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1/1）

这本书我写了一辈子，至少其构思是从孩提时代便开始了。我至今仍珍藏着小学时的一个练习本，是我十岁或十一岁那年启用的，总共只写了五六页，其内容便是家族史——准确地说，是家族史的最初几页。这在当时自然没有任何结果，但我对自己承诺，有朝一日一定会把它写完。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履行这一承诺；而最终所得到的，较之于童年时代的构想，既大了，又小了。这是一部家族纪事，自然的；但这同时又是一部讲述俄罗斯历史的小说，一部关于记忆及其“怪癖”的随笔集，一次注解20世纪的尝试，特别是其相互联系与内部韵脚的复杂体系。当然，这还类似于某种travelogue（旅行见闻录），对于族人曾经居住或游历之地的寻根之旅。我曾踏着太姥姥萨拉·金兹堡的足迹造访她曾经留学的法国，也曾追随外祖父列昂尼德·古列维奇的脚步游历他的故乡敖德萨。

然而，我的家族史上那些最关键的坐标点全部散落于地图上如此偏僻的角落，以至于常人绝无可能无心路过或专程造访。那些我的曾祖父母辈出走于斯的小镇或村庄，至今仍和19世纪末一样闭塞，火车远远开不到。这种距离本身——无限绵延的空间，旷野过后仍是旷野，道路尽头仍是道路——便构成了我思索及内省的对象。英语中对此类空间有个专门的描述—— the iddle of nowhere（在无所之地的中央）。这些无所之地——别热茨克、波钦基以及与之相邻的完全不知名的村落，亘古以来便游离于宏大历史之外，如同掉进了沙发靠背的后面。为了解读家族遗存的以及后来我自己觅得的那些故纸堆，我不得不徒步丈量所有这些飞鸟不到之地。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书仅仅是这一旅行的副产品。而我之所以踏上这条旅途，只为寻找答案，试着逆流而上，打破头脑中业已固化的关于自我及家族的印象。简单说来，为了开始讲述，我必须回到那些原点，而那里已经一百年不见任何一位族人的踪影。

最近数十年来，“记忆”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破解今日的一把密钥，且绝非仅仅俄罗斯如此。记忆，连同其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谬误及偏差，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女神，新的全球崇拜的宽阔河槽。过往变成了怀旧的对象，政治投机的基础，但更首要的——变成了公共领域，数十万人命运及希望的交汇之地。在这一强大潮流之下实则暗流汹涌，须知在某种意义上，如何记忆过往——自我的，遑论他者的——全凭我们自己决定：一千个人回首，便有一千种过往。无怪乎记忆总被拿来与务求精准的历史相对立：二者似乎都只是自我描述的手段，以便认清自我以及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但较之于历史，记忆更加魅惑，更加热辣，更加贴近肌肤，其最大的允诺，大概便是穿越过往的幻觉。一张老照片，一身祖母的连衣裙，一个奇迹般得以幸存的空香水瓶，无不给我们造成一种连续不断的印象，似乎宣告着无可争议的继承权。但这当然并非事实：我们不是他们，他们也不是我们。

但确定无疑的是，当下活着的我们所有人都是幸存者的后代，他们全靠奇迹和偶然才活过了多灾多难的20世纪。这一点将我们联系起来，就像无人荒岛上的一群幸存者，每个人都是亲人。我们的交谈足以跨越代际、跨越距离、跨越语言。我能感受到这一亲缘关系的温度，尽管不无悲凉：譬如一群失去父母的孩子，彼此依偎、相互取暖。不管我走到哪儿、与谁相识，几乎总用不了一刻钟，谈话便会自动转向各自家族的历史和轨迹，一面对照城市的名字，一面缅怀几乎每个人都绕不开的死难者。我们那并不完好、侥幸留存的记忆如同一封国书、一纸荐信，让我们将彼此视为共同世界、共同谈话、共同过往及未来的一部分。我很幸福，我的这本书如今将呈现在中国读者面前，或许，它能让我们之间的共同性变得更多一些。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这书有什么意思？”爱丽丝想，“又没图画，又没对话。”

——卡罗尔

奶奶说：“看来，孩子是长大了。记着：要喝酒，跟活人喝，可劲喝；可千万别跟死人喝。”

我不懂：“还能跟死人喝酒？”

“当然喽！”奶奶说，“一般人都是跟死人喝。你可别。喝一盅，一百年没了；再喝一盅，两百年没了；喝上三盅，三百年没了。出门一看，三百年过去了；没人认得，改朝换代了。”

我当时想：唬小孩呢。

——索斯诺拉 [1]

“天啊！”女士们惊讶道，“这种事有什么好惊叹的？” [2]

——普希金

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1] 维克多·索斯诺拉（1936—2019），苏联及俄罗斯联邦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2] 摘自普希金散文《我们在达洽过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