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1/2）

四月十日星期日

布隆维斯特与爱莉卡一起度过星期六夜晚。他们躺在床上，详细地谈论札拉千科一案的细节。布隆维斯特对爱莉卡是绝对的信任，从无一刻因为她即将为竞争对手效力而无法畅所欲言，而爱莉卡也从未想过将这篇报道带过去。这是《千禧年》的独家，只不过无法主编这一期让她颇为沮丧，否则这将为她在《千禧年》画下完美的句号。

他们也讨论了杂志社未来的组织结构。尽管不能干涉杂志的内容，爱莉卡仍决心保留她的股份，继续当董事。

“让我到日报去待几年，再来谁晓得呢？也许我退休前还会再回《千禧年》。”她说。

至于他们俩复杂的关系，又何必非要改变不可？只是见面不会再如此频繁了。就像八十年代，《千禧年》尚未成立前，他们各有各的工作时那样。

“我想以后我们见面得先预约。”爱莉卡说着淡淡一笑。

星期日早上，他们匆匆道别后，爱莉卡便开车回家，回到丈夫葛瑞格·贝克曼身边。

她走后，布隆维斯特打电话到索格恩斯卡医院，试图打听莎兰德的情况。没有人肯透露任何消息，他只得打给埃兰德巡官，警官可怜他，这才吐露：以目前的情形看来，莎兰德状况不错，医生们都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他问能不能去看她。埃兰德说莎兰德其实已经被捕，检察官不会答应让她见任何人，但反正她也无法接受讯问。埃兰德又说如果她的情况恶化，会打电话通知他。

布隆维斯特查看手机发现有四十二条短信，几乎全都来自记者。自从得知是布隆维斯特找到莎兰德，甚至很可能还救了她一命之后，媒体便开始胡乱臆测。他显然与事件的发展有密切关系。

他删掉所有来自记者的留言后，打电话给妹妹安妮卡，邀她中午一块吃饭。接着打给米尔顿安保的执行官德拉根·阿曼斯基，他正在利丁粤的家中。

“你对上头条确实很有一套。”阿曼斯基说。

“这个星期本来想打电话给你，听说你在找我，可是一直没时间……”

“我们米尔顿一直都在持续调查。我从潘格兰那里听说你有一些消息，不过你似乎遥遥领先于我们。”

布隆维斯特略一迟疑才说：“我能相信你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是不是站在莎兰德这边？我能相信你是真心希望她好吗？”

“我是她的朋友。不过你也知道，这并不表示她是我的朋友。”

“我明白。但我想问的是你愿不愿意和她站在同一阵线，与她的敌人展开激战。”

“我支持她。”他说。

“如果我告诉你某些信息并且和你讨论，你应该不会泄漏给警方或其他人吧？”

“我不能卷入犯罪活动。”阿曼斯基说。

“我不会要求你这么做。”

“只要别告诉我你正在进行某种犯罪活动，那么你可以百分之百相信我。”

“这就好。我们得见一面。”

“今晚我会进市区。晚餐行吗？”

“今天不行，但如果能约明天晚上，我会很感谢。你和我，也许还有其他几个人应该坐下来好好谈谈。”

“欢迎你到米尔顿来，就约六点如何？”

“还有一件事……待会儿我要去见我妹妹安妮卡·贾尼尼律师。她正在考虑为莎兰德辩护，但她不能做白工。我可以自掏腰包付她一部分费用，米尔顿公司能不能也奉献一点？”

“那孩子将会需要一个顶尖的刑事辩护律师，请恕我直言，令妹恐怕不是最佳人选。我已经和米尔顿的首席律师谈过，他正在研究。我想到的是像彼得·阿尔汀 3 之类的人。”

“这样做不对，莎兰德需要的是截然不同的法律协助，我们细谈后你就会明白。不过原则上，你愿意帮忙吗？”

“我都已经认定米尔顿应该为她请个律师了——”

“所以是愿意或不愿意？我知道她出了什么事，我大概知道整个内幕，而且我有策略。”

阿曼斯基笑起来。

“好吧，我就听听你怎么说。合我意的话，就算我一份。”

布隆维斯特亲亲妹妹的脸颊后立即问道：“你要替莎兰德辩护吗？”

“我必须拒绝。你也知道我不是刑事辩护律师。即使杀人一项她被判无罪，也还有其他许多罪名。她需要一个影响力与经验与我截然不同的人。”

“你错了。你是律师，而且以争取女权闻名。几经深思熟虑，我认为你正是她需要的律师。”

“麦可……我想你不太了解这涉及什么。这是个复杂的刑事案件，而不只是对女人的性骚扰或施暴这么简单。如果我为她辩护，结果可能会很惨。”

布隆维斯特微笑着说：“是你没弄明白。如果她是因为——比方说——达格和米亚的命案被起诉，我会去找席柏斯基 4 等重量级的刑事辩护律师。但这次审理的案子却完全不一样。”

“你最好解释清楚。”

他们谈了将近两小时，一面吃三明治、喝咖啡。布隆维斯特叙述完毕后，安妮卡也被说服了。他拿起手机，又打了通电话给歌德堡的埃兰德巡官。

“你好，又是我，布隆维斯特。”

“我没有莎兰德的任何消息。”从语气上听得出他十分气恼。

“我想这是好消息。不过我倒是有一些消息。”

“什么？”

“她已经有个律师名叫安妮卡·贾尼尼，现在就在我旁边，我请她和你说。”

布隆维斯特将手机递向桌子另一边。

“我是安妮卡·贾尼尼，我已经决定担任莉丝·莎兰德的辩护律师。我得见见我的当事人，征求她的同意。另外我还需要检察官的电话号码。”

“据我所知，”埃兰德说：“已经为她指派公设辩护人了。”

“是吗？但有没有问过莎兰德的意思？”

“老实说……我们还没有机会问她话。如果她状况够好，希望明天就能和她谈。”

“好，那么我现在就告诉你，在莎兰德小姐开口拒绝之前，你可以把我视为她的法定代理人。除非我在场，否则你们不能讯问她。你们可以跟她打个招呼，问她接不接受我当她的律师。但也仅此而已。明白了吗？”

“明白了。”埃兰德明显地叹了口气。对于这点，他不十分清楚法律究竟如何规范的。“我们的第一要务是想知道她有没有任何关于尼德曼下落的信息。可以问她这个吗……即使你不在场？”

“那没关系……你可以问她有关警方搜捕尼德曼的事，但凡关系到她可能被起诉的问题都不能问，同意吗？”

“我想这没问题。”

埃兰德巡官从办公桌起身，上楼去向初步调查的负责人耶娃转达他与安妮卡的谈话内容。

“显然是布隆维斯特聘请她的，我想莎兰德毫不知情。”

“安妮卡专攻女权，我听过她的演讲。她很精干，但完全不适合这个案子。”

“这得由莎兰德决定。”

“我可能得在法庭对此决定提出异议……为了这女孩着想，她得有适当的辩护人，不能只是个博取新闻版面的名人。而且莎兰德还被宣告为法定失能，不知道这对事情有无影响。”

“我们该怎么办？”

耶娃思索片刻。“真是一团乱。我不知道这个案子将由谁负责，又或者会不会转移到斯德哥尔摩给埃克斯壮。无论如何她都需要一个律师。好吧……问问她要不要安妮卡。”

布隆维斯特在下午五点回到家后，打开电脑，继续接着写他在歌德堡旅馆没写完的文章。持续工作了七个小时，他发现文章里有几个显而易见的漏洞。还有很多需要调查的地方。根据既有的资料，有一个问题他无法回答，那就是国安局内部除了毕约克，还有谁共谋将莎兰德关进精神病院？至于毕约克与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之间的关系，他也尚未触及核心。

最后他关上电脑，上床睡觉。一躺下来，马上觉得可以轻松安稳地睡个好觉，几星期以来他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故事已在他的掌控中。不管还有多少问题无解，他掌握的资料也已足以引爆所有新闻头条。

尽管夜已深，他还是拿起电话，打算告诉爱莉卡最新进展。但及时想起她已离开《千禧年》，顿时又感到难以成眠。

列车于晚间七点半抵达斯德哥尔摩中央车站，一名男子提着棕色公文包，小心翼翼地下车，在旅客人海中站了一会儿，观察周遭环境。第二天上午八点刚过，他从拉赫尔姆出发，中途到歌德堡找一位老友吃午饭，之后又继续乘车往斯德哥尔摩。他已经两年没到首都来，其实他压根不打算再来。虽然大半辈子都在这里生活工作，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尤其退休后每回来一次，这种感觉便又强烈一分。

他缓步穿越车站，在连锁便利商店买了晚报和两根香蕉，还停下脚步看着两名戴头巾的伊斯兰教女子从身边匆匆经过。他并不反对女人戴头巾，别人想要奇装异服，他无所谓，但是她们非得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作这样的打扮，让他很不舒服。他认为，这种装扮出现在索马里要合适得多。

他走了三百米到瓦萨街老邮局旁边的福雷斯饭店，前几次来都住在这里。这家饭店地点好又干净，而且不贵——因为是自己付钱，得考虑到这点。他提前一天以艾佛特·古尔博的名义订了房间。

上楼进房后，他直接去了浴室。到他这个年纪，经常得上厕所，晚上能一觉到天亮都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

上完洗手间，他脱下帽子——那是一顶窄边的墨绿色英式毡帽——松开领带。他身高一百八十四厘米、体重六十八公斤，身材瘦而结实，身穿犬牙格纹夹克和暗灰色长裤。他打开棕色公文包，拿出两件衬衫、一条领带和内衣裤，收进抽屉柜，然后将外套和夹克挂到门后的衣橱内。

现在上床还太早，出门散步又嫌太晚，反正他也不是很喜欢散步。他坐到旅馆房间必备的椅子上，环顾房内之后打开电视，关掉音量，省得非听不可。他想打电话到柜台点杯咖啡，最后觉得太晚了便作罢，转而打开迷你酒吧，将少许约翰尼·沃克牌苏格兰威士忌倒在玻璃杯中，并加入极少量的水。他翻开晚报，细读每一则关于搜捕尼德曼与莎兰德一案的报道。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本皮面笔记本，记下一些东西。

前国安局高级行政官员古尔博现年七十八岁，已退休十三年。但情报人员从来不会真正退休，只是隐身幕后罢了。

战后，十九岁的古尔博投身海军，一开始只是预备军官，后来才开始接受军官训练。但他并未如自己预期的那样被指派一般的海上任务，而是前往卡尔斯克鲁纳担任海军情报系统的讯号追踪员。这项工作他完全能胜任，多半只是查探波罗的海对面的情况，但他觉得单调而无趣。不过他倒是在军中的语言学校学会了俄语和波兰语。这些语言能力是他于一九五〇年被网罗成为秘密警察的原因之一，当时担任秘密警察局第三处处长的正是那个无懈可击的乔治·图林。古尔博刚进去的时候，共有九十六名秘密警察，总预算两百七十万克朗。而他一九九二年退休时，秘密警察的预算已超过三亿五千万克朗，至于有多少雇员他不知道。

古尔博一生都奉献给国王陛下——说得更正确一些，应该是这个社会民主福利国——的情报单位，这其实很有讽刺性，因为选举时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投给温和党，只有一九九一年那次故意不支持温和党。他认为卡尔·比尔特 5 是现实政治 6 的祸害。因此投给了英瓦尔·卡尔森 7 。“瑞典最杰出的政府”统治几年下来，更证实了他最深的恐惧。温和党政府开始执政时，正值苏联垮台，依他之见，无论在面对东方新兴的政治机会，或是在利用间谍的艺术方面，没有哪一个政府像瑞典这样手足无措。比尔特政府不但以财政为由削减苏联方面的人事，还同时卷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国际纠纷——好像塞尔维亚总有一天会威胁到瑞典似的。结果就这样错失了在莫斯科设置长期眼线的大好机会。总有一天，当双方关系再度恶化——古尔博认为这是在所难免——国安局与军情局将会接到荒谬的命令，期望他们挥挥魔法棒就能变出一帮特工来。

古尔博起初在国家警察局第三处的俄国组办公，有了两年的经验后，在一九五二与一九五三年首度实地派任试用，于是他以上尉官阶的空军武官身份入驻莫斯科大使馆。奇怪的是，他竟步上另一个知名间谍的后尘。几年前，担任此职位的正是恶名昭彰的温纳斯壮上校 8 。

回到瑞典之后，古尔博从事反间工作。十年后，奥多·丹尼尔森 9 手下数名年轻的秘密警察揭发了温纳斯壮，最后以叛国罪判他终生监禁于长岛监狱，古尔博便是这几名警员之一。

一九六四年，由培·古纳·维涅 10 领导的秘密警察进行重组，成了国家警察局（又称瑞典国安局）的情治部门，人员开始剧增。当时，古尔博已经当了十四年秘密警察，并成为受信任的老将之一。

古尔博从来不用“s&228;po”一词称呼秘密警察。在公文中，他会用“sis”（瑞典国安局），同事之间则称“公司”或直接说“单位”，但绝不说“s&228;po”。原因很简单。“公司”多年来最重要的任务是所谓的人员管控，也就是调查并记录涉嫌抱持共产或反动思想的瑞典公民。在“公司”内部，共产主义者与卖国贼是同义词。后来一般常用的“s&228;po”一词，其实是有反动之嫌的共产主义刊物《光明》所发明的用语，专门指称警界中的共产党猎人，有轻蔑之意。古尔博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前上司维涅的回忆录《秘警之首：一九六二至一九七〇年》会用“s&228;po”的字眼。

一九六四年的重整也决定了古尔博的事业前途。

有了“sis”的称号，表示国家秘密警察已经转变成司法部备忘录中所描述的现代警察组织，这牵涉到招揽新人以及持续不断的训练问题。这个不停扩展的组织，大大提升了“敌人”安排干员渗入的机会，相对地便必须强化国内安全——昔日的秘密警察局有如警员们的俱乐部，没有谁不认识谁，新进人员最普通的资格条件就是他父亲正是或曾经是秘密警察。但如今全变了。

一九六三年，古尔博从反间组调到人员管控组，这个角色在温纳斯壮的双面间谍身份被揭露后，变得更为重要。在那期间奠定了“政治主张记录”的基础，名单上全是被认定抱持不该有的政治观点的瑞典公民，人数在六十年代末达到将近三十万人。查核瑞典公民的背景是一回事，关键问题却在于：国安局内部又该如何实施安全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