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命运难逃（2/2）
亚卢托罗夫斯克时而皑皑白雪，时而烟雾迷蒙，当地为数众多的奶制品联合厂和幼儿园都需要经验丰富的医生，这大概是最后一个萨拉照过全身像的地方（“啊，山岩一样的妈妈！”）。萨拉很快就安顿下来。在战争爆发的头几个星期，莫斯科陷入一片恐慌，很少有人知道该怎么办，该往哪儿跑。穆尔，茨维塔耶娃时年十六岁的儿子，在他那细致到可怕的日记中逐日记录了希冀与绝望的交替，幸免于难的希望与被埋在废墟之下的恐惧（这总让我想起哈尔姆斯的那句“我们会拖着断腿，贴着燃烧的墙壁爬出”），逃不敢逃，留不敢留，没完没了地痛苦地讨论着为数不多的每一个选项。很难相信，但在七月中旬，茨维塔耶娃突然和几位朋友来到了位于佩斯基的达洽，“歇一歇”。三位已不年轻的女性和一位神色紧张、想念伙伴们的男孩坐在那里，就像契诃夫短篇小说中那样，从午饭一直闲聊到晚饭，一面等候着从城里传来的消息。这大概是命运给予这对母子的最后一次喘息。返回莫斯科后，他们立刻被卷入了追赶火车或轮船的逃亡者漩涡，而且侥幸赶上了——但没有文学基金会的介绍信，没有钱，也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换取食物的东西。其结局如何，我们都已知晓。
莫斯科完全做好了战争和围困的准备。是年春天还组建了莫斯科市民战时疏散委员会，试图制订可能的行动计划；委员会讨论了如何将一百万莫斯科人紧急疏散到后方的各种办法。报告书上还有斯大林愤怒的批语：“你们关于‘战时’‘部分’疏散莫斯科市民的建议，我认为是不合时宜的。我要求即刻撤销疏散委员会，停止讨论疏散问题。何时需要，是否需要准备疏散，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会通知你们。”批语的落款时间是1941年6月5日。
一连数月，首都人心惶惶。人们像钻冰窟窿一样企图逃跑，各种权力部门都在想方设法疏散自己人，人人争先恐后，有些人匆忙收拾，徒步出城。10月16日，当德国军队已经逼近莫斯科城外时，文艺学家艾玛·格尔施泰因 [4] 没能赶上那趟原本为她预留了座位的疏散列车。“我走在街头痛哭。被扯烂的文件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宣传册的碎片随风飘扬，在周边飞舞。女士理发店人满为患，女顾客们在店门口排成了长龙。德国人要来了，得提前把头发做好。”
萨拉一家再回到莫斯科已是1944年了。1945年5月9日，廖利娅生日当天，波克罗夫斯基林荫路的一户住宅高高的窗子四敞大开，窗内是泪珠般绿意盎然的春天，偌大公用住宅的全体住户团团围坐在丰盛的节日餐桌旁，所有亲戚朋友，甚至一些从街上不请自来的半生不熟的人，包括年轻的女歌手维多利亚·伊万诺娃 [5] 也和他们一起，她身穿蓝色长裙，用自己那令人惊叹的嗓音演唱了《请买紫罗兰》《蓝头巾》，以及人们请她演唱的所有歌曲。傍晚，他们来到附近的乌斯京斯基大桥，欣赏了莫斯科河上空怒放的烟花。
自那晚以后，萨拉的故事逐渐暗淡，在随后的三十年间隐入了日渐稠密的黑暗。我记得，妈妈将太姥姥的中风与“医生案”联系起来，此事原本不可避免地也将吞噬廖利娅。但灰色的工作履历簿只记到1949年末，那一年同样是个多事之秋：整个国家都在与世界主义作斗争，犹太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成员遭到大肆逮捕，图书馆里犹太作者的书籍被禁，犹太语文献的出版被叫停，整个首都涌起新一轮的解聘风潮。我不知道对于萨拉·阿布拉莫夫娜·金兹堡医生而言，什么更加危险：是与生俱来的犹太身份呢，还是后天养成的西欧气质；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跟家里人讨论过发生的事情，她是否担忧，事情会不可避免地波及身边的人，包括过于成功的女婿以及女儿和外孙女。老年性消瘦导致太姥姥无法承担责任、做出决策和采取预防措施，这使其脱离了高风险人群，钻进了一个清凉的避难所，在那里她可以随意翻翻照片，写写题词，任何回忆都触手可及。
不知为何，我经常会想起，在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的幽暗讲堂里，有人给我们一群十岁孩子讲的那堂关于拜占庭建筑的课。投影仪屏幕上是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宽阔肩膀，以及尖塔上方的蓝色苍穹。我对那一刻记忆犹新：我怎样使劲儿地向前张望，看着那个被照亮的光斑，心中暗想，我恐怕是永远也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实物的。我们那个家庭层次的人，20世纪80年代初普普通通的莫斯科知识分子、小工程师和小科研员，大体是没有机会出国的。
等我一旦有了出国的机会，便开始四处游历，至今仍无法停下脚步。这几乎给我带来了一种生理上的兴奋，每当我走进任何一座火车站的屋顶，都感觉那仿佛是我本人的肋骨，而我则是一股血流，充满了那些站台以及被阳光支撑的圆顶。在机场我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仿佛任何一个移动的机会都得像长尾猴那样四肢并用地牢牢抓住。需要努力追逐的，仿佛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跨越国界、畅快呼吸的空气。当我们迁离雅克图库尔湖，当所有的瓶瓶罐罐、照片书籍统统被放进仓库之后，我开始比往常加倍频繁地旅行，仿佛在此之前被这些东西按在地面上一样。
再说，我的旅行也确有正当理由：我在写一本关于家族的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本档案到另一本档案，从一条街巷到另一条街巷，我一路追踪着族人的足迹，怀揣着渺茫的希望，试图回忆起什么。我勤勉地收集着我所能获知的一切，将日期和门牌号输入电脑记忆，预先为自己规划路线，如同任何一个计划远行的人。在巴黎的某个角落，在我太姥姥曾经居住的一栋楼房里，如今坐落着一家小旅馆。
原来，可以在真正意义上钻进历史的皮肤底下：在同一个屋檐下跟年轻的萨拉共同度过一两个夜晚。若从伦敦出发，须乘坐地下列车，穿针引线地通过英吉利海峡底部的黑色隧道，直至突然置身于法国那郁郁葱葱的绿色原野。
我注视着窗外，忽然感觉，关于家族的长久思绪已经令我疲惫不堪。它越来越让我无法环顾四周，注意到旁的什么东西。圣彼得堡夏园那花纹繁复的栅栏便是这样将内部情形遮挡在外部视线之外的。现在与过去的任何东西早就与我那难以辨识的亲人们联系在一起，强调着自己与他们的同时性，或者相反，不相逢。我本人与世界的关系则只好推迟到明天——帮主人在林地寻找黑松露的猪，事先都需要经过长期训练，以免它们自己吃掉那些昂贵的战利品。我的旅行与我本人有着最为“间接”的关系；我在俄国和外国的城市四处游走，像个拖着行李箱出差的人，箱子里装着我事业的干货。行李箱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哪怕拖着它辚辚地走在巴黎的鹅卵石路上。只是不管你去哪儿，它都会提醒你它的存在。
于是，我和箱子在路边蹦蹦跳跳，沿着长长的克劳德·伯纳德大街向下；这是巴黎第五区，刚好适宜萨拉·金兹堡这类人居住。倒不是因为旁边就是索邦大学和圣宠谷军医院，而是因为这里有最便宜的旅馆和拎包入住的出租屋，那些麻雀一样三点一线的大学生们正好可以在此抱团取暖。萨拉在这条街上住了大约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那栋泛绿的带锻铁阳台的七层楼房至今仍矗立在原地。这个楼道散发着烟味和香粉味的物美价廉的居住区，于19世纪60年代被迫接受了改造，但断然拒绝变得体面。奥斯曼男爵 [6] ，城市变脸的实践者，如是回应当时的不满者：“巴黎属于法国，而不属于巴黎市民，无论他们本就出生于此，还是后来迁居于此；更不属于那些流动的外来租户，他们正用自己那不高明的声音歪曲着全民公决的意义。”几十年后，在这群流动的外来租户中间汇入了一位姓金兹堡的俄国小姐。
翌日清晨，于六楼的阁楼中醒来，我慢慢地在头脑中感受着房间的规模，倾斜的天花板，一张古老的、也许当时就在的小书桌，窗外的壁炉管在灰色天空的映衬下白得晃眼，不必下床便能望见不下十根。我的太姥姥当年也许正住在这间屋子里，因为楼层越高，租金越低；但也有可能是其余任何一间。我原本希冀着能够受到特殊的超自然的接待，能够做一场有萨拉及其友人参与的穿越之梦，但什么都没发生，照旧是寻常的游客清晨，伴随着咖啡的味道和吸尘器的压抑咆哮。
客栈主人已不年轻，眼神哀伤，透露出一种女像柱 [7] 式的持重，让人莫名有种感觉，即他在与我交谈的同时，将整栋设施完善的楼房，连同其楼梯和窸窣作响的床单被褥扛在自己肩头。这栋楼房是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买下的，他对楼层大大小小的房间都做了改造，装上了电梯，但保留了通向黑暗、通往塞纳河的地下通道。关于这栋利润颇丰的楼房的前生他知之甚少，只知道在一间最小的房间里住过日本留学生高田贤三 [8] ；再往前，退回到20世纪初，记忆就鞭长莫及了。不过，这里一直以来都是一样，供没钱人居住的拥挤鄙陋的蜗居之所。“你不是犹太人么。”他突然说道。
二十多年前，我们坐在克里米亚一家咖啡馆门前的台阶上，等店开门。那是一个慵懒的八月正午，旅游旺季已近末尾，再没有人急于赶场。一伙看不出身份的行人，正慢吞吞地沿着温暖的柏油马路向我们靠近。一位男子，身穿一条脏兮兮的裤子，留着稀疏的浅色胡须，牵着一匹老马，马背上坐着一个六岁左右、美得出奇的鬈发小男孩，双手紧紧抓住马鞍。即使是在热切渴望一杯波尔图葡萄酒的当口，他们的存在仍显得不够真实，倒像是来自讲述国内战争和乌克兰白军的苏联电影的直接而露骨的引文。马原本是白色的，被尘土染成了棕黄。男子将自己的牲口径直牵到咖啡馆门口，一脸平静地开口说道：“抱歉，你们大概，埃克斯诺斯特瑞斯。”我一时惊诧，不知所云。
ex nostris，据他在下一句话中的解释，意为“我们是犹太人”；他从我们手中接过一些零钱的施舍，便继续上路了。他和儿子要往费奥多西亚方向去，但关于自己没有透露任何详情，以至于我至今仍不敢确信，疑心这一切都是我们当年坐在荫凉下消磨光阴时臆想出来的。但那句拉丁文我是无论如何虚构不来的，在我的同化体验中，为这种语言预留的位置至今仍然空着，所以才无法做出“口令回令”式的瞬间反应。“我自然也是犹太人，”客栈主人说，似乎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我的民族属性都毫无怀疑。“街道尽头有个犹太教会，非常古老，难怪你太姥姥会选择这里。如今我们在这儿的日子又要不好过了。我撑死再给我们法国的犹太人算上五年时间，接下来就要坏了，又要遭罪了。”
法国最古老的医学院很乐意接收留学生；瑞士人托马斯·普莱特 [9] 16世纪末曾在此留学，在日记中描绘了当地肥沃得出奇的红土地，浓烈到不得不掺水勾兑的葡萄酒，以及举止文雅、精于算计、热衷跳舞娱乐的市民。蒙彼利埃拥有不下七座球场，这令托马斯大为惊讶，搞不懂这些人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可以如此挥霍。萨拉的国外生涯便是由此地开启的；在最初的最初，我那二十三岁的太姥姥大概也曾站在巴黎火车站的玻璃屋顶之下，要么是北站（假如取道柏林），要么是东站（假如取道维也纳）。
当时像她那样的人大概不下数百，甚至数千。法国的医学教育在当时的欧洲是最便宜的。自19世纪60年代末各大高校逐渐向女性开放之后，俄国女学生便云集至此。至1914年，她们已经占到了在法学医的全部女性中的70甚至80。但她们并不受待见，男女同学纷纷嘲笑她们的举止做派、邋里邋遢、政治激进，尤其是她们在学业上争强好胜，鸠占鹊巢地将本地人挤回老家，或者挤出故乡。彼得·克罗波特金 [10] 就曾写过，苏黎世大学的教授们一贯把女大学生树立为榜样，令男生蒙羞。
其中一位俄国女留学生多年以后回忆道，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女留学生们不仅要求与所有人享有同等权利，而且要求特殊待遇，占据最佳位置，处处争先”。她们密集聚居在俄语比其他语言更为通用的街区，每餐只有简单的面包、热茶、牛奶和“一小片肉”。她们毫无顾忌地吸烟，只身一人在街头闲逛。她们认真地讨论有无可能在吃下一整盘李子或马林果的同时，仍然做一位独立思考的女性和同志。柏林的报纸将其污蔑为外国革命娼妓，“病态的、半开化的、不服管教的人种”。然而，至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拥有执照的女性医生已多达698名，而据统计，截至1900年，法国仅95名，英国仅258名。
此外，俄国留学生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犹太人；这是他们的机会和幸运签，因为执照医师可以在整个沙俄帝国版图行医，而不必受定居地拘囿。至20世纪初，巴黎聚集了5000余名医学专业的各国留学生，与法国籍学生共同竞争入学名额。1896年，里昂大学生游行示威，宣称留学生，尤其是女生，将本国学生挤出了诊所和课堂。1905年，耶拿大学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接收“行为固执”的俄国犹太族留学生。1912年，当萨拉已经进入索邦时，大学生罢课风潮席卷全德，要求仍然是限制外国留学生。海德堡的俄国留学生与当地学生严正交涉，请求对方体谅自己的处境，莫要欺人太甚。双方对彼此的不满令空气中火药味弥漫。俄国女留学生成了首当其冲的攻击标靶，被画进了关于解剖室清晨的讽刺漫画。
我的另一位太姥姥、外祖父的母亲别佳·利别尔曼，出生于赫尔松，同样梦想着成为一名医生，最后却未能如愿，只留下了一个家族传说。十五岁那年，她莫名地觉得需要试验一下自己的胆量，看自己能否坦然面对尸体。于是她便每天傍晚一个人跑去市里的停尸间，给看门人一点钱，然后在那里坐上一整夜，直到确定自己行了才算作罢。但后来她并未报考医学院，而是像童话里经常发生的那样，遇见了一位白马王子——过早地；后来他们结了婚，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但愿如此。我看着两位太姥姥，如同看着一副扑克牌里的两位王后：一位是坚毅的萨拉，通过顽强的拼搏赢得了毕业证书，她那艰苦卓绝的努力一经启动便无法中止；另一位是温柔的别佳，终其一生在某个机构做着平淡无奇的会计，抚养儿子长大成人。二者之间有差别吗？历史真的是令人惊讶，它彻底取缔了1917年之前所做的任何选择，迅速地将二人变成了老太婆，最后带着几乎毫无二致的庄严相继去世了。
医学专业的学生与其他专业学生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闹腾”。在无数的回忆录和警署记录中，狂欢滋事的案例随处可见。在普莱特上学的年代，一遇到不喜欢的老师，学生们就在课堂上起哄，“用拳头和羽毛笔杆敲击桌面、跺脚；假如教授对此置之不理，他们便大呼小叫，让他没法继续讲课”。到了19世纪，医学院的学生们照旧捣乱、打雪仗、在实验室干架，聚众将看门人从高高的栏杆上丢下去。不过，在一战爆发之前，事情有了很大转变。单纯的惹是生非像是被一阵风刮跑了；玩闹结束了，所有人都变得更加严肃，也更加狠辣。自1905至1913年，巴黎的医学专业没有哪一年不因学生抗议示威而被迫停学一段时间的。整个教学体系运转失灵了。
巴黎大学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大学。偌大的一间间教室里挤满了人。1914年暮冬，萨拉给我未来的太姥爷写信说：“在巴黎留学，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毕业。”据189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巴黎四分之三的医专学生学了6年多才参加毕业考试，38的人学了8年多，甚至学了11年的也大有人在。教学课程从不间断，每周6—7天，每天都有手术示教室的解剖课、实验室操作，每天上午是雷打不动的医院实习——观摩，做医助，做电疗。在可怕的毕业考试到来之前，未来的医生们需要积攒上千个上午的医院实习经验。毕业考试整整持续两个月，形式是口头的、当众的，不仅要求具备专业知识，还得有点演员的天赋。在留学巴黎的最后一年（也是旧世界的最后一年）的信件中，萨拉满脑子都是考试：“为了自己的医生执照拼了”，“刚考试回来，累瘫了”，“明天还有一门考试”，“接下来是产科医院的面试。如果能顺利通过，就能稍微喘口气了”，“我的死记硬背还在如火如荼之中，很多人落水了，要等秋天补考了”——这便是太姥姥漫长而艰辛的通往毕业证书之路，等她走到期待已久的胜利终点时，距离共同灾难的降临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天时间。
曾于1913年造访巴黎的特鲁别茨科伊公爵 [11]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由此想到（……）一件当时令我倍感震撼的细节：在我住过的旅店中——柏林、阿姆斯特丹、安特卫普、巴黎，在入住当天，当我到楼下餐厅吃饭时，每次都伴随着同一首当时最流行的旋律——《宝贝儿》。”彼时生活前所未有的步调一致，当时也许还不怎么明显，如今回头再看却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在一战爆发前的两三年，整个新兴的20世纪，连同19世纪的很大一部分，正拖着裙摆走过同一条林荫道、坐在同一池座的相邻座位，却对彼此的存在毫不知情。有时，人们需要死去，才知道生前与谁同街而居。
我的太姥姥，孤独而倔强的，自1908年起旅居巴黎。1911年11月，卡夫卡曾短暂到访此地；在旅行伊始，他和马克斯·勃罗德 [12] 曾一道计划出版系列旅行指南。其构想十分充分，颇有些类似于半个多世纪以后问世的lonely p ，读者们可以在其帮助下放心大胆地乘坐廉价的三等车厢游遍意大利，选择乘坐公共电车而非出租马车。勃罗德草拟了指南框架，填充了关于折扣和免费音乐会的信息。卡夫卡总共只写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小费的准确数额”。指南中还包含购物建议：到巴黎必须享受菠萝、牡蛎和玛德琳贝壳蛋糕。彼时，距离令玛德琳贝壳蛋糕享誉全球的《追忆似水年华》首卷出版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
同样在这年十一月的这些天，巴黎街头还漫步着刚刚结束德国旅行的里尔克；各大报纸正在热议《蒙娜丽莎》失窃案，嫌疑犯之一便是默默无闻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 [13] 。1911年是极为寻常的一年，比任何一年都既不好，也不坏。“俄国演出季” [14] 向公众推出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约翰·克利斯朵夫》正一部接一部，缓慢而准时地出版，这部长得没有尽头的巨著在我们家族的女性中间受到狂热追捧（却被普鲁斯特嗤之以鼻，他甚至打算撰文“反对罗曼·罗兰”）。
从四月开始，在格博兰街（拉丁区的另一条街道，太姥姥也曾在此居住），列宁成功地讲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四月底，高尔基前来投奔，二人商议了当前局势，列宁认定：“战争不可避免。”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亚尼 [15] 各自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付费座位对他们而言过于奢侈。这些人当中的几乎任何一位都对其余人的存在毫不知情，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囿于自我命运的透明袖筒中。
五月伊始的巴黎清晨，我仅步行五六分钟便来到满是雕塑和座位（如今已是免费的）的卢森堡公园，萨拉当年肯定也曾经在此漫步，不可能不会的。我原本指望着，地点本身会引导我做出一系列的必要举动，如今却彻底茫然了。黑夜过去了，一如从前的黑夜；窗外的壁炉管道看上去如同花盆，卡夫卡似乎正是这样描写过它们；我没有任何清晰的梦境或思绪。我整整半天都在巡逻索邦大学的校舍，清晰的游客路径柔和而坚定地引导着我，我冲鸟儿们微笑，在橱窗前呆立，奔走于各个博物馆之间。城市和往常一样欢迎太阳，展示着其珍珠般的侧身，每一条褶皱间都坐着、站着、躺着一群人，是我此前来时所不曾见过的。他们默默地从破衣烂衫和皱巴巴的报纸下面伸出捧成小船的双手，或者逐一走到咖啡座前，说出同样的乞求。及至最后一人，我已经无可施舍，那人便嘶哑而愤怒地朝我咆哮。
不远处有几家营生古怪的店铺，出售的是老相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镜头和滤光镜放在银版照片的货架上，旁边是全景及透景拍摄设备。暴露已故之人胸部与臀部的禁照被卷成纸卷，分放于盒中。存货最多的是一种立体照片，由一种双镜头、长着木头鸟脸的设备拍摄而成，带有3d效果。图像在厚实的纸板箱上重叠两次，将其置于专门的透孔，不断调整木头机身，直至重叠的图像活动起来。这样的照片有数百张，内容包括巴黎和罗马街景，从圣彼得大教堂到台伯河的密密麻麻的街区，这些街区如今都已不在了，在其原址上开辟了宽阔的nciliazione大道，意为“和解”。那里还有水彩画的家庭场景，一百年前火车失事的场景。此外还有一幅画，显得与众不同。
那幅画同样是由两幅图像组合而成的，但两幅图却毫无共同之处。两幅图都是黑色剪影——早在当时就已久为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左侧图像是一个门洞，好像有根圆柱，更远处是一棵树。右侧图像有些古怪，是一位头戴高筒军帽的骠骑军和一只长犄角的公山羊。但透过玻璃目镜，两幅图像突然走到了一起，拼凑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透过门洞望去，骠骑军正倚在圆柱上，山羊正在树下吃草。风马牛不相及的物事突然交汇成一个生动故事。
余下的两个夜晚和一个半白天，我几乎半步未曾离开房间。我大概是感染了风寒，有点发烧。窗外为数众多的壁炉管道变成重影，甚至是三影，一场旷日持久的雷雨在空中铺陈开来，这起初让我略感慰藉，随后便不再具有任何意义。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听着窗外隆隆的雷声，心想，这也许并非这场毫无意义的感伤之旅的最坏结局。我在这里无事可做，于是便什么也没做，身处别人的美好城市，躺在宽大而空旷的床上，不知头上的屋顶是否还记得萨拉·金兹堡，连同她的俄国口音和法语书籍。
大约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位于波克罗夫卡的家中走进了一位法国人。上帝知道他是何许人，从何而来，但家里人仍倾其所有地招待了他，为他端上了各种配料的沙拉和拿破仑式手工蛋糕，全家人围坐在桌边，包括八十岁高龄的太姥姥萨拉。彼时的萨拉早已深陷自我世界，然而，一听到久违的法语，她立刻如梦初醒，开口讲起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外语；客人一直坐到深夜，跟萨拉聊个没完，相谈甚欢。从翌日清晨开始，萨拉完全地转入了法语，你跟她说俄语，她会用冗长的法语句子作为回答。渐渐地，家里人也能半懂半猜地明白她的意思了。
[1] 海因里希·涅高兹（1888—1964），苏联钢琴家、钢琴教育家，俄罗斯钢琴学派奠基人之一。
[2] 尼古拉·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白银时代诗人、小说家、翻译家、批评家，阿克梅派创立者。
[3] 彼得·博博尔金（1836—1921），俄国小说家、剧作家、记者、政论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荣誉院士。
[4] 艾玛·格尔施泰因（1903—2002），苏联及俄罗斯联邦文艺学家、回忆录作家。
[5] 维多利亚·伊万诺娃（1924—2002），苏联及俄罗斯联邦女歌唱家，俄罗斯联邦功勋歌唱家。
[6] 乔治-欧仁·奥斯曼（1809—1891），法国城市规划师，拿破仑三世时期的重要官员，因主持了1853—1870年间的巴黎重建而闻名。
[7] 建筑物中起到支撑作用的女像雕塑，多见于古希腊神庙建筑。
[8] 高田贤三（1939— ），日本时尚设计师，著名时尚品牌kenzo（包括香水、化妆品和时装）的创始人。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在法国求学。
[9] 托马斯·普莱特（1574—1628），瑞士医生、旅行家。
[10] 彼得·克罗波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地理学家。
[11] 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伊（1890—1949），俄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文学家。
[12] 马克斯·勃罗德（1884—1968），作家、评论家，犹太人。卡夫卡的终生挚友，卡夫卡遗作得以整理出版并引发世界关注均赖勃罗德之功。
[13] 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1918），法国诗人、文学及艺术评论家、记者。
[14] 指1908—1914年间圣彼得堡及莫斯科皇家剧院演员每年于夏季在国外展开的巡演。
[15]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1884—1920），意大利杰出的绘画大师、雕塑家，19—20世纪之交最著名的艺术家之一，表现主义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