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1/2）

究竟是什么使得徽宗成为这么有魅力的人呢？他很聪明，饱读诗书，在儒家礼仪、道教天界、音乐和药物学等广泛领域委派专家进行研究。他能宽容地对待别人的过失，还很喜欢向交往的人赠送礼物，有时候甚至会给他们一个惊喜，例如命人在储祥宫为刘混康修建了新的住处。有时，他还会做出一些小小的姿态，对周围的人表达尊重和感谢，例如亲自为他们备茶，或是问候他们的家人。他在服侍的宦官和宫女中发现了很多自己喜欢的人。他精力充沛——至少在在位的前二十年是如此——因为他不仅不知疲倦地亲自参与诸多工程的细节，而且有时间留给自己不断增加的家庭成员。此外，在艺术上他也非常有天赋，并愿意让别人看到他在诗词、书法和绘画上的努力和才华。即使当他受到命运的沉重打击时，依然以一定程度的优雅和尊严应对苦难，对那些境遇比他悲惨的人表示同情，并尽量避免将罪责归咎于他人。即使他有时表现出痛苦和消沉，那也是人之常情。

我们应当如何评价作为皇帝的徽宗呢？在本书中，我试图从徽宗的视角来理解他的世界，并考虑到他在当时能够了解哪些信息。徽宗在1120年底听到方腊起义时，他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王朝将要凄惨地结束；或是他为修建一座新园林而耗费巨资，在六七年之后会显得非常荒诞，因为到时政府甚至无力为前线将士提供足够的食物。与此相反，他将赌注押在宋朝取得一场一百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重大军事胜利上，如果取得胜利，宋朝就能将领土扩大到一些主要由汉人聚居的地区。那么，与之前的宋朝皇帝相比，徽宗和大臣们是否对可能发生的战争准备得不够充分呢？为了发动军事行动，宋神宗用了很长时间储备物资，但他还是发现战争太昂贵了，因此在西北地区打过几次战役后，就将军队撤了回来。面对徽宗和钦宗所卷入的军事灾难，即使是神宗或哲宗，也不太可能有充足的物资储备去轻松应对。

作为皇帝，徽宗应该为他的雄心壮志，以及对许多崇高事业的支持而受到称赞。当时的全国学校教育制度，以及为病人、无家可归的人提供的慈善救助，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创举。还有编印书籍也值得称道，徽宗不仅派人重修了工程浩大的《道藏》，还编纂了几部医学著作和《政和五礼新仪》，甚至还整理了一本书法作品的拓本。另外还有一些大项目，也许看上去没有那么崇高，但它们有助于提升朝廷的庄严和威武，例如对宫廷乐制的改革，对艺术和古代器物的收藏整理，以及他修建的精美道观、宫殿和园林。

徽宗有什么缺点呢？他显然很虚荣，因为也许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对祥瑞的狂热。虚荣心或许还可以用来理解，他对自己的文学和书法技巧造诣之高非常自信，他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一睹御笔，因此命人将他的书法刻在石碑上，并立于各州。

过分自信是徽宗的另一个缺点。这一缺点导致他错估了禁止一些名士在朝廷做官造成的后果。也正是由于过分自信，他认为自己可以忽视其他人对蔡京的敌视，以及后来做出联金的决定。当一些大臣对宋朝是否充分准备好北征提出异议时，尽管徽宗也犹豫过，但后来他仍然拒绝听取那些担忧者的意见，而是站在了梦想家们一边，认为有可能打一场大胜仗。

徽宗的精力和热情在很多情况下令人钦佩，但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一些问题，特别是他对道教的虔诚信仰。我并不认为徽宗是受了蒙骗或神道设教才支持道教，但在1117年到1119年间，他的确摒弃了自己以前的谨慎态度。

传统的中国史家看待徽宗的态度有所不同。他们从徽宗的王朝总结出一条道德教训：统治者放纵自己的欲望或沉迷于宗教时，就会使国家和自身性命陷入危险之中。在徽宗朝之后两百多年的元朝政府编纂了《宋史》，其中就提出了这类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在《宋史·徽宗本纪》的结尾，编著这部书的史家起初指出：金人的侵略并非不可避免。如果在1100年选择哲宗另外一个弟弟继承皇位，这场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此外，如果对后来一些事件做出不同的选择，也有可能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例如，如果宋朝在1123年拒绝接纳从金国叛逃到宋的张瑴，“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纵观一些亡国之君，要么是由于愚蠢或残酷，要么是成为军事政变的牺牲品，但这些用在徽宗身上都不合适。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徽宗是因为受到了误导。蔡京使他对保守派产生了偏见，因此“疏斥正士，狎近奸谀”。蔡京还以精美华丽的物质生活去诱惑徽宗，让他耽溺于自己的欲望。此外，徽宗还沉迷于道教信仰，不仅为此耗费巨资，同时也疏于军事和国防管理。“君臣逸豫，相为诞谩，怠弃国政”。尤其是让童贯掌管军队后，更是加快了灾难的到来。史家最后尖锐地评论道：“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 ［1］

对徽宗作出这种负面评价的背景，是12、13世纪士大夫阶层反对新政、推崇保守派的思潮。一些民间文学作品也助推了这种思想，特别是明代小说《水浒传》，其背景就是徽宗统治时期发生的事件。16世纪晚期，为了教导年幼的万历皇帝，张居正编撰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书籍《帝鉴图说》，书中列出了古代帝王的一些善举和劣行。在收录的七十二则善举中，有十六则发生在宋朝，包括宋太祖五则、宋太宗两则，以及宋仁宗九则。在收录的三十六则劣行中，三则发生在宋朝，全都与徽宗有关。第一则是在举行道教仪式时，徽宗将自己的位置设在了林灵素的下席。张居正先是从《宋史》中引用了一段文字，然后进行评论：“夫徽宗为亿兆之君师，乃弃正从邪，屈体于异流，猥杂于凡庶，甚至亲受道号，甘为矫诬。自昔人主溺于道教，至此极矣。卒有北狩之祸，身死五国城，彼所谓三清天尊者，何不一救之欤？”显然，张居正认为徽宗的道教信仰不仅荒谬，也是毁灭性的。书中举出的第二则不明智的事例是设立“花石纲”，从东南地区搜刮奇花怪石运送到京师，放进徽宗新修的园林艮岳中。修建艮岳的工程也造成了大量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张居正评论了这件事，指出花石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但徽宗对这些东西的喜爱却导致国家动乱，外族入侵，自己身死荒漠，家人离散各处。在张居正看来，皇家的气派没有实际的用途。第三则劣行的例子是徽宗任用“六贼”（蔡京、童贯、王黼、李彦、朱勔和梁师成）。张居正评论，忠臣会劝说君主节俭和克制，就算君主不愿意听他们的谏言时也会这样做。而那些只对君主讲讨好献媚的话、鼓励君主奢靡之风的一定是奸臣，将贻害无穷。 ［2］ 根据张居正对历史兴衰的理解，他认为以上三则劣行中的任何一则都足以导致徽宗的悲惨结局。

尽管《帝鉴图说》是为小皇帝撰写的初级读物，但它很受欢迎，也多次修订。后来，17世纪时，王夫之在《宋论》中对徽宗朝进行了更为严肃的学术评价（但这部书在当时流传不广）。 ［3］ 王夫之关注的主要是当时文人与大臣的选择，特别是杨时和李纲等知名的儒士。但他对人们普遍认为徽宗是庸君这一观点没有质疑，称徽宗为“醉梦倾颓”。王夫之指出，徽宗并不似隋炀帝等前朝皇帝那样奢侈，蔡京也不比唐朝的李林甫等历代主要辅臣恶劣，但降临在徽宗身上的灾难却要沉重得多。 ［4］ 王夫之认为徽宗朝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在演戏，这是王夫之提出的最有趣的一个观点。王夫之说，蔡京自称是王安石的追随者是在演戏，甚至联金抗辽也不过是徽宗和蔡京共同操纵的一场游戏。 ［5］

那么，指责徽宗主要因放纵奢欲而丧失皇位是否有依据呢？当然，徽宗的确在物质生活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尤其是艺术品、古代青铜器、园林和宫殿建筑。徽宗的收藏品也肯定价值不菲，但没有一个具体的数额，而且很多物品显然是进贡给皇帝的礼品，而非徽宗购买所得。在建筑方面，尽管徽宗修建的宫殿数量比之前任何一位宋朝皇帝都多，但最后建成的宫殿群还是比唐代长安的皇宫面积小得多，而且唐朝在洛阳也建有一处规模宏大的皇宫，以及几处广袤的狩猎场。在1117—1119年间，徽宗痴迷于道教神霄派，似乎的确是不计成本地开展了一些建筑工程，但直到1120年蔡京被罢免、军费开支骤然上升，大臣们才开始注意到这些逐渐显现的赤字问题。不过即使到那时，女真人向开封勒索赔款时，宋官府藏库中仍然有大量铜币，以及金、银和绢等财富。

如果客观地考察这些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认为统治者由于个人放纵而导致亡国的观点古已有之。 ［6］ 在《左传》中，即使只是对华丽的衣服感兴趣，也会被认为足以亡国。 ［7］ 唐初史家在编纂唐朝之前灭亡的梁、陈和隋的历史时，认为这些朝代的灭亡都是因为末代皇帝的“放荡生活”和“无节制地追求享乐”。 ［8］ 他们也许由此推论，如果一位君主失去皇位，那么这件事本身即证明他没有对自己进行适当的节制。唐太宗在他的著作中也意识到“败国丧身之主，莫不以奢侈而亡”。 ［9］ 在儒家传统中，值得称道的是皇家的节俭而非奢侈。

我们还可以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宋朝皇宫的花费。建筑、装饰和收藏的欲望在全世界的君主中都非常普遍，与其他地方的皇室相比，徽宗为了加强皇室威严而投入的花费并不算出格。纵观欧亚大陆，在条件允许时，宫廷总是愿意动用资源来增强自身的宏伟气派，例如扩建皇宫设施和增加宫廷人员。但这样做的君主可能会被指责为不负责任，有时也不得不缩减开支，尤其是当宫廷希望派遣军队对外作战时。 ［10］ 当然，这都是相对的。在文艺复兴和近代早期的欧洲，宫廷中平均每人的花费似乎要比宋朝高得多：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只有一百万人口，面积也不比中国的一个州大多少，但他们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碧提宫（pitti pace），并雇用了一大批艺术家和工匠；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只有两千万臣民，是徽宗时期人口的五分之一，但却修建了凡尔赛宫、枫丹白露宫和卢浮宫等多处宏伟庄严的宫殿。无疑，对东西方这种不同的一种解释是，在欧洲，由于不同公国与封邑相互竞争威望，促进了宫廷在富丽堂皇方面的发展，但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中国的宋朝。

历史学家注意到徽宗似乎并不在意宫廷花费的问题，但没有深入分析这一点反映出徽宗什么样的性格，以及这种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尽管中国很早就有为重要的政治人物立传的惯例，但皇帝传记是一个例外。在史书中，对开国皇帝的叙述会比较详细，但对其继承人的早年生活就很少提及。就徽宗而言，史书中记载了他的正式谥号的全称（共十八个字），他的名讳、出生日期，他是神宗的第十一个儿子，出生在皇宫，母亲是一位姓陈的嫔妃，然后是他按时间顺序获得的各种封号。紧接着就是哲宗驾崩和徽宗继承皇位，但对他登基前的生活状态没有任何记载。 ［11］

《宋史》的本纪对每位皇帝的叙述非常枯燥，几乎不能视为通常意义上的传记。而且，它对朝廷中发生的事件也没有提供太多信息。例如，以下是对1107年的两个月中发生事件的记录：

秋七月乙酉朔，伊、洛溢。戊子，诏括天下漏丁。壬寅，班祭服于州郡。乙巳，贤妃武氏薨。

八月乙卯，曾布卒。丁巳，封子构为蜀国公。庚申，以户部尚书徐处仁为尚书右丞，吏部尚书林摅同知枢密院事。己巳，降德音于淮、海、吴、楚二十六州，减囚罪一等，流以下释之。 ［12］

《宋史》其他部分的内容能够对以上记载进行补充。例如，我们可以了解到，去世的嫔妃是徽宗的庶母（即他兄弟的母亲），分发祭服是由议礼局提议的，伊、洛河水泛滥在早年也曾发生过。 ［13］ 但如果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内容，就必须将其他史料中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就像我在这本书中所做的一样。

20世纪之前的史家似乎认为，为一位皇帝（甚至包括前朝的皇帝）写传记是不适宜的。为什么呢？ ［14］ 是不是因为一个人在做了皇帝之后就会丧失全部个性、开始成为国家的象征呢？ ［15］ 在某些环境下，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除非是自古以来通常将政治危机归咎于统治者个人行为。传记显然会使君主与其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清晰。另一种解释是，对王位安全的担心使得为皇帝撰写传记成为一种禁忌。因为当权者不希望让臣民去想象做皇帝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人们想象了在皇位上的感觉，可能就会受到鼓励，认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能坐上皇位。但这些只是猜测，我提不出支持这些观点的明确证据。 ［16］

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中国在记述统治者生活上的禁忌引起了我的注意，也许因为在西方历史著作中，对君王生活的描写是一个重要的类别。在中世纪，很多编年史都是围绕着君王以及发生在宫廷中的事件撰写，使得君王的个性和癖好成为政治叙事中的核心。对于重要的统治者，在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通常会出现多种描述他们生平的著作。 ［17］ 一些关于欧洲君王的书籍直到现在仍然很受欢迎。中国的著书者为了取悦读者，有时的确会根据想象写出一些故事，说明皇帝在宫廷各种诱惑下的放荡生活。 ［18］ 不过这些想象中的皇帝也很少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君王那样，具有十分复杂而且有缺陷的人格特征。尽管中国的史学和其他评论家可以随意地谴责徽宗，但徽宗的这些缺点是如何形成的，他们都没有提供细节信息。

当我试图重现徽宗的生活时，传记的缺失只是引起我兴趣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国皇帝所受到的限制。我发现自己有意无意地在拿徽宗及别的宋朝皇帝与其他朝代的皇帝进行对比。 ［19］ 如果在中国各个朝代之间进行比较，宋朝皇帝的教养是格外突出的。徽宗和几乎所有宋朝皇帝在与大臣打交道时，给人留下的印象都是彬彬有礼、宽宏大量，但并非所有的中国皇帝都是如此。徽宗曾公开列出一份被禁止在朝廷做官的数百人名单，也许一些批评者认为徽宗这一举动太过分了，但他并没有将这些人召入朝廷进行斥责，更没有让人毒打他们甚至将其赐死。而暴躁和残酷的皇帝在其他朝代并不少见。 ［20］

对于这种现象，一种解释是宋朝大臣成功地使皇帝听从了他们有关帝王得体行为的观点。例如，大臣们努力阻止皇帝离开皇宫去接触更多外面的世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引用了一位大臣在1101年呈递给徽宗的一份奏疏，以强烈的言辞反对皇帝任何可能的外出狩猎计划。我还引用了差不多二十年后的一份奏疏，反对徽宗悄悄出宫去拜访大臣府宅。在宋代，除非是一些固有的礼仪，例如每三年举行一次祭天大典或一年一度的郊祀，在其他时间，官员们都倾向于让皇帝留在宫闱之内。 ［21］ 不过，由于从全国各地来的人都会进宫拜见皇帝，因此，他也没有与外界隔绝。当然，在朝殿见到端坐于龙椅上的皇帝同在其他地方遇到皇帝有着本质的不同。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在研究明末的皇帝时，看到了“一种将君王去人性化的倾向”，因为官僚机构“只需要一位与世隔绝的君主作为执行官”。 ［22］ 宋朝也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大臣和皇帝经常提到的一个论点是，因为皇帝身居九重宫阙之内，不能亲眼目睹当下帝国各处正在发生的一切，因此需要大臣们充当耳目。那么，为什么不让皇帝离开皇宫、更多地亲眼看看他的王国呢？皇帝们真的需要这么多重高墙与自己的臣民分隔开吗？将皇帝隐藏起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秦始皇更是一个典型，他让人修建了高筑的回廊，目的是在不被人发现行踪的情况下往来于不同的宫殿之间。 ［23］ 而在更早的朝代，尽管有大臣反对，皇帝们还是会经常离开皇宫外出狩猎，或是以各种理由到其他地方巡视，最常用到的理由可能就是率兵出征或亲谒某些圣地。在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中，这类流动都被视为统治行为的一部分。用托马斯·阿尔森（thoas allsen）的话说，“欧亚大陆上的绝大多数皇室、贵族都多多少少用狩猎来加强、维护自己的社会影响力与政治影响力”。 ［24］ 唐代第二位皇帝唐太宗，每年夏天都要前往距长安城一百五十多公里的离宫住上一段时间。 ［25］ 在其他地方，大多通过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皇宫以外的地方接触，君主的威严似乎被进一步加强，而非被削弱了。的确，皇帝的很多官方职能都可以留在皇宫内履行。作为国家的象征、集权政体的核心、等级架构中的最高首脑和宗教仪式中的主祭，皇帝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这些目的，他们并不需要外出。然而，君主无须外出并不意味着外出旅行不会带来任何益处。

宋代前三位皇帝均未始终驻足于皇城内。宋太祖和宋太宗是武将出身，他们经常要率兵出征，与其他国家打仗。真宗虽然在皇宫内出生，但也到京城之外的地方进行了几次长途旅行：1004年他曾御驾亲征澶渊，至少是号称抗击契丹军队；1008年到泰山举行封禅；1111年前往汾阴祭地；1114年巡莅亳州拜谒当地的老子庙。 ［26］ 此后，宋朝皇帝外出巡游就少得多了，这也许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宫廷的重要性不断加强。1047年，当宋仁宗希望第二次外出狩猎时，很多大臣都上表反对，最后他不得不取消这一计划。 ［27］ 自仁宗开始，宋朝的皇帝就基本上留在京畿一带，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表明徽宗在位期间曾离开京畿地区。宋朝政府共修建了四座都城，分别位于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然而，皇帝并不会定期巡视每座都城，而是在东都开封一住就是几十年。相比之下，从整个社会来看，旅行在宋朝变得越来越普遍。文人和官员要前往京城接受教育，参加科举考试，如果中举，还有可能被派到全国各地就职。同时，他们也喜欢旅游，游览一些著名景点或古迹。 ［28］ 但皇帝却被剥夺了这种精英人士习以为常的旅行体验。

为什么皇帝提议外出狩猎或巡游时，大臣们总是要强烈反对呢？反对打猎和其他出行的说辞最早出现于汉代 ［29］ 。其中提到的原因之一，认为出游是一种娱乐形式，尤其是狩猎，其主要目的是使皇帝得到消遣，但享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质疑的事情。另一原因则是有可能发生不可预见的事，而皇帝身边的侍卫无法完全控制这些事情发生，换言之，皇帝可能会因遭遇意外而受伤，甚至驾崩。而且，皇帝越是接近百姓，就越难防范刺杀皇帝的阴谋。 ［30］ 同时，那些与皇帝打交道的重要大臣，可能也不认为皇帝形成自己的观点会带来什么好处。出游的皇帝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希望改变一些常规做法，但这些变化也许是大臣不支持的。皇帝的经历越丰富，可能就越难以应付。阿尔森认为，唐代大臣之所以反对狩猎，是为了阻止皇帝与文人圈子以外的人来往，尤其是接触到一些“不受欢迎的人”，包括军人、守边官员和外国人等。 ［31］ 唐朝与宋朝的极大不同，并非用什么样的理由去反对皇帝到京城外冒险，而是宋朝大臣更成功地使皇帝遵守了这些地理限制。在两本存世的用于教育皇帝的教科书（范祖禹的《帝学》和张居正的《帝鉴图说》）中，宋仁宗被认为是最应该效仿的宋朝皇帝，因为他对待重要大臣如同对待老师一样尊重，而且采纳大臣们反对他出宫巡游的谏言。 ［32］

另一方面，徽宗也的确发现了很多方式，不必远行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和愉悦。徽宗对宗教和艺术的追求，都使他的世界看起来不会太狭小。道教思想中对宇宙的想象极其宽广，且不受限制。同时，徽宗通过修建艮岳，对整个国家的壮丽景色和植物多样性进行复制，并从全国各地收集了丰富的植物标本。长久以来，现代历史学家一直对宋朝不重视军事方面的统治颇有微词。 ［33］ 皇帝被留在皇宫内，从而限制了与军事将领及军队进行接触，这也是使皇帝在位期间更关注人文与文化职能的一种方式。如果徽宗能够经常出巡，检阅军队，并与前线将领交谈，也许他对如何与女真人的统治者阿骨打谈判就会有更好的直觉，对应该把什么样的任务放心地交给哪些将领，也会有更好的判断。

［1］ 《宋史》卷二十二，417—418页。

［2］ 《帝鉴图说》下篇，叶88b—89a、91a、96a。关于这本书，参见julia k urray, “fro textbook to testionial: the eperor’s irror, an ilstrated discsion（di jian tu shuo/ teikan zetsu） cha and japan,”ars orientalis 31, 2001, pp 65—101; “didactic ilstration prted books,” prtg and book culture te i chow,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p 417—50。

［3］ 关于王夫之，参见w theodore de bary（狄百瑞）and richard frano eds, urces of chese tradition , vol 2, 2nd edition, new york: 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6—35。

［4］ 关于隋炀帝成为荒淫无度末代皇帝的典型形象，参见arthur f wright（芮沃寿）, “sui yang-ti, pernality and stereotype,” the nfion persuasion , edited by arthur f wright,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李林甫是唐玄宗的重要大臣，对几乎推翻唐朝的安禄山叛乱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