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案 学生火烧赵家楼 车夫猥亵红衣女（1/2）

我认识一个小伙子，2008年国内闹抵制法国，他坐火车跑到北京，加入中关村反家乐福游行，抢了台索尼数码相机。我听说了这事，跟他说，家乐福里干活的都是中国人。他说，中国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他们不该辞职吗？

前几年，全国各地又闹砸日货，不知道小伙子的索尼相机砸了没。

我太爷爷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个案子，和这小伙子的奇怪行为有关。1919年5月4日傍晚五点多，北京城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一个女孩被人当街扒光了衣服，摁在地上猥亵。奇怪的是，女孩被扑倒时，街上一片骚乱，附近的赵家楼烧得一片通红，持枪的军警正和闹事的学生撕扯周旋。

案件发生三天后，金木去监狱和嫌疑人聊了一天，下面是金木当年的采访文章，发表在1919年5月26日的《白日新闻》上。由于受访者是文盲，文章里有些地方描述含混，时间记录不太准确。在不影响原意的前提下，我做了适当精简，并加了注释。

另外，对于暴力内容，夜行者不会刻意美化或渲染，只做客观呈现。我们认为，这是看待世界的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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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称： 车夫强奸案

事发时间： 1919年5月4日

事发地点： 赵家楼

5月4号晚上9点多，我正要出门打听学生上街的事，十三来找我。他说，有个朋友被警察抓了，可能要判刑。“下午学生闹事儿时，他在街上强奸人了！”

我说，强奸？那当然要抓。十三摇头：“就他，可强奸不了人！”

我拉十三进屋，坐下聊。

这人是十三去年在车行认识的朋友，叫汪小辉，直隶人，三十多岁，车行里都叫他老汪。晚上交夜班时，夜班车夫说，老汪下午当街扒了女人衣裳，被警察抓了。十三不信，和夜班交了车，就去警署。一打听，被抓的人确实是老汪——当街扒了女人衣裳，强奸未遂。

“车行里都知道，老汪阳衰，不可能强奸。你把女的搁他跟前，他也干不了啥。”

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都一块儿泡澡堂子，知道这个还不容易？”十三急得拍大腿，“再说，他给大户拉车，比我们多挣一倍，却从不跟我们去窑子！”

这老汪，拉了七八年车，攒钱买了自己的车 [1] ，半年前开始给一户富人家里做仆人，接送少爷上学，一个月能挣20块。

5月5号早上，我去了趟京师警察厅 [2] ，老汪和闹事的学生，都关在那里。

我以《白日新闻》记者的身份，找到了那个抓老汪的巡警。他说，老汪就是个老流氓，娶不上媳妇憋得慌，趁乱猥亵女人。“当时，学生从赵家楼里冲出来，追着两个人打，跑进了对面的油盐店。油盐店里出来个女的，二十多岁，穿着红衣服。那个姓汪的，就在旁边……我忙着堵学生，没怎么看他，再一扭头，姓汪的已经把那女的摁地上了，衣服都给扒了，这丫挺的！”

“我上去就给了他一下……对，用枪托，我们哪敢乱开枪？”

我问，那女的去哪了？

“跑了。姓汪的被我打晕，那女孩爬起来，捂着衣服就跑了。我也没追，救火都来不及！”

下午一点半，我在探视间见到了老汪，他个不高，圆脑袋，留平头，额头上肿着个大包，像个土豆。见到我，他苦了一下脸，说：“我这事儿，就是当兵的给弄蹭了（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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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学校的近三千名学生抗议“二十一条”，从天安门向使馆区游行，要求见美国大使，遭到巡捕房阻拦，转而去了外交总长曹汝霖居住的赵家楼。图片出自《约翰·詹布鲁恩镜头下的北京1910-1929》（中国摄影出版社）

他说话满嘴北京味儿，不像外地人。我问他，怎么就弄蹭了？他摇头嗨了一声，说了被抓的经过，跟警察讲的不太一样。

昨天早上，老汪拉少爷到学校门口，里头突然涌出一群学生。“少爷跳下车就跟去了，我就拉车跟着，越走学生越多，闹哄哄，转眼就找不到人了。”他跟着学生，从天安门到东交民巷，又到了户部街、长安街、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学生在外国使馆那儿闹了好一阵子，忽然又都往东去，边走边发传单，喊着要杀卖国贼 [3] ，好多小孩也跟着跑，吆喝。我心里有点乱，怕少爷出事，不好交代。”

一直跟到了赵家楼，老汪停了车找人。没过一会儿，赵家楼里冒出烟来，来了很多警察，他慌了，站路边喊起来。烟越冒越高，房子烧起来，“我一看，完了，弄不好出人命！”

我问他，那女人怎么回事。

“我走到那个油盐店门口，一个女的突然就从屋里冲出来，一头撞我怀里。她大声叫，我吓坏了，以为有人要杀她！（我）就想拽她跑，又从油盐店冲出来几个人，撞我们身上，我就摔倒了，砸在那女的身上，吓得我闭上眼。再一睁眼，一片红，那女的就趴我身上了！我使劲推，想扒开那一片红的，她越叫越大声，我就越害怕，一使劲，翻过身压住她，我使劲扯，把她衣服扯掉了。再一抬头，天上烧得一片红。”

我点了根飞马烟，塞进老汪嘴里，问：“你害怕？”

“害怕！都快吓死了！我就想把那一片红扯掉，赶紧跑。”

“可那是人家的衣服。”

老汪使劲吧嗒了几口烟，把烟头叼在嘴角，说：“我魔怔了，我有病。”

我看着他，没说话。他停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见红色心里就发紧，以前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知道了，我害怕红色。人一害怕，什么都干得出来。”

“为什么害怕红色？”

老汪吐掉烟头，抬起戴着手铐的两手，抹了抹额头上的肿包，说：

“19年前的夏天，我杀过人，很多。”

一个强奸案嫌疑人的自白

讲述人：汪小辉，直隶正定大佛寺村人，现居北京，人力车夫

访谈时间：1919年5月5日14点到20点

访谈地点：京师警察厅探视间

洋人

庚子年开春到初夏（1900年5月），没落一滴雨，村里的地都张了口子，满天浮土，一呼气吃一嘴。我娘说，几十年没旱那么厉害。

我当时十六，我们那个村叫大佛寺村，村口有个大佛寺。村里人请来雨师 [4] ，祈雨，但还是不下雨。雨师说，大旱是洋人捣的鬼，他们带来的洋物得罪了天。

这一说，家家都骂洋人。洋火、教堂、念天主经（祷告），统统都是洋物。村口常有小孩边跑边喊：洋鬼子来了，老天就不下雨了！还有小孩拿着木头刀，见人就吆喝：杀洋娃娃，杀天主教！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喊的什么。

对，真有人杀洋人，三天两头听说有练拳的杀传教士，烧教堂 [5] 。

我们最害怕的，是洋人投毒和拐小孩。当时我娘跟我和妹妹说：“路上看见黄饼子，千万不能捡，再饿也不能吃，那都是洋人下的毒饼！”还有水井，洋人往井里投毒，这事是我表哥跟我说的，他是个大师兄。

表哥姓郭，叫郭鑫，他那时候已经练拳了。那天，他拿着一张黄纸帖，念给我听：“今有外国人井内暗下毒药，用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可解。”他给了我们解药，还挑了一桶水来，不知道从哪搞的。我娘就按他说的方子煎药。

拐小孩，是真吓到人了。大概四月底（公历5月底），村里抓了个拐匪，他说自己把一颗心和俩眼珠子卖给洋人，挣了100两银子。扒他包袱一看，真有银子，当场就（把他）打死了。

拐匪包袱里搜到一张帖子，识字的说，有500个会迷术的人已经从天津出发了，专门到直隶各地拐孩子，扯着辫子，一拍脑门，小孩就跟着走了。这一说，村里空了，哪家都有孩子，全关上门，不出来。我就怕我妹妹给拐了，她才10岁。

差不多就那几天，表哥找我练拳，说：“练拳有吃的。”

我也没细问，就跟他去了，家里没活干，闲着也没事。我娘不让我去，表哥跟她说，练拳能保全家平安，还拿了一沓帖子 [6] 给她，让见人就发发。当时哪知道，一下就练到北京来了。

附体

练拳的地方叫拳厂，就在大佛寺门口的一块地上。基本上全是小孩，跟我差不多大，小点的可能就七八岁。我表哥算大的，他十八了。拳厂上摆了个长桌子，是神案，供着香炉和三个神——关云长、张翼德和赵子龙。一群人跪下磕头，站在两边，整整齐齐。

我表哥提着一个小孩的右耳朵，我就听那小孩念“我求西方圣母阿弥陀佛”，念了三遍，扑通一声就挺地下了，使劲喘，两眼发直，吐白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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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的基本组织单位是“坛”，一般一个村或地区的拳民，叫一个坛，首领叫大师兄，下面有二师兄和拳民。拳民之间相互称呼不叫名字，叫“x老师”。赵三多是早期义和团的发起者，开始是梅花拳的首领，后改为义和拳，在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地区各村镇广设拳厂，收徒前后达两千余人

我看呆了，问表哥，表哥让我别吭声。他在正定是个名人，是大师兄，跟赵三多开过义和团大会，村里练拳的都听他的。

那个小孩在地上打了个滚，一下就蹦起来，往前窜几尺远。大声嚷嚷，打拳，两手乱抓，跟唱戏一样。一会儿，又拿起把刀，对着其他小孩。其他孩子也大叫，拿起兵器，两边就干起来，像两军对阵。拳厂边上，都摆着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样样有。

我表哥也上去练，扛了一把青龙偃月刀，耍得比其他人都好，呼呼带风——他练过武，跟戏班学的。

边上一个人告诉我，郭老师练的是武圣刀，他是关公附体。我问，我没练过武，能学拳吗？那人说，不用学，只要上法附体，就能打神拳。

后来，我就真附体了。表哥告诉我，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就能上法练拳。其实，哪有什么吃的，天天都饿得慌。

上法那天，有五个小孩和我一起。表哥叫先生（教书的）在一张红纸上写下他的名字，又写上“大佛寺村，共六人”，我也不认字，听说就是写这些。然后，我们六个小孩跪下烧香，朝东南。这是让我们求老师，他们有的求刘备、张飞、二郎神，还有请姜太公、猪八戒的。我请的孙悟空，齐天大圣。为什么？孙悟空厉害啊！（我）从小就喜欢孙悟空，大闹天宫，会七十二变，上天入地。

求老师要先念请神咒，这个我记得清，那时候都会背：

天灵灵，地灵灵，奉请祖师来显灵，一请唐僧猪八戒，二请沙僧孙悟空，三请二郎来显圣，四请马超黄汉升，五请济癫我佛祖，六请江湖柳树精，七请飞标黄三太，八请前朝冷如冰，九请华佗来治病，十请托塔李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统领天上十万兵。

后来我去其他拳厂，还听人念过一个短的，没我们的好听：

南极仙翁、太上老君，弟子奉请金神、罗身、十二门人、三圣仙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学艺学艺，一心熟艺。

念完请神咒，我也扑通一声躺地上了，另外五个人也都倒下了。我也说不清怎么倒下的，人家附体都倒下，我也就一下倒了，头很晕，真是非常晕，地都是转的。喘不上气，呼一口气，身子里都跟空了一样，想闭上眼睡觉。有个小孩倒下，马上就吐了。身上难受，就浑身想动，我就抖，抖腿，抖手，肚子也动。谁知道怎么回事呢？越想不明白，就越动。

感觉？不饿了，突然感觉不到饿了。天天吃不上饭，又一天一夜没喝水，这一上法，竟然不饿了。我就使劲折腾起来，拿了一根金箍棒耍，其实是个白蜡杆（用白蜡木做成的长杆兵器），比我高一头。我学着戏里的样子，转圈，抡棍子，在地上横扫，有些以前不敢学的动作，都耍成了——打车轮，前空翻。当时，心里就一个想法：我是孙悟空，斗战胜佛。

然后，表哥拍了我一巴掌，我就停住了，马上就头晕，恶心，浑身出虚汗，也弄不自己刚才干了啥。表哥扶住我，喊了一声：“汪老师。”没叫名字，叫我老师，我心里就想：这是上法成了。

之后，我跟着表哥在正定跑了四五个村，找人练拳，到各地拳厂表演。我见过一个请猪八戒的小孩，一上法就趴地上拱泥，人人都说他功力深厚。

洋钱

半个月后，我们烧了个教堂。那个教堂在大佛寺往南十里地，不大，就几个教徒和一个神父。表哥带我们去烧，到门口，先点火，火一着，里头人都跑了。表哥带人追那个神父，说洋人要杀绝，洋物要烧干净。

我没见过教堂，就趁火没烧大，进去到处摸。摸着摸着，就摸见个箱子，开着口，应该是跑得急掉下的。翻开箱子，里头有洋人衣服，我拿起就丢火里了，还有本黑皮书（应该是圣经），半拃厚，也丢火里了。然后，就看见三个洋钱，一面印个老鹰，一面印朵花，跟铜钱差不多 [7] ——当然认识，铜钱一样，钱谁能不认识？我看看没人，就塞腰里了。

装好钱，我跑出来，又给火堆添了几把柴火。表哥他们回来了，杀没杀人，我也没问。心里藏着事，没管其他的。我一路琢磨，怎么能把洋钱换成银子，换了就回家，没地种也不怕了，我娘肯定高兴。但又害怕，一会儿摸摸腰，怕丢了，又怕给人看见。

勤王

快五月的时候（公历6月初），表哥跟大家说，要去北京勤王。我就问他，什么叫勤王。他说，勤王就是扶清灭洋，帮皇上打洋人。当时，村里已经做了不少旗子了，写着“扶清灭洋” [8] 。

表哥说是保护皇上，但其实是保护老佛爷。后来，我们在去北京的路上，遇到其他地方练拳的，只要说是“奉老佛爷旨意，进京杀洋人”，就都跟着走 [9] 。我就想，北京有钱庄，到了北京就能换银子。

走之前，我还听说了个事，红灯照也会跟着去北京。表哥说，红灯照全是小姑娘，可以保护我们，和洋人打仗，我们在地上打，她们就在天上放火，红灯照到哪里，哪里就着火，北京的教堂，都是红灯照从天上点火烧的。本来我有点害怕，一听有她们一起，那还怕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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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照的形象，不同时期的历史有不同的描绘，这幅画出自《京津拳匪纪略》，是未成年女孩的形象，裹着小脚，穿着红衣，提着红灯。据当时文人和洋人日记记载，红灯照确实是一群未成年的女孩——未通经血，被视为纯洁，可抵御洋枪洋炮

我当然信了，我见过，正定就有！她们（红灯照）在街上走，我们都得烧香磕头，就算是大师兄也得跪下。你（指金木）是北京人吧？红灯照进北京的时候，你应该还小，但肯定听过这个歌：“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 [10] ”我也说不清到底什么意思，但人人都在传，我从老家到北京，一路都听到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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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照片，这是一张相对客观展现义和团状态的照片，既不是表演也不是八国联军的囚徒。农民裹上头巾，拿起兵器上街，就成了拳民。这也是为什么义和团组织壮大快、溃散也快的原因

去北京的路上，我还是害怕了。一路上，除了我们，就是死人。路过天津的时候，路边都是尸体，肿的，烂的，有个没头的，怀里还搂个小孩。有一天在河边过夜，晚上水还在淌，早上起来，整个河道都堵死了，全是漂着的尸体，臭。

我吐了好多次，忍不住。

不是，我不是第一回见死人，但是第一回见女人尸体。那些女的，脚都被砍了，奶子也被割了，还有的女人，下面用刀给剜了。

没洋人，死的全是中国人，教民。表哥说，肯定因为这些人信教，不裹脚。一路上都没看见洋人，我们的人却越来越多。快到北京时，除了我们几个村里练拳的，挑担子的小贩、要饭的、和尚、道士，还有剃头匠，都绑上红头巾，跟了我们。

我就想着，赶紧到北京，找钱庄换银子。

杀人

进了北京，钱庄的影子还没见到，我却杀了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五月十四（公历6月10日）。那天傍晚，我们从东直门进城。我顺着大街一看，妈呀，全是店铺，招牌，上哪儿找钱庄去？而且，街上乱七八糟，所有的店铺都关着门。表哥领着我找到了当地练拳的，一个胖子——那人脸胖得像个葫芦——把我俩带进了东四十条胡同，安排了住处。

胖子叫曾凡宇，20岁，人很好，还给我们弄了吃的，我记得是羊肉杂面汤，太好吃了！我也没问表哥是怎么认识曾凡宇的，只管吃，一口气吃了两碗。说实话，当时太乱，看见穿红肚兜和戴红头巾的，就踏实。

我们喊曾凡宇叫曾老师，他是本地人，懂得多。晚上睡觉时，他跟我们说了怎么区分毛子。我们在直隶，洋人是大毛子，教士是二毛子，教民是三毛子。到了北京，不一样了，凡是跟洋人有点关系的，都算二毛子，比如用洋火的，戴怀表、戴眼镜、看洋书洋画的。

而且，还有一种更难分辨的，心里亲近洋人的，是最大的二毛子。怎么分辨？我也蒙了，心里亲近洋人，那怎么看出来？曾老师说：“北京最大的二毛子，是一龙二虎。龙是光绪皇帝，虎是李鸿章和奕?，这三个人，就是心里最亲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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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吸引了大量小孩参与，聚众练拳表演、反叛社会规范，以及破除束缚的杀戮，都暗中迎合了青春期少年的本性。刘福姚《庚子纪闻》记载：“义和团之在京也，纷扰如麻，以红巾为号，出入城门及街市无御之者。到处胁人入会，率取十余岁男子，谓之有缘，焚香于坛，令之狂舞，云有神附体，即令出游，自能识教民寻而杀之。”

我哪懂这个，就听他说连皇帝都要杀，心里吓坏了，找钱庄的事都忘干净了，提心吊胆地睡了一晚上，夜里听见外面叮叮当当响了一宿，都是铁铺打兵器的。

我有点后悔来北京了。后悔也没用，我手握着那根从正定带来的白蜡杆，迷迷糊糊睡了一夜，睁眼醒来，曾老师和表哥已经穿戴好，准备去杀毛子了。我就想，跟着瞎转转，不杀人就是了。我也不敢啊！

我们有四五十个人，各自拿着兵器，在东直门城门口守着，有人进城出城，就拦住检查，看是不是毛子。那时候我练拳也熟了，念完咒，马上就能耍，比在老家好，看的人多。小孩不都那样吗，越有人看越起劲。北京的更厉害，他们衣服穿得好，说请红孩儿，就能打扮成那样，很多也都是小孩，跟我当时一样。

我们要是怀疑一个人是二毛子，就让他跪下，烧一张黄纸，纸灰扬起来，就放他走，纸灰要不扬，就是毛子，马上杀掉。曾老师连杀了四五个，脸上都是血。这个胖子厉害，杀人不眨眼，而且杀得慢，一刀一刀割，先砍手脚，再砍腰。有个女的，头朝下埋在地里，扒了裤子，俩脚还在蹬，他就上去拿刀在俩腿中间砍。

我表哥杀了俩，都是朝心窝里，一下捅死。他们给了我一把尖刀，我就一直握着哆嗦，吓得不敢出气。

有个男的，我从身上搜出一张纸，扔地上，曾老师看见，捡起来拿手一搓，说：“洋纸，杀！”那男的啊啊叫，说“老弟，我是中国人”，上来抱我的腿，伸手抓我的腰带。他这一抓，我感觉腰里一硬，想起腰带里还装着那三个洋钱。心里一慌，一刀我就捅进那男的脖子里，血喷了我满脸。我吐了半个时辰，吐完后，反倒不害怕了。第二天又杀了一个。

曾老师带我们去了东四牌楼，说那里有个洋货铺。天太热了，东四大街上很多腐烂的尸体，臭气熏天，没人敢领，领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跟毛子有关。

到了洋货铺，里头没人，有洋糖、洋酒、洋烟，反正都是洋货，我们就砸柜台，泼油点火。表哥砸开铺子后门，进了院子，抓出个伙计，十八九岁，他喊着：“我不信教，我不信教！”表哥松开他，也没杀他，现在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和表哥年纪差不多，表哥心软了——唉，说这个也没用，表哥没杀他，我把他砍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