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周年版前言]五十年后（2/2）

那么，这部小说的深层背景，还有在“二战”结束十五年之后依旧弥漫在东西两个德国每一处角落的景象、气味和声音，都是从何而来的呢？利玛斯所在的柏林便是人类自身愚昧和历史悖论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在1960年代初，身处英国驻波恩大使馆的有限范围内，我观察着这个国度，偶尔我也会走出大使馆更近距离地观察它。我见证了柏林墙从一排带刺的铁丝网变成了用空心煤渣砖垒起的厚墙，见证了“冷战”的堡垒从“二战”仍未冷却的灰烬上拔地而起。我当时绝对没有意识到世界正从一场战争进入到另一场战争中，因为在情报世界中，从来就只有一场战争。对于东西方两个阵营中的强硬派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个插曲。现在，插曲结束了，他们可以继续双方原来的战争了。这场战争始自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虽然交战的双方改换好几次名目，但这场战争一直在进行着。

如果阿历克·利玛斯发现在西方的情报机构里遇到了一些声名狼藉的同事的话，那一点儿都不奇怪。那些有着辉煌履历的前纳粹分子不仅得到了盟国的宽容，更因为他们的反共前科而得到了盟国的宠溺。组建西德情报机构时，谁是美国心目中担任机构头目的最优人选呢？是莱因哈德·盖伦（rehard hlen）将军，他曾在希特勒的军队里担任要职，在东线战场与苏联军队的交锋中陷入了困境。预料到德国的战败，盖伦召集起了他的人马，在第一时间向美国人投降，美国人张开双臂热情地接纳了他。被收编后，盖伦机智地弃用了“将军”这个头衔，而成了“博士先生”。

但是，要将盖伦和他的人马安置在哪里呢？美国人决定把盖伦及其手下安置在巴伐利亚一个名为普拉克的舒适村庄，距离慕尼黑八英里，很方便就可以到达那里的情报机构总部。

那么，他们为博士先生挑选的那幢空出来的美丽乡间宅邸之前又是归谁所有呢？答案是马丁·鲍曼（art borann），希特勒最为信任的私人秘书。当这位元首选择在这附近修建自己的府邸时，他的亲密战友立刻将他们各自的宅子建在元首家周围。盖伦和他的手下便被安置在这座曾属于马丁·鲍曼的别墅里。现在，这座建筑则成为了受巴伐利亚州政府保护的历史文物。就在几年前，承蒙现任德国联邦情报局某位上层的照顾，我有幸以私人名义到那里参观。在我看来，会议室里摆放的1830年代家具和屋后花园里新艺术风格的雕像很值得一看。但这里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从地窖里盘旋而起的巨大暗色楼梯，以及一座与元首宅邸中那座类似的地堡，地堡设施齐全，只不过小了些而已。

利玛斯是普拉克村的常客吗？他别无选择。没有联邦德国情报局的配合，深入东德的情报行动根本无法实施。在利玛斯多次常规到访中，他也许还会遇到颇受博士先生器重的反情报长官、曾经的纳粹党卫军和帝国保安部成员海因茨·菲尔夫（hez felfe）？他一定见过菲尔夫。菲尔夫可是一位传奇人物，不就是他单枪匹马地揭露了一堆苏联间谍的身份吗？

没错，是他毫不奇怪。当人们发现他本身也是一名苏联间谍后，他因此而获刑十四年。后来，他被用来交换被苏联逮捕的一些不走运的西德谍报人员。

利玛斯知晓通过“黄金”行动获取的“特别材料”吗？耗资巨大的黄金行动是由美英两国情报部门共同合作的一项秘密行动，行动内容包括在地下架设一段长达一英里的窃听电缆隧道，这条隧道深入到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地下，将窃听电缆接入俄国人的通信电缆中。早在隧道开挖前，苏联方面便已经获知了黄金行动的全部内容，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苏联间谍就是英国人乔治·布雷克（e bke），他曾经在朝鲜战争被俘，还是英国情报部门的骄傲。

然而，如果俄国人没有让自己的间谍暴露并故意让美英两国继续窃听自己的通信的话（这种假设本身就站不住脚），黄金行动的很多设计师如今一定会使我们认为这项行动不仅仅是一项工程建设上的胜利，而且还是一次成功的情报偷袭呢。

又过了两年，甚至连金·菲尔比（ki philby），这位有望成为英国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情报明星，也被发现原来是苏联间谍。所以，怪不得利玛斯会在伦敦机场给自己要了杯烈性的苏格兰威士忌来平复那愁苦的心绪。英国情报机构内部几近被苏联间谍攻陷，造成的损失需要付出整整一代人来弥补，但利玛斯依然保持着坚定的忠诚。他知道这点吗？我想，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十分清楚。

而且我认为我一定也深知这一点，否则我就不会在几年之后以此为背景写出了《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柏林谍影》的价值—或是它的过错，这要看你从哪个方面来看了—并不在于这部小说是真实事件，而在于这个故事让人信服。世界上很多人都经历过故事里的梦魇，因为五十年后，我们面对的仍然是那个相同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既能正当捍卫西方的价值观同时又不会将其丢弃呢？我在书中虚构的英国情报机构头目—我给他起名“掌控”—对答案毫不怀疑：

在我看来，不能仅仅因为你的政府实行的是仁慈的政策，你就不会像你的敌人那般残忍无情，不是吗？

今天，还是这个人，牙齿和头发打理得更加精致，衣着更为考究，在为伊拉克发生的灾难般的非法战争辩解着，在为使用中世纪式的酷刑手段作为21世纪首选审问方法提供正当的理由，或是在捍卫精神变态持有半自动武器的权利，以及给使用无人飞机毫无风险地刺杀某位假想敌及其周围任何不幸的人寻找借口。或者，作为某个公司的忠实雇员，正向我们保证，吸烟不会伤害第三世界人民的健康，而且有大银行机构来为那里的公众利益服务。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我学到了什么？细想了一下，我发现并不多。除了一点，情报世界与我们所在的世界的道德并无二致。

约翰·勒卡雷　201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