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柏林（2/2）
“左边的那个。你没看见吗？她的嘴和琼的一样，面颊也有点像。”
“我没看到她的脸。”
伯纳德搭在我胳膊上的手抓得更紧了。“我必须得问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一直在惦记它。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要问你。关于我和她——她是不是讲了些相当私密的内容？”
那段关于伯纳德“尺寸”大小的尴尬回忆，让我支吾起来：“当然。她讲了很多你的事情。”
“但都是些什么样的事呢？”
因为没说那件事里所有令人尴尬的细节，我觉得自己多少还是要给伯纳德讲另外一件事情作为补偿。“那个，呃，她告诉了我关于你们第一次……你们之间的第一次。”
“啊。”伯纳德放开了我，把手插进他的口袋里。我们一言不发地走着，他一边思考着这件事。在前方，我们可以看见，沿着六月十七日大街的中段，参差不齐地排着一列媒体车、电视转播车、卫星天线、升降起重机和发电机卡车。在蒂尔加藤花园的树下，德国工人正在拆卸一座相配套的深绿色移动厕所。沿着伯纳德那宽大的下颌，细小的肌肉正在微微颤动。他的声音听上去很冷淡。他快要发火了。
“那你现在打算把这种东西写进去？”
“可我甚至还没开始……”
“你有没有想过，要考虑一下我的感受？”
“我一直准备把我写的一切都拿给你看。你知道的。”
“看在上帝的分上！她到底在想些什么，居然会告诉你那种事？”
我们已经走过了第一个卫星天线。一个个空泡沫塑料咖啡杯被一阵轻风推着从暗处滚向我们。伯纳德把其中一只踩扁在脚下。在超过一百码外的勃兰登堡门前，聚集的人群中响起一阵掌声，就像在音乐会上，当演奏用的大钢琴被人抬上舞台、钢琴家还没上场时，听众们所发出的那种愚蠢而善意的鼓掌声。
“听我说，伯纳德，她告诉我的事情并不比那个你们在车站争吵的故事更私密。假如你想知道，那么它主要就是在讲，在那个年代里，一个年轻的女孩向前跨出了多么大胆的一步，来证明她对你是如此迷恋。而事实上，你在那一次表现得很不错。似乎你，呃，对那种事情相当在行——天才，她是这么来形容你的。她告诉我，你是怎么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在暴雨倾盆的当儿推开窗户，像泰山一样大呼小叫，数以千计的树叶被风刮进来……”
一台柴油发电机正在轰鸣，伯纳德不得不大声喊起来才能让我听见。“老天爷啊！不是那个时候！那是在两年以后。那时我们在意大利，住在马西莫老爷子和他那瘦骨嶙峋的太太楼上。他们不想让房子里有任何噪音。我们曾在户外，在田地里，在任何我们能找到的地方亲热。后来有天晚上下了一场非常猛烈的暴雨，我们只好在屋里做了，反正外面风雨那么大，他们也听不到我们。”
“哦。”我开口应了一句。伯纳德的愤怒不由得转到了琼的身上。
“她在搞什么名堂，编出这种故事来？她在搬弄是非，篡改真相，就是这么回事！我们之间的第一次是场灾难，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该死的灾难。她还把它改头换面当作是官方版本呢。完全又是来搞这种肆意篡改的伎俩。”
“如果你想把它更正过来的话……”
伯纳德轻蔑地飞快盯了我一眼，然后走得离我更远了些，一边说道：
“写回忆录本来就不是我的主意，去大肆描写别人的性生活，就好像是在讲一场该死的体育比赛似的。你以为到最后人生只剩下这些东西？到处干来干去？性事的成功与失败？一切就只是为了博众人一笑？”
我们正在经过一辆电视直播车。我往车里瞥了一眼，看见在一打左右的监视器上都播着同样的画面——一位记者正对着一只手上拿着的讲稿皱眉，而另一只手则心不在焉地拿着麦克风，在缠绕成圈的连接线上晃悠。人群中传来一阵响亮的叹息，一阵长时间汹涌回荡的不满呻吟，然后慢慢汇聚在一起，变成一种巨大的轰鸣。
伯纳德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转过身朝向我。“老天啊，你就是这么想知道。”他叫道，“那我告诉你。我的妻子可能痴迷于诗意的真相，或者精神上的真相，再或者她自己渴望的真相，可她却对真相本身毫不在乎，不在乎事实，不在乎两个人都能各自辨别出来的真相。她先建立模式，创造神话，然后再让事实与它们相符。看在上帝的分上，忘了性吧。你的主题应该是——像琼这样的人是怎么来扭曲事实，使它们与自己的想法相符，而不是让它们去符合事实的。为什么人们要这样做？为什么他们还在一直这样做？”
我对这个明显的回答正犹豫不决，这时，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群的外围。两三千人聚集在这里，希望能在这最重要、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刻，看着柏林墙倒塌。在通向勃兰登堡门的入口前面，横堵着十二英尺高的水泥障碍物，上面立着一排神情紧张的年轻东德士兵，面朝西方。他们的佩枪都插在后腰上，不让人瞧见。一位长官在队列前走来走去，吸着烟，注视着人群。在士兵们的背后，勃兰登堡门的正面光彩夺目地挺立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正在上方飘扬。障碍物挡住了人群，人们发出失望的悲叹，对那些把警车停在水泥障碍物前的西德警察表示不满。当我们赶到的时候，有人朝其中一个士兵扔出满满一听啤酒。啤酒罐飞得又高又快，在头顶灯光的照射下形成一道白色的泡沫轨迹。当它飞过士兵头顶时，人群中马上传来反对的喊声和用德语喊出的要求非暴力的口号。声音传播开去，这让我察觉到连树上也爬满了人。
在人群中挤出一条路冲到前面去并不困难。现在我们就在人群中间了，他们比我想象中的更文明，成分也更复杂。小孩子们骑在父母的肩膀上，就和伯纳德一样能看得清清楚楚。两个学生在出售气球和冰淇淋。一位戴着墨镜的老人拄着白色拐杖直立着，头颅高高扬起，正在聆听，周围的人给他留出了一个宽敞的空间。当我们来到障碍物前的时候，伯纳德指着正在与东德军官交谈的西德警官说：“正在讨论控制群众呢。统一已经走到一半了。”
自从刚才发了脾气以后，伯纳德在态度上变得冷漠起来。他用一种冷冷的、傲慢的眼神环视着周围，与早上兴高采烈的他简直是判若两人。仿佛所有这些人和事都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也仅此而已。
半个小时过去了，很明显，不会发生任何让群众满意的事情。看不到有人驾驶起重机来搬运柏林墙的残体，也没有重型机械来将水泥障碍物推到一边。但伯纳德就是要在这里一直待下去，因此我们就在寒冷的夜里站着。一群人在一起就成了一种迟缓愚蠢的生物，比组成它的任何个体都要笨得多。这群人准备像狗一样耐心地站上整个夜晚，等着看谁都知道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开始感到烦躁。城市里到处举办着欢乐的庆祝活动，而这里只有枯燥的耐心等待和伯纳德如参议员般的镇静。又过了一个小时，我才说服伯纳德和我一起向查理检查站走去。
我们走在柏林墙边的一条泥泞小道上，墙上那些可怕的涂鸦被街灯映成了同一种色调。在我们的右边是废弃的建筑，空荡荡的场地上堆着成捆的线圈和碎砖破瓦，去年夏天里的杂草依然高高直立。我再也忍不住要提出我的问题了。
“但你在党内待了十年，你自己也一定扭曲过非常多的真相，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刺激他，让他从那自我满足的冷漠中走出来。但伯纳德耸了耸高大的肩膀，往大衣里缩得更深了一些，说道：“当然。”
在柏林墙和一幢废弃的建筑物之间的狭窄过道上，他停下脚步，等着一群喧闹的美国学生从我们身边挤过去。“以赛亚·伯林 [13] 关于乌托邦的致命特点的评论，尤其是现在人人都在引用的那些话，是怎么说的来着。他说：假如我清楚地知道如何为人类带来和平、公正、幸福和无尽的创造力，又有什么代价算得上高昂呢？为了实现它，不管要付出多少牺牲品都没有关系。倘若在知道了我所明白的道理之后，我仍不接受用数千人现在的死亡去换取上百万人今后永远的幸福，那么我就不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时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几乎不是这样，但在心境上我们确实就是如此。假如你为了党内的团结而忽视或篡改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那么从曾经被我们称为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东西里产生的无边无尽的谎言又是什么呢？因此，你坚持着这份美好的事业，这股潮流一直在你身边汹涌起伏。我和琼入党的时间算是晚的，因此从一开始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就已经有些不妙了。我们不愿听到的消息在慢慢地流传开去。公开审判，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肃反运动，农民强制集体化，人口大迁移，劳动改造营，审查制度，谎言，迫害，种族灭绝……最终，你无法承受这些矛盾，你崩溃了。但你总是要慢半拍。我在56年退了党，我在53年差点就退了出去，但我其实应该在48年就走人的。可你还是坚持着。你在想，这些愿望主意都是好的，问题是错误的人在掌权，这种情况会改变的。而且，你又怎么能够让所有这些美好的事业功亏一篑呢？你告诉自己，它注定永远是艰难困苦的，实践和理论还不完全相符，要做好这些都需要时间。你告诉自己，大多数你听到的消息都是冷战造成的诽谤。再说，你怎么可能错得这么离谱呢？那么多智慧、勇敢、满心善意的人们，怎么可能都错了呢？
“要不是我曾经接受过科学的训练，我想我可能会在党内待得更久。实验室里的工作比任何事都能让你明白，歪曲事实来迎合理论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这甚至不是诚不诚实的问题。它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之中——我们的观念中充斥着我们自己的欲望。一次精心设计的实验可以来防范它，但这一次却早已失控了。幻想与现实撕裂着我。匈牙利事件是最后的底线。我崩溃了。”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地说：“而这就是我和琼之间的区别。她比我早许多年就退党了，却从来没有崩溃，她从未把幻想和现实分开。她只是从一个乌托邦换到了另一个乌托邦而已。政治家或者女牧师，这并不重要，在本质上她是个强硬派……”
就是这些话令我顿时火冒三丈。我们正经过废墟和柏林墙之间那块仍被称作波茨坦广场的地段，成群结队的友人们在观景台的台阶和卖纪念品的凉亭周围聚集，正等待着发生些什么事情，而我们就在他们中间艰难地穿行。令我爆发的不仅仅是伯纳德的评价中那些不公正的话语，还有对交流困难的极度的不耐烦；另外，在我脑海中出现了一幅景象：床上的恋人被一组平行的镜面所遮挡，反射出无限倒退的模样，显得毫不真实。当我猛然转向伯纳德时，手腕撞掉了站在我身旁的一名男子手上某个又软又热的东西。那是一只热狗，但因为我当时太激动了，也就没向他道歉。波茨坦广场上的人们正无聊得慌。当我吼叫起来的时候，他们全把头转向了我们，开始在我们身边围成一个圈。
“放屁，伯纳德！比放屁还臭，太恶毒了！你是个骗子！”
“亲爱的孩子。”
“你从来不听她对你说的话。她也不会去听你的。你们俩是在同一件事上相互指责。你和她都一样强硬。两个蠢货！你们都在把自己的内疚推卸到对方身上。”
我听到身后有人正快速地咕哝着，将我最后的那些话翻译成德语。伯纳德试图拉我离开围观的人群，可我正怒火中烧，不肯就这么走开。
“她对我说过，她一直都爱你，而你也这么说过。你怎么可以浪费这么多时间，别人的时间，还有你的孩子们……？”
就是最后这句没有说完的责备，深深地刺痛了伯纳德，比令他难堪更甚。他嘴唇紧绷，从我身边走开了。突然，我的怒气一下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懊悔。我算什么人物，我有什么资格当着一位高尚的绅士的面，如此专横无礼地对一桩和我的年龄同样长久的婚姻评头论足？围观的人们失去了兴趣，开始慢慢散开，去排队购买瞭望塔的模型，以及印有无人区和死亡地带中的空旷海滨的风景明信片。
我们继续向前走着。我的心里完全乱作一团，不知该如何向他道歉。我唯一的收敛反应是放低了声音，故作通情达理的样子。我们并肩走着，比刚才快了些。伯纳德面无表情，这说明他的内心的情感正在汹涌澎湃。
我说：“她并不是从一个幻想的乌托邦转向另一个乌托邦。这是一种探寻。她没有声称自己找到了所有的答案。这是一种追求，她希望每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可是她并没有强迫任何人。她怎么会呢？她又不是在搞宗教裁判。她对教义教条和有组织的宗教毫无兴趣。这是一段精神之旅。以赛亚·伯林的描述在这里不适用。她绝对不会为了某个终极目标而牺牲他人。没有人需要成为牺牲品……”
即将到来的辩论让伯纳德恢复了精神。他反击了，我马上感到自己被他原谅了：“你错了，亲爱的孩子，大错特错。把她的所作所为称作探寻，也不能改变事实的真相，她就是那种极端主义者的脾气。要么你认同她，和她行动一致，要么你便得从她的生活中滚出去。她要去冥想、钻研神秘的论题，那样一类玩意儿，那好啊，可是那不适合我呀。我选择加入了工党。她容不得这样，最后便坚持要和我分居。我就是她的牺牲品之一。我的孩子们也是。”
伯纳德说着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试图让他对自己那已经离世的妻子态度缓和下来。
于是，当他说完后，我摊开双手，表示自己接受他的话。我说：“那么，她去世后，你又怀念她什么地方呢？
我们已经沿着柏林墙来到了这样一处地方，在这里，由于制图标示和某些被久已遗忘的政治上的执拗观点，扇形边界的走向被强行扭曲，仅仅几码之后又折了回来。紧挨着墙边，有一座被人遗弃的观景台。伯纳德没有说话，开始攀登台阶，我紧随其后。在观景台顶部，他用手一指。
“看。”
毫无疑问，与我们对面相望的监视塔已经被遗弃了。下方，在荧光灯的照射下，有数十只兔子正在那片被人耙过、掩埋着地雷、诡雷和自动火炮的沙地上平静地跳动着，寻觅可以嚼食的草穗。
“瞧，兴旺起来了呢。”
“它们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
我们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目光转回柏林墙的方向。实际上柏林墙有两道，在我们这一处地方，两道墙相隔有一百五十码的距离。以前我从未在夜里造访边界。当我朝下注视这条布满铁丝网、沙地、巡逻通道和两边对称的探照灯的宽阔走廊时，我为如此纯洁的光亮和这般无耻的羞辱感到震惊：通常，政府都会巧妙地掩饰其残暴统治，而这里却比库弗斯坦达姆大街 [14] 上的任何一盏霓虹灯下的景象都要更加阴惨可怖。
“乌托邦。”
伯纳德叹了口气。他本来好像正要打算回话，这时，我们听到说话声和笑声从各个方向传来。接着，看台随着人们跺脚攀登木头台阶的脚步而开始颤抖起来。刚才我们俩的静心独处仅仅是碰上了好运气，刚好插在了人缝里。不出几秒钟，我们周围就挤上来十五个人，他们狂拍照片，操着德语、日语和丹麦语兴奋地叫喊着。我们逆着人群涌动的方向挤下台阶，继续走我们的路。
我以为伯纳德已经忘记了我刚才的问题，或者故意不愿回答。然而，当我们走到沿旧国会大厦的台阶并行延伸的小路前时，他说：“我最怀念的是她的认真。在我认识的人里，只有几个像她这样，将人生视为一项工程，一份事业，由她自己去控制，去让自己通向——呃，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彻悟，智慧。我们大多数人都将未来定格在金钱、事业、子女这样一类事情上。而琼想要理解——天晓得啊——自我，存在，‘造物’。她认为我们其他人的生活是在随波逐流，漫无目的地做着一件又一件事情，就像她说过的，是在‘梦游’，所以她对我们非常不耐烦。我讨厌她满脑子的这些荒唐念头，不过我喜爱她的这份认真。”
我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坑洞的边缘，这是一道六十英尺长、深度处于地下室位置上的壕沟，四处堆着许多土块。伯纳德停下脚步，补充道：“这些年来，我们不是吵架，就是漠视对方的存在。但你是对的，她的确是爱我的，而当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他朝大坑做了个手势。“我一直在读这方面的资料。这里以前是盖世太保 [15] 的总部。他们正在发掘这里，研究过去的历史。我不知道在我这一代人里有谁能够接受这一事实——盖世太保的滔天罪行正在被考古学所淡化。”
现在我看出来了：这道壕沟肯定是沿着以前的一条走廊通道挖掘的，通道伸向一组镶着白瓷砖的囚室，而我们正在低头往里看。每个囚室刚好只能容下一名囚犯，墙上都嵌有两个铁环。在遗址的远处彼端是一栋低矮的建筑，博物馆。
伯纳德说：“他们会找到一片从某个可怜的家伙手上拔下的指甲，把它洗干净，装进玻璃瓶里，贴上标签。离这儿半英里远的地方，史塔西 [16] 恐怕也在清理他们自己的囚室吧。”他声音中透出的痛苦令我吃了一惊，我转过身去看他。他倾身把躯体撑在一根铁柱上。他看上去很疲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瘦，就好像在他的大衣里裹着的也是一根铁柱。他已经走了将近三个小时，而现在，对一场只有风烛残年的老人才能亲身记忆的战争所余留的愤怒之情，又进一步消耗着他的体力。
“你需要歇一下，”我说。“附近就有家咖啡馆，在查理检查站旁边。”
我自己也不清楚它到底有多远。当我带伯纳德离开时，我发觉他的脚步是那么的僵硬和迟缓。我暗自责备自己的考虑不周。我们正在穿过一条被柏林墙挡住、成了死胡同的道路。路灯下，伯纳德汗水淋漓，面色发灰，两眼看上去分外明亮。那张大大的下巴——在他宽大的脸上显得最为和善的部分——正在微微颤抖。我感到左右为难，既想催促他走快些，以便可以尽早暖和地吃点东西，同时又担心这样他反而可能会一下子垮掉。我不知道在西柏林怎么呼叫救护车，而且在这荒凉的边界地段没有电话可打，甚至连德国人自己都成了游客。我问他是否需要先坐下休息一会儿，可他似乎没有听到我的话。
我正重复着刚才的问题，这时，我听到了一下汽车喇叭的鸣响和一阵参差不齐的欢呼。在我们前方，一座被遗弃的建筑物后面，查理检查站灯火通明，投射出一圈乳白色的光晕。几分钟后，我们出现在了咖啡馆旁边，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梦幻般的缓慢画面。这场景很熟悉，我和詹妮在今天早晨的电视上见过：哨所的边界设施，写有多国语言的标示牌和涂上相间条纹的大门；祝福的人群仍然在向东德行人致以问候，仍然在拍打着特拉贝特的车顶篷，不过激情已经减退了，好像是在展现电视画面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
我们停下脚步，我扶着伯纳德的胳膊，把这幅场景尽收眼底。接着，我们挤进咖啡馆前的人群，向入口走去。然而，被我们超过的人们其实也是在门口排队，只有室内有了空位以后，咖啡馆才会让外面的人进去。可是在夜里的这个时候，谁会愿意放弃这里的一席之地呢？透过凝结着水汽图案的窗玻璃，我们可以看见，屋里的人们正安然享受着优越待遇，沉浸在闷浊的空气里。
我刚要挤进去，寻求必要的医疗援助，这时，伯纳德挣脱了我的手，急匆匆地从我身边离开，穿过马路，向美军哨所旁边的安全岛走去，大部分人都站着那里。在此之前，我还没看见他已经看到的情景。事后他坚称，在我们刚刚到达的时候，所有情况就已经很明显了。但直到我叫唤着他的名字、追在他身后时，我才看到了那面红旗。红旗系在一根短杆上（也许是一段锯下来的笤帚把），被一个二十来岁的纤瘦男子举在手里。他看上去像土耳其人。他长着黑色的鬈发，穿得一身黑色——一件黑色的对襟夹克，里面是黑色t恤，下身是黑色牛仔裤。他向后高昂着头，在人群前来回踱步，杆上的红旗斜向他的肩膀。当他踱回去的时候，他拦住了一辆瓦特堡，拒绝让开，汽车不得不绕过他行驶。
挑衅已经开始要奏效了，而正是这件事吸引着伯纳德朝道路走去。与那年轻人敌对的是一群各式各样混杂的人，不过我最先看到的，是两个正好站在路边、西装革履的男人——不知他们是商务人员还是律师。当年轻人经过时，这两个人中的一个轻打了一下他的下巴。那不是真的动粗，而是在表示自己的蔑视。这位浪漫的革命者猛然走开，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一位戴着裘皮帽子的老妇人尖叫着向他喊出长长的一句话，然后举起一把雨伞。她身边站着的男士阻止了她。年轻人将旗帜举得更高。第二个律师模样的人上前一步，挥拳击向年轻人的耳朵。虽然这一拳没有打正，不过足以让年轻人打了个趔趄。他高傲地不去碰自己被拳头击中的半侧脑袋，继续他的游行。这时伯纳德正穿行到路的中间，我紧随其后。
在我看来，那个旗手爱招惹什么都行，他是在自讨苦吃。我所担心的是伯纳德。他的左膝好像不太灵便，可他还是一瘸一拐地快步走在我的前面。他已经预见到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样的丑陋事情了。一队人马正从科希大街方向跑来，他们一共有六个人，一路跑一路呼应叫喊着什么。我听到他们喊的那些话了，不过当时我没有在意。我更愿意相信，是这个沉浸在欢乐中的城市里的漫漫长夜让他们闷得发慌，急于找点什么乐子。他们看到有人在头上挨了一记拳头，于是便来了兴致。他们的年龄在十六岁到二十岁之间，全都脸色苍白，长着粉刺，脑袋剃得精光，耷拉着嘴角垂下涎水。他们身上都散发出一股不够成熟的邪恶气息，显得格外潦倒的样子。土耳其人看见他们冲他奔来，像探戈舞者那样晃着脑袋，转过身去。在这共产主义最终风光扫地的日子里出来做这种事，所展示的若不是殉道者的狂热，便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受虐狂渴望被人当众痛扁的欲望。的确，大多数人都会像碰到一个怪人那样，对他不加理睬。毕竟，柏林是一座宽容的城市。可是今夜却有着足够的放纵，一些人模模糊糊地感到，需要找某个人来为某些事情承担罪责——于是，这个举着红旗的人看来就成了他们集中发泄的对象。
我赶上了伯纳德，将手搭在他的胳膊上。“别管这闲事，伯纳德。你会受伤的。”
“胡说。”他从我的手中挣脱出去。
我们比那群孩子们抢先几秒钟来到年轻人身边。他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广藿香的味道，在我看来，这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味道。无疑，他是个冒牌货。我刚把“算啦！”说出口，一边还在拉着伯纳德的胳膊，那群人便来到了我们眼前。伯纳德挡在这群孩子们和他们的牺牲品之间，张开手臂。
“慢着！”他用那种老式的、像英国巡捕般语重心长的声音说道。他是否真的以为自己因为年事过高、太高太瘦、太德高望重，就不会为此而挨打呢？那群孩子们突然顿住，聚成一伙，喘着粗气，耸拉着脑袋和舌头，不解地看着眼前这瘦高个的老头儿像个稻草人一样挡住他们的去路。我看见其中有两个人在翻领上别着银色的卐字徽章，还有一个家伙在指节上也纹上了卐字图案。我不敢回头去看后面，不过当时我隐隐感到，那个土耳其人趁机卷起旗帜，悄悄地溜走了。那两个律师模样的人惊讶于他们的暴力所导致的后果，已经退到了人群中间，当起了看客。
我环顾四周，想寻求帮助。一个美国警官和两个士兵背对着我们，正要去和他们的东德同行们商量些什么。而在孩子们这边，不解已经化作愤怒。突然，他们中的两个人奔跑着绕过伯纳德，可是那个旗手早已挤到了人群后面，现在正沿着道路狂奔。他转过街角跑进了科希大街，消失不见了。
那两个孩子心不在焉地追了几步，然后又回到了我们周围。看来伯纳德要替那人受罪了。
“现在你们走吧。”他大声说，一边扇着两只手背要驱散他们。这些带有卐字标志的孩子竟然也是德国人——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叫人更加能够理解，还是会感到愈发可恶。就在这时，他们中间那个个子最小、尖头尖脑、一身皮夹克的臭小子，突然跑上前来，一脚踢在伯纳德的胫骨上。我听到了靴子砰然踢上骨头的声响。伯纳德惊讶地轻轻叹息了一声，身体蜷曲着倒在人行道上。
人群中发出一声不满的叹息，可是没一个人动弹。我大步上前，挥拳朝那个男孩打去，但没有击中。不过他和他的朋友们却对我不感兴趣。他们聚在伯纳德四周，我想是准备要把他踢死。我最后朝哨所那边瞥了一眼，看不到那名警官或者士兵的踪影。我揪起其中一个男孩的衣领，把他甩到一边，又向另一个人冲去。他们人数太多了。我看到两只、或者是三只皮靴同时甩向后方，做出了要用力踢出的架势。
然而他们没有出脚。一瞬之间他们都僵在了那里，因为就在这时，人群中跳出了一个身影，飞快地在我们身边打转，断断续续地用尖刻的话语责骂着男孩们。那是一位怒发冲冠的年轻女子。她的威力震慑了整条大街。她赢得了大家的信服。她是个同龄人，是渴望与抱负的对象。她是一位明星，而且她正好撞见了他们的卑鄙丑行，就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这么承认。
她对他们的厌恶表现得性感十足。他们自以为是男子汉，而她却令他们原形毕露，重新变回了淘气的小屁孩。在她的面前后退畏缩败下阵来，这会丢尽他们的脸面，让他们没法承受。不过，现在他们的确就是这么做的，尽管在表面上他们还是装作嬉皮笑脸，缩背耸肩，在心里朝她大肆辱骂。他们互相假装着突然都厌倦了，别处还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可做。他们开始朝科希大街走回去，然而那个女人依然没有停止她的责骂。他们心里一定想着赶紧跑掉，但为了看上去显得不失态，他们不得不装出大摇大摆的样子离开。当她沿街一直追着他们、大吼着挥舞拳头的时候，他们只好忍气吞声，将大拇指钩在牛仔裤口袋边儿上。
我把伯纳德扶起来。那个年轻女子走回来探询伯纳德的状况，而她那位与她相同打扮的朋友也出现在她的身边。直到这时，我才认出她们俩就是刚才在六月十七日大街上与我们擦身而过的那两个姑娘。我们一起架着伯纳德，他慢慢试着用单腿支撑身体。骨头看上去没有断。他把胳膊架在我的肩膀上，我们拖着步子离开了查理检查站。人群里有人向伯纳德鼓起掌来。
我们花了好几分钟才走到大街的拐角处，希望能找到一辆出租车。在这期间，我迫不及待地想让伯纳德确认他的救星的身份。我问了她的名字——她叫格蕾特——然后向他重复一遍。他正专注于腿上的疼痛，别的都没有太注意，另外他还可能正处在轻微的震惊之中难以自拔。可是我究竟坚持对什么感兴趣呢？扰乱他心中的理性？抑或是我心中的？
最后，伯纳德向那个姑娘的方向抬起手，同她握了握，说：“格蕾特，谢谢你，亲爱的。你救了我。”但在说话时伯纳德并没有去看她。
在科希大街上，我想我也许会有时间向格蕾特（还有她的朋友黛安）问问她们自己的情况。可是我们刚到街角，就看见恰好有辆出租车在下乘客，于是我们叫了这辆车。接下来的一切发生得十分快，我们扶伯纳德上了车，我们向她们告别并一再道谢。在此期间，我希望伯纳德能最后朝他的守护天使、琼的化身看上一眼。我透过后车窗向姑娘们挥手，目送她们离开。在告诉司机开往哪里之前，我对伯纳德说道：“你没认出她们来吗？她们就是我们在勃兰登堡门旁边看到的那两个姑娘，那时你告诉我过去你曾经很期望得到一条讯息，从……”
伯纳德正在调整头部的姿势。他仰起身来，把头搭在靠垫上，用一声叹息打断了我的话。面朝着离鼻端只有几英寸远的车顶篷衬垫，他不耐烦地说道：“是的。我想，这实在是非常巧合。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杰里米，送我回家吧！”
【注释】
[1] 查理检查站（checkpot charlie）：位于柏林市弗里德里希大街和西莫大街交界处，是冷战时期东西柏林间唯一的官方检查站，1989年德国统一时与柏林墙一起被拆除。
[2] 特拉贝特（trabant）：汽车名，1957年问世，曾经是前东德民众普遍使用的交通工具，作为象征东德时期的一个时代标志。柏林墙倒塌后，很多前东德人曾经驾驶特拉贝特从前东德开往前西德地区。
[3] 嘉里克文学俱乐部（garrick’s cb）：英国一所著名文学绅士俱乐部，建立于1831年，以18世纪著名演员大卫·嘉里克（david garrick）而命名。
[4] 蒙彼利埃（ontpellier）：法国中南部城市，是朗格多克鲁西永大区的首府和埃罗省的省会，临地中海，经莱兹河与海相通。
[5] 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英国著名传记作家，与法国的莫洛亚、德国的茨威格同为20世纪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家。
[6]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e，1903—1990）：英国著名记者、作家。
[7] 阿尔勒（ales）：法国南部城市，地处罗讷河三角洲头，有巴黎—尼斯铁路干线经过，并有多条公路相通。
[8] 摸木头（touch wood）：源自英国古时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认为用手摸木头可以趋吉避凶。
[9] 克罗茨堡区（kreuzberg）：德国首都柏林市内的一块街区名，在柏林市中心的南部偏东方向，因土耳其人聚居于此而闻名，有“小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城”之称。
[10] 瓦特堡（wartburg）：汽车名，最早出现于1896年。前东德的特拉贝特和瓦特堡汽车曾经被视为发达社会主义时代的里程碑。
[11] 胜利纪念柱（victory essaule）：坐落在蒂尔加藤公园林荫大道中心点的纪念碑，柏林著名地标之一，高达67米、碑顶置有一座金色的胜利女神雕像，是为纪念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击败法军而建立的，其东面是著名的六月十七日大街，顺着大道望去，可看到东西柏林边界纪念的勃兰登堡门和菩提树下大街。
[12] 六月十七日大街（june 17 street）：为纪念1953年东柏林人民反抗镇压事件而得名的一条街道。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人因抗议生活水平下降而举行起义，很快扩展到东德的700个城市，参加抗议的人数达到100万，但起义不久即被苏联军队镇压下去。
[13]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1909—1997），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
[14] 库弗斯坦达姆大街（kurfurstenda）和威莫斯道夫区（wirs dorf），也是威廉大帝（kaiser wilhel）纪念堂的所在地。
[15] 盖世太保（stapo）：德语“德国秘密警察”（heiestapo的音译。盖世太保由党卫军控制，在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警察组织，后加入大量党卫军成员，一起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屠杀无辜。随着纳粹政权的需要，盖世太保发展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为的恐怖统治机构，纳粹通过盖世太保来实现对德国及被占领国家的控制。
[16] 史塔西（stasi）：staatssicherheit的缩写，正式名称为isteriu fur staatssicherheit（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成立。成立宗旨是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警察，负责搜集情报、监听监视、反情报等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