅笔在耳朵后面别来别去的，我又没办法说不感兴趣，这种事又是铺垫很长，“你看这是一支铅笔，你看清楚啊”，我还得配合，就觉得像合作演一场心知肚明的戏。变魔术仿佛是和盘托出约会过程中的表演性。不是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关于他想要被当成什么样的人。那样的话，约会和约会软件还有什么不同呢？本来应该有些不同的。但我这些想法可能也是偏见，你还记得在纽约上州给我变魔术吗？那一年圣诞季节纽约将近最冷的时候，我们去普莱西德湖，那里办过1980年冬奥会，现在一切都很旧了。我们去参观一个旧比赛场馆，藏在足够保存一整个城市的尸体的雪山背后，场馆本身已经废弃得如同尚未建好的一堆脚手架的集合了，根本不能用了，展览还留在楼顶，我们坐露天电梯上去参观，实际不是电梯，是矿区那种露天升降机，开那升降机的年轻人至多只有十八岁，坐在操纵台前，面前只有上、下两个大按钮，他手里拿一个老式手机，红脸蛋仿佛冻硬了，像涂过蜡，头发是那种所谓姜色的发红的黄，美国人通常在偏见下认为这种发色不大聪明，不知道是不是歧视爱尔兰人的余波。我们当时觉得这是我们见过的最绝望也最坚韧的人，也可能是最迟钝最不敏感的人，也像一个圣人，连智能手机都不用，连一本书也没有，就那么戴着手套和防风帽坐在那里升升降降一天，当然他的一个班次或许不足一天，或许是四个或者六个小时，但那样坐着不可怕吗。可他就那样坐着，什么也不盼望，什么也不等待。我们对这件事简直是议论了一整天，回到家后还总是会谈起这个人。我如今在想也不知道这个人能赚多少钱，是长期这样工作还是放假时来打工的学生，感觉也不像，学生总会想要看手机，找乐子的吧，他好像什么都放弃了。不知道他每个小时的工资有多少，这样值得吗，他图什么呢，他看到的希望是什么呢。真的，我那时看着他，想他是不是为了打发时间——因为家庭矛盾、因为恨青春、因为跟学校里的人处不来、因为是个怪胎，就是塞林格喜欢写的那些事情——才来做这个工作，那时我没想可能是为了工资，根本没去想这个可能性。也许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一眼看过去以为年轻就是忧伤，苦闷，我的天！年轻就是穷啊，就是更有可能没有房子，就是除了家庭矛盾、除了青春、除了跟人处得来处不来、除了是正常健康还是怪胎以外，手里什么都没有。你有没有发现，电影也不拍为了钱工作的人，表面上拍，实际上不拍的，镜头都放在人因为情感或野心、历史或个人选择而受的折磨上。没有人拍那些日复一日，大概太难拍了。换我，去画它，也不知道怎么表达，难道画腰椎吗？结果日复一日总是一个能指。其实它是一个所指，对不对？真真正正受苦的人，在受的苦就是苦本身，不源于什么，也不带来什么，镜头却都执迷于那些原因和结果——情绪、感情、轨迹，天。我现在都惊讶，那时候我们好像从来不谈生计问题，虽然你和朋友会谈要不要去读个商学院，要不要转行，或者比较一下信用卡积分和航空里程的优惠，但好像不是真的在为钱焦虑，不怕失业，不怕被撵出去，不怕一无所有。我那时候已经有点女性主义，总在跟人谈图像里的平等和社会政策这些事，可那时这些想法的基础是自己没有真的为生计发愁过，总是买东西，虽然都是买打折的，但都在吃有机菜。那时候的生活，现在的生活，都很可怕，不一样的可怕，都很虚假，不一样的虚假。我离受苦还远得很——你不要再说特权了，我来替你说——可是我真难过。唉，在普莱西德湖我们到山上去滑雪，那时你还完全不会滑雪，现在你滑雪很厉害了。有一天晚餐时我们都喝多了，你在餐桌上给大家变了一个纸牌魔术，还有叉子魔术，好像是折起来一张纸架成斜面，然而叉子怎么都不会滑下去，具体是怎样我不记得了，那天夜里大卫德在度假酒店房间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片，后来我也再没有见过大卫德了，照片里你罩了一只不透明的塑料袋在我头上，太讨厌了，简直要闷死我似的，你冲镜头笑，我看不到镜头，手臂从塑料袋里伸出来，方位倒相当准确，手指竖在镜头正前面，冲镜头在比胜利的手势。

他说，我记得呀。

2018—202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