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若干照片（1/2）

一

偌大的病房，棋盘格地板。阳光照在高大的拱形窗户上，右侧边缘曝光成白色。白色本来就够多的了，一张张白色病床，床尾朝前，铁皮靠背蒙上了麻布。看得见高高的枕头和病人的脑袋，胡子拉碴的病人们看向镜头，其中一个用胳膊肘撑着身子，护士小姐正麻利地在他肩头上平整什么东西，她是整个病房里唯一的女性。左下角正在发生照片的核心事件，那里有张桌子，一个穿住院服的大胡子撑着拐杖坐着，带着南方人特有的露齿微笑。桌上堆着文件、记录簿、表格。桌边坐着两位主角，整个构图的中心，照片正是为他们而拍摄的，两人不经意间流露出参观者的愉悦。其中一个身穿黑色便服，皮鞋锃亮，衣领笔挺，靠在维也纳式椅背上。第二个身穿灰色衣服，稀疏的短髭下露出淀粉白的牙齿。稍远处站着几位男护理员，双手交叉等待着——有人抱在胸前，有人放在腹部。床腿与立柱平行，有人还从一根立柱背后探出头来，好像所有人都必须出镜似的。窗户如一汪水光，恰巧有些过曝，白光将窗框溶解掉，侵蚀了护士小姐和她所照料的病人的身形。

二

低矮的大理石桌上团着一堆破布，若非知情，恐怕永远也猜不到那是一具尸体。桌边围坐着一群专注的医学院大学生，正在上解剖实践课。近景处还有一张小桌，上面同样有一堆不明物，好像是口袋或者纸包，又好像不是，无从分辨。

六位女生簇拥在大理石桌旁，白大褂罩在平日穿的深色裙子外面，唯一的一位男生单独站在一旁，转过脸去，看别人都在忙活，不知道自己是该微笑，还是该皱眉。他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滑稽的夹鼻眼镜，身后是一块写满粉笔字的黑板，仔细看去，上面无所不有：上堂课留下来的植物神经系统图，戴着高高的大檐帽的军人侧脸，叼着香烟的尖下巴美女的侧脸，还有满月一样的圆圈笑脸，长着一对大长耳朵。桌子另一头是一位女版的蒂尔普医生 [1] ，那是一位黑头发的女大学生，脖子上挂着听诊器，正在朗读课本，女听众们屏息凝神，脸上的表情如同站立过久的哨兵，只有一张脸上带有笑纹。如果你觉得她们都在专注于同一件事，那你就错了。比如这个耷拉着脸，正在想心事；那个猛地一激灵，好像墙角有人喊了她一声；那个戴眼镜的白大褂还没穿好，厚重的带纽扣的绣花胸衣正冒充医生制服。朗读课本的那个发髻低绾的女大学生，正是我的太姥姥萨拉。所有目光像扫帚的枝条一样散射到各个方向，谁也不愿意去看死人的组织和关节。

三

照片上所有的法国男医生都留着胡子，胡子一律翅膀一样向上翘起；所有女士都穿着白大褂，袖子高高挽起，戴包发帽的是女护士，没戴的是医学院女学生。所有人都在做出统一动作——越过前面人的肩膀望向同一方向，在目光聚集处的床单下面，小山包似的鼓起一块，花白胡子的主治医师手里拿着手术刀或夹钳。那里是照片构图的盲区、手术活动的静态中心，静得能听见脑袋里的滴答声，站在那双手及其操作对象跟前的女士们纷纷别过脸去，眼睛眯缝着，望向镜头。

四

照片是木头色调的，墙壁、篱笆、板棚、台阶都是木板做成的。猫凑到镜头跟前，母鸡们则很矜持，穿着簇新的中学制服裙、宽大袖子上的针脚疏可走马的女孩终于妥协，接受了照相，尽管并不认可其意义。维也纳式椅子被搬到屋外，相机摆好，女孩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高傲而不屑的微笑。

五

没有落款，但我确知这是瑞士，二〇一几年。云杉林呈楔形向左右两侧延伸，中间是锥形的白色峰峦。近景处几株云杉清晰可见，一，二，三，四，五，呈阶梯状向上，接下来是密密匝匝的林下灌木层。顶上是漂泊不定的阿尔卑斯之云。而在照片底部，是闯入镜头的刘海儿般的针叶，当时的我们，来自俄罗斯的旅行者，刚刚从中穿出。

六

这张照片很小，很老，因为褪色而显得更老。底端用粉色字迹标注着chern和b eert。照片大抵摄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新娘站得稳稳当当，如同一只杯子站在桌布上，厚布婚纱的v字领口开到小腹，纽扣排成一线，宽大的脸庞被网纹头纱罩住。较之于新娘的淡定从容，旁边的新郎则显得拘谨而不般配。但这种不般配不同于《不相称的婚姻》 [2] 或者《敖德萨故事》 [3] 简单粗暴的逻辑，而是由于二者的搭配酷似三角形与感叹号的组合。新郎面庞瘦削，瘦骨嶙峋，宛如一根细蜡或者一细条残存的肥皂，眼看就要融化在常礼服的包裹之下，以至于新娘必须搀住他的手肘。带手绘折领的常礼服管直笔挺，既像个不规则的圆柱体，又像只被魔术师抓在手里的兔子。这位新郎便是姥爷的姥爷，我的祖太姥爷列昂季·利别尔曼。另一张照片上的祖太姥爷胡须浓密，小时候我曾一度以为此时的他已近耄耋之年，后来才惊诧地获知，此时距离上一张照片仅仅二三十年。祖太姥爷的照片总共就这么两张，两张照片给人以同样的印象，那便是他早在成年之前，就与背景融为了一体。

七

莫斯科郊外达洽前的草坪上，一群孩子正在玩槌球游戏。大人们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倚在高高的松树干上。原木搭建的老房子的顶楼和圆顶延伸到了相片以外。窗户四敞大开。游戏被中断了，在场所有人全部转向摄影师，女孩们穿着高尔夫球袜和更像长衬衣的白裙，邻居家的男孩子光着脚丫，槌球杆静止不动，槌球躺在地上。唯独右侧那个女孩仍然沉浸于游戏之中，正弯腰准备击球，裸露的肩膀绷成一道紧张的弧线，右腿旁开一步，躯干和前伸的脚掌连成一条无形的直线。利落的锅盖头发型下面露出纤细柔嫩的后脑勺。这个酷似希腊男孩的女孩，周身散发出一种忧郁的专注与格格不入的高贵。其他所有人或成群，或成双结对，唯独她孑然一身立于前景处。尽管距离其他人并不算远，但这个位置却看似照片的边缘，如同主屋的偏远耳房。

八

黑色及地长裙，浅色女衬衫，一位陌生女郎站在篱笆前，砖房爬满了爬山虎，涂漆的护窗板敞开着。两个孩子，一个两岁，一个五岁，一左一右攀在女郎肩头，像一对张开的嫩翅膀。她一手一个拽住他们，双臂交叉在胸前。两位男人分立两侧，离镜头稍近。个高的那个，一条腿脚尖点地放在另一条腿前面，双手插兜，衬衣下摆外露，束着一条腰带，鬈发蓬乱。他叫萨沙，外号桑丘·潘沙，是太姥姥萨拉的朋友和倾慕者。第二位年纪稍长，戴着夹鼻眼镜，身穿粗布短上衣，面色忧郁。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我认识。他非是旁人，正是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 [4] —此后大约十年，他当上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签署了旨在“将苏维埃共和国变成统一军营”的“红色恐怖令”。

九

浑黄色的矩形，左侧稍微明亮些。细看之下，可以辨认出桌面、女性的肩膀和侧影。背面写着：“请勿见怪，画面略显沉重，但若仔细品味，其实相当不坏。”再下面一点的角落处，用同样的笔迹写着“paris”。

十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致密白桦林衬托下的一块标牌，上面写着：“想要身体好，运动不可少！”照片上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女性的身体，逼得目光不由得向只有树干和白色标语的上方躲避。照片上的队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化合反应。最上面一排人直立，其余几排渐次矮下身子，最底排的人干脆躺在那里，手脚摊开，宛如人鱼公主畅游在由赤裸的臂膀、运动短裤和统一的汗衫构成的海洋之中。这里足足有九十来人，面部表情却惊人的一致——全部面无表情。也正因如此，才值得饶有兴致地逐一细看，看到后来你会觉得，从一张面孔到另一张面孔，你所看到的仿佛是同一表情的慢放镜头。这张照片应该是莱吉村疗养院，太姥姥萨拉曾在那里做医生，1926年前后。她十岁的女儿廖利娅躺在地上，头上包着三角围巾，肩膀上围着难看的流苏披肩。为了避免跟其他人搞混，有人用蓝色墨水画了个十字将她标记出来，就像古老的童话故事里所做的那样。但实际上她很好认——只有她一个人没看镜头。

十一

厚重的硬纸板，金色切边，模糊的风景画，在其衬托下，粗腿的生铁座椅显得更加敦实，座椅扶手别出心裁，坐在上面的是达维德·弗里德曼——姥姥的爷爷、我的祖太姥爷，下诺夫哥罗德的医生。他右手轻轻握住一只狗的脖套，那是头红褐色的爱尔兰塞特种猎犬，非常棒的猎犬，该品种的标准确定于1886年——此照片拍摄前二十年。

祖太姥爷的衣着竭力避免引人注目：结实耐用的皮大衣，衣领和黑帽子都是卡拉库尔羊羔皮的，裤子和皮鞋普通无奇，带长链子的夹鼻眼镜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到眼睛上。眼神似乎透露出慌乱，但问题也许并不出在眼睛，而是出在那双挨得过紧的腿上，好像双腿的主人正准备起身离开一样。我们这个犹太家族和许多俄罗斯族家庭一样，也有在出远门之前全家人集体默坐片刻的习俗，似乎只有经过这一两分钟的静默，远行才能最终获得应有的分量。那条狗同样坐不安生，跃跃欲试。祖太姥爷和他的爱犬均于1907年去世，而且据妈妈说，是在同一天。

十二

照片上没有任何事件，只有一张脸，但这张脸何其丰富！酷似诗人费特的一部大长胡子垂到胸前，在纽扣上方分成两股，鼻翼向两侧张开，眉头紧锁，脑袋上的灰色毛发若有似无。身后没有任何布景，空空如也。他是阿布拉姆·奥西波维奇·金兹堡——太姥姥萨拉和另外十五个孩子的父亲，旧俄一等商人，从波钦基开始发迹，但并未见录于当地方志。看老照片时，每每最先注意到的就是人物的眼睛：那眼神通常是直勾勾的，失落的（因为已经失去了依托，即能够认出自己的人）。而这张照片上的视线却是朝向左侧的，牢牢地抓住镜头之外的某人或某物，以至于你会不自觉地想要把自己放到视线汇聚的那个点去，尽管那里早就什么都没有了。注意力来回穿梭之间，不知不觉绘制成一个局促的三角形，在其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全靠沉重的他者视线加以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