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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勇敢最可爱的，到底是哪一个，
亲爱的山楂树啊，请你告诉我。
安黎嗓子很好，是所谓的“洋嗓子”，自称“意大利美声唱法”，比较适合唱这类歌曲。每到星期天休息的时候，安黎就跑到静秋家，让静秋用手风琴为她伴奏，尽情高歌一阵。安黎最喜欢的歌就是《山楂树》，至于她喜爱这首歌到底是因为觉得这歌好听，还是因为她也同时爱着两个人不知如何取舍，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静秋听张村长提到“山楂树”，还真吃了一惊，以为他也知道这首歌。不过她很快就明白过来，是真有这么一棵树，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他们几个人的“奋斗目标”了。
背包压在背上，又重又热，静秋觉得自己背上早就让汗湿透了，手里提的那个装满了小东西的网兜那些细细的绳子也似乎早就勒进手心里去了，只好不停地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
正在她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的时候，忽听张村长说：“到了山楂树了，我们歇一脚吧。”
几个人一听，如同死囚们听到了大赦令一样，出一口长气，连背包也来不及取下就歪倒在了地上。
歇了好一阵，几个人才缓过气来。李师傅问：“山楂树在哪里？”
张村长指指不远处的一棵大树：“那就是。”
静秋顺着张村长的手望过去，看见一棵六七米高的树，没觉得有什么特殊之处，可能因为天还挺冷的，不光没有满树白花，连树叶也还没泛青。静秋有点失望，她从《山楂树》歌曲里提炼出来的山楂树形象比这诗情画意多了。她每次听到《山楂树》这首歌，眼前就浮现出一个画面：两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站在树下等待他们心爱的姑娘。而那位姑娘则穿着苏联姑娘们爱穿的连衣裙，姗姗地从暮色中走来。不过当她走到一定距离的时候，她就站住了，躲在一个小伙子们看不见的地方，忧伤地询问山楂树，到底她应该爱哪一个。
静秋好奇地问张村长：“这树是开白花吗？”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张村长，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这棵树呀，本来是开白花的，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无数抗日志士被日本鬼子枪杀在这棵树下，他们的鲜血灌溉了树下的土地。从第一个抗日英雄被杀害在这里开始，这棵树的花色就慢慢变了，越变越红，到最后，这棵树就开红花了。”
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还是李师傅提醒几个学生：“还不快记下？”
几个人恍然大悟，看来采访现在就开始了，于是纷纷找出笔记本，刷刷地记了起来。
看来张村长是见过大世面的，对这四五杆笔刷刷记录他讲话的场面好像早已司空见惯，继续着他的演说。等他讲完这棵见证了西村坪人民抗日历史的英雄树的故事，半个小时已经过去了，一行人又启程了。
走出老远了，静秋还回过头看了看那棵山楂树，隐隐约约的，她觉得那棵树下站着个人，但不是张村长描绘过的那些被日本鬼子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而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她在内心里狠狠批判了一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决心要好好向贫下中农学习，把教材编好。
这棵树的故事是肯定要写进教材的了，用个什么题目呢？也许就叫《血染的山楂树》？好像太血腥了一点，改成《开红花的山楂树》？或者《红色山楂花》？
歇过一阵之后再背上背包，提上网兜，静秋的感觉不是更轻松，而是更吃力了。可能背与不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先甜后苦，总是让后面的苦显得更苦。不过谁也不敢叫一声苦。怕苦怕累，是资产阶级的一套，静秋是唯恐别人会把她往资产阶级那里划的。本来出身就不好，再不巴巴地靠着无产阶级，那真的是自绝于人民了。党的政策向来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那就是说你要比出身好的人更加注意，绝对不要有一丝一毫非无产阶级的言行。
但是苦和累并不是你不说就不存在的，此时的静秋恨不得自己全身的痛神经都死掉，那就不会感到背上的沉重和手上的疼痛了。她只能拿出多年练就的绝招来帮助自己忘记身体的苦痛：胡思乱想。想得太入神的时候，她往往能产生一种身在彼处的感觉，好像灵魂飞离了自己的躯壳，变成了那些想象中的人物，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不知道为什么，她老是想到那棵山楂树，被敌人五花大绑的抗日志士和身穿洁白衬衣的英俊苏联小伙交替出现在她的脑海里。而她自己，时而是即将被处决的抗日志士，时而是那个因为不知道爱谁而苦恼的苏联女孩，搞得她分不清自己究竟是更接近共产主义，还是更接近修正主义。
山路终于走完了，张村长站了下来，指着山下说：“那就是西村坪。”
几个人都抢着跑到山崖边去观赏西村坪，只见一条小河像条绿色的玉带，蜿蜒着从山脚下流过，环绕着西村坪。沐浴在初春阳光下的西村坪，比静秋以前下去锻炼过的几个山村都美丽，真算得上山清水秀。站在山顶鸟瞰西村坪，整个村庄尽收眼底。田地像一个个绿色的、褐色的小块块一样，遍布整个山村，一幢幢民房散落在各处。中间有一处，似乎有不少房子，还有一个大场坝，张村长介绍说那就是大队部所在地。队里开大会的时候村民就到那里去，有时搞联欢晚会，也是在那里举行。
张村长解释说，按k县的编制，一个村就是一个大队，所谓村长，实际上就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不过村里人都爱叫他“村长”。
一行人下了山，首先来到张村长的家，他家就在河边，从山上就能望见。家中只有他妻子在家，她让大家叫她“大妈”。家里其他人下地的下地，上学的上学。
休息了一会儿，吃过了饭，张村长就开始安排几个人的住处。李师傅、陈副校长和那个叫李健康的男生住在了一户村民家里，罗老师只是暂时住几天，在写作方面作些指导，过一两天还得回去教课，所以随便在哪里挤挤就行了。
可惜的是，三个女生不能住在一起。虽然有户村民同意把他家的一间房给学生住，但只能住两个人，张村长只好说：“你们当中剩的那个就住我家吧，可我家没有多余的房间，只能跟我二闺女睡一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