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与宰臣共治（1/2）

蔡京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八年辅政，一德不渝，群邪丑正，意在中伤。肆为无根之谈，冀陷不测之祸。比从阅实，灼见厚诬。

——1112年徽宗恢复蔡京官职时写的手诏

在中国，君臣关系被认为是筑造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砖石之一。根据儒家思想，君臣是五伦之一（另外四伦是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君臣关系应当是建立在忠诚、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的互惠关系。一方面，大臣要希望他的君主得到最好的结果，因此，可能有时不得不上奏一些君主不愿意听到的事情；而另一方面，君主也要精于选贤任能，挑选合适的人才担任大臣。他在对待下属时还应当公平，不听信阿谀奉承，这样才不会被谄媚者控制。这些主题在每个朝代都会被重提。战国后期的荀子就强烈主张统治者应当集中力量选择一位贤臣，让贤臣来管理国家事务的细节，并选择低级别的管理者。唐太宗在《帝范》中也叮嘱他的继承人要求贤、纳谏和去谗。11世纪中叶的欧阳修写过两篇文章，是关于君主所面临困难的，其中就强调了在判断谁是可信任的大臣，以及纳谏方面遇到的困难。 ［1］

君臣关系的理念不仅通过这类零散的文字进行表达，而且有历史实例。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君臣组合：汉高祖和张良，三国时期的刘备和诸葛亮，唐朝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和魏征，等等。 ［2］ 宋朝文人也讲述了近代及当时著名宰臣的各种故事，有些无疑是基于他们的个人知识，然而很多主要是来源于传闻。对大多数宋代文人而言，历史上的核心人物也许是那些争夺最高权力位置的人，而核心事件则是这些人相互钩心斗角，以及操纵皇帝的各种方式，而这些皇帝也十分擅长挑拨大臣相互争斗。

在徽宗朝担任宰辅的人都是他的臣民，其中地位最高的两位是宰相（首相和次相），被认为是皇帝的首席长官。这两位大臣充当着徽宗和庞大的官员群体之间的媒介，也是与徽宗见面最频繁，而且应当是与徽宗商讨国事最直言不讳的人。徽宗统治期间有大约二十位大臣先后担任过这一职务，但任职时间最长的是蔡京。

蔡京和其他宰辅

徽宗曾召见过很多官员。朝廷各机构负责人、谏官和台官，以及中央政府的其他官员都可以请求上朝，当面向徽宗陈述自己的想法。徽宗还会定期召见那些即将赴各州上任或从京外调回的官员。在这些官员的传记中，往往将他们与徽宗的对话视为仕途的顶峰。例如，在一次上朝时，徽宗对他之前的老师许勣说，既然许勣在京城外待了很多年，就应该给自己讲一讲穷人的问题。许勣在答复时提到了茶、盐专卖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3］ 另外一个例子则是曾担任很多地方职务并在徽宗的慈善机构中任职的张根，他的传记中提到了与徽宗的几次当面交谈。 ［4］ 此外，郭思是在徽宗出生那年（1082）就通过科举考试的文官，他在书中绘声绘色地描述，在1117年的一次朝会上，徽宗得知郭思是著名画家郭熙的儿子时，就开始与郭思讨论神宗多么赏识他的父亲，而且宫中仍然收藏着他父亲的很多作品。 ［5］

然而，即使徽宗与很多官员都打过交道，他也记得这些人的名字或长相，但对他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几乎天天都要见面的人，即他的宰辅。与之前的皇帝们一样，徽宗也不断地被告诫，如果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些关键的职务，他的工作就会变得很简单：不必使自己太辛苦就可以成功地统治整个国家。皇帝的宰辅通常有五至七个人，包括首相、次相以及在门下省、中书省和枢密院担任最高职务的一两个人。被提拔到这些职位上的人必须经验丰富，在智力、远见和政治能力方面受人尊重，而且愿意与别人合作，这样才能在商议国事时富有成效。然而，将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工作往往不容易。即使某个职位空缺，并由宰辅推荐的人选担任，在一起工作几年之后，宰辅之间也经常会产生矛盾。随着摩擦升级，宰辅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有时候，宰辅反对某种想法，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对手赞同。皇帝处理宰辅之间不和，通常是替换其中一位或几位大臣，还有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鼓励首相采取更强硬的控制措施。尽管某位宰辅一旦独断专权多年，士大夫阶层往往都会提出反对，但皇帝们发现，当他们拥有一位有领导力的首相时，政策决定与实施会更容易。当然，皇帝眼中所谓的领导力在别人看来可能就是独断。

徽宗朝共有四十七人担任宰辅，其中有三十九人是在1102年徽宗开始支持改革派之后，十三人曾出任首相或次相。在这四十七位宰辅中间，有些仅仅任职几个月，也有一些人担任了很多年，通常是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个职位。有时候，某个职位可能会空缺很长时间，尤其是次相或枢密院副使。不过，担任宰辅的一般至少有五个人。表111列出了徽宗统治时期一些比较著名的宰辅。

表111　徽宗的主要宰辅，按年代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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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宋宰辅年表》，15—19页；诸葛忆兵《宋代宰辅制度研究》，307—315页。

徽宗在十七岁登上皇位时，继承了哲宗的宰辅。而当他开始替换其中的成员时，总是选择比自己年龄大一个时代的人，尤其偏爱曾在神宗朝效力的那些大臣。在决定支持改革派后，徽宗就再也没有任用过保守派的人担任宰辅。在这段时期，蔡京大部分时间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宰臣。不过，蔡京的仕途也经历了三次重要的变化，因为徽宗曾三次将他贬官（1106年二月、1109年六月和1120年六月）。 ［6］ 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评他的人，不过他们也是改革派，因此神宗朝颁布并在哲宗亲政时恢复的一些新政措施，如募役法、保甲法、改革科举考试课程和市易法，在整个徽宗朝基本上都得以保留。作为对比，由蔡京发起的一些改革延伸措施，如扩大学校制度、慈善项目、当十钱，以及在京外为宗室修建的府邸，在他被贬期间就会削减甚至废止。 ［7］

徽宗第一次贬逐蔡京时（1106年二月至1107年正月），仅让蔡京离开了十一个月，而在第二次，蔡京离开了将近三年。第二次贬逐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差不多有一年，当时蔡京仍然留在京城（1109年六月至1110年六月）；第二阶段将近两年，在这段时间蔡京被贬到杭州，而批评他的人则更加肆无忌惮地公然反对他（1110年六月至1112年五月）。徽宗在第二阶段收到了很多弹劾蔡京的奏疏，以至于不得不亲自颁布几次手诏，要求大臣们使用较为缓和的语言。 ［8］ 蔡京于1112年五月恢复职务，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皇帝特许他每三天上一次朝，在1117年之后，允许他每五天上一次朝，这样他基本上就可以在家里工作。在那段时期，徽宗似乎已经将蔡京视为一位不可或缺的大臣。为了在1120年七十五岁时致仕，蔡京仅以称病为由还不够，他必须要卧床不起才行。 ［9］ 最后一次是回归是1124年，当时宋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到了最危急时刻，徽宗没有听从年轻大臣的新想法，而是坚持请回当时已近乎失明的蔡京。但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短短几个月后，蔡京就再次被免。

现存有关蔡京的叙述大多是基于别人对他的弹劾，从中很少能看出他对徽宗的重要意义。 ［10］ 但有一个例外，那便是在徽宗编纂的书谱中，有一篇对蔡京成就的概述，很能反映出徽宗的观点。《宣和书谱》强调了蔡京的办事效率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谈到蔡京在徽宗朝效力时，作者对他大加赞扬：“自擢翰林承旨，前后三入相位，寅亮燮理，秉国之钧，实维阿衡，民所瞻仰。”作者特别强调了蔡京能使复杂的任务变得简单。“至于决大事、建大议，人所不能措意者，笑谈之间，恢恢乎其有余矣。”还提到蔡京文采出众，善于写各种官方文件：“制诰表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起稿。” ［11］ 蔡京被认为在恢复新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帮助徽宗实施了一些重大举措，包括铸造九鼎、修建明堂、制定新的乐制和礼制法典，以及改革文官用人制度和通过学校教育来选拔人才。在这篇概述中，作者将蔡京和王安石进行了对比：

眷惟神考励精求治之初，起王安石，相与图回至治，焕乎成一王法。休功盛烈，布在天下，其眷遇之隆，前无拟伦。属嗣初载以还，赖予良弼，祇循先志，以克用人，故于眷倚比隆神考之于安石罔敢后焉。于是二十年间天下无事，无一夫一物不被其泽，虽儿童走卒皆知其所以为太平宰相。 ［12］

在这篇文章中，徽宗将他和蔡京的关系与父皇和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相提并论。王安石当然也受到政敌的严厉指责，也许徽宗将对蔡京的激烈批评视为一种荣誉徽章，表示蔡京与王安石一样不畏流言。

当然，蔡京从来不是徽宗唯一的辅臣。与他一起供职的还有几位经验丰富的改革派。吴居厚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他的墓志铭保存了下来（其他宰辅大部分都没有存世的传记）。 ［13］ 吴居厚出生于1037年，中进士之后进入官场，与很多人一样，他也是从职位很低的县级主簿开始。1175年，东南地区发生饥荒，吴居厚被派去赈灾。从那时起，他开始陆续在中央或各州郡担任财政职务。在京城任职一段时间后，神宗任命他为河北提举常平，掌管河北西路的粮仓。被调回京城后，神宗待他非常好，赐他朱衣和银鱼袋等物，又派他担任京东路转运副使，他在任期间对盐政管理颇有成效，备受称赞。接着，他又被调回朝廷，诸多迹象表明皇帝对他很器重，例如神宗曾写下手诏，认为在朝廷或各州处理财政事务的所有官员中，没人能超过吴居厚。吴居厚曾上表提出，可以铸造200万铁钱，筹集收入供养西北的军队，神宗对这一建议很高兴。神宗驾崩后，吴居厚被贬十年之久，无疑是由于积极实施新政。但当哲宗亲政后，又将吴居厚调回京城出任财政官职，随后任命他担任开封知府，他在任期间成功地降低了当地的犯罪率。

徽宗即位后，吴居厚再次被任命为开封知府，然后是户部尚书。在讲议司的两年（1102年中至1104年中），他是蔡京挑选的二十七名成员之一，由他负责的项目包括起草修建安济坊的方案。他还建议减少铜钱中铜的成分，从而使铸造钱币的数量增加十五万九千贯。 ［14］

1103年四月，吴居厚六十七岁，被提拔为宰辅，在接下来大约三年的时间里，他陆续担任过不同的宰辅职务。1107年，由于已到了七十岁的致仕之年，他获准满载荣誉地从宰臣位置上致仕。但在1109年，“上以元丰侍臣不当久置闲左”，又任命他担任地方官，然后在1110年八月（当时蔡京已退休），将他召回京城就任宰辅，同年又将他调任知枢密院事。“尝从容奏请遹追先烈，在坚其志。”每有重要事宜，徽宗就会派内侍到他家里询问他的看法，而这些观点经常在日后实施。“每定大政”，如“备边选将”，“辄遣中人就第咨访”。徽宗经常对地方财政官员的工作不甚满意，因此特意写了一份手诏赐予吴居厚，称赞吴居厚：“漕臣不营职业，惟以干叩朝廷为事。曩者卿任京东，未尝告乏，盖材与不材所致也。”

吴居厚墓志铭中还提到徽宗对他写的诗很感兴趣，这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据说，徽宗很欣赏他在朝堂上写的诗，有时还会步韵应和。徽宗让他进呈在宫廷之外写的一些诗，吴居厚随即拿出了数百首。 ［15］ 徽宗赐给他很多书法作品，他便在豫章（江西）的宅第中修建了一座阁楼，专门收藏这些御制作品。徽宗用篆书为阁楼题名为“褒贤之阁”，随后命人将题字刻到木匾上，并用金属字体摹勒。吴居厚还把这几个字雕刻在石板上。吴居厚墓志铭的作者葛胜仲还记录了吴居厚对徽宗的忠诚：“每遇天宁节及上本命壬戌日，必斋戒，召方士启醮阁下，祝千万岁寿，费出廪禄。”

1113年，再次开始担任宰辅两年零四个月后，吴居厚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致仕。徽宗竭力挽留，但最后还是准许他告老还乡。据说徽宗曾多次派遣近侍去问他是否有什么需求，吴居厚最后一次上朝时，徽宗要他以后每月呈递一份奏疏。在那一年稍晚的时日，徽宗听到了吴居厚去世的消息，当天不视朝事，亲自用篆体为吴居厚的墓碑题字，并命葛胜仲起草墓志铭。 ［16］

吴居厚传记中的一些主题，同样出现在记载其他宰辅的主要内容中。徽宗对大部分宰辅都大加赏赐，虽然早先的皇帝也会这样做，但徽宗在赏赐大臣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大部分宰辅似乎都得到了徽宗很多御制书法作品的赏赐，而且，徽宗经常为宰辅家中的厅堂题写匾额。 ［17］ 若官员有特殊需求，如父母去世，徽宗也会赏赐重礼，例如翰林学士冯熙载和前礼部尚书姚佑的母亲去世，徽宗分别赐给他们四百匹绢。1116年后，刘正夫因病请求致仕，徽宗赐给他的礼物包括砚、笔、画、药、香、茶。从王安中呈递的谢表中，我们可以得知，徽宗赐给他的礼品有服饰、一条金带、配好马鞍的马匹、一部道经、药物、各种茶，以及徽宗御制的书画。1116年，徽宗为皇家祭礼铸造了新的祭器，随后命人为每位宰辅也铸造一套铜器，使他们祭祀祖先时可以使用。 ［18］ 另外一种常见礼物是腰带，通常是赐金带，但在极少情况下也赏赐一般皇室才能使用的玉带。徽宗曾赐玉带给蔡京、何执中、郑居中、王黼、蔡攸和童贯。蔡京骑马出行时，徽宗甚至赐给他两百名随行人员作为护卫。 ［19］

在徽宗赐予官员的礼物中，最贵重的礼物是宅第，蔡京、邓洵武、何执中、郑居中、余深、洪迈、薛昂、白时中、王黼、宦官梁师成和将军高俅都曾经收到皇帝的赐宅。这些宅第的地点都在开封，理论上讲，大臣去世后应归还给官府。蔡京的宅第可能是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徽宗于1110年赏赐给他的，其中一间房屋被命名为六鹤堂，据说高四十九尺。蔡京还得到了皇帝赏赐的一套苏州宅第。 ［20］

蔡京很容易使人疏远。有几位辅臣在与他共事一段时间后都转而反对他。根据《宋史·张商英传》记载，蔡京当上首相后，对张商英大加褒扬，使得张商英随后也被提升为宰辅。然而，不久二人就开始经常产生龃龉。张商英担任辅臣仅十二个月，就被流放到京外担任地方官。而且，蔡京非常强烈地反对他，甚至将他的名字列入1104年的元祐党人名单。此后不久，另一位同知枢密院事刘逵也开始严厉批评蔡京。还有石公弼，他曾被认为是蔡京派系的成员，并在1107年支持蔡京重回朝廷，但到1109年，他也开始写文章斥责蔡京。 ［21］

只有两位宰辅没有与蔡京发生冲突，一位是吴居厚，另一位是徽宗登基前的老师何执中。何执中担任宰辅十多年（有几年他的官职比蔡京还高），其间一直没有与蔡京发生冲突。当蔡京在1109年至1112年第二次罢相期间，吴居厚与何执中保留了蔡京颁布的大部分政策和任命的官职，1111年还精心策划贬斥张商英。另一位长期支持蔡京的大臣是郑居中，但到了1118年，有些人察觉到他和蔡京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22］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强烈地反对蔡京呢？首先，要知道大臣之间的敌对关系是八卦传闻中最受欢迎的话题，因此在现存史料中有很多记载，这也许会使我们对历史事实的理解产生偏差。然而，毕竟这些史料中经常会提到“蔡京派系”，因此肯定也会有一些人与他合作。单是被徽宗这么宠爱这件事，就无疑会使很多人对他提出质疑。同时，他的个性也显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23］ 从批评蔡京的很多模糊措辞中可以推断，很多人认为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对别人的想法、兴趣和感觉漠不关心。他这个人看起来的确性情冷酷，1102年在与曾布的朝争中胜出后，他不仅将曾布列入元祐党人名单，还要确保曾布一再被贬斥和调任，被迫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尽管曾布当时已经六十七岁，生命只剩下最后五年。更过分的是，蔡京对曾布的儿子们也不放过，弹劾他们行为腐败，进行严刑审问。 ［24］

如上文所述，吴居厚的墓志铭中提到，徽宗曾想看他在宫廷之外写的一些诗。徽宗对另外几位富有才气的宰辅也很有兴趣，但他们均无法企及蔡京。徽宗与蔡京之间的默契也许部分源于他们在诗歌、绘画和书法上的合作。据说在徽宗登基之前就已经很仰慕蔡京的诗歌和书法，在1119年，徽宗还能记起蔡京二十年前写过的一首诗。徽宗命人将蔡京的书法与他自己的书法一起刻在多块石碑上。他还时常让蔡京在他的画上题字，这种合作形式在北宋后期是一种新的艺术实践。现存绘画中体现徽宗与蔡京这种合作的有：《文会图》（彩图三 ）、《听琴图》（彩图十三 ）、《雪江归棹图》（图83）和《白鹰图》。 ［25］

徽宗对蔡京书法的赞赏随着时间发展越来越强烈。在徽宗编纂的书谱中，蔡京的书法被描述为将规矩和自由结合为一体：“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蔡京的大字书法作品中包括他为官府题写的“不可胜计”的匾额。 ［26］ 在第十章提到的1119年宴会上，徽宗向宾客们展示了他收藏蔡京书法作品的地方。蔡京在记录中写道：“因指阁内：‘此藏卿表章字札无遗者。’命开柜，柜有朱隔，隔内置小匣，匝内覆以缯绮，得臣所书撰《淑妃刘氏制》。臣进曰：‘札恶文鄙，不谓袭藏如此。’” ［27］

徽宗还临幸过蔡京的住处。1119年九月，徽宗临幸蔡京的相府，这是他在这一年的第四次拜访，也是相府建成后的第六次。这一次，徽宗先去了宝箓宫，观看那里生出的芝草，然后从景龙江泛舟来到蔡京的府第，随行的还有童贯及一位皇妃。根据蔡京的记述，徽宗当时一再告诉他不要小题大做，还说既然他们现在是姻亲，就应当随意闲聊。徽宗亲自调茶，并将茶杯分赐在场众人。他还让蔡京脱下官帽和官袍，蔡京诚惶诚恐地拒绝了，说这种行为人臣万万不敢做，是“罪当万死”。徽宗让他将君臣之礼先放在一边，拿了一颗橄榄递给蔡京，还递给童贯一杯酒。皇妃将水果切成小片，分给大家吃。蔡京提到当天在朝堂上讨论过的一件事，徽宗告诉他不要担心。徽宗向他要了一些纸，当即写下圣旨，罢免了一位官员，并重新任命另一位，这些显然是蔡京希望的结果。 ［28］

直到1118年之后，徽宗才开始任命与自己同时代的一些人担任宰辅。他先是在1118年任命了王黼（生于1079年），第二年又提拔了王安中（生于1076年）和张邦昌（生于1081年），并于1123年任命了蔡京的大儿子蔡攸（生于1076年）。

王黼于崇宁年间（1102—1106）中进士，然后担任过一系列中央政府职务，包括翰林学士。1116年，徽宗赐给他一套宅第。 ［29］ 他在两年后升任宰辅，担任辅臣六年，最后三年是首相。现存史料中对王黼的批评可能比对蔡京更甚，这也许是因为他极力主张联金。徽宗希望将他留在身边，史料对此的唯一解释是，他不仅长相英俊，而且能够敏锐地揣摩别人的心思，还愿意表演杂剧来取悦徽宗。 ［30］

王黼一开始愿意与蔡京配合，但1120年六月蔡京致仕后，王黼接替他成为首相，便开始全盘废除蔡京的举措，包括辟雍太学、医学和算学院、慈善项目等等。此外，他还削减了一些财政措施。 ［31］ 有些批评者指责他腐败，说他重新安排了宫廷采购流程，好从中渔利，还有人弹劾他公开卖官鬻爵， ［32］ 但他一直获得徽宗的信任。徽宗1122年赐给他一件书法作品，现在仍然存世（图111）。

蔡京在1120年致仕后，长子蔡攸在官场上稳步升迁，并于1123年被任命为宰辅。蔡攸在徽宗继位早期就开始在宫中任职，最初似乎是作为一个伙伴，和徽宗一起娱乐玩耍。 ［33］ 他越来越多地参与政府事务，尤其是徽宗青睐的一些项目，如乐制改革、明堂、秘书省、刘明达皇后的葬礼，以及许多道教活动。 ［34］ 尽管蔡攸的仕途顺畅显然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父亲的权力，但随着他不断升职，父子二人变得越来越疏远。两人分别住在各自的官邸（都是徽宗赏赐的礼物）。旁观者猜测，蔡攸对于父亲一直推迟致仕心怀愤恨。 ［35］ 蔡攸在联金的意愿上要比父亲强烈得多。

图111　徽宗用草书誊写在装饰纸上的《千字文》（开篇），1122年作为礼物赐给王黼，315x1172厘米，辽宁省博物馆藏。

政策制定和发行货币

宰辅的目的是审议重要事宜并为皇帝提出建议。大部分情况下，皇帝会接受宰辅全力支持的建议。如果皇帝过多地拒绝宰辅的建议，首相就会感到压力而被迫辞职，这可能也正是皇帝所希望的结果。

自从1102年徽宗决定支持改革派之后，朝廷颁布的政策基本上很一致。在徽宗和蔡京实施的措施中，最吸引学术界注意的是那些被认为获得成功的部分，尤其是学校和慈善项目。 ［36］ 为了进一步分析徽宗和蔡京之间的工作关系，我以下要讨论的是一项被认为失败的措施：发行当十钱。徽宗应当为这项措施的失败承担部分责任，因为是他让这项政策随着蔡京的官场起落而忽行忽止。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维持充足的铜币供应方面遇到了困难，而且如果经济持续增长，铜币供应量也应当随之增加。当时的标准钱币面值为一钱，但神宗时期曾铸造过当二钱的铜币。对于金额较大的交易，人们通常用贯做为计量单位，名义上一贯等于一千钱，但由于铜钱短缺，政府允许在缴税时只支付七百七十钱。政府还采取其他措施来缓解铜的短缺，包括开采新的铜矿，降低钱币中的含铜量，允许用银两缴税，在北部边境和四川发行铁钱，严禁熔化钱币，在谷物交易和茶、盐专卖中使用票据或度牒，有时候还会发行纸币。1085年，货币发行量达到顶峰，政府一年共发行了六百万贯铜钱（是997年的75倍）。钱币不是在一个地方铸造好后运往全国，而是在二十多个地方铸造，然后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时期铸造了大量的钱币，以至于严重消耗铜材，神宗之后各朝铸币量减少，导致11世纪末对钱币的需求严重得不到满足。导致钱币短缺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普通百姓和政府都储藏了大量的铜币，作为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 ［37］

蔡京1102年就任左仆射后，开始推动铸造面值较大的钱币，包括当十钱的大铜币和价值三钱的锡铁合金货币。 ［38］ 这两种方式都让政府无须开采新铜矿就可以扩大货币供应量。同时，既然各种纸币的使用量在不断扩大，尽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区，有理由设想人们也许会接受另一种法定货币，即没有相应内在价值的货币。此外，在11世纪40年代初，由于边境货币短缺，政府曾铸造过当十钱来充当军费开支。 ［39］

首先，某些州县在1103年被告知，他们的铸币厂要转而铸造当五钱，另一些州县则要铸造当十钱。每年的额度定为三十万贯铜钱和两百万贯铁钱（依旧远低于1085年的最高纪录六百万贯）。 ［40］ 政府并没有试图打压私人铸造一钱币，因为其中没有什么利润。为了遏制私铸高面值的新钱，政府将造私钱者招募到新的铸币厂工作，同时对伪造私钱者处以重罚，此外还决定在一些地方铸造夹锡钱。过去使用的当两钱被收集起来，回炉后重新铸造为当十钱。每个新钱的重量是一钱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铸造的钱币被分成以下几部分：在全部六十万贯中，一半交给户部，二十万贯交给内藏库，还有十万贯交到元丰库，即所谓的左仆射库。1105年，刻有徽宗御制书法的当十钱发行。每贯重十四斤十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十一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还有一斤五两的废料。 ［41］

当时任次相的赵挺之在很多事情上都反对蔡京，也包括当十钱。他主要的反对理由是，新币使铸造私钱非常有利可图。当时政府也采取了遏制伪造纸币的措施，但不知什么原因，私造纸币的问题似乎不是很突出。蔡京应对私钱的措施是加强执法，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两浙路铸造私钱的现象十分泛滥，以至于一钱币极为短缺，日常交易都非常困难。另外，对当十钱的抱怨就是它导致了通货膨胀。 ［42］

1106年正月，一次彗星现象使徽宗开始对很多政策进行反思（但蔡京这时还没有被免去宰臣职务），很多地方接到命令，停止铸造当十钱。次月，蔡京被罢免后，更多地方陆续接到这一圣旨，直到最后当十钱完全停止铸造。人们接到通知，要将手里的当十钱全部兑换为新发行的纸币。停止流通的钱币被存入元丰库和崇宁库。据说私铸的钱币可以按含铜量进行交易。 ［43］

监察御史沈畸在一篇奏疏中反对高面值钱币：

谁为当十之议？不知事有召祸，法有起奸，游手之民，一朝鼓铸，无故有数倍之恩，何惮而不为？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往往鼓铸，不独闾巷细民，而多出于富民、士大夫之家，未期岁，而东南之小钱尽矣。

钱轻故物重，物重则贫下之民愈困，而饥寒之患，此盗贼之所由起也。夫使民嗷嗷然，日望朝廷改法，此岂经久计哉？ ［44］

在1106年五月一次上朝时，徽宗问谏官詹丕远对当十钱的看法。徽宗说：“当十并行，本以便民，今却反为民害如此。非卿有陈，朕不知也。便直欲改作当三亦不难，只远方客人有积货钜万以上者，陡镌之，不无胥怨否？”詹丕远回答说：“陛下行法要改，则草薙而禽狝之。或圣虑哀矜，耻一夫不获，欲且改从当五亦可。”徽宗接着说，王安石推出的政策专门为了营利，人们也会进行抱怨，这项政策可能与之类似。詹丕远反驳说，蔡京不能与王安石相提并论，因为王安石从未涉足茶盐专卖。 ［45］

在这段对话中，徽宗似乎是对当十钱持反对意见，但在几个月后，蔡京重返京城，他还是说服了徽宗重新实施这一制度。1107年二月，蔡京命人使用熔毁私钱所得金属铸造刻有御文的当十钱（图112）。为了遏制铸造私钱，蔡京惩办了私自铸造几千万贯铜钱的章綖，以儆效尤。这一案子后来在1107年牵连到很多东南地区的名人。 ［46］

蔡京第二次被贬时（1109年六月），发行当十钱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周行己的长篇奏疏可能就出现于这一时期。周行己是程颐的学生，他的大部分工作经历都是教书，没有担任过太多实质性的官职。他认为，尽管政府看起来从发行大面值钱币中获取了很多财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臣窃计自行当十以来，国之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私铸不已，则物价益贵，刑禁益烦。而物出于民，钱出于官，天下租税常十之四，而籴常十之六。与夫供奉之物，器用之具，凡所欲得者必以钱贸易而后可。使其出于民者常重，出于官者常轻，则国用其能不屈乎？

周行己建议，政府可以收购京城五路的当十钱，用度牒、封号、盐钞和纸币对持有人进行补偿。所有当十钱都回收后，政府就可以重新发行当三钱。他认为，这样就能够使物价趋于平稳，同时打击铸造私钱。宋朝政府在1110年的确发放了大量度牒（三万份），但随着它们的价值下跌，也必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 ［47］

图112　大观年间（1107—1110）发行的一钱币、当二钱和当十钱大小对比，钱币上铸刻的是宋徽宗的瘦金体书法。（作者拍摄）

1110年七月新上任的首相张商英也提出了建议。他提议从内藏库和枢密院借用布帛、金银和盐钞，用来收购全国的当十钱，为期六个月。兑换当十钱不能得到全部面值，只能收回百分之三四十。张商英之所以提到内藏库，是希望徽宗能为失败的财经政策所导致的部分损失买单。 ［48］ 等到所有的当十钱都收回后，伪造的私钱将被熔毁，用来铸造一钱币，而真钱则可以重新进入流通，只不过价值被视为三钱。关于这一问题，朝廷肯定争论了很久，因为徽宗直到1111年五月才宣布新的政策。徽宗在亲自书写的手诏中，强调了货币稳定对于民众和政府的重要性。近年来的失败政策导致物价飞涨，使有些人陷入贫困，同时诱使一些人私铸假币。在广泛进行商议后，徽宗决定改革货币制度。政府和内藏库将共同发行几千万贯的钱币，用来收购当十钱，每枚当十钱都以当三钱进行补偿。 ［49］

张商英对徽宗动用内藏库大加称赞，但同时他也承认，情况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的那样顺利发展：

陛下奋发英断，慨然欲救钱轻物重之弊，一旦发德音，下明诏，捐弃帑藏数千万缗钱宝，改当十为当三。令下之日，中外欢呼，万口一辞。历考史策，自二帝三王以来，未见如此之举也。然而奸邪之在内者，密倡其说曰：‘不久必复旧，可蓄以待也。’奸邪之在外者，晓民以掠美曰：‘当三则亏汝，当七则折中矣。’是以小民听而和之，令出五十日而犹未大孚也。伏望陛下固志不移，使正议卒行，奸邪愧服，而渐消其凶悍不平之气。 ［50］

换句话说，张商英将徽宗动用内藏库的行动称为史上前所未有的善行，但他同时也承认，老百姓仍然因为在上缴钱币时不得不承受部分损失而心存不满，很多人在观望，看政策是否会再次改变。 ［51］

1112年，蔡京恢复首相职务时，重新设立了铸监局，并发行夹锡钱，但没有恢复当十钱。事实上，有一个知县上疏提议恢复当十钱，这样既能增加国家财富，又能为民众带来方便，但他因此被免官。1113年，在徽宗的一次朝会上，大臣宇文粹中说，有些官员认为难以维持一钱币的供应，因此，他们提议重新推出当十钱币。徽宗回答说：“有司直敢尔！当十钱改为三，尚且钱轻物重，岂可复为当十？自古利仄百不变法，利少害多，不若不为。” ［52］

那么，从这件事情中，我们能了解到徽宗作为一位监管者的哪些特点呢？事实上，铸币这件事徽宗并未亲自参与，他只是就这一问题写了几份手诏而已。 ［53］ 人们认为这件事的发起人是蔡京，而提出反对意见的是另外几名大臣（赵挺之、张商英、沈畸等）。根据现存史料记载，徽宗在这件事上的贡献似乎仅限于批准各种方案。不过，从徽宗与大臣们的一些对话记录中，可以看出他了解正在实施的政策，而且十分在意民众对政策的看法。

徽宗本人对这些政策决定的贡献，是他愿意在蔡京被贬时废止蔡京实施的措施，蔡京官恢原职时再恢复这些政策。考虑到这么多人都与蔡京有矛盾，如果不这么做，可能也很困难。过快地取消这些政策是否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对此，徽宗从未让赵挺之或张商英认真考虑过。同时，蔡京1107年回到京城时，徽宗也没有让蔡京重新考虑，这些被取消的政策是否真的有必要完全恢复。也许徽宗过于认真地听从了大臣的告诫，即统治者应当选择合适的宰辅，然后任由他来处理事情。

受信赖的宦官

在徽宗的时代，有个历史教训被广为接受，即如果宦官掌握太多权力，就可能威胁到整个王朝。在汉代后期和唐代后期，宫廷宦官控制了接近皇帝的机会，大臣若想在朝中有发言权，就不得不与宦官结盟。宋代的官员常常瞧不起宦官，认为他们的地位和佣人差不多。皇帝与宦官的接触比较多，对他们不会一味排斥，而是认为其中有些人是可以利用和信赖的。为了避免宦官控制朝廷，宋朝开国之君对宦官人数及职责都作出了限制。然而，宦官的人数似乎还是在逐渐增加，13世纪的一位作者认为徽宗时宦官已超过了一千人。 ［54］

有两个宦官最得徽宗尊重和信任。童贯一直晋升到军队的最高职位，梁师成则负责宫廷文书及徽宗收藏品的顺利进展。

梁师成在宫中最初是在贾详的书艺局当差。贾详死后，梁师成开始掌管睿思殿的文字外库，负责皇帝的进出文件，包括徽宗的御笔手诏。蔡絛曾写道，在文字外库，“使臣若杨球等掌之，张补等点检，小阉三四人主出纳用，宝以付外”。（杨球和张补在诙谐诗方面与徽宗有密切的交流，他们的名字在第十章出现过。）徽宗对梁师成很满意，在1109年的科举中授予他进士功名。每当有书法作品送入皇宫，梁师成和蔡京都是首先来进行鉴定的专家团成员。梁师成后来被提拔为秘书省总管，在职期间，他建议收集碑文的拓片。此外，他还参与了徽宗的许多建筑工程，包括明堂和艮岳。徽宗在艮岳完工后所写的《御制艮岳记》中，对梁师成的组织能力大为赞赏：“师成博雅忠荩，思精志巧，多才可属。” ［55］

与梁师成相比，童贯担任的公职更多，因此，我们对他的职业生涯也了解得多一些。在北宋时期，宦官在军队中担任官职已形成了传统。 ［56］ 在徽宗第一次见到童贯时，童贯好像还只是一个内侍，但到了1102年徽宗登基后不久，他就派童贯前往杭州，监管为皇宫收集古书古画的事宜。在那之后，童贯更多地参与了军队事务，主要是在西部和西北部的边界地区。他知道宋朝的一个主要对手是辽，因此，在1111年，童贯作为派往辽国的使团成员，希望对那里有更多的了解。 ［57］ 从辽国返回时，他的官衔和影响力均开始稳步上升。1112年二月，他被授予武将中的最高职务太尉。蔡京对童贯的升职很不满意，试图说服徽宗重新考虑对童贯的恩典。史料记载，1111年童贯出使辽国时，蔡京正退隐杭州，他强烈认为童贯不是合适的人选，因此上表徽宗，对童贯的能力提出质疑。但徽宗回复说，童贯在西部地区战役中表现出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辽国皇帝特意点名要见他。1116年二月，童贯被任命为签署枢密院事，成为首位担任宰辅的宦官。直到1123年，他一直位居宰辅，品衔与官职也不断得到升迁。有笔记记载，蔡京经常向徽宗抱怨，不应当给予宦官这么高的荣誉，但徽宗对此未加理睬。显然，童贯喜欢出征打仗，因为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朝廷官职为由一直留在京城。1119年，童贯率领军队与西夏作战。 ［58］

徽宗对待童贯就如同朝中的文官或武将一样。1104年，童贯在青唐战役中取得了第一场大胜仗，徽宗赐给他一件御制书法，一篇用自己独特的瘦金体抄写的《千字文》，现藏上海博物馆（参见图113）。 ［59］ 和其他几个宦官主管一样，童贯有时也会被派去监管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他是负责修建延福宫的部分设施的五名大宦官之一。1113年延福宫竣工不久，他又被派去为徽宗的一位皇子修建府邸。 ［60］

图113　徽宗以瘦金体抄写的《千字文》（篇尾部分），1104年赐予童贯。（上海博物馆收藏）

徽宗显然也很喜欢童贯的绘画。在徽宗编撰的《画谱》中，有十个宋朝宦官的作品被收录在内，童贯是其中之一。根据对童贯的记录，他是从父亲（也许是收养他的宦官）那里学的绘画。他的父亲还收藏了崔白、易元吉和郭熙等同时代画家的一些作品。据说童贯作画是为了自娱自乐，“作山林泉石，随意点缀，兴尽则止”。《画谱》以通常用于文人画家的语言描述他的绘画风格：“大抵命思潇洒，落笔简易，意足得之自然耳，若宿习，而非求合取悦也。” ［61］

与长期得宠的其他人一样，童贯和梁师成也激起了人们的怨愤，徽宗听过大量对童贯和梁师成等宦官的弹劾。翟汝文是负责徽宗收藏古玩的官员，据说他向徽宗奏告，梁师成为了扩建一座花园，逼迫普通百姓卖掉田地和墓地。梁师成知道后很生气，说服首相将翟汝文贬出京城，担任一个县级小官。1120年，周武仲向徽宗奏告杭州地区爆发的一次大饥荒，将饥荒归咎为宦官们在当地的同党。此外，差不多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太学生朱梦说连续向徽宗呈递奏疏，认为“宫中奢侈，内侍乱政”。他指责说，腐败的宦官为修建花园强夺百姓土地，卖官鬻爵，而且公然行贿。 ［62］

但这些谴责似乎都未能动摇徽宗对梁师成和童贯的信任。毕竟，早期的宋朝皇帝也收到过类似的警告，要他们防备宦官。 ［63］ 直到徽宗统治的最后一刻，他一直都很信任童贯和梁师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