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茫茫（2/2）

他知道奶奶有多反感他这一套，所以试图说得很小声。但他耳背到快听不见自己的声音，所以就像很多聋子那样，基本上已经在大喊大叫。你几乎能听到他的嚷嚷声从他自家房子的墙上弹开，消隐在早晨明媚的日光中。我向爷爷伸出手，于是就觉得他有股扭曲残缺的力量传来，都快要把我的手掌给捏碎了。他手指都奇形怪状的，张开的拇指是扁的，显得过于宽阔，隆起的伤疤早被磨砺得又硬又黑，还有那些硕大异常的圆球，是他扭折错位的关节，但这又是一只力量骇人的手。有一瞬间我产生一个惊悚的念头：或许我是走不了的，我永远不会被释放了。但最后爷爷松开手，我觉得我自由了。

即使是坑坑洼洼的街道，当你意识到不知何日才能重踏，甚至今生不会再见时，也会显得落寞寂寥。我的背包太显眼，所以走的都是偏僻的小道，我怕与人交谈，也不愿试图解释，因为说什么怕都会是失败徒劳的。快出镇子的时候，我搭上一辆运煤车，沿着海岸线开了二十五英里。卡车太吵，再加上无比颠簸，司机要跟我聊天是不可能的。我很感谢这吞没我俩的喧嚣的沉默。

整个上午，我换了各式各样出乎意料的交通工具，经过一系列短途搭乘，到中午时，终于穿过布雷顿角岛边的坎索海峡，我的离家之旅才真正开始。只有将那个岛抛在身后，我才觉得可以使用我新的身份。这身份如同一件没有穿过的衣服，一直用心收藏在崭新的包装纸里。它让我变成一个温哥华人，这是我能想象的最遥远的地方。

我不知怎的总担心出不了布雷顿角岛，担心在最后一刻会有硕大无朋的触角，或者像爷爷那双恐怖的双手，将我揪住，把我拽回去。现在终于踏上了大陆，回头看布雷顿角，雾霭中耸起苍翠，白色的碎浪踏着海面一片蔚蓝。

大陆上搭到的第一次车是三个黑人开的蓝色道奇皮卡，车很破旧，车身上印着“新斯科舍省林肯维尔地区雷菲尔德·克莱科，小型货运”。他们要去新格拉斯哥，说大概要走八十英里，如果我愿意可以捎上我。他们又跟我说，因为他们的卡车有年头了，不能开快，我如果再等等可能会坐上更好的车。不过，他们又说了，我也不必傻等，反正快些慢些总是会到的。要是我实在受不了想下车，就捶他们驾驶室的顶盖。他们本也愿意让我坐在驾驶室里，但商用车驾驶室装四个人违法，他们不想招惹警察，那会很麻烦。我爬上车，坐在后面车斗里用过的备用轮胎上，卡车就开动了。日头已经很高，我把背包取下时，虽然看不见，但我明显感到有两大股汗流在我背上淌过、交汇。我终于意识到我从昨天晚饭之后就没吃过东西，饿坏了。

到了新格拉斯哥，他们在一个小加油站让我下了车。黑人朋友想继续帮忙，还给我指了路，告诉我去小镇西头怎么走最近。我必须穿过的小巷地上都是垃圾，油腻的汉堡包的味道从路边几家速食店飘出，里面的点歌机都开得实在太响；从半开半掩的门里，猫王的歌声和粗糙食物的酸腐味都被搡出到巷子里来。我很想歇一歇，但却总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紧迫感，总觉得这条单行道上的汽车都开向奇妙的终点，我怕我只要停下片刻脚步，去买个汉堡什么的，就会错过那辆值得我搭乘的车。汗水从我额头上流下来，刺痛我的眼睛，我也知道拜背包带子所赐，我背后两块深色的汗湿肯定是越来越宽了。

日头升至几乎最高的时候，公路的砾石停车道上，一辆红色的车靠边停了下来，司机斜身打开了副驾驶的车门。他是个体态相当臃肿的五十岁男人，通红的脸上一直在沁汗，湿漉漉的额头油光锃亮，黏着他那一小撮棕色的头发。外套横在后座上，他的衬衫口袋里有个笔囊，铅笔、钢笔林立。他的衬衫领口敞着，领带也扯开了，歪在一边；皮带和裤腰上的纽扣也都没系上。他肥硕的大腿已经把灰色的裤管撑满了，但因为出汗，看上去依然皱巴巴的。他的衬衫是白色的，汗水在腋窝暗暗地透出来，向前靠的时候，背上也有两大块湿迹。他的双手非常白皙，小得跟身材不成比例。

车子前进，路面闪烁，地上那根白线看得我出神。他时常抓起座位上一块污浊的手巾，先擦掉手心里的汗，再把方向盘上的黑色水光抹去。

“好家伙，这天可真够热的，”他说，“比地狱里的婊子都热。”

“是，”我说，“是很热。的确是热。”

“前面那个小破镇子，”他说，“你什么没干都能在里面转一个礼拜绕不出来。”

“是啊，这么个小镇子。”

“你也只是路过吗？”

“对，我要回温哥华。”

“哦，那你还远着呐，小兄弟，还远着呐。我还没去过温哥华，从来没去过比多伦多更往西的地方。我已经跟我公司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说我要往西边走，可他们就非要往这儿派我。一年三四回。天气从来都这么难受，像现在，热得跟地狱似的，换了冬天，又能把铜猴的蛋蛋给冻下来 1 。”这时他突然猛按喇叭，好似礼炮齐鸣，就因为他看到一个不知何去何从的十几岁姑娘正巧站在路边。

虽然车窗开着，但还是很热，而且因为车是红的，让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整个下午，道路在前方蜿蜒着，好比一条蛇鳞光闪闪地在前方的路上爬行，背后还留下一道恶心的白条纹。因为坡路和拐弯，我们就像被关在急沉急转的过山车里，随着车子所划的弧线东倒西斜，双脚还要时刻准备忍受车底盘传来的力道。有时，我们猛然驰进小坑小谷，我常被吓得胸腹间好像掏空了一般，只有等车子又一下子爬上来，继续迂回前行，我才又找回我的五脏六腑。不时有昆虫“砰”的一声拍在车前的挡风玻璃上，瞬间化身作一摊黄色的污迹。车胎在滚烫的柏油路上嘶嘶作响，像是会在车后留下两道胎痕。我感觉不管是我腿上还是背上的衣服，都因为汗水贴在了皮肤上。我同伴的衬衫上不绝有新的汗湿浮现，面积也越来越大。他肩颈往椅背上一顶，庞大的身躯从湿透的椅垫上抬了起来，裤子本来就没系上，他把手深深地一直探到裆下。“让那儿也透透气，”他一边说一边调整自己生殖器的位置，“这内裤肯定是个印度佬做的，老往上收。”

整个下午的车程中我们都在聊天，主要是他聊，我听，不过我一点也不介意。这样的人我从前没有见过。他聊他的生意（工资多，回扣多，再加不少灰色交易），他的老板（又傻又混蛋，有个这么得力的人替他跑腿算他运气），他的家庭（一个妻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每样一个正好），性（再多也不算多，他到死都不会厌），多伦多（每天都在扩张，今非昔比），以及税收（越来越高，物业都是自掏腰包，因为政府一直忙着在给富人减税）。他有说不完的话，而不论他说什么，我都从来没听过。他听上去那么自信，好像什么事他都一清二楚。你会觉得他对自己的无所不知很笃定，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下，似乎他从来不曾犹豫、不需停顿、不会疲乏，甚至连思维也是不必的。他就像一台点唱机，有个神秘的源泉在给它供应无穷无尽的各种硬币。

村镇都飞快地向后退去。特鲁罗、格伦赫尔姆、文特沃思、牛津；蒸腾之中，一闪而过。不到三十英里，我们就可以出新斯科舍省了，我的同伴这样告诉我。我们正接近新不伦瑞克省的边界。又到了某条我将跨越的分野，而一旦跨越，又可将很多过去抛诸脑后，我的心境又成了精疲力竭却又如释重负的状态。这种情绪与离开不列颠角时很像，只是加上今天的旅行，它没有之前那样清晰和轻盈了。这炎炎烈日，经过这番长途跋涉，的确有些疲惫不堪。

突然公路向左拐，迂回曲折都不见了，只从我们跟前延伸爬上长长的小山，大约半英里外可以望到山尖。我们开始爬坡后，两侧开始见到房舍，爬得越高，屋子越多，沿着山路散散地排开。

我的同伴又饶有节奏地鸣了一阵喇叭，因为他见到一个年轻姑娘和她母亲在踮着脚挺着背往绳上晾衣服。她们两人举着手在绳上忙着，在两人中间的地上放着个篮子，篮子里是洗好的衣服。她们嘴里都还咬着几个夹子，这样她们就不用每次放开绳子，下腰去拿。

“要我说，她们嘴里含错了玩意儿，该换，”他说，“第二轮可以考虑让那姑娘用下巴托着我的蛋蛋。”

为了看她们，他把车子开得很近，轮胎在路边的石子上咔嚓作响，终于，我们回到了正道上，清静了许多。

房子之间的距离逐渐缩短，墙色却更暗沉些，院子里都是孩子、自行车和小狗。我们似乎到了镇上一个主要路口，我注意到有好多女子裹着头巾匆匆走过，小男孩带着他们的书包和棒球手套，到处可见男人或坐或蹲紧紧聚成一堆。还有另外一些男人，也没坐着或蹲着，而是靠在墙上、倚在拐杖上，或是很吃力地靠假肢站着。这些就是所谓的老弱和伤残。他们的脸都枯瘦、灰黄，似乎接触阳光只是这两天的事情，而且为时已晚，再怎么晒也无法弥补了。

“没有比斯普林希尔更破的地方了，”我身边的人说道，“除非你是想找点乐子，那你就来对地方了。矿里很多事故，男人就死了。女人被干是司空见惯的事。矿区总是这样的。你看看那些小孩。说到私生率，新斯科舍这个小镇全国领先。没人在乎。”

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听见“斯普林希尔”这个名字，同时又意识到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居然会带给我如此的震动。或许我曾见过路标，学过地理，知道在“那里”有这么个地方，但在我脑海中，它从不会是“这里”。

我又想起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的某天：家门口等着的那些引擎都没有关的老车，上面的泥泞都是路上翻起来的，而铁锈则是海风中带来湿气的关系。它们正等着准备通宵达旦开往斯普林希尔。那时候，我十四岁，斯普林希尔是如此遥远，几乎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一个地方。它们也在等着母亲用蜡纸和报纸包起的食物，以及装着咖啡和茶的暖瓶；另外，它们还在等着我的父亲和这个今天被我的汗水浸湿的背包，只不过当时这个包里装满的是矿工的衣物。父亲是去救援的，他们希望救援成功后，这些衣服能用得上。那些黑得永远也洗不干净的内衣裤、厚呢绒袜、脚尖有钢铁加固的靴子，还有发黑的、满是汗渍的皮带——两头因为挂矿灯而耷拉着，以及勾扳手、积满灰尘的空水袋、裤子、手套和因为多年承受落石而伤痕累累、满是缺口坑陷的安全帽。

爷爷整晚都把他那个更有用的耳朵贴在收音机上，等待地下矿工和救援队的消息。学校里，每个教室都有老师在募捐，黑板上一排大字：“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尔矿工救援基金”，告诉我们捐款的去向。我还记得妹妹们捐出存的五分、一毛、二毛五的硬币时不情愿的样子。高尚和死，这些概念在你十一岁、十岁、八岁的时候，没什么意义，你无法体会某个并不相识的孩子永远失去父亲的感受，你也无法想象他的父亲将不再走进家门，甚至没有尸体能放在沉重的棺材里被抬回来，供他瞻仰遗容。别人埋在地下的父亲，无从体认、遥不可及，远没有甘草糖和日场电影来的真切具体。

“跟你说，”我旁边有个声音说，“六个月之前我就在这儿，搞了个小胖女人。正抽插起劲的时候她突然哭起来，喊的是一个没听过的名字，肯定是她死掉的丈夫之类的。妈的可把我吓够呛。这是要闹鬼还是怎么着。我棍子都差点蔫了。可能已经蔫了，不过正好，我反正也快要射进去了。”

我们现在到了镇中心，下午将尽，眼见着暮色正在掩来。阳光已没那么毒辣，斜斜地抚过黑黢黢的房屋。很多都是薄壳建筑 2 ，凄凉、阴沉、清苦，甚至有大火摧残过的痕迹。一个黑人女子，带着两个小男孩从我们面前穿过马路，小孩子的皮肤没那么黑。她捧着一袋采购的日用品，两个小男孩各有一瓶打开了的十六盎司装的百事可乐。他们都把手捂住瓶口，全神贯注地摇着瓶子，好让饮料嘶嘶地冒起泡来。

“这儿很多人都娶了黑鬼，”那个声音又说，“大概是地底下每个人都那么黑，见了光也辨不出来了。他们不是说吗，关了灯都一样。几年前爆炸过，有些家伙就在下面出不来，我也不知道关了多久。把死人留下的午餐吃了，然后就剥木料的皮来啃，喝别人的尿。乔治亚有个人说，只要是救上来的，他就出钱请他们去乔治亚旅游。不过救上来的有个黑鬼，那个乔治亚的就说黑鬼不能带。结果其他人也不肯去了。要是因为我的公司有个黑鬼，黄了我去乔治亚的旅游，我可要骂娘了。我不是说过吗，我老得都能当你爹，当你爷爷了，可连温哥华都没去过。”

他现在说的是一九五八年的事了，相比一九五六年的事故，一九五八年的那次在我头脑中要清晰很多。生命中若发生大事，十四岁和十六岁之间的差别还是不小的。很多精准或模糊的讯息逐个闪过，我之前甚至没想到它们还存留在我记忆里：一九五八年的爆炸是在一个星期四，和一九五六年的一样；“康伯兰二号”爆炸之前是整个北美最深的煤矿；一八九一年，就在这个矿，一百二十五个人殉难；一九五八年那个晚上，一百七十四人下了矿井，他们判断绝大多数无法生还。在被一千吨土石压了一周之后，有十八个人得救。曾经，“康伯兰二号”有九百个雇工；现在，零。

我又记起那些我家门口响着引擎的车子，那些打包的食物、装备和一周的等待；记起学校的募捐，爷爷和他的收音机，以及这次因为邻居家的电视而让现实多出的另一个维度；同时，还有我们被消了音的生活，突然连走路都没了脚步声。后来，父亲带着他如同鬼魅般惨白的脸回来了。等更年幼的弟弟妹妹睡下，我们低声交谈，关于泄露的瓦斯、稀薄的氧气和喷吐的火焰——火势因为地下黑暗中历经千年的钻石煤矿 3 滋养，更显嚣狂。还有找到的矿工的残体：如果他们死于塌下的石顶，尸体往往已被压扁砸烂；如果是被爆炸轰散的，他们就变成永远无法追回的碎片，挂在扭曲的管子、尖刺上，手、足、面孔、生殖器官、扯断的肠子、犹带毛发的皮肉，就像圣诞树上悬着诡谲的饰物。人被分解成可怖的拼图，只是这拼图是永远完不成的了。

“我不知道这里的人平常都在干吗？”我身边的声音又说，“他们都该出去，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去工作。政府想把他们安置到其他地方去，但甚至多伦多那样的地方他们都不愿待。他们都一个个滚回他们的这个坟场，就像公狗发了情总绕着母狗转。他们其实就是怂。”

红色的汽车停了下来，旁边是家杂货店，在我看来镇上估计也不会再有第二家了。“我就在这儿歇会儿吧。我有点吃不消了，要换换口味。干了这么多活儿不放松一下肯定不行。我进去碰碰运气，就一会儿。他们不是说吗：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

他关门的时候加了一句：“等会儿你也一起来吧。一般都会有剩的。”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和他将要干的事情如此实在地朝我头顶压迫下来，如同片刻前还在我脑海中的那些坍塌的矿顶。尽管天气依旧闷热，我还是摇起了车窗。街上的人漫不经心地朝这边看，看这辆过于鲜红的汽车，看那块安大略省的车牌，看我。我在他们脸上见到了爷爷的表情，见到了成百上千在我过往人生中出现过的人们的表情，甚至我自己，也曾遇见过这样的车子，而从玻璃和镜子的反光中看到同样的神色。此刻的情形是，我根本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我只是被装在这个半红半透明的移动展示盒里面，在他们铺满悲怆的街道逗留片刻，然后就会消失，而他们的生活依然如故，不会有任何改变，我只是与他们无涉地穿过他们的生活。又一条无关紧要的河流携着漂浮的残骸匆匆而去，只有河岸是永恒的。水流会转向不知名的去处，那块残骸的终点他们从未涉足，也无法前往。在那一瞥之间，已足够让他们把我归纳，然后轻描淡写把我挡在他们的世界之外：“我们的九死一生，我们坟冢里的那些亡灵，他能懂得些什么？”

念及此，我突然懂得这种避繁就简的可恶，心中无比郁塞。因为我知道，不仅是在这炙烤难耐的一天，在我并不算长的人生中，我也一直在犯这样的过错。只是现在变本加厉地成为两种成见的受害者，我才终于有所悟。我之前不知怎的总以为“离开”是外在的，它只是位移，只是标签，比如我毫不费力就挂在嘴边的“温哥华”。或者，“离开”只是跨过水域，穿过边境，而且，只因为父亲曾说我是“自由”的，我便信以为真了。多轻巧。我终于明白，我过往人生中的那些长者，比我对他们的判断要复杂得多。爷爷感性、浪漫、热爱煤矿，奶奶严厉、实际、痛恨煤矿。不是没有区别的。母亲缄默坚强、淡然顺服，父亲急躁，常因此粗暴得不着边际，却又有他不着言辞的深情。他们是如此的不同，但都以某种方式承受着，并将过去这十八年赋在我的身上；而除此之外，我并不知其他的生活和世界。他们的生命淌进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亦是他们的支流。其中自然有不同，但在很多方面却比我原以为的，要相似得多。我现在觉得一个人或许可以活在两种生命里，但见到同样的真相。比方说，我现在所坐的这辆半透明车的车主，他所见到的只是相似之处罢了，对他来说，在这一片狼藉的小镇上，居民等同于几个词组，或仅仅只是性爱的机会，他们只是整齐划一的金鱼，囚禁在他们透明的金鱼缸中，过着整齐划一、不可理喻的生活。而街上的人透过车玻璃看我也是一样的。曾几何时，我也如此看待那些“外国牌照”车子里的过客，我也曾下过类似的判断。可这些街上的人和这辆车的车主，他们似乎都没有恶意，而彼此不能互相懂得，也绝非是因为生性歹毒。恐怕最要紧的还是要坦诚。可能是我太努力想去成为另外一个人，结果都没有搞清楚我自己此刻究竟是谁。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但我很确信我不能跟着这个男人进这幢房子，因为这房子和我今天早上离开的几乎没有差别，我不能像他一样接受别人的投怀送抱，因为那个女子就像是我的母亲。我不知道当我父亲来去如风的身形消逝，他被酒精冲乱的心跳声静止时，她，我的母亲，会怎样。因为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会死。我也不知道于怎样的黑暗中她将向谁喊出父亲的名字。我好像没有一件事是真正知道的，但我真的懂得了我的过错：面对他人和自己，我不够坦诚。或许这个开车的人在我灵魂上留下了痕迹，才让我见到原来我有这样一颗灵魂。

在斯普林希尔的边缘，两束向前推进的车灯光落在我身上。它靠边停了，我爬进后座。我进车后不见把手，关不上车门，只好去拽那个用来摇车窗的曲柄，我甚至有些担心连它也会被我拔下来。前座有两个人，我只能见到他们后脑的轮廓，所以看不出来他们是干吗的。即使是坐在我旁边的这位，大半个人也是隐去的。他很高，很瘦，但因为看不清脸，所以说他是三十岁到五十岁都有可能。他脚边有两袋采矿工具，我也把包放在那儿，因为其他也没什么地方可放了。

“你是哪儿的人？”车开动后他问。“布雷顿角。”我说，然后告诉他我是哪一家的。

“我们也从那儿过来，”他说，“不过是岛的另外一头。你那边我估计矿都完了吧。都是很老的矿了。我们那边也差不多了。你现在去哪儿？”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去盲河镇，”他说，“要是盲河镇干不下去我们还听说科罗拉多发现了铀，已经准备打桩了。我们大概会再去那儿碰碰运气。这车太旧，估计到不了科罗拉多。不过要是你想一起去，欢迎同行。我们至少可以带你一段。”

“我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我得想想。我得自己先拿个主意。”

车子前行，朝着夜色。车头灯寻觅着那条诱人的白线，白线隐隐抬起，似乎在拖着我们向前、向上、向着某个深处，而我们只顾追随，追进无边的黑暗中。

“我猜你们一家在那边的矿上有年头了吧？”我身边的声音问道。

“是啊，”我说，“从一八七三年开始的。”

“操他妈的，”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道，“你好像整个人都颓了，肯定是伤透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