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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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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是什么导致了现在的局面,但我们俩面对面地躺在床上,就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也许仅仅是因为疲倦了吧。时间很晚了,早已过了午夜。这份沉默是如此凝重,仿佛拥有了视觉上的质地,可以看见它在闪烁光芒,或是散发出冷硬的釉光,而且还带有一份厚重感,就像新涂刷的油漆。这种联觉 [1] 一定是由于我现在心神混乱所致,因为这幅情境是如此熟悉——我躺在她那双碧眼的视线中,感受着她那纤细手臂的滑润滋味。这情景又是如此出人意料。我们并非处于冷战状态,但两人之间的一切都停顿了。我们就像两支军队,隔着迷宫般的重重壕沟傲然对峙,动弹不得。唯一在动的是头顶上如旌旗般飘扬的沉默指控。对她而言,我躁动狂乱,变态执迷,最糟糕的是还侵犯了她的私人空间。在我看来,她背信弃义,在这一危机时刻不肯向我施以援手,还满腹猜疑,蛮不讲理。

我们没有大吵大闹,就连小小的争执也没有,仿佛我们都感悟到,正面对抗也许就会让我们各奔东西。我们依然友好相处,论工作,谈购物,聊做饭和家庭日常维修。每个工作日,克拉莉莎都要出门去授课、开讲座,向校方开战。我写了一篇冗长而味同嚼蜡的书评,评述五部专论意识的书籍。想当年,当我刚开始从事科普写作的时候,“意识”一词可以说还被排除在科学论述之外,算不上一个“显词”呢。如今,它就和黑洞和达尔文一样大行其道,其风头几乎盖过了恐龙。

我们一如既往地起居生息,因为除此之外,一切似乎都不明朗。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信心,我们已经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我们没有了爱,或者说我们已经失去了爱的诀窍,而且也不知道这件事该从何说起。我们同床共枕,却没有彼此相拥。我们共用一间浴室,却再也没有看见对方赤裸的胴体。我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随意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少做一点点事,比如冷淡有礼的相处,就会暴露出我们其实是在伪装自己,使我们陷入我们一直希望避免的冲突之中。以往曾经十分自然的举止,比如做爱,或是长谈,或是在沉默中静静相伴,如今却显得煞费苦心,矫揉造作,就像哈里森制作的四号航海天文钟 [2] 那样,要重建它是既无可能,又不合时宜。每当我看着她,看她梳理秀发或是弯腰捡起地上的书,我便会想起她的美丽,就像教科书上的事实,牢记在心底。真实,却并无即时联系。我也可以从她的凝视中重塑自己的形象——蠢笨庸俗,体态粗硕,活生生一根受着生物定律驱动的大头棒,一条满脑子呆板逻辑的巨大水螅,她犯了个错误,和我搅在了一起。和她说话时,我的声音单调平板地在自己头颅里回响,而且不仅仅是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是谎言。哑然无言的愤怒,播散得当的自我厌恶——这些就是我的元素,我的色彩。我们四目相对时,我们无法沟通,就好像那幽魂般刻薄的自我举手挡在我们面前,阻断了理解的可能。况且,我们的视线也很少交会,就算有,也只是那短短的一两秒钟,然后便紧张地移向他处。从前那爱意浓浓的我们,永远也无法理解或宽恕现在的自己,事实就是如此:在那段日子里,萦绕在我们家中那未加承认的情绪,是羞愧啊。

此刻,凌晨一点半到两点之间,我们俩就这样躺在床上,借着一盏台灯昏暗的光线注视着对方,我全身赤裸,她身着棉质睡衣,我们把两臂和双手贴在一起,但表情漠然,均无担当。我们周围问题重重,可一时间我俩都不敢开口。能彼此相望已经足矣。

我刚才说过,我们依然可以谈论日常事务,可是,我们生活的某一方面已经纳入了一板三眼的常规之中,而要讨论它是我们无法忍受的。常言道,非凡之事迅即就会变得司空见惯。每当夜间在公路上驾车,或者乘坐飞机冲破云层飞向阳光之际,我就会有这番思绪。我们是适应性极强的生物啊。顾名思义,可以预见的事物成为生活背景,不再占据人的注意力,让人能更好地去应付随机或始料未及的事物。

帕里每周会寄来三至四封信,一般篇幅都很长。来函热情洋溢,所用的时态也越来越集中于现在时。他常常把写信的过程视为主题,描述他所在的房间、光线和天气的变化、他情绪的起伏,以及他如何借由写信成功召唤出我的存在,仿佛我就在他的身旁。收尾时,他下笔冗烦,文字中透出离愁哀凄。涉及宗教部分的内容若不是情感如此炽烈,乍看上去就像是公式化的照本宣科:他的爱就像上帝之爱,富于耐心并包容一切,上帝是想通过帕里把我带到他的身边。来信中通常会含有一些指责的成分,要么贯穿全信隐于其中,要么就集中在宣泄痛苦的一段文字里:是我先挑起了这段恋情,因此我才应该直面应对,对他负起责任。是我在玩弄他,怂恿他奋勇向前,频频向他发出鼓励的讯息,然后却又猝然转身,对他不理不睬。我是个卖弄风骚的浪荡子,我是个风流情郎,我最擅长凌迟折磨人,我的天才就在于绝不承认自己的勾当。我似乎已不再通过窗帘或女贞树向他传送讯息了。现在我在梦中对他说话,就像《圣经》里的一位先知那样,光彩照人地出现在他面前,信誓旦旦地向他表达我的爱意,预言欢乐的时光就要来临。

我学会了如何快速浏览这些信件。我只看那些内容涉及指责或表达挫折感的段落,努力寻找他有没有再次发出威胁,就像当时在公寓楼外我认为他发出的威胁那样。愤怒洋溢在字里行间,没错。他的心中有股沉沉黑暗,可他太狡猾了,不会把它变成白纸黑字。不过那股黑暗肯定存在,令他认为我是他一切痛苦的根源,使他猜想或许我永远不会与他共居同住,让他暗示这件事可能会“以悲伤收场,给我们带来做梦也想不到的无尽眼泪,乔”。我要的比这更多呢。我期待的就是这个啊。请把武器交到我手上,杰德。只要一个小小的威胁,就足以让我去报警,可他就是不肯给我,他恣意玩弄我,却又缩头缩脑,就像他说我对待他的态度一样。我需要他再来威胁我一次,因为我要吃下定心丸,而在这一点上他却不肯满足我,使我一直怀疑他迟早会对我造成伤害。我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一项针对男性克莱拉鲍特综合征患者的调查中,一半以上的受调查者都表示曾试图向他们执迷的对象施暴。

除了信件以外,帕里在公寓外的露面也成了例行公事。他大多白天来,在街对面的一处位置上站定。他似乎在时间需求和自身需要的压力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如果没看见我,他就会在那里站上一个小时光景,然后步行离开;如果他看见我出了公寓,就会在大街另一侧尾随我走上一小段路,然后转身拐进一条侧街,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藉此,他就能得到足够的接触让他的爱保持鲜活,而据我推测,随后他会直接回到汉普斯特的家中动笔写信。其中一封的开头是:“我理解你今天早晨投来的那一瞥,乔,但我想你错了……”然而,他再也没有提起上次他说决定不再和我讲话的事,我倒突然觉得束手无策了,因为,假如他不肯在信上威胁我,那我就希望他或许能好心让我把他的话录下来。我口袋里一直放着一台小型录音机,麦克风藏在翻领下面。有一次,在帕里的注视下,我徘徊在女贞树旁,双手拂过树顶以留下讯息,然后转身望着他。但他不肯走过来,当天稍晚些时候写来的信中也没有提到这一刻。他这种爱的模式不受外界事物的影响,即使渊源于我也一样。他的世界由内在决定,受私密需求的驱使,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完整。没有什么能证明他是错的,也不需要有什么来证明他是对的。就算我写出一封热情似火的情信给他,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蹲在自己搭建的囚室里梳理意义,为不存在的交流注入希望或失望的戏剧性情节,永远细致地观摩现实世界,检视生活中的随机布局和混乱的噪音与斑驳的色彩,探寻与他目前情绪状态相关的事物——而且也总能得到满足。他用自己的感觉阐释着这个世界,而世界则在他情绪转变的那一刻为他提供相应的证据。如果绝望升腾,那是因为他从空气中读出了黑暗,或者某只鸟儿的鸣叫声起了变化,告诉他我对他嗤之以鼻。当情绪转为喜悦时,则是出于某种出人意料的愉快缘由——我在梦中传递给他的温馨信息,在祈祷或冥想时“浮出水面”的直觉。

这是一座自我指认的爱情监狱,但不管是喜悦还是绝望,我都无法诱使他来威胁我,甚至无法让他和我说话。曾经有三次,我打开藏在身上的录音机,穿过大街走向他,可他却不愿待在原地。

“那你就滚吧!”我朝他离去的背影大喊,“少在这儿瞎晃悠。别再拿你那些混球的信来烦我了。”可我真正想说的却是:回来,和我说话吧。回来吧,正视你的无助,把你心底的威胁清清楚楚地讲出来。或者你给我打电话威胁我也行,把那些话都存在我的留言机里。

自然,我那天吼的那些话并没有对他产生影响,第二天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信里充溢着欢乐和希望的话语。他的自我中心主义无可动摇。我开始恐慌起来。这种逻辑可能会驱使他一下子从绝望转向仇恨,或从爱情转为毁灭,而这逻辑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别人无从猜测;而且,如果他要对我下手,事先也不会有任何警告啊。于是,夜里我就格外小心,把公寓大门锁上。独自出门时,尤其是在夜晚,我会留心注意身后跟着什么人。我坐出租车的次数愈发频繁,而且下车时我也总会先环顾四周。我颇费周折才与当地警局的一位巡官约好时间会面。我开始幻想自己需要带什么武器防身。催泪瓦斯?指节铜套?刀子?我成天做着暴力冲突的白日梦,梦里获胜的永远是我,但我那凡事讲求逻辑的心——那装满无趣常识的器官——深谙,他不大可能直接来找我的麻烦啊。

至少克拉莉莎似乎已经从帕里的头脑中消失了。如今他在信里从不提到她,他也从未试图跟她说话。实际上他是在主动地回避她。每次她离开公寓时,我都要从起居室的窗户往下看。只要透过楼下大厅的玻璃窗一看到她走下楼梯,甚至还没等她走出公寓,他就会沿着大街匆忙走开,等她离开后再回到原地。难道在他的故事里,他相信自己可以不用在意她的感情吗?莫非在想象中,他以为我已经对她解释过了一切,她基本上已和此事无关,或者他自己已经圆满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这个故事根本就不需要前后一致的连贯性?

现在,我们已经在床上默默地躺了十分钟。她向左侧着身,我想我透过枕头听到了她那沉重缓慢的心跳声。也许那是我自己的心跳吧。节奏很慢,而且我确定它越来越慢。在这片沉寂中没有丝毫紧张。我们四目交错,视线有规律地在对方的脸上移动:从眼睛,到嘴唇,再回到眼睛。这就像一段漫长而迟缓的回忆,随着每一分钟逝去,我们缄默无语,恢复便聚集起了自身平静的力量。爱的惯性力量,那些彼此相伴、和谐共度的小时、星期与年月,一定比区区目前的环境因素更为强大。爱不是会自主繁衍的吗?我心想,我们现在最不应该做的,就是放下架子耐心地解释和倾听。大众心理学太注重于把话说清楚了,人们也对此期望过高。冲突,就像生物有机体一样,也有一段自然的生命周期。诀窍就在于知道何时让其死去。倘若时机不宜,言语就会像纤维性颤动一样造成可怕后果。冲突会以病原形式复活,以有趣的新组合,或者在某种对事物的病态“新眼光”中热烈重生。我的手微微动弹了一下,放在她胳膊上的手指轻轻使了点力。她双唇微张,伴着这性感的开启发出一声轻柔的爆破音。我们只需要看着对方,殷殷回想。只要做爱,其他一切都自然能够解决。克拉莉莎的双唇形成了我的名字,但没有发出声音,就连一口气也不曾呼出。我无法将视线从她的嘴唇上移开。这么丰润,这么亮丽,色泽如此自然饱满。人们发明唇膏,就是为了让其他女人也能拥有像这样的双唇,不过效果要稍逊一筹。“乔……”这双嘴唇又说。现在不谈我们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必须让帕里进入我们的卧室,引入我们的床中。

“乔……”这次,她从美唇间吹出我的名字,然后皱起眉头,深吸了一口气,用丰厚低沉的音调说:“乔,统统结束了。最好全都承认了吧。我想我们已经了结了,你不觉得吗?”

当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没觉得自己已经跨越了概念重建的门槛,也未曾感到地面或床铺从我的身下消失,不过我确实进入了一个极高的境界中,可以洞察这些事并没有发生。当然,我正处于否认一切的状态下,自己什么感觉也没有。一点也没有。我没说话,不是因为无言以对,而是因为我毫无任何感觉。我那冷血的思绪就像青蛙一样跳到了琼·洛根身上。在我的脑海中,克拉莉莎目前和她共居一地,她们被归为同一种女人,都相信自己被人冤枉,并且都对我抱有期待。

我尽力而为,孜孜以求。早些时候,我拿上洛根太太的那张字条,坐在书桌前打起了电话。我先打给住在罗素沃特村的托比·格林,接电话的是个健朗豁达、声音粗哑的老太太,那一定是他母亲。我好心地问起她儿子脚踝的伤势情况,但她一下子打断了我的话。

“你想找他干什么?”

“想问一下那场事故,那场热气球事故。我只想问他一下……”

“又是记者,烦死了。你干嘛不快点给我滚开!”

真是干脆利落,她的态度也相当冷静。两个小时后,我又试了一次,这一回我赶紧抢先报上姓名,告诉她,我是当时和她儿子一起抓住绳索的人之一。等托比·格林终于跛着脚跳过来接电话时,却帮不上我的忙。他是看到了约翰·洛根的车停在远处的原野彼端,可他当时正忙着修剪树篱,后来又朝气球跑去,所以并不清楚洛根是否孤身一人。我很难让格林围绕主题而不岔开话头。他想谈他的脚踝,想谈他本应因此得到的病假工资。“管福利金的那帮家伙我们已找过三次了……”我听他讲了二十分钟行政人员如何办事不力,如何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恩赐态度,然后他母亲把他叫走了,他连声再见都没说就挂上了电话。

他那位住在沃灵顿镇的朋友约瑟夫·莱西当天不在家,要到第二天才回来。于是我就打到里丁市,想和那位气球驾驶员詹姆斯·盖德一谈。接电话的是他妻子,声音亲切悦耳。

“请告诉他,我是冒着生命危险试图阻止他孙子被风吹走的那批人之一。”

“我尽力而为吧,”她说,“可他现在不太情愿谈这事。”

我听见话筒里传来电视新闻的声音,听见盖德的叫喊盖过了电视声:“我要说的一切,都会在死因裁判庭上一一说明。”盖德太太折了回来,转达了这条信息,她的口吻中分明带着无奈和些许遗憾,仿佛她也为他的拒绝谈话感到难过。

当我终于联系上莱西的时候,我发现他比其他人更明白重点所在。

“他们想要什么?不会是还需要更多目击证人吧。”

“是他的遗孀想问。她认为当时有别人和她丈夫在一起。”

“如果真有别人,那他不出面肯定是有极好的理由。要我说啊,就是不想惹是生非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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