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2/2）

《月亮与篝火》写成于一九四九年，距今已有六十多年，但一直未有中文译本问世，我想，这可能与这本小说比较独特的手法有一定关系。

我所根据的这个版本有一篇由杜格·汤普森写的英文的导言，导言说，这本小说的结构像一幅拼图。但我想补充说一点，我们通常玩拼图时，如果有那张整幅图画作参照，则摸到每一小片时，都会对照全图，找到这一小片在整幅图画中的位置。如果没有整幅图画作参照，则要在拿到每一小片时，想想它会是整幅图画中的哪一个局部，它与刚刚摆放好的那一片或那几片有什么联系。而在拼这本小说的拼图时，我建议，读者完全不必让自己这么累，只管看着作者一小片一小片地摆出故事的各个局部，不必去想这一片段那一片段讲的是哪个时代，哪个场景，等到作者把所有的小片都放完了，我们自然也就看懂了整个故事。

看完整个故事之后，我们也许会感觉这本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小说最后注明写作时间为四九年九月至十一月）写出的小说，竟像是在一天之内一挥而就的。

这本小说在有些地方采用的手法完全可以让我们把作者视为现代电影的先驱，例如鳗鱼进到自己当年住的院子时，看到钦托，他感到是看到了当年的自己，而当瓦利诺的小姨子和岳母出现在门口，他说他看见了现在的安乔利娜和朱利亚。其实他根本没有看见过长大了的安乔利娜和朱利亚，等他知道她们在哪里时，她们早已死了。又例如他看到卡奈利的广场上的集会，感到一切都和过去一样，现在活动在广场上的人就是当年的那些人，而自己此时正像当年一样，带着第一个月的工资冲进集市。突然，他感到自己又是处在当前，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他不认识的人。这种感受，显然与回忆不是一种东西。但如果电影真的将这些场面制造了出来，我们可能又会觉得电影所表现的只是作者的这些文字所能给人的无限想象中的很少一部分，就像劳伦斯·奥立弗表演的哈姆雷特再丰富，也只是莎士比亚用文字表现的哈姆雷特的一个很小部分，电影的哈姆雷特对人们理解文字的哈姆雷特固然具有非同寻常的启发作用，但他不可能也不应该代替文字的哈姆雷特。

帕韦塞是个诗人，在小说中，他的思想有着诗的跳跃，语言也有着诗的语言的一些特点。有时会突然出现一句看似与前面和后面的句子都没有什么联系的句子。遇到这种情况，我只能忠实地按照字面直译出来，因为，如果我自己都没有看出什么联系，我当然无法写出什么联系；而如果我说我看出来了，那也只是我以为自己看出来了，可能作者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我如果写出来，只会误导读者。这种看似与上下文毫无联系的句子，其实不过是用文字记录下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不知多少次的与背景似乎没有任何联系的闪念。如果我们试着将自己在一个不长的时间段内的思想状态丝毫不差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就会发现，即使是在短暂的时间内，出现的莫名其妙的句子也会远远多于这本小说中出现的这类与上下文毫无联系的句子。

这本小说中的句子一般比较短，这可能也是诗的语言的特点。但有时，作者会重复使用相同的词，会写出长达四五行的长句来。我想，用语如此简洁、精练的作者，使一些词重复出现，或是写出长句子，一定有他不得不如此做的道理。因此，这些重复的词，我让它们在译文中仍然重复地出现，而长句子，在不犯语法错误的前提下，我也将它译成长句。如第一章的：这些葡萄园也朝着卡奈利，朝着铁路的方向，朝着从晚到早沿着贝尔波河奔跑，使我想到奇迹，想到车站和城市的火车的汽笛方向降落下来。如果缩减成简单句，也就是：这些葡萄园朝着卡奈利，朝着铁路的方向，朝着火车汽笛方向降落下来。但这样一来，火车的运动就没有了。还有第十六章的那一句：那老女人小小的，脸就像女人在摇篮上哼曲子时握着拳头低声嘟噜的幼儿的拳头一样大。如果将这句里对幼儿的修饰语“女人在摇篮上哼曲子时握着拳头低声嘟噜”抽出来，变成一个独立的句子，不论放在这一段的什么地方，我觉得都是不合适的。

这样的长句可能会显得有点欧化，让人觉得不符合汉语的习惯。其实，如果对照一百多年前的白话作品，我们甚至可以说，所谓的现代汉语几乎就是另一种语言。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汉语白话吸收了大量欧化、日化的因素。如果为了所谓汉语的“纯正”，排斥欧化、日化成分，将这些东西来一个大清算大清除，可能所有的中国人，不要说写作，就是说话，都会感到相当困难。

这本小说讲了那么多的事，写到了那么多的人，如果让现在那些制作电视剧的大腕来处理，足可以拍出长达一百集的连续剧。但令人吃惊的是，这本小说的意大利文原文只有一百七十八页。通常我们判断一部译稿，首先看它是不是漏译了原文中的什么东西，而对于它是不是添加了原文中没有的东西，则不太关注。这本书原文的文字可以说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如果把这少到不能再少的文字里的什么东西漏掉不译，这肯定是不对的。但如果因为原文的文字少，就在翻译过程中添加点什么东西，在从未接触和接受过任何翻译理论的我看来，这与漏译同样不应该。从译第一个字开始，我就决定要以最朴素的语言，以尽可能少的字，忠实地翻译此书。一直到翻译结束，我都认为，这个在一开始就有的想法是正确的和应当坚持的，并且，我认为自己是对得起原作者的。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说地主是“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依靠出租土地剥削农民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我们过去接受的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也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互相敌视，界线分明，没有相同的价值观。文中的马泰奥先生其实就是地主。但马泰奥先生和他的两个女儿却是都亲自劳动的。为马泰奥先生家做短工的鳗鱼没有对这一家地主表示阶级仇恨，反倒觉得在莫拉的那几年是自己的一段幸福时光。他对马泰奥先生怀着敬重，并且从心底里喜欢马泰奥先生的女儿们。他对马泰奥先生一家的关心远远多于对自己的养父（即教父）和安乔利娜与朱利亚的关心。鳗鱼的一个愿望就是，从美国回来，面对着老头子（即马泰奥先生）和他一家人（包括那狗）的眼光，说“我回来了”。努托毫不客气地指导伊莱奈弹奏音乐，还与桑蒂娜像朋友一样说话。鳗鱼和努托鄙视和仇视尼科莱托，并不是因为尼科莱托是地主家的成员，而是因为他不劳动，愚蠢自私。

正文前的地图是原书中就有的。现在，网上有更加详细的地图，这对阅读的帮助就更大了。另外，还可在网上查找与这本书有关的卡奈利一带的风景，看到莫拉、鸟巢、萨尔托的房子、加米奈拉山丘等等的照片。人名、地名表是我在翻译过程中编的，是为了理清各种关系，但是并不全。

最后，我要感谢意大利语界的前辈刘儒庭老师，他向刘玉诚先生推荐了我。感谢向我约稿的刘玉诚先生，他给了我这个见识这部伟大作品的宝贵机会。还要感谢出版社的各位领导和编辑，他们对我的译文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译者

二零一二年五月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