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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致客户的信(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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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南那件事情以后,钢铁业代表团就被取消了。”费德勒过了一会儿说,“所以我没有能去成英国。”

“蒙特那时候肯定是发疯了,想在巴尔干半岛那种地方进行暗杀还有可能逃脱,在伦敦可是逃不了的。”

“可他确实就逃脱了,是不是?”费德勒马上接口,“他干得可真漂亮啊。”

“就像吸收阿什和基沃那种货色?算了吧。”

“芬南那件案子的持续时间也够长的啊。”

利玛斯耸了耸肩膀。

“你再说说卡尔·雷迈克的事情,”费德勒又开腔了,“他曾和头儿见过面,对吧?”

“是的,大约一年前在柏林见的面,也可能时间还要早一些。”

“他们在哪里见的面?”

“我们一起在我的公寓里见面。”

“为什么要见面?”

“头儿在有成果的时候就会出面了。那之前我们从卡尔那里弄到了很多东西,我想伦敦方面也很重视那些情报。于是头儿就来柏林出趟短差,要我帮他安排好那次见面。”

“你那时候在意头儿来吗?”

“有什么好在意的?”

“特工是你发展的,你应该不愿意看到卡尔和你同事见面吧。”

“头儿不能算是我的同事,他是部门领导。卡尔知道领导要见他,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见面的时候,你们三人一直都在一起吗?”

“是的。哦,也不是一直。我当中离开过一刻钟,最多一刻钟,让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那是头儿要求的,他说要和卡尔单独谈几分钟。具体原因我不知道。我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开了公寓。我忘了当时是用了什么借口。哦,对了,我说家里威士忌喝光了。我离开后还专门到德·扬那里拿了一瓶酒回去。”

“你出去以后,他们谈些什么,你知道吗?”

“那我怎么会知道?我对他们谈什么也不感兴趣。”

“后来卡尔没有告诉过你吗?”

“我没有问过他。卡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个放肆的浑蛋,总是装出一副高我一头的架势。我也不喜欢他嘲笑头儿的方式,尽管头儿也确实有让人嘲笑的地方,不过我总觉得那是很荒唐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也确实一起在背后笑过头儿。我不会去挫伤卡尔的虚荣心,那次会面确实像是给卡尔打了一针兴奋剂。”

“卡尔那时候很压抑吗?”

“不,根本没有。那时候他已经被惯坏了,我们付给他的钱太多,太重视他,也太信任他了。对此我有责任,伦敦方面也有责任。如果我们没有那样宠着他,他也不会把组织情况告诉那个混账女人。”

“那个叫艾尔维拉的女人?”

“是的。”他们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直到费德勒像是从梦中醒来,接着问道,“我开始喜欢你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想不通。我有一点想不通—这是在我见到你之后才有的困惑。”

“什么问题想不通?”

“你为什么要过来,为什么要叛变。”利玛斯刚要开口说话,费德勒笑着说:“我这样说恐怕太直截了当了吧。”

他们在山中散了一周的步。晚上回到住处后,吃些糟糕的饭菜,用差劲的白葡萄酒把食物冲到肚里。然后坐在火炉边,没完没了地谈论那些所谓的细节问题。生火是费德勒的主意,现在应该不是生火的季节。可有一天利玛斯听到他让守卫弄些木材来。一个白天都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后,晚上坐在火炉边,利玛斯不禁滔滔不绝地谈起他的特工生涯来。利玛斯知道他说的话都被录音了,可他不在乎。

一天一天地这样过去,利玛斯明显感觉到对方变得越来越焦虑。有次他们开车出去兜风,那时候已经比较晚了,他们在一个信箱前停了下来。费德勒没有拿走车钥匙,让利玛斯坐在车里,自己去打了很长时间的电话。他回来的时候,利玛斯问他:

“你为什么不在住处打电话?”费德勒只是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小心一些,”他回答说,“包括你,你也要当心。”

“为什么?出什么事了吗?”

“你存到哥本哈根的那些钱—我们曾写信去查,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费德勒什么都不说了,一言不发地把车往山里开。最后停下的地方是两条大峡谷的交汇处,四周长着高高的松树。陡峭山坡上浓密树林渐渐掩入暮色之中,后来只能看到昏暗中树木的灰色剪影。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费德勒说,“你都不用担心。问题会解决的,你明白吗?”他口气沉重,用他那修长的手拉着利玛斯的手臂。“你要稍微注意一点保护自己,不过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很久,你明白了吗?”他又问了一次。

“不明白。你既然不肯明说,我只有见机行事了。你也不用太为我担心,费德勒。”他动了动自己的手臂,可费德勒仍然抓着他的手臂。利玛斯很讨厌别人接触自己的身体。

“你了解蒙特吗?”费德勒问,“你了解他吗?”

“我们谈论过蒙特那个人。”

“是的。”费德勒重复道,“我们谈论过他。他是那种先开枪再讯问的人,那是他的处置方式。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讯问应该比开枪杀人更重要,有这个奇怪的行规。”利玛斯知道费德勒的意思。“当然,如果害怕讯问结果对自己不利,杀人灭口就不显得奇怪了。”费德勒紧接着说道。

利玛斯等待着。过了一会儿,费德勒说:

“他从不进行讯问工作,总是让我做这种事情。他过去常常这样对我说:‘你去审讯他们,这个你最拿手。我负责把人抓来,你让他们坦白交代。’他常说从事反间谍工作就像是油漆匠—需要有个人拿着榔头站在后面监工,不然就会忘乎所以。‘我就是那个拿榔头的。’他以前常这样对我说。本来这仅是我们之间的一个玩笑,可后来还当真了。他开始杀人了,在获得对象的交代之前就杀了他们。就像你说的那样,他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暗杀。我曾经问过他,求过他:‘为什么不逮捕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交给我审讯一两个月?把他们都杀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他只是对我摇摇头,说必须把邪恶扼杀在萌芽中。他说这话的时候,给我一种他早有防备我询问的感觉。他是个优秀的特工,非常优秀。他在我们的工作中创造了不少的奇迹,这你也了解。他对他的做法还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有一天深夜,我和他交谈,他喝着咖啡,也只喝咖啡。他说德国人性格内向,成不了优秀的间谍,却在反间谍方面很擅长。他说从事反间谍的人员个个都像狼,啃着没肉的骨头的狼。所以要把他们啃着的骨头抢走,逼他们再去追逐新的猎物。我明白这些道理,也了解他的想法。可他也做得太过分了。他为什么要杀死维莱克?为什么不把那人留给我审讯?维莱克是个很好的猎物,可我们从他身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得到。那么,他为什么要那样做呢?为什么?利玛斯,为什么?”他握着利玛斯手臂的手抓得更紧了。在非常幽暗的汽车里,利玛斯却清晰地感受到费德勒异常强烈的情绪。

“我想了很长很长时间。自从维莱克被杀以后,我一直在寻求发现杀他的原因。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好,我告诉自己说,我是在嫉妒我上司的成就;还告诉自己说,我这是疑神疑鬼,做特工的也确实容易变得多疑。可是我很难说服自己,利玛斯,我一定要找到事情的真相。我再把以前的一些事情进行综合考虑。结论是:他是出于害怕,害怕被抓的人说出什么来!”

“你在说什么?你昏头了吧。”利玛斯说,语气中有些难以掩饰的恐惧。

“你看,这些都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蒙特很容易地就从英国逃走,你也证实了这一点。还记得吉勒姆对你说的话吗?他说他们并不真的要抓他。为什么?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叛变了,英国方面其实抓到了他,并成功地将他策反,所以他们才让他重获自由,还付给了他很多钱。”

“你真是昏头了。”利玛斯不屑地说,“他要是知道你编造这种东西,会杀了你的。不要自找麻烦,费德勒。别说了,开车回去吧。”直到这时候,紧握利玛斯手臂的那只手才松开。

“你这一点就不对了。你已经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利玛斯。所以说我们现在是谁也离不开谁。”

“不对!”利玛斯大声说,“我和你说了很多次,你说得不是真的。如果他被圆场的人策反了,我作为东德地区的特工负责人,我怎么会不知道?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你说我们英国情报部门的头儿在指挥着你们东德情报部门的副职领导,而我作为柏林站的站长,居然毫不知情。费德勒,你是在发疯,完全昏头了。”他突然又无声地笑了笑。“你这个家伙,你是想夺他的权吧。这种事情倒并不稀奇,不过你所说的也太不可思议了。”双方都沉默了一会儿。

“那笔钱,”费德勒说,“存到哥本哈根的那笔钱。那家银行给你回信了。银行经理以为出了差错,所以很担心。实际上在你把钱存进银行后一周,你的共同开户人就把钱取走了。而二月里的取款日期和蒙特去丹麦出差两天的时间正好吻合。那时候,他化名去丹麦和一名参加世界科学家大会的美国科学家接头。”费德勒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想你应该再给银行写封信,就说一切都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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