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心那个女人：一个未婚国度的政治与社会权力（1/2）

我以前一直没有意识到，当代单身女性大浪潮是在我进入大学读书那几年掀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女性的婚姻与生育模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我母亲那代人所带来的社会与政治革命的余波还未平复，美国独立女性参与政治的时代洪流又即将掀起波澜。

1991年10月11日，时年35岁的法学教授安妮塔·法耶·希尔（anita faye hill）现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证指控自己的上司克拉伦斯·托马斯（crence thoas）在工作期间对她进行性骚扰。克拉伦斯·托马斯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一名法官，在民权英雄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e hwbh）指任，填补最高法院的空缺。希尔出生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孤树村，由浸信会的农民教友抚养长大，是家中十三个孩子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她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是阿肯色州的奴隶。希尔以优秀毕业生的身份从高中毕业，顺利进入耶鲁大学法学院深造。希尔在教育部和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al eploynt opportunity ittion，eeoc）工作期间，托马斯一直是她的上司，她同时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讲授合同法课程，一直单身。

当年的庭审现场进行了全程录像，通过直播，人们全神贯注地观看了整个庭审过程。录影中，希尔坐在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面前，用谨慎、清晰的语调陈述了托马斯在她为其工作的多年里，跟她讲话时那种充满性暗示的粗俗方式；并且详细地列出了她的前上司曾在工作场合提及的色情电影明星、阴茎尺寸以及阴毛……然而，她却受到了来自保守派新闻媒体的嘲讽，被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怀疑、侮辱，还有一些证人形容她不可理喻、性冷淡、没准患有“被爱妄想症”（erotoania）[1]——一种罕见的心性疾病，会引发女性幻想与有权力的男性发生性关系。

来自怀俄明州的参议员艾伦·辛普森（an sipn）对希尔的“癖性”（proclivities，这个词由保守派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willia safire］提议作为“描述同性恋的密语”[2]）提出质疑。还有一位名叫大卫·布洛克（david brock）的学者认为希尔“有点古怪，还有点淫荡”。在希尔结束了她的证词之后，约翰·道格特（john dogtt）——托马斯的一个老同学，同时也是希尔的旧识——以证人的身份被传唤上庭，他形容希尔有“几分善变”，推测她“幻想我这样的男人会对她产生一种暧昧的兴趣”。基于他和希尔之间短暂的社交往来，道格特猜想“她难以接受她所钟情的男性对她的拒绝”；另一方面，道格特又指出希尔“似乎很孤独”。[3]

希尔之后写下了这段经历：“大多数媒体报道都是从‘我是单身’这个角度出发的，然而我的婚姻状态与性骚扰的问题完全是两码事。”

希尔的独身状况使她与公众原先对女性特质的认知有些违和：没有丈夫来为她的品行担保，也没有子女来证明她身为女性的意义——人们传统上信奉的女性价值，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希尔觉得，正是她的单身身份让诽谤者们极力把她置于“完全偏离正常行为规范”的境地，她写道，司法部成员们“没法理解为什么我不依附于某些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婚姻”，这就使他们开始猜测，她之所以单身是“因为我嫁不出去或者反对婚姻，是个爱幻想的老处女或者仇恨男人”。

这无休止的猜测源于社会对成年女性的“预期”，我小时候在看小说的时候，也曾被这样的“预期”激怒过：女性成年后就要和男人被一纸婚书捆绑到一起，只有这样才合乎常理。而在这个看似崭新的世界：女性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与有望成为最高法院法官的男性在教育背景与专业水准上势均力敌，还有能力通过指控让这个男人的事业陷入危机。然而，婚姻制度仍然能够轻松“平衡”上述男女平权的新局面：女性依然需要这个传统的制度才能得到男性的正式认可，让那些质疑希尔的人不再把她描绘成一个有妄想症的老处女。

谈及那些针对她的婚姻状态和精神稳定性提出的质疑，希尔写道，参议员们“企图把婚姻、价值观念和可信度联系起来”，还促使人们去思考，“像我这样的一个35岁的黑人女性，为什么会选择追求事业成功而不是选择婚姻——焦点被转移到了与案件本身无关的问题上，使我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事实的确是这样，希尔的证言并没有被采信，至少没能对委员会成员的决定产生影响。听证会结束后，没过几日，克拉伦斯·托马斯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就获得了批准。

但希尔不是当代的海斯特·白兰[1]，注定要过被流放的生活。相反，她的出现对这个国家及其权力结构产生了长久深刻的影响。“性骚扰”成为了一个专业术语，它不仅被编进词典，更渗入到美国人的思想中，无论已婚还是未婚的女性都会有意识地面对、反抗在工作时受到的骚扰。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观念：那些长久以来被看作无可厚非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压迫与残害。

希尔接受白人男性陪审员盘问的整个事件同样对美国的代议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1991年的时候，总共只有两名女性在美国参议院中工作。这实在把听证会大张旗鼓宣传的国家扶济政策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从《纽约时报》（new york tis）发布的一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为数不多的国会女性代表团，包括帕特丽夏·施罗德（patricia schroeder）和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s norton），她们跑上国会大厦的台阶抗议，要求给予希尔继续指证和上诉的权利。

委员会对希尔事件的处理方式在社会上激起了一波历史清算的浪潮，大批女性向这个国家一边倒的偏见和由男性组成的代表机构发出声讨。在希尔进行指证的第二年，竞选参议员的女性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她们当中共有四个人竞选成功。其中之一是来自华盛顿的佩蒂·莫里（patty urray），她反复强调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激励了她踊跃参与到政治选举中来：“我当时一直盯着整个委员会，心里想着‘天啊，如果我也坐在那儿的话，谁会说出我内心的想法’。我的意思是，所有的男性，他们不会代表我发声。我感到迷茫和无助。”[4]还有一位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e oseley braun），她是历史上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竞选参议员成功的非裔美国女性。人们把1992年这一年称作是“女性之年”。

毫无疑问，人们对希尔一案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死亡和强暴威胁）对希尔的生活和事业造成了颠覆性的改变，但她的人生还在继续。她并没有被社会永久地拒之门外，无论是她的事业还是个人生活。如今，希尔在布兰迪斯大学讲授法学课程，并且和她十多年的伴侣一起居住于波士顿。

希尔之所以没有被当作一名离经叛道者完全被社会除名，还有一部分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那时候的希尔有很多同盟。很多像希尔一样的女性，她们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和工作，并在社会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在1990年之时，35岁至44岁的已婚女性数量占比已经从1960年和1970年的87下降到了73。[5]

“在90年代，女性开始接受、关注自身的性别，并且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性’。”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希尔看起来和过去也许不太一样，但她对未来信心十足，正是这一点让她具有足够的震慑力，使那些参议员们如坐针毡。艾伦·辛普森曾向委员会列举了应该提防希尔的多条原因，并极具煽动性地警示说：“小心这个女人！”[6]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需要“小心”的，可不只是这一个女人，而是数不胜数的女人。

重大的转折

距离托马斯一案的听证会结束不到一年的时间，副总统丹·奎尔（dan ayle）在旧金山的联邦俱乐部发表了他的竞选演讲。在他的演讲中，奎尔就罗德尼·金[2]一案所引发的1922年洛杉矶暴动事件[3]提出自己看法。“我们所看到的缺乏法律约束的社会混乱，”奎尔辩称道，“与家庭结构的解体直接相关。”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他出乎意料地朝一个电视剧角色大肆开火。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出品的电视剧《风云女郎》（en）饰演的同名女主人公墨菲·布朗即将分娩，但她与孩子的父亲并没有结婚也不是情侣关系。奎尔将其视为“当今社会上那些高智商、高薪职业女性的代表”，对于这种未婚生子的做法他十分担忧，“女性们独自抚养孩子，还将其称为另一种生活方式，这真是极大地贬低和嘲讽了父亲存在的重要性”。[7]奎尔的这些评论使他自己，连同虚构的角色墨菲·布朗和她的孩子艾弗里一起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这也让这位女主人公的未婚身份比她其他方面的特质更惹人瞩目。

当然，奎尔的担忧并不只在墨菲身上。在抛出他那个流行文化的难题时，奎尔又搬出了那套关于福利项目是如何不利于婚姻发展的典型保守派说辞。看得出来，奎尔十分担心这种脱离婚姻的新式身份，会遍及各个收入层次的女性群体。事实上，一种新兴的生活模式的出现已经是大势所趋：假如女性能够独立生存（很多人都愿意这样做），并且当她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男性就不再是经济保障、社会地位、性生活以及后来根据事实显示的，在生儿育女方面的中心了。

虽然那时的奎尔肯定没有意识到，但1992年的确是后来被研究者称为“重大转折”[8]时期中的关键年份。在90年代初期的那些年份里，不仅女性的结婚年龄一直都在延后，初次分娩年龄早于结婚年龄的趋势也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

古旧的文化制度和宗教规范在这个时候遭到了一次强力反叛，它们曾被人们认为是女性身份和形成家庭的根基所在，虽然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婚前性行为和未婚先孕的情况一直都存在。然而体面正派的官方公共道德准则却始终要求人们先结婚再生养孩子。如今，这个顺序已经被打乱了，而在众多的美国人中，对此感到最为恐慌的是那些对政治掌握着几乎是绝对控制权的男性群体。

奎尔发表竞选演讲两年后，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院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也同样在一次演讲中强调了未婚母亲和社会动乱之间的关联，并声称“我们正见证着这个国家一点点走向崩溃的边缘，而这都归咎于单身母亲”。1994年，前总统乔治·布什的儿子杰布·布什（jeb bh）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州长时说，接受社会救济的女性“应该能够过上稳定的生活，并且能够找到丈夫”，在这之后没多久，他就出版了一本书。在书里，他认为年轻女性未婚生子的原因是“人们不再觉得这种行为不光彩”，他建议社会也许应该重拾对这种行为的批判，视之为“耻”。

乔伊斯林·埃尔德斯（joycelyn elders）一直毫不避讳地宣扬并提倡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药品法规和堕胎权利。1993年她接受比尔·克林顿（bill clton）的委派出任美国卫生局局长。第二年，在一次以艾滋病为主题的联合国大会上，埃尔德斯因为表达了支持将手淫列入性教育课程的观点引起了公愤。当时会议正在讨论艾滋病这类传染病，在这个背景下，她提出这一倡议非常合理。但是，与会人员难以接受埃尔德斯所倡导的这种不需要同伴参与，也不会导致怀孕的独立获得性快感的方式，最终导致指派她上任的总统要求她递交辞呈。

“当时真是让人忧心忡忡。”安妮塔·希尔在2013年的时候这样跟我说，在那会儿，一些美国人“仍顽固地认为我们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他们还停留在电视剧《把它留给比弗》（leave it to beaver）的时代”。在这个想象中的白人世界里，性行为是异性恋专属，并且一定带有繁衍生殖功能的。女性会成为妻子与母亲，过着中产阶级的安稳日子，接受自己被指定的性别角色。“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它只是美国人勾勒出的理想幻影，希尔说道。

如今，即使是在流行文化的大背景下，《把它留给比弗》也已经被玩世不恭的《罗珊妮》（roseanne）（一部大胆向传统发起挑战的情境喜剧）代替。《罗珊妮》围绕一个典型工人阶层核心家庭展开，故事中的女主人公罗珊妮把自己的（爱情和）婚姻调侃为“漫长的无期徒刑，并且看不到重获自由的希望”。这种氛围随即蔓延开来，在与家庭有关的影视节目里，摆脱婚姻与家庭桎梏的女性形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从1993年起，福克斯（fox）推出一档名为《我的女友》（livg sgle）的电视连续剧，这部剧讲述了一群来自布鲁克林的室友故事，由著名黑人女歌手奎因·拉蒂法（een tifah）担任主演。翌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也播出了一个由白人主演、以曼哈顿为故事背景的版本作为回应，这就是著名的《老友记》（friends）。1994年到1996年，记者坎迪丝·布什奈尔（candace bhnell）在一家周报上开设专栏，取名“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后来专栏文章整合成一本书，被改编成电视剧，由美国家庭影院频道（hbo）搬上了荧幕，轰动一时。

1992年，特里·麦克米兰（terri to exhale）正式出版，它讲述了四个女性好友（其中几位刚被男性抛弃）是如何在个人生活和职场生涯中乘风破浪、笑对人生的故事，这本书蝉联畅销榜数月，也即将被改编成电影。四年后，英国作家海伦·费尔丁（helen fieldg）出版了《bj单身日记》（bridt jones’s diary），标志着新的文学流派——“鸡仔文学”[4]的形成。它专门讲述特定女性群体的故事，即那些被布里奇特[5]的闺蜜自嘲式地形容为“敢于拒绝爱情中的任何妥协并且掌握独立经济权的先锋”女性。

而随着千禧年的来临，要想“防备”所有那些即将改变美国的女性，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奇怪的萌动

大量的女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放慢了她们步入婚姻的脚步；她们能够这样做，直接得益于上一代女性群体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性别方面“打下的胜仗”，这也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在我为这本书进行前期调查时，那些参与了第二次浪潮的女权主义者们让我彻底明白，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说，当下社会风行的不婚或晚婚行为，并不是我们这代人的发明，而是从她们那里肇始的。

并且从某种程度上说，她们是完全正确的：女权主义不仅唤醒了众多女性的意识，还为她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论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自身原因，她们都有机会选择晚婚或者干脆不婚。

然而，卷起这次浪潮的人数还没能足够产生一种摧毁性的力量，改变社会主流的婚姻方式，至少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虽说第二次浪潮的胜利一举扭转了原先的婚嫁格局，使我们这代人有更多机会推迟婚姻；但这次浪潮并没有将自身架设在婚姻的对立面上，它反倒从令人窒息的婚姻状况出发，向世人发出呼吁。

这一问题在美国女性的心底已经无声深埋多年了。在20世纪中期的美国，一种奇怪的萌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深沉的渴望降临到女性的身上。每个住在郊区的已婚妇女都在独自一人与之抗衡。当她们整理床铺、去杂货店购物、挑选沙发套子、和孩子们一起吃花生酱三明治、开车接送男童子军和女童子军们、夜晚在丈夫身旁躺下时，她甚至都不敢问自己那个埋藏在心底已久的问题：“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了吗？”[9]

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在书中的第一段，贝蒂·弗里丹就一片片地剥去了上世纪中叶美国现状的外皮，将真实的内核赤裸裸地展现给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们：在她看来，成千上万的女性亲身经历的厌倦、愤怒和痛苦，均来自所谓专家们的“言论桎梏”，他们认定女性“只有扮演好贤妻良母的角色，才能实现她们的人生价值”。根据弗里丹的观察记录，这些“智者”用了十五年的时间，来告诉女性们“如何使自己拥有一个男人并且让他永远待在自己身边……真正的女性不需要职业上的成功、更高的学历和政治权利——只有老掉牙的女权主义者们才去追求自力更生的生活和发展机会”。弗里丹还写道，那些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成长的女性，对自身潜在发展的认知十分局限。她们矢志不渝地相信“从少女时期开始直到人生结束，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夫教子”。

《女性的奥秘》（the fee ystie）这部书的第一版刚上市就卖出了一百四十万册，虽然它的畅销似乎说明了当时弗里丹的观点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且得到人们的接纳和认可，但是直到它成为第二次浪潮的发轫之作时，才真正得到了广泛关注。[10]20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群体普遍早婚，并受到家庭生活的束缚。在这本书的号召下，女性解放的意识一下子在人们心中爆发了。

但有件事却颇为奇怪，正如法学学者瑞秋·莫兰（rachel oran）指出的那样，虽然20世纪70年代的女权运动号称是“将矛头直接指向了早期和普通的婚姻状况”，但极其讽刺的是，推动这场运动浪潮的支柱性力量中，没有单身女性什么位置。

尽管《女性的奥秘》这本书是向束缚女性自由的镣铐——早婚早育——发出的一声呐喊，但作者并没意识到（甚至没有考虑过）婚姻本身也是导致问题出现的因素，或者说婚姻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一个强制性的选项。弗里丹主张赋予女性一定的权利，强调要扩大女性在家庭之外的活动，但是这个观点却没有质疑家庭本身在她们生活中的首要地位。

在弗里丹的书里，我们能很明显地看到，她把男性对女性的关注与女性价值的实现本能地联系在了一起，而且还把单身女性置于了一种极其绝望的境地中。[11]弗里丹带着非常困惑和难以置信的语气写道，“很是奇怪，不少精神病医师根据临床经验判定，单身的女病人要比已婚的女病人更开心一些”。另外，她还把苏珊·安东尼，一个传奇的“怨愤泼妇”式的人物，列入早期女权主义者的队伍，并且富有让步精神（她的胸怀该是多么慷慨大度啊）地承认，虽然“当其他的‘女性参政者’开始结婚和生孩子的时候，安东尼觉得她们背叛了自己”，但她并没有变成那种“和一只猫孤独终老的刻薄老处女”。

1966年，弗里丹参与创办了全国妇女组织，并出任该组织的第一届主席。在一次电视访谈中，有人问及全国妇女组织的主要目标是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其主旨是阻止“女性将婚姻和抚育子女同工作结合到一起”。[12]这一组织宗旨进一步说明，其不“接受社会对于女性的传统设定，即一个女人必须要在做贤妻良母和走进职场这两者中做出选择……我们相信，真正的两性关系是建立在一种新式的婚姻观念上的，是对责任的平等分担”。[13]这在当时（直到现在也是！）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观点，但是全国妇女组织不该只是全国已婚妇女组织；而且不少迹象表明，这个组织认为每个女性都需要（或者都应该）按部就班地结婚和养育子女。

这只是弗里丹狭隘观点的其中一个面向。

她没有考虑到那些也许并不想被强迫加入这类新办协会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也没有注意到那些已经转变了婚姻模式的，在近几年以及在将来都越来越不依赖婚姻的，已经不再选择做家庭主妇而是选择外出工作的，以及从丈夫的控制中独立出来、能够同时供养自己和孩子的美国女性群体。另外，她还忽略了广大的黑人女性。

对于遭受性别和种族双重歧视的黑人女性来说，相较于她们的白人同龄人，她们接受大学教育和拥有“财政大权”的概率更低，她们的父母和未来的丈夫也不大可能接受大学教育，享有较高的经济地位，而且她们更不可能拥有外出工作的选择和机会。因此，黑人女性很少会像弗里丹的读者们所体验到的那样，对繁冗的家庭生活萌生痛苦的醒悟。

事实上，在弗里丹被历史铭记与致敬之前，黑人女性就已经在相关领域做出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贡献。早在20世纪30年代，费城的律师萨迪·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曾提出女性渴望“自己也成为创造世界辉煌的一分子”，她们希望自己可以参与到那些“能生产出具有经济价值的商品”的工作中去。[14]亚历山大认为通过这种途径，女性的地位和受保障程度会提高。另外，“如果她们意识到自己处于制造者的位置，她们就会收获一种满足感，有助于她们获取内心的平静与幸福——这里原先在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可见，早在弗里丹之前，亚历山大就已经在为女性的利益而申辩了。

就在弗里丹因为倡导已婚女性工作（事实上，黑人女性已经提倡了很多年）而被认为开启妇女运动之滥觞时，黑人女性却因为各种扰乱社会的理由被加以指责。在《女性的奥秘》出版两年后，那些用实际行动践行书中观念的女性，在一场席卷全国的讨论中被推至风口浪尖：人们认为她们不仅参与影响了黑人家系单位的权力分配，还引发了社会和经济动乱。

1965年，美国劳工部助理部长，同时也是未来的纽约参议员——丹尼尔·帕崔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ro faily:the case for national action）的报告。这份报告详尽地分析了自建国起便一直困扰美国的种族议题。莫尼汉说，“美利坚合众国，是伴随着黑人奴隶制的先天缺陷出生的，黑人遭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是这个国家辉煌历史中无法抹去的污点”，这种不平等，早已背离了“《独立宣言》所许下的全部承诺”。莫尼汉明言，随着中产阶级白人所在的城郊区快速发展、非裔美国人位于的贫穷城市逐渐走向衰败，一道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已然在种族群体之间形成，“由于这种新型住房模式的产生——其中大部分是由联邦政府提供经济支持的——恐怕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美国校园系统的种族隔离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然而，尽管上述观点认识到了黑人与白人之间，从古到今，并将持续下去的不平等，莫尼汉最终还是把他的言论归结为一点，而这一点是如此冷漠无情：黑人贫穷的根源来自婚姻形式的解体，对此，那些叛逆的女性难辞其咎。“黑人家庭情况的恶化，”莫尼汉说道，与众多解体的婚姻关系、私生子现象以及“几乎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都是由女性主导”的事实紧密相联。

让我来梳理一下其中的逻辑关系：在经济十分动荡的社区，仅靠一份很低的薪水养育孩子，常常难以为继。但是很少有人能认识到，单份收入的情况不仅是一个结果，更是一个原因。越来越少的赚钱机会让婚姻不再有利于女性自身的生活，女性离开家庭外出工作不仅没有危害性，相反，还有利于促进处于劣势的黑人社区和黑人家庭的稳定发展。然而莫尼汉却认为，女性如果脱离了男性的控制，掌握了家庭生活的统治权，会将社会秩序卷入混乱、病态的洪流；母系社会结构凭空而生，不仅不符合美国社会之常理，还与父权制的结构体系相违背，进而“严重阻碍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

单身者的慰藉

在欣欣向荣的女权运动中，那些比弗里丹更激进的女权主义者们开始获得广泛关注，她们竭力主张女性不应该只单纯要求工作上的平等，摆脱婚姻的束缚同样是女性应该享有的正当权利。

1969年，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马琳·迪克逊（arlene dixon）写道：“婚姻制度是长久以来压迫女性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在历史的长河中，生而为人妻正是引起女性反叛的根源。”第二年，女权主义者希拉·克罗南（shei cronan）也写道：“婚姻制度使女性变成了奴隶……女性若想获得自由，必须卸下婚姻制度的镣铐。”除此之外，还有激进的女性主义作家安德莉亚·德沃金（andrea dwork）发表的那句著名言论——“婚姻是将强暴变为现实的一种制度”。

1970年时，女性首次结婚的中值年龄逼近21岁，在18岁以上的美国人中，已婚人数所占比例为694。[15]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它显示了当时社会与政治各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卓越成效：1960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istration，fda）批准使用避孕药，向性解放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1969年，石墙事件[6]引发了同性恋群体的维权运动，这些无意与异性结合的男人女人们一直坚持不懈地争取社会的认可。

作为政治派别登上历史舞台的女同性恋者在第二次浪潮中并不是很受欢迎。众所周知，弗里丹把同性恋者称为“紫色威胁”（vender nace），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对那些所谓“仇视男人”的女权主义者表示嫌恶，[16]她认为她们“藐视男性、藐视婚姻、藐视生育的言辞与行为”，很可能会歪曲女权主义的信条——“女性在渴望平等权利的同时，也渴望继续爱她们的丈夫与孩子”。[17]

实际上，长久以来，同性恋者所主张的权利与女权运动之间的交集，不仅揭示了存在于社会改革论者和性改革论者中的恐同症，也说明了即使在1970年代众多女权主义者的心里，也很难相信一个异性恋女性会坚持单身——在一些女权主义者看来，假若一个女性冒出了不想与男人结婚的想法，唯一让她们相信和接受的理由便是这个女性是一个同性恋者。

直到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e）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种观点才得以改变。

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权主义迎来了一颗新星、一个强有力的宣传者，她愿意支持（这种行为很是稀缺，为此她常常感到十分沮丧）各种不符合主流趋势的、有缺陷的、多元化的运动，并且卓有成效地将她那些颇为犀利的观点传播给广大民众。

斯泰纳姆从她的家乡托莱多（toledo）来到纽约市后，便开始努力经营自己的事业——她成为了一名出色的作家，为出版行业和电视媒体写作。她曾经和汤姆·沃尔夫（to wolfe）等人一起被列为“新新闻主义”[7]的代表人物，同时她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纽约媒体钟爱的时尚女性，斯泰纳姆经常被拍到与各色知名男士并肩同行，出入不同的社交场合，其中不少男性都是她约会的对象。

斯泰纳姆算是比较晚才接触到女权主义的。1962年，她写了一篇关于避孕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了女性被迫在事业与婚姻中做出选择的社会问题；第二年，她隐藏真实身份，秘密潜入由休·赫夫纳（hugh hefner）开办的花花公子性主题俱乐部，亲身体验“兔女郎”的真实生活。而在政治方面，她所参与的活动都与民主党、公民权利以及反战运动有关，当时她的活动范围还没有涉及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1963年，就是《女性的奥秘》出版当年，斯泰纳姆也写了一本书，叫《沙滩指南》（the beach book），这是一本旅游指南，其中不乏一些有意思的内容，比如教人们如何把皮肤晒成健康的颜色。让我印象颇深的一条建议是，读者可以利用铝箔板来吸收紫外线。

尽管当时斯泰纳姆还没有那么超前的意识，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她为女性们树立了耀眼的榜样，也为她们的生活提供了全新的可能性：她单身未婚，周游四方，事业成功，而且具有自由开放的性思想。在1968年的一次电视访谈中，加拿大播音员摩西·扎莫尔（oses znair）向34岁的斯泰纳姆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她怎么看待外界称她为“感情经验丰富的小妞”这件事的？她究竟是怎么潜伏进花花公子俱乐部的？记者说他原本“以为兔女郎都得身材丰满性感才行”。另外，他还问她是否做饭（当时她正在访谈里熨烫衣服）？有没有想过要结婚？

“总归是会的，”她回答说，“但是这种想法过两年便会消退，两个人的距离也就越来越远。”关于婚姻她是否有想过很多？“的确想过，”她说，“你会想象那种生活，当你结了婚，你就要和你的丈夫一同外出……也许只有女士才会想这个问题……你会忍不住想，‘这样一来，我的名字将会变成格洛丽亚·布格尔迈斯特（gloria burrister）……还是算了吧。’”扎莫尔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当你年龄渐长的时候你对未来的展望是什么？”

“自由，”斯泰纳姆回答说，“然后变老，带点坏脾气。”[18]

一年以后，斯泰纳姆写了一篇名为《黑人获得权力之后，女性需要自由》（“after bck poon’s liberation”）的文章，她在书中讲述了正蓬勃兴起的女权运动。同一年，斯泰纳姆还报道了一场在格林威治村掀起的、以讨论堕胎为主题的风潮（20岁出头的时候，她曾在欧洲堕过胎），斯泰纳姆的人生这时候已经走在转变的道路上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她不仅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还和雪莉·奇泽姆（shirley chishol）、梅丽·艾弗斯（yrlie evers）、范妮·露·哈默尔（fanny lou hareb）一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s）。该杂志的名字体现了对世俗观念的反抗——婚姻状态不应该是判定女性身份的标志。

斯泰纳姆最无与伦比的天赋，是她能够将那些激进的观点融汇在引人入胜、简练精粹、极具时代性的言论中。

“我们女人正逐渐成为我们想要托付的那个男人”，她认为反对婚姻不是拒绝男人，也不是拒绝爱，而是提倡一种充实的、平等的女性生活，“说女人需要男人，就像是说鱼需要自行车一样”，她常会杜撰些新鲜的表述（虽然实际上这个比喻是出自澳大利亚的教育家伊丽娜·邓恩［ira dunn］）。[19]斯泰纳姆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婚姻让女性只剩下了“半条命”，她曾经解释说她现在没有结婚，以后也不会结婚的原因是“我不愿在牢笼中寻欢作乐”。借这句俏皮话，斯泰纳姆表达了自己对延续至今的生活方式所持有的不满与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