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家（2/2）

公共图书馆有整整一区大字版的书。我注意到那旁边就是自习隔间。想来是环环相扣的。

总之，我必须切除肥大的扁桃腺，所以塞住我耳朵的既不是耶稣也不是撒旦，唯余的可能是我的本质作祟。

母亲带我去医院，放我在儿童病房带护栏的床上躺下，我立刻爬下床追她。

她身穿克林普纶大衣走在前头，高大魁梧，形单影只，我依然记得光亮的油毡地板在我赤脚下滑过的感觉。

恐慌。我现在依然能感受到。我一定是以为她把我送回去了，让其他人再收养我。

我记得在医院的那天下午，我上了麻醉，开始编一只没有毛的兔子的故事。他的母亲给他一件镶有宝石的外套穿，却被黄鼠狼偷走了，那是一个冬天……

我想，哪天该把那个故事写完……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有两种写作：你写的和写你的。写你的那种很危险。你会去往不想去的地方。你会看到不想看的地方。

兔子与扁桃腺肥大的插曲过后，我晚了一年才被送去上学。这是件忧心事，因为母亲把学校称为“孽生地”——我问她孽生地具体是什么，她说就像是没用漂白剂清洗过的水槽。

她让我别和其他孩子来往。他们想必从漂白剂中幸存——反正脸色都很苍白。

我能读会写，还会加法，这就是我在学校里做的一切。虽然我表现不错，还是像坏孩子那样得了坏成绩。我已经接受“坏 ”的标签。有个身份总好过什么都没有。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画地狱的图画，再带回家给母亲欣赏。画地狱有个很棒的技巧：用明亮的七彩色块将一张纸着色，接着拿一支黑色蜡笔涂抹盖住所有颜色。然后用一根大头针在纸上蚀刻。黑色刮除的地方便透出彩色。生动而醒目。对迷失的灵魂尤其如此。

我因烧毁玩具厨房而不光彩地离开幼儿学校，女校长——她身着黑色粗花呢衣服为苏格兰哀悼——对我母亲说我跋扈又好斗。

的确是。我对别的小孩拳打脚踢，男孩女孩都打，上课听不懂就径自离开教室，要是老师试图拉我回去，我就咬老师。

我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甚理想，但母亲相信我是被魔鬼附身，而校长正为苏格兰哀悼。要正常很难。

我每天自己起床上学。母亲会给我留一碗玉米片和装在保温瓶里的牛奶。我们没有冰箱，一年到头大多时候也不需要冰箱——屋里很冷，北英格兰很冷，而且我们买来食物就会吃光。

温特森太太有一些关于冰箱的可怕的故事——冰箱会排放气体使人晕眩，老鼠会被卡死在冰箱马达里，继而引来更多的野老鼠……小孩被关在冰箱里面出不来——她听说过一户人家，玩捉迷藏的时候幺子爬进冰箱给冻死了。他们只能解冻冰箱，把他撬出来。之后政府带走了其他的孩子。我纳闷为什么他们不带走冰箱就好。

每天早晨我下楼，吹旺炉火，读字条，总有一张字条是留给我的。字条开头是一般的提醒，要我洗“手、脸、颈、耳”，后面是摘自圣经的劝诫，譬如“寻找耶和华”或“总要警醒祷告 [2] ”。

每天的劝诫都不同。要洗的身体部位始终如一。

我七岁那年，我们养了一条狗，我上学前的任务是绕着街区遛狗，然后喂饱它。于是清单列成了“洗、遛、喂、读”。

上学头几年的正餐时间——北部称午餐为正餐——我会从学校回家，因为小学就在街角。到家时，母亲已经起床，我们吃馅饼和豌豆，读一会儿圣经。

后来，我去了较远的文法学校，正餐时间不回家，我就没吃过午餐了。母亲拒绝接受家庭经济情况调查，所以我没有资格吃免费校餐，可我们也没钱买午餐。我平常会在包里带两片白面包和一点奶酪，就吃这些。

没人觉得这不寻常，也的确没什么。填不饱肚子的孩子多得是。

我们在晚上能填饱肚子，因为我们有一块公租菜地，地里的蔬菜长得很好。我喜欢种菜，至今依然，我从中获得一种闲静之乐。我们养了母鸡，所以有蛋，不过每个礼拜只买得起两次肉，吸收不到足够的蛋白质。

周四晚上总要煮地里摘来的洋葱或土豆。爸爸周五领工资，每到周四家里已分文不剩。冬天，煤气和电表也在周四走完，所以洋葱和土豆煮不熟，我们就这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吃饭。

街上的每个人都一样。周四停电司空见惯。

我们没有汽车，没有电话，也没有暖气。冬天窗玻璃内侧会结冰。

我们通常都很冷，但我不记得曾为此烦恼。我爸小时候没有袜子穿，所以撇开其他部位不谈，我们的脚也是进化了的。

我们有个煤火炉，我五岁那年学会了堆煤点火，那时我们刚从外公装有暖气的房子搬回透风潮湿的连栋屋。爸爸教我生火，我颇感自豪，连灼伤的手指和烧焦的发梢都让我引以为傲。

我的任务是搓纸捻，把它们浸入煤油，再摞进一个密封的饼干罐里存放。爸爸拾捡引火柴，劈柴。送煤工来的时候会免费给我母亲几袋他们叫作“煤屑”的东西，因为他曾经想娶她。她将此事看作对她品德的侮辱，不过还是留下了煤屑。

母亲上床睡觉时——早晨六点左右——会把沾了焦油的薄薄一层煤屑粉末撒在炉火上，让火小小地暖暖地烧着，留一些煤给我早上七点半时再把火烧旺。她彻夜不眠，听地下广播向铁幕那边的苏联传福音。她烤糕点，缝纫，编织，修修补补，还读圣经。

她是个如此孤独的女人。一个渴望有人懂她的孤独女人。我想，如今我真的懂她了，但为时已晚。

真的是这样吗？

弗洛伊德，这位伟大的叙事大师，他知道过去并非如线性时间的刻度那般固定。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可以捡起掉落的东西。我们可以修补被他人破坏的东西。我们可以与已故之人交谈。

温特森太太留下了一些未竟之事。

其中一件是建立一个家。

罗马尼亚哲学家米尔恰·伊利亚德 [3] 谈及家——本体论的以及地理学意义上的家——用了一个美好的词，他称家为“现实的中心”。

他告诉我们，家是两条线的交点——垂直的线与水平的线。垂直面的一端有天堂，或上界，另一端有已故者的世界。水平面是这个世界的车水马龙，来来往往，我们自己的以及芸芸众生的车水马龙。

家是秩序井然的地方。事物秩序的会聚之地——生者与死者——先祖与今人的灵魂，所有往来在此汇集与沉淀。

有家可离时，才可能离家。这种离开从来都不只是地理或空间上的分离；它是情感上的分离，无论你希望与否。无论你坚定还是矛盾。

对于流亡者和流浪者而言，要安置自己，关键坐标的缺失有着严重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缺失必得到处理，或以某种方式得到弥补。最糟时，一个名副其实的失所之人，不知哪一条路向北，因为没有真正的北方。没有罗盘指向。家远非遮风蔽雨之所而已，家是我们的重心。

游牧民族学习把家带在身边，于是熟悉的物件随他们流离转徙，在一处摊开，在另一处重组。我们搬家时，带着无形的家的概念，却也是很强大的概念。心理健康与情感连续性并不需要我们待在同一所屋子、同一个地方，但需要一个内在的坚实结构——这种结构有一部分由外在发生的事所建立。我们生命的内在与外在各是一个壳，我们学着居住其中。

家对我而言是个疑难。它既不象征秩序，也不代表安全。我十六岁离家，此后不断迁居，直到在很偶然的机会下，找到两处住所并定居，两个地方都很简朴，一处在伦敦，一处在乡间。我从未与任何人在这两个家里同住。

这并没有让我觉得特别高兴，可是在我真的和别人同居的十三年里，我又需要很多独处的空间。我不脏乱，井井有条，也乐意煮饭和打扫，但难以适应另一个人的存在。我真希望不是这样的，因为我由衷地希望与所爱之人同住。

我觉得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所以我最好还是接受自己尚未调整好的对于距离与隐私的需求吧。

温特森太太从来不尊重我的隐私。她翻遍我的物品，看我的日记、笔记本、我写的故事和信件。我在那个屋子里从未感到安全，她要我离开的时候，我感觉被背叛。我从不属于也永远不会属于那里，这种糟糕、可恶的感觉如今已经舒缓一些，因为家是我自己的了，我可以随意来去。

我从来没有沃特街房子的钥匙，所以进屋这件事取决于是否获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依然如此喜欢门阶——这似乎有悖情理，鉴于我曾经坐在一处门阶上耗掉那么多时间，不过阿克灵顿家中对我很重要的两个地方，也是我现在的家中最不可或缺的。

门槛和壁炉。

朋友们开玩笑说，不到正式就寝时间，或者大雪真的飘进厨房时，我是不会关上家门的。我早上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后门。冬天，起床后的第二件事就是生火。

席地坐在门阶上的那些时光使我对阈限空间有一种感情。我喜爱猫时常在门口半进半出的样子，既有野性又驯顺，我也是，既有野性又驯顺。我是驯养的，不过只有在门开着的时候。

我想这就是那把钥匙——再也不会有人把我锁在门内或门外。我的门是开着的，我就是打开它的人。

门槛和壁炉是神秘的空间。两者在我们的神话史中各具神圣与仪式性的特质。跨越门槛就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无论是门内还是门外的世界——打开门之前，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另一边有什么。

每个人都梦到过熟悉的门与未知的房间。纳尼亚是通过衣橱里的门进入。蓝胡子的故事里有一扇绝对不可以打开的门。吸血鬼不能跨过布满大蒜的门槛。打开门进入神秘博士小小的时空机器，内里是一个广阔多变的空间。

抱新娘进新房的传统是一种过渡礼；抛却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我们离开原生家庭，即使在今日，也远远不只是提一个皮箱走出屋子。

我们的前门可能是一片美妙风光，或是令我们畏惧的景象；很少只是一扇门而已。

跨进与跨出、不同的世界、重要的空间是我小说中的私密坐标，我试图使之成为范式。

当个人的故事变为范式和寓言，便会对他人有效。一个故事的强度——比如《橘子》的故事——会释放到比它所在的时空更广大的空间中。故事跨越门槛，从我的世界进入你的世界。我们在故事的门阶上相逢。

对我而言，书是一个家。书并没有建立一个家——它们就是家，正如打开一扇门的意义，你翻开一本书，走进去。里面是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空间。

书里还有温暖，有壁炉。我手捧一本书坐下，便暖和了。我从门阶上的寒夜里知晓这些。

温特森太太，从一九四七年直至一九九〇年过世，都住在沃特街同一栋房子里。那是一个庇护所吗？我不这么认为。那是她想待的地方吗？不是……

她讨厌狭小简陋的地方，然而那就是她拥有的一切。其间我自己买过几栋大房子，只是为她做尝试。事实上，我的偏好更为简朴——直到因为母亲的阴影买下再卖出房子之后才晓得。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跟父母生活了很久…… ”《橘子》是这样开头的，而结尾是那个年轻女人，叫她珍妮特吧，她回到家中发现一切几乎未变——一台新电子琴为圣诞颂歌增添了一点贝斯和打击乐，除此之外，生活照旧——母亲庞大的身躯屈居于狭窄的屋子，她在屋里塞满皇家阿尔伯特瓷器和电器，用复式记账法计算教会账目，在弥漫的灭蝇喷雾里抽烟到深夜，她的香烟藏在一个贴着“橡皮筋”标签的盒子里。

和大多数人一样，当我回首往事，家里的房子留存在时光中，更确切地说，它已在时间之外，因为它如此清晰地存在着，不会改变，只有通过心中的那扇门才能进入。

我喜欢前工业社会以及宗教文化至今仍然在做的，即认定有两种不同的时间：线性时间，又是循环时间，因为历史虽看似在前进，却会重演；另一种是真实时间，不受制于钟表和日历，是灵魂曾活过的时间。这种真实时间是可逆的、可挽回的。这就是为什么在各种宗教仪式里曾发生过一次的事情会重现——逾越节、圣诞节、复活节，乃至异教风俗中的仲夏节和神之死。参加仪式，我们便踏出线性时间，进入真实时间。

当我们活在一个机械化的世界时，时间才真正上了锁。于是我们成了照表行事的人和时间的仆人。如同生命中的其他事物一样，时间被标准化了，变得雷同。

我十六岁离家时买了一条小毛毯。它是我卷起来的世界。无论我去到哪个房间、哪个临时居所，我都摊开这条毛毯。它是我自己的地图。别人看不见，但装在毛毯里的，是我待过的所有地方——待过数周的、数月的。初到一个新地方的头一天晚上，我总爱躺在床上，看着这条毯子，提醒自己已经拥有所需，哪怕如此微薄。

有时，你必须住在不安稳的临时居所。不适宜的地方。错误的地方。有时，安全的居所帮不到你。

为何我在十六岁时离家？那是改变此后人生的重大选择之一。回顾往昔，我感觉自己当时处于常情的边界，理智的做法本该是保守秘密，如常生活，学着更圆滑地说谎，迟些离开。

我发现，理智的做法只有在做很小的决定时才有效。至于改变人生的事情，你必须冒险。

震撼的是，当你冒了险，做了正确的事，来到常情的边界，跨入未知的领域，抛却所有熟悉的气味与光线，此时你并未感受到强烈的喜悦和巨大的能量。

你不快乐。事情变得更糟。

这是哀伤的时刻。失落。恐惧。我们用疑问击穿自己。然后我们感觉中弹了，受伤了。

这时所有的懦夫跑出来说：“瞧吧，我告诉过你了。”

其实，他们什么都没告诉过你。

[1] kathleen hale（1898－2000），英国插画家、童书作家。

[2] 典出《马太福音》26:41。

[3] ircea 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宗教史学家、小说家、哲学家，以博学和多才多艺著称，曾任芝加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