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香港（2/2）

他滔滔不绝，但我却觉得有那么一会儿，那间大约十五平米的病房里充斥着一种尴尬的安静。我不知道lyle是怎么想的，我当时的念头是：肯定搞错了。直到二十分钟之后，做完超声波检查，医生递给我一张黑白的小照片——一片模糊的黑暗当中，一个豌豆大的小恐龙蜷着身体，周围绕着一圈朦胧的光环，告诉我：“胚胎很正常，差不多三十到三十五天。”

我心里一个声音说，这下糟了，尴尬地对lyle笑道：“我发誓，不是我事先导演好的。”

“caresse。”他说。

“什么？”我莫名其妙。

“caresse，名字，男孩女孩都可以叫这个名字。”他回答我。

从知道怀孕的第一秒钟开始，我就很自然地决定，在两个礼拜之内解决掉这件麻烦事情。在纽约这样的手术很方便也很普通，我没有觉得自己冷血，只是有点害怕那个过程。

但是lyle给了它一个名字——caresse，是个法语词，温柔的爱抚，海上的清风。男孩子叫着似乎有点娘娘腔，我毫无理由地觉得它会是一个男孩子。不过，管它呢，我并没有觉得这个小小的胚胎是个生命，也不能实实在在感受到它在我体内存在着，毕竟它小到看不见的心脏甚至还没有开始跳动呢。但是为什么，他给它一个名字？特别的名字，不像克拉克或是埃米丽那样普普通通，而是特别的可以在人心里多多少少落下一点温柔的影子。

我们离开医院的时候差不多是晚上七点钟，借着车窗外面路灯和霓虹灯晦暗多变的光线，我又偷偷看了一眼夹在病例里的那张超声波照片。车子驶过第五大道那些华丽橱窗的时候，他问我：“tiffany还是harry ston？”

我朝外面看看，那是个星期五，不管是tiffany还是harry ston都已经关门了。只留射灯照耀下的橱窗，和偶尔几个流连忘返的奥黛丽·赫本。

“我很感动。不过替我到鸭嘴医生的妇科诊所约个时间才是当务之急。”我回答。

“我就这么难推销吗？”他自嘲道，“我知道事情来得有些突然，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

“我没什么时间考虑了，再过两个礼拜我可能就要开始吐了。”我不当回事地笑笑，停了一下，然后告诉他，“我十二月底就要离开美国了。”

“去哪里？”

“香港。去工作，长期的。”

车子开到格林黛尔酒店门口，我们下车上楼，一路上都没有再讲话。他打电话叫了晚餐，侍者在他房间的客厅里摆好餐桌。他没有要酒，两个酒杯里斟的都是清澈的琥珀色苹果汁。我突然想到自己如今也算是个孕妇了，孕妇，陌生的字眼，无论如何都没办法和我联系到一起。我早就饿了，只是心里好多事情，一直没有注意到胃的反应。等上完主菜，侍者出去了，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坐下来就开吃，突然记起来，最近总是很容易饿，而且那种饥饿的感觉会在嘴里留下一点点苦涩，这种味道已经有十天半个月了。

我笑着对lyle说：“那个医生肯定觉得我是个笨蛋。”

“你就是笨蛋。”他回答。

我没有理会，低着头继续吃东西，淋上浆汁的鸭腿肉，配蘑菇和土豆泥，真得很好吃。但是，他的话，他说话时冷淡疲惫的语气突然让我觉得很难过。我努力睁大眼睛，想要忍住不哭，睫毛或是眼帘任何一下细微闪动就会让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盘子里。好不容易等到心情稍稍平复，眼泪也快干了，他却又走过来，跪在我身边，伸手抱住我，像哄小孩子一样轻轻的晃着我，低声念着他的咒语：“答应我吧，说吧，e，说吧。”

我用手背擦了一下眼泪，推开他，说：“你真的不用这样，你每次都做了该做的，这件事完全是我的责任，没有认真把指甲抛光就不应该到处乱抓。”半是真话，半是玩笑吧。

他站起来，脸色和口气渐渐地变了：“可能在你出生的国家堕胎不算什么。”

这句话彻底把我变冷了，我哼了一声打断他：“你不用跟我说什么生命或是人权，如果我想听什么基督教义，你是我可以想到的最后一个选择。”

“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想说的不是这些，我不会管别人杀掉多少个胎儿，但这个是我们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像吵架，但是我们确实是在吵架，“你是自私的女人对不对，你从来就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真的存在过吗？”我冷冷地看着他反问，在他回答之前，就站起来走出去了。我没有回头看，听得到他没有跟出来。我一个人搭电梯下到底楼，心里又冷又麻木。几分钟之后，我在门厅等出租车的时候，他却也下来了，对我说：“至少让我送你回去。”

他看起来很平静，车子开到了我公寓楼下，我们告别的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友好的，接下去的整个周末他也没有来找过我。星期一，我又打扮得很精神的样子去上班，跟同事和上司解释上周五昏倒不过是因为前一天加班加得太晚了。所有情节都让我错觉这件事情就这么说定了，结束了。直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我收到一份快件，棕色瓦楞纸盒里装着两样东西——一个harry ston的戒盒盒和一份起诉通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