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1/2）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至五月十四日星期六

星期五一早从《千禧年》办公室走向莎兰德旧公寓所在的伦达路那一带时，布隆维斯特格外留意没有被跟踪。他得到哥德堡去见吉第，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不被发现或不留下痕迹。他决定不搭火车，因为不想用信用卡。通常他会向爱莉卡借车，但如今已不可能，他也想过请柯特兹或其他人替他租车，但如此一来则会留下线索。

最后他想到这个明显的解决之道。他先在约特路上的提款机领钱。莎兰德那辆酒红色本田的车钥匙在他手上，车从三月起就一直停在她伦达路的公寓大楼外面。他调整好座位，看看油箱还有半满，便启程经由利里叶岛桥上e4公路。

两点五十分，他将车停在哥德堡林荫大道的一条小巷内，看到第一间咖啡馆才进去吃一顿延迟的午餐。到了四点十分，他搭电车到安耶瑞，在城区下车后，花了二十分钟才找到吉第的住所，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分钟左右。

吉第来开门，与布隆维斯特握手后请他进入装潢简朴的客厅。他走路有点跛。他请布隆维斯特坐下，座位旁边的橱柜上摆了十来个相框，布隆维斯特逐一细看。

“我的家人。”吉第说。

他说话带着浓浓的口音，布隆维斯特怀疑他应该通不过瑞典人民党所建议的语言测试。

“这些是你的兄弟吗？”

“左边是我两个兄弟，八十年代被萨达姆杀害了。中间是我父亲。我的两个叔伯在九十年代被萨达姆杀害，我母亲死于二〇〇〇年。我的三个姐妹都还活着，两个住在叙利亚，最小的妹妹在马德里。”

吉第倒来土耳其咖啡。

“巴克什要我代他向你问好。”

“巴克什说你想请我做一件事，但没说是什么事。我现在就得告诉你，非法的事我绝不会做，我不敢卷入那样的事情。”

“我要请你做的事绝对合法，只不过很不寻常。工作本身会持续几个星期，每天都要做，但每次只需花你几分钟。我愿意每星期付你一千克朗，直接给钱，不会向税务机关报告。”

“我明白了。你要我做什么？”

“你有一份工作是在索格恩斯卡医院——每星期六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负责加护中心一一c病房区的清洁工作。”

吉第点点头。

“我要你做的是这个。”

布隆维斯特倾身向前，开始解释他的计划。

埃克斯壮检察官端详来客。这是他第三次与警司纽斯壮见面，对方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外围框着花白短发。纽斯壮第一次来找他是波汀被杀后几天。他出示了替国安局工作的身份证明，接着他们便压低声量展开长谈。

“有一点你一定要了解：我绝不是企图影响你的一举一动或是你办事的方法。我也要强调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不能公开我给你的信息。”纽斯壮说。

“我明白。”

老实说，埃克斯壮并不完全明白，但又不想问太多问题露出一副蠢样。他所了解的是波汀（札拉千科）的死是必须非常谨慎处理的案子，还有纽斯壮的来访虽有国安局最高级别的背书，却是秘密进行。

“这绝对关乎生死。”纽斯壮开门见山地说：“就秘密警察而言，凡是与札拉千科有关的事都是最高机密。我可以告诉你，他是个叛逃者，曾经是苏俄军情单位的干员，也是七十年代俄国对西欧采取攻势的关键人物。”

“这显然正符合《千禧年》的布隆维斯特所说。”

“在这件事上，布隆维斯特说得没错。他这个记者无意中撞见了瑞典国防部有史以来最秘密的行动之一。”

“他会将这项信息公开。”

“当然。他代表的是媒体，不管优缺点都一大堆的媒体。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自然不能去影响媒体的报道。但本案的问题是关于札拉千科，布隆维斯特只知道部分真相，其他大部分他自以为了解的事都是错的。”

“我懂了。”

“布隆维斯特没搞懂的是，札拉千科的真相一旦曝光，俄国人将很快就会找出我们在俄国的眼线与消息来源。那些为民主冒生命危险的人将可能遇害。”

“不过俄国现在不也是民主国家了吗？我是说，如果是在共产党时期……”

“那是错觉。我们说的是以前在苏联当间谍的人——全世界没有任何政权能容忍这个，即使事隔多年也一样。而且这其中有些人仍继续提供情报。”

其实并无这种情报员存在，但埃克斯壮不可能知道，只能听信纽斯壮的说辞。得知这项全瑞典最机密的信息之一——当然，不能列入记录——让他忍不住感到荣幸，甚至有些诧异瑞典的情报员竟能像纽斯壮所说的那样深入俄国军方，而且他非常明白这种信息绝不能散播出去。

“我奉命和你接触时，我们对你的背景作了广泛的调查。”纽斯壮又说。

要想怂恿某人，必得发掘他的弱点。埃克斯壮检察官的弱点就是对自己的重要性坚信不疑。他和其他人没两样，也喜欢听好话。技巧就在于要让他觉得他是万中选一的人才。

“我们确信你在警界……当然还有政治圈，都非常受到尊重。”

埃克斯壮显得很得意。既然有不具名的政治人士对他极具信心，就暗示了只要他出对牌，他们便会感激在心。

“简单地说，我的任务是尽可能秘密地为你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你一定要了解，这件事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复杂。一方面，由你肩负重责的初步调查已经展开。不管是政府或国安局或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预你如何办案，你的工作是要探查事实真相，将有罪的人送上法庭。这是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埃克斯壮点头表示同感。

“万一札拉千科的全部真相外泄，将会是国家的大灾难。”

“所以你来找我究竟有何用意？”

“首先，是让你知道这敏感的状况。我想自从二次大战结束后，瑞典从未暴露在如此危险的处境中。就某种程度而言，也许可以说瑞典的命运就掌握在你手中了。”

“你的上司是谁呢？”

“很抱歉，我不能透露本案中任何相关人士的名字，但我可以说我是奉了最高级别的命令。”

天哪，是政府给他的命令。但他不能说，否则将引发政治风暴。

纽斯壮发觉埃克斯壮已上钩。

“然而我可以为你提供信息。我获得授权可以自行判断要让你看哪些资料，其中有一些还是国家最高机密文件。”

“我懂。”

“也就是说你若有问题，不管什么样的问题，都应该告诉我。不能找国安局里的其他人，只能找我。我的任务是引导你走出这个迷宫，万一造成利害关系的冲突，我们也要彼此协助找出解决之道。”

“我了解。那么我应该大大感谢你和你的同事愿意帮助我，让事情进行得更顺利。”

“即使处境艰难，我们也希望司法程序能照常进行。”

“很好，我向你保证我会采取最谨慎的态度，这毕竟不是我第一次处理最高机密信息。”

“没错，我们十分清楚。”

埃克斯壮提出十来个问题，纽斯壮小心翼翼地记下，然后极尽所能地给予答复。他这第三次来访，将会回答埃克斯壮上次提出的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关毕约克于一九九一年写的报告，真相究竟为何？

“那件事很严重。”纽斯壮面露忧色。“自从这份报告出现后，我们便派出一个分析小组日夜不停地赶工，想查出究竟怎么回事，现在差不多可以得出结论。结果非常令人不快。”

“我可以想象。那份报告宣称秘密警察和精神科医师泰勒波利安连手将莎兰德送进精神病院。”

“要真是这样就好了。”纽斯壮露出浅浅的微笑。

“我不明白。”

“如果整件事只是这样，很简单，那就表示有犯罪行为，直接起诉就行了。难就难在这份报告和我们档案里的其他报告并不相符。”纽斯壮拿出一个蓝色讲义夹打开来。“这个才是毕约克在一九九一年写的报告。另外还有他和泰勒波利安之间来往信函的正本。这两个版本不一样。”

“请作解释。”

“令人惊愕的是毕约克上吊自尽了。可能是因为他偏差的性行为恐怕即将公诸于世。布隆维斯特的杂志社打算揭发他，让他深陷于绝望之中才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个嘛……”

“报告正本是叙述莎兰德企图以汽油弹谋杀她的父亲札拉千科。布隆维斯特发现的报告前三十页与正本吻合。这些内容老实说没什么值得注意之处。直到三十一页毕约克下结论并提出建议的部分，便出现了差异。”

“什么差异？”

“在正本中，毕约克提出五项清楚的建议，是关于对媒体低调处理札拉千科事件等等，这是事实，无须隐瞒。毕约克提议让札拉千科到国外进行康复治疗，因为他灼伤非常严重，诸如此类。此外他还建议让莎兰德获得最好的精神医疗照顾。”

“原来如此……”

“问题是有人巧妙地窜改了其中几个句子。在第三十四页某一段，毕约克似乎是暗示莎兰德既已被贴上精神异常的标签，就算有人开始问及札拉千科，她的话也不会被相信。”

“而原始报告中并没有这句话。”

“正是。毕约克自己的报告中从未有过类似暗示。姑且不论其他，光是这样便已违法。他只是热心地提议说她很明显需要照顾。在布隆维斯特的版本中，这却成了阴谋。”

“我可以看看正本吗？”

“当然可以，但我走的时候得一并带走。在你读之前，我要先请你注意一下附件，那是毕约克和泰勒波利安后来的往来信件，几乎全都是伪造的，而且不只是在细微处作更动，而是大胆地编造。”

“编造？”

“我想这是唯一适合的形容。正本显示泰勒波利安受地方法院指派，为莎兰德进行精神状态鉴定。这并无任何不寻常。莎兰德当时十二岁，还试图杀死父亲，这骇人听闻的事件最后要是没作精神鉴定才真是奇怪呢。”

“说得对。”

“如果由你担任检察官，我猜你会坚持双管齐下，同时调查社会面与精神面。”

“那当然。”

“即使在当时，泰勒波利安已是颇受敬重的儿童精神科医生，也是法医精神科医生。他接受任命，进行一项普通的调查，作出那女孩患有精神疾病的结论。在这里不必使用他们的专有名词。”

“不必，不必……”

“泰勒波利安把结果写进报告送去给毕约克，毕约克再转呈给地方法院，法院于是裁定莎兰德须住进圣史蒂芬接受治疗。布隆维斯特的版本里面漏掉了一整段泰勒波利安的调查经过。取而代之的是毕约克与泰勒波利安的通信，暗示毕约克指示泰勒波利安假造精神检验结果。”

“你是说这是捏造的，是伪造的？”

“毫无疑问。”

“但捏造这种东西对谁有好处？”

纽斯壮放下报告皱起眉头。“你这么一问可就问到重点了。”

“答案是……？”

“不知道。我们的分析小组也非常努力想找出答案。”

“会不会有一部分是布隆维斯特杜撰的？”

纽斯壮笑了起来。“我们的第一个想法也是这样，但应该不是。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很久以前假造的，也许和原始报告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炉。造假的人不仅非常熟知内情，而且还能取得毕约克所使用的打字机。”

“你是说……”

“我们不知道毕约克在哪里写的报告，可能在他家或他的办公室或其他任何地方。我们所能想出的可能性有两种。造假者也许是精神病院或法医部门的人，不知为何想要让泰勒波利安卷入丑闻。否则就是秘密警察内部有人为了截然不同的目的而造假。”

“有可能是什么目的呢？”

“事情发生在一九九一年。当时国安局内部可能有某个俄国情报员发现札拉千科的行踪。目前我们正在检视大量的个人旧档案。”

“但如果是被kgb发现……早在几年前就应该泄漏了。”

“你说得没错，但别忘了那也是苏联正面临瓦解的时期，kgb被解散了。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也许是原本计划好的行动被搁置了。kgb向来善于伪造与泄漏假情报。”

“可是kgb怎么会想要伪造这个呢？”

“这点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最明显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瑞典政府的丑闻。”

埃克斯壮撅起嘴来。“所以你的意思是莎兰德的医疗评估结果是正确的？”

“可不是。说得白话一点，莎兰德根本是彻头彻尾的疯子，绝对毫无疑问。判她入院治疗的决定百分之百正确。”

“马桶？”玛琳的口气似乎认为柯特兹在捉弄她。

“马桶。”柯特兹又说了一遍。

“你想写一篇关于马桶的文章？刊在《千禧年》？”

玛琳忍不住笑了。星期五开会见他晃进来时，便已察觉他难掩热情，完全就像一个正在写独家报道的记者模样。

“说说看吧。”

“真的很简单。”柯特兹说：“到目前为止，瑞典最大的产业是建筑业，但即使斯堪雅建筑公司在伦敦设立了分部，这个产业基本上还是无法外包海外。不管怎么说，房子总是得盖在瑞典。”

“这又不是什么新闻。”

“对，不过新鲜的是：就竞争力与效率而言，建筑业领先了瑞典其他产业好几个光年。如果沃尔沃也用同样的方式生产车辆，最新车款可能要卖一百甚至两百万克朗。大多数产业都要面对不断降价的挑战，可是建筑业却恰恰相反，每平方米的价格是持续攀升。国家还要用纳税人的钱来补贴，以免价格高得无人问津。”

“这里头有什么新闻性吗？”

“等一等，这很复杂。假设汉堡的价格曲线从七十年代起就没变过，那么一个大麦克现在大约要卖一百五十克朗或更贵。再加薯条和可乐要多少钱，我就不猜了，不过以我在《千禧年》的薪水恐怕买不起。现在在座的人有谁会去麦当劳买一个一百克朗的汉堡？”

没有人应声。

“这可以理解。可是当n建筑在斯德哥尔摩利丁粤区的果萨加用几片铁皮拼成四方隔间出租时，三房公寓一个月租金就要一万到一万两千克朗。你们有谁付得起这么贵的房租？”

“我付不起。”莫妮卡说。

“当然付不起。可是你已经住在丹维克斯杜尔旁边的一房一厅公寓，那是你父亲二十年前为你买的，如果你打算出售，应该可以卖到一百五十万。但是一个想搬出来自己住的二十岁年轻人要怎么办？他们负担不起。所以只好当二房东或三房东，不然就是赖在家里和母亲住到退休。”

“那这跟马桶有什么关系？”克里斯特问道。

“就快说到了。问题是公寓为什么会贵成这个样子？因为委托盖房子的人不知道怎么定价格。简单地说，一个开发商找上斯堪雅，问说盖一百间公寓要多少钱。斯堪雅算一算，回来告诉他们说大概要五亿克朗，也就是每平方米造价多少克朗，如果你想搬进去，每个月就得花一万克朗。但和麦当劳不同的是，你其实别无选择，总得有地方住嘛。所以只好按市价付钱。”

“柯特兹，亲爱的……请说重点。”

“这就是重点啊！为什么得花一万克朗月租去住哈马比罕能那些破烂房子？因为建筑公司根本不在乎要不要压低价钱。无论如何，顾客都得付钱。建材是主要成本之一。建材的买卖要通过批发商，他们也是自行订价，因为竞争不大，所以在瑞典一个浴缸零售价五千克朗，同一个制造商的同款浴缸在德国却只卖两千克朗。不管有哪些额外成本都难以解释这样的差价。”

围坐的众人已开始不耐地低声抱怨。

“九十年代末开始运作的政府组织的建筑成本代表团有一份报告，里面写了很多相关资料，在那之后却没什么进展。没有人去找建筑公司反应价格的不合理，买家欣然支付卖家开出的价格，最后负担就落在租屋房客或纳税人身上。”

“柯特兹，马桶呢？”

“建筑成本代表团写了报告之后，只有局部地方产生改变，主要都在斯德哥尔摩外围。有些买主受够了昂贵的建筑价格。比方说卡尔斯克鲁纳之家，他们自己买建材，盖出了比别人都便宜的房子。瑞典商贸联盟也加入了战局，他们认为建材价格太荒谬，所以一直试着要让那些公司更容易买到质量一样好却比较便宜的产品。结果去年在欧弗休的建筑商展上还引发小小冲突，因为瑞典商盟带了一个泰国人，他卖的马桶一个五百克朗。”

“结果呢？”

“他最主要的竞争者是瑞典一家批发公司叫维塔瓦拉，他们卖的纯正瑞典制马桶一个要价一千七百克朗。精明的都市买家开始搔头苦思，心想既然可以用五百克朗从泰国买到类似的马桶，那又何必花一千七呢？”

“也许质量比较好吧？”罗塔说。

“没有，完全一样。”

“泰国。”克里斯特说：“好像有童工之类的，所以价格低。”

“不是这样，”柯特兹说：“泰国使用童工的产业大多是纺织业和礼品业，当然还有恋童界。联合国特别注意童工的问题，我也查过这家公司，是有名的制造商。这是一家大规模、现代化、享有声誉的卫浴设备公司。”

“好吧……但我们现在说的是低工资国家，也就是说你写这篇文章恐怕是在暗示瑞典产业竞争不过泰国产业，应该解雇瑞典劳工、关闭此地的工厂，全部都由泰国进口。你根本过不了工会联合会那关。”

柯特兹听了，脸上绽放出微笑，背往后一靠，志得意满的神情有点可笑。

“又错了。”他说：“你们猜猜维塔瓦拉售价一千七的马桶在哪制造的？”

无人出声。

“越南。”柯特兹说。

“你在开玩笑吧？”玛琳说。

“他们至少已经在那里做了十年的马桶。瑞典工人早就在九十年代被淘汰出局。”

“该死！”

“现在重点来了。如果直接从越南的工厂进口，价格大约三百九十克朗。猜猜看泰国和越南的差价该作何解释？”

“可别跟我说是……”

“偏偏就是。维塔瓦拉公司转包给一间名叫丰苏工业的公司，他们被联合国列为使用童工的公司，至少从二〇〇一年就开始接受调查。不过绝大部分的工人都是罪犯。”

玛琳终于放声大笑。“太好了，真是太好了。等你长大一定是个了不起的记者。写完需要多久时间？”

“两星期。我有一大堆国际贸易的东西要查，而且报道里面需要一个坏人，所以我要看看维塔瓦拉的所有人是谁。”

“那么来得及刊在六月号吗？”

“没问题。”

包柏蓝斯基面无表情地听着埃克斯壮检察官说话。会议已持续四十分钟，包柏蓝斯基有一股很强烈的冲动，想抓起检察官办公桌边缘那本《瑞典王国法律》朝他脸上甩去。他暗想着，倘若如此冲动行事不知有何后果？除了肯定会成为晚报头条，也很可能被控伤害，他于是将念头驱离。文明人类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屈服于这种冲动，无论对手如何挑衅都不行。当然，每当需要包柏蓝斯基巡官出面，通常就是有人被这种冲动征服了。

“我就当我们达成协议了。”埃克斯壮说。

“不，我们没有达成协议。”包柏蓝斯基边起身边回答。“不过初步调查由你负责。”

他喃喃自语地转进走廊，走回办公室途中把安德森和茉迪同时叫来。这天下午他能找的同事只有他们两人，霍姆柏决定在此时休假两星期真是不巧。

“到我办公室。”包柏蓝斯基说：“顺便倒咖啡。”

三人都坐定后，包柏蓝斯基看了看自己与埃克斯壮开会做的笔记。

“依目前的情况，原本因为几桩命案被通缉的莎兰德，我们的初步调查负责人已经对她撤销所有相关控诉。就我们而言，她已经不再是初步调查的一部分。”

“不管怎么说，这都可以视为有所进展。”茉迪说。

安德森一如往常没有吭声。

“这我就不敢说了。”包柏蓝斯基回答道：“在史塔勒荷曼和哥塞柏加事件中，莎兰德仍涉嫌重伤害，但那些调查已与我们无关，我们得全力找出尼德曼，侦查尼克瓦恩森林里的埋尸洞穴。但话说回来，埃克斯壮一定会起诉莎兰德，案子已移交给斯德哥尔摩，他也下令展开全新的调查。”

“真的吗？”茉迪说。

“猜猜看，要调查莎兰德的人是谁？”包柏蓝斯基说。

“恐怕是最糟的一个。”

“法斯特回来上班了，他将协助埃克斯壮。”

“太过分了！法斯特根本不适合调查和莎兰德有关的任何案子。”

“我知道，但埃克斯壮有一个好理由。法斯特请了多久的病假……嗯……他是四月崩溃的，对他来说，这起案子应该是处理起来最简单、最理想的。”

无人作声。

“总而言之，今天下午要将所有关于莎兰德的资料交给他。”

“那有关毕约克、秘密警察和一九九一年的报告这整件事……”

“……将会由法斯特和埃克斯壮一并处理。”

“我不喜欢这样。”茉迪说。

“我也不喜欢。可是埃克斯壮是老板，又有高层当靠山。换句话说，我们的工作还是找杀人凶手。安德森，现在情况如何？”

安德森摇摇头。“尼德曼好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我不得不承认当了这么多年警察，还没碰过这种事。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密告，没有一个网民认识他或是知道他可能去了哪里。”

“听起来难以置信。”茉迪说：“不过他被通缉是因为涉嫌在哥塞柏加杀警、重伤害另一名警员、杀害莎兰德未遂、对牙科护士卡斯培森的绑架与伤害，还有谋杀达格和米亚。每件案子都有明显的鉴定证据。”

“至少有点帮助。硫磺湖摩托车俱乐部财务经理的案子怎么样了？”

“叶朗森，还有他女友蕾娜·尼格伦。叶朗森的尸体上留有指纹和dna。尼德曼揍人的时候，指节肯定流了很多血。”

“硫磺湖摩托车俱乐部有什么新消息吗？”

“因为蓝汀继续收押，等候米莉安绑架案的开庭，俱乐部由尼米南接管了。有传闻说尼米南悬赏重金打听尼德曼的下落。”

“那更奇怪了，如果黑社会全都在找他，怎么还会找不到？那叶朗森的车呢？”

“在叶朗森住处发现卡斯培森的车，尼德曼想必是换了车。可是他开走的车毫无线索。”

“所以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尼德曼是否还躲藏在瑞典？第二，如果是，和谁在一起？第三，他是否已经潜逃国外？你们怎么想？”

“毫无迹象显示他出国了，但那真的是最合逻辑的路线。”

“如果已经走了，那他把车丢在哪里？”

茉迪和安德森都摇头。警方若想找人，十之八九都不算困难。只要展开一连串逻辑性的调查：有哪些朋友？有哪些狱友？女友住在哪里？有哪些酒友？最后一次在哪里使用手机？车子在哪里？循线追踪到最后，逃犯通常就出现了。

尼德曼的问题是他没有朋友、没有女友、没有手机记录，也从未坐过牢。

调查工作集中在寻找叶朗森的车，据推测应该是尼德曼开走了。他们本以为只要几天的时间，车子就会出现，而且很可能是在斯德哥尔摩的某处停车场。但至今仍无影无踪。

“如果他逃出国，会上哪去呢？”

“他是德国公民，按理说会去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