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单身时代的婚与不婚（1/2）

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tt pogreb）回忆起1963年的一天，她刚刚出差回来，坐在格林尼治村的花园寓所里。这次出差她一共去了七个国家，回来后她就想：“我永远不要结婚。”那年她23岁，她说之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总有一天需要嫁人，依靠丈夫生活，但是这次出差打消了她的这些念头。“寻求自我实现的单身生活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修马桶，自己装灯，自己换轮胎，不需要别人来帮助我。这些事情你能自己做了，就不用可怜兮兮地当别人的婆娘了。”

第二天，波格莱宾接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火岛（fire isnd）过生日。在那边的海滩上，她认识了劳动就业领域的律师伯特（bert），六个月以后他们就结婚了。她说她丈夫是一名热心的女权主义者，他们一起参加妇女运动，一起阅读女权主义文章，平等地抚养三个孩子。她认为是她婚前的独立生活造就了他们夫妻平等的婚姻。认识伯特将近十年以后，她与其他人共同创办了《单身女性》杂志。“我四十八年没有和其他男人发生过性关系，”波格莱宾说，“以我过去的生活来看，简直不可思议。”

最讽刺的是，尽管传统性别角色的日渐淡化令保守人士甚感愤怒，但是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正是那些不愿进入传统婚姻的人拯救了婚姻制度。

如今美国人的单身现象越来越普遍，单身的时间也越变越长，他们比以往享有更大的生育自由和性自由，勾搭文化盛行，同性恋婚姻也变成了现实。尽管如此，或者说正因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会结婚，或者和某个人保持一段时间认真负责的关系。这是目前美国与众不同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结婚率迅速下降的国家，它的出生率与德国不相上下，均为世界最低（2014年日本的新生儿人数创历史最低）。日本国民已经开始摒弃婚姻，甚至摒弃异性之间的性行为，日本媒体将这一趋势称为“独身主义综合征”。[1]研究发现，有61的未婚男性和49的18岁至34岁的女性处于单身无恋爱关系状态，比五年前增加了10。而另一项受日本计划生育协会委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45的24岁以下女性称她们“对性接触不感兴趣，甚至反感”。[2]根据日本杂志《女子spa！》（joshi spa!）的说法，有335的受调查对象认为婚姻是“没有意义的”。[3]

日本社会对异性配偶的排斥与他们性别角色的顽固僵化密切相关。日本女性接受教育，自己挣钱，然而家庭对她们的期望却没有改变。日本的工作周适合家有贤妻的男人，工作强度之大让一个仍需全心照顾家庭的女人无法应付。在日本，已婚职业妇女被称为“魔鬼人妻”。根据《卫报》（the guardian）报道，日本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90的日本年轻女性称她们更愿意单身而不愿意进入“她们想象中的婚姻”。[4]《卫报》专栏作家阿比盖尔·豪沃斯（abigail howarth）报道称，日本有句古语“婚姻是女人的坟墓”，在今天已被改写成婚姻是“（女人）来之不易的事业的坟墓”。一名32岁的女性告诉豪沃斯说，“你不得不辞去工作，变成一个没有独立经济收入的家庭妇女”。

这是对我们社会的一个警示，当两性角色失衡，女性群体获得更大的自由而社会又无法适应时，两性之间的关系就会出现问题。

天主教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如意大利有越来越多所谓的“妈宝男”，他们不满那些忙于事业的女性同侪对家庭事务的疏忽，因此到了成年还继续和可以为他们洗衣做饭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粗算下来，意大利的结婚率（即每1,000人中结婚的数目）在1960年为77，但是到了2013年只略高于3。[5]

在德国，职业母亲被讽刺为“渡鸦母亲”，而且根据经济研究所的数据，只有2左右的高级管理职位由女性担任，[6]同样从1960年到2013年，德国的结婚率大致从95跌至46，下降了一半以上。

相比于这两个国家，北欧国家的结婚率并没有急剧下降，因为在北欧国家，社会政策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平等，这些国家通过出台政策和进行文化调适，支持女性享有更大的自由。从1960年至2013年，芬兰的结婚率只从74下滑至46，瑞典则从67下降至54。[7]这两个国家的女性初婚年龄中位数均在30岁以上，过去它们的结婚率低于意大利和德国，而现在却与它们持平，甚至超过了它们。

北欧国家不仅结婚率高于其他国家，双方互相有承诺的非婚关系也更加稳定，这说明进步的性别观念，可以提高人们从异性关系中得到的满足感和相互之间的责任感。在瑞典，同居伴侣的分手概率要低于美国，如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指出，“孩子与未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瑞典家庭，相比于孩子与已婚父母共同生活的美国家庭，更不容易产生破裂的问题。”[8]艾米娜托·索乌回忆起她与一名瑞典男子的关系（那是她最认真的一段关系），“他竟然问我避孕需要多少钱，要和我分摊费用。”她说：“天哪，这就是平等国度里长大的人！”

美国是一个在启蒙思想中诞生的年轻国家，个人自由是它的核心承诺，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它也经历了结婚率大幅下降的问题。然而，它在2012年的结婚率大约是68，[9]还是高于美洲的其他国家以及西欧的所有国家。

有观点指出，美国人长久以来想要结婚的倾向，是男权社会对女性持有的，一种顽固不化的预期。在这个国家，自由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假的承诺。真正的平等——对于女性，对于有色人种，对于同性恋群体而言——从来都是难以实现的。

然而我却认为，正是国家有开明进步的思想，允许人们不断地校正它赖以立足的制度（包括宪法、选民范围、婚姻的定义），婚姻才得以自我修正，变得更加包容、平等，从而有可能以更大的魅力吸引更多的人。

在美国人民反对性别不平等的长久斗争中，最关键的是那些或出于自己的选择或出于命运的安排而处于单身状态的妇女，这些妇女（及其伴侣和支持者）通过提出主张，或仅仅通过自身的存在，迫使这个国家张开怀抱，为她们创造新的生存空间。

今天，这个庞大的单身女性群体，依然在为自己努力地争取这片空间，有些也像日本女性一样，拒绝接受在她们看来可能不平等的婚姻。2013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仅有66的女性认为必须结婚人生才能完美，而持这种想法的男性有79。新闻记者阿曼达·赫斯（aande hess）指出，“自去年夏天以来，不再将婚姻看作是定义成功的首要因素的女性比例几乎增加了一倍——从5上升到了9”[10]。同样地，社会学家凯思琳·格尔森（kathleen rn）在为她2010年出版的《未完成的革命》（the unfished revotion）一书做调研时也发现，超过70的女性宁愿单身也不愿当一个家庭主妇。[11]

但是在格尔森这本关于转变家庭观念和社会政策的书中，有一项数据或许能让担心世界范围内异性婚姻状况的人士对美国产生希望——除了格尔森做抽样调查的年轻美国女性中有80的人渴望男女平等的婚姻，希望夫妻双方平均分配工资收入、平均分摊家务和育儿任务，现如今，有70的男性也希望如此。

几百年来妇女们为了能够更长或终身保持单身而努力奋斗，她们为自己开辟了新的道路，创造了新的立足空间，已令其他同胞对她们刮目相看。因为延迟结婚，她们就有了更大的选择自由，并且更有可能实践不一样的婚姻、拥有更加美好的婚姻。

单身女性对男人和婚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她们对于拯救美国婚姻制度所起的作用或许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个群体。

单身使婚姻更美好

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美国仍将有80的人会在人生的某个节点结婚成家。[12]《纽约时报》报道称，婚姻模式的改变“更多的是延迟而不是放弃婚姻”。虽然“年轻女性的结婚人数大幅下降”，但大多数“有大学学历的人和大学学历以下的女性最终还是会结婚”。

但是纵观美国历史，延迟结婚是女性为自己寻找更合适的伴侣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由此女性可以避免一成年就和一个男人绑定，并且只能由他来决定自己的一生。

布里特妮·库珀（brittney oper）是一名从事黑人妇女研究的学者，她就进步时代[1]的非裔公共女知识分子为话题写过一些文章。她指出，她所研究的许多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女性，包括教育家玛丽·丘奇·特雷尔（ary church terrell）和社会活动家艾达·威尔斯–贝内特（ida bwells-bart），在她们那个时代都算是晚婚的人，她们为了个人发展不受束缚而将婚姻往后推迟了。库珀说她工作中接触的大多数非裔女性都曾特别指出，她们的丈夫“思想进步，支持妇女选举权，支持她们的事业”。

丘奇·特雷尔出生于奴隶家庭，后来成为反私刑活动家，她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ciation for the advancent of lored people，naacp）的创始成员，1884年获得大学学位，是最早获得大学学位的非裔女性之一。特雷尔的父亲希望她早日结婚安顿下来，但是她没有遵从父亲的愿望，继续攻读硕士学位，引起了家庭矛盾。特雷尔后来成为一名拉丁语教师并在国外待了两年，期间有不少欧洲男士追求她，但都被她拒绝了，最后她在28岁结婚成家。而威尔斯在33岁结婚的时候，就已经在欧洲做过反私刑巡回演说，并得到了专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ss）的赏识。她后来在书中写道，在她婚后，她的终生好友和同事苏珊·安东尼每次都是“咬着牙挤出”她的夫姓，称呼她为“贝内特夫人”，并讥讽她说“你结婚后几乎彻底安分了”。

然而不管安东尼如何站在婚姻的门槛外面抱怨，延迟结婚往往可以使女性在经济上有一定的积累，从而使她们在婚姻制度内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平等和自由。

阿梅莉亚·埃尔哈特（ae pputna）的求婚，直到1931年终于同意嫁给他。她拒绝改用夫姓，在婚礼当天还写了一封信给丈夫：“我必须向你重申我是不情愿结婚的，我觉得工作机会会因此破灭，而工作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恳请你让我们互不干涉彼此的工作或娱乐，也不要让世人看到我们之间的欢乐和分歧。结婚后，有时我要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因为我无法保证自己可以忍受总是被禁锢在笼子里，即使这是一个精美的笼子”。[13]

个人的理想与妻子需要顺从丈夫的社会观念——这种观念让埃尔哈特深感不安——之间的矛盾，即使到了婚姻更加平等的时代也依然存在。2003年，奥普拉·温弗瑞谈到和她相处了几十年的男朋友斯泰德曼·格雷汉姆（stedraha）时说：“我们若是结婚，现在就有可能已经分手了……斯泰德曼是传统的黑人男子，而我却不是传统的女性，我担当不了那样的角色”[14]。那年她还说过，“我和斯泰德曼相处得非常好，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他不会以丈夫的身份来要求我做妻子该做的一切”[15]。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几十年里温弗瑞都称格雷汉姆是她的未婚夫。

但是，在结婚之前已凭靠自己取得成功的女性，或者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但不愿很早结婚的女性，她们更有可能遇到思想相对进步的男性，将她们视为独立的成功女性，接近她们，追求她们。

流行歌星碧昂丝在她和嘻哈明星jay-z（本名肖恩·卡特）结婚后接受了一系列采访，其中一家媒体是《十七岁》（seventeen）。《十七岁》是一本为年轻女性出谋划策、指导她们如何趁早出嫁的杂志，但碧昂丝却在这次采访中发出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她说她19岁开始和卡特交往，但是她有意拖延结婚的时间。“我不相信一个人在20岁的时候喜欢一样东西，到了30岁还会喜欢，”她说，“所以我规定自己，25岁之前绝不结婚。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想要什么，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为自己的身份感到自豪了，然后才能和别人分享。”碧昂丝和jay-z终于在2008年共结连理，那年她26岁，已经如她所愿蜚声全球了。

今天有许多证据表明，晚婚和走高的不婚率对婚姻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结婚率低而晚婚率高的几个州——包括纽约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伊利诺伊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经常自豪地称它们的离婚率在全国是最低的。[16]而普遍早婚的一些州几乎完全相反，犹他州除外，因为犹他州的摩门教徒们鼓励早婚但是不鼓励离婚。[17]怀俄明州、俄克拉荷马州、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都属于早婚但离婚率高的州。[18]

晚婚的众多好处之一就是，它使情侣间在结婚之前有更长的时间磨合、经历更加多样的相处模式。新闻记者伊芙琳·坎宁汉姆（evelyn cunnghariote）2010年在她的博客中援引了这句伤感的话并且说，她有次在洗着不是自己用过的碗碟时意识到，“我若是嫁给一个希望我同时做他的妻子、性工具、厨师、女佣和私人秘书的男人，我的婚姻维持不了六个月。”女性若拒绝一成年就将自己定位成男人的女佣、性工具和任由使唤的妻子，她们便打破了坎宁汉姆所说的同居压迫怪圈。

不仅如此，未婚女性还改变了社会对她们的偏见。她们和男人并肩共事，让他们明白女人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同事和老板；和他们一起喝酒，一起争论政治话题，让他们明白女人也可以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上床做爱，让他们明白（希望是真的明白）有了性并不意味着女人就属于他们；她们按照自己的意愿生存，迫使男人承认她们是和他们平等的同类，而不是他们的附属品和性工具。

正如苏珊·安东尼在接受内莉·布莱的采访时所言（内莉·布莱在她31岁结婚之前当过驻外通讯员，在有史以来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环球旅行），“过去，男人害怕女人有思想，害怕妇女有投票参政的意愿。现如今，优秀的女性参政者正是优秀男人寻觅的对象”[19]。

安东尼认为，独立生活的女性虽然一度被认定不是男人理想的伴侣，但是男人的兴趣终将改变。一百多年后，她的这个观点与婚姻历史学家斯黛芬妮·库茨所描述的观念转变不谋而合。库茨指出，受过大学教育和拥有高薪水的女性，曾经是最难婚配的一类群体，如今却是最容易出嫁、最有可能享受长久婚姻的人群之一。[20]

这种转变，部分原因是延迟结婚后，不仅女性变得独立了，男性也和女性一样，学会了自己张罗吃穿、打扫居室，自己熨烫衬衣、整理行李。

发挥个体潜能可以带来更大的社会公平，这是安东尼理想中单身女性时代实现男女平等的基本条件。安东尼曾经做过预测，在她的单身乌托邦世界里，男人光临单身女性居所不是为了“在婚姻市场上寻找潜在的女当家”，而是“像走进了绅士俱乐部，和她们一起探讨艺术、科学、政治、宗教和改革……是为了在傲慢的知识领域里结识和他们站在同一个高度的同僚”。

这正是那位“单身女学士”在1904年所写的她理想中的婚姻生活，“我理想中的婚姻，丈夫是我的知识伴侣，他愿意——并以此为豪——给我鼓励和灵感，使我在我所选择的领域里有所发展，同样，我也愿意对他所从事的领域给予欣赏和支持。”但终究还是遗憾，她抱怨说，“不管什么样的情人，他们都（只）想让我成为他们孩子的母亲。”

我和先生在2010年结婚的时候，我35岁，他45岁，结婚之前我们共有八年时间各自独立生活。这其中的弊端差不多都是情感方面的——几乎可以确定，我们无法像所希望的那样有更长的时间携手共度人生，除此之外，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我们年龄偏大而且有生育的打算，所以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享受二人世界。

但不可否认，我们之间绝不是那种谁归属谁的关系。我们有各自的银行账户，各自的餐盘，各自的事业和各自的社交圈，我们都会洗衣做饭，都会使用电锯。

我们若是要在工作中建立一个相对平等的，就会分配任务给那些合适的人，而不是随便分派让人穷于应付。在我的婚姻生活中，我和先生共同分担做饭的家务，我负责大部分的卫生工作，他负责全部的洗衣任务，孩子则由我们轮流照看。我并不是在宣扬我的或是谁的婚姻可以成为别人的楷模。改善婚姻关系有多种选择，其中之一就是，依照夫妻双方的才能和意愿来塑造婚姻。可以肯定的是，相比我的母亲或祖母，我的生活质量远远高于她们，我每天的家务负担更是想象不到的轻松，夫妻之间也远比她们平等。

处于这种婚姻关系的并非只我一人。2010年皮尤家庭倾向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51的调查对象（已婚或同居）称，他们的关系比父母这一代更加紧密。而在这些人中，55的女性看到关系有改善，而男性是46。[21]

男人通过和女人建立平等的伴侣关系，可以为子女树立榜样，便于他们今后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22岁的维多利亚·彭（victoria peng）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她回忆起以前总是取笑她父亲像个女人，那时他父亲自己创业，时间上比她在公司上班的母亲相对自由，所以排球训练结束后总是由父亲接她回家。但是现在她说：“我想找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男人”。

在我们这个女人拥有独立的时代，男人不仅变得更加温柔体贴，作为朋友，他们也更加合格了。大女儿出生后，我第一次外出报道新闻时仍在哺乳期，当时另有一名记者是我的男同事，也是我的竞争对手。这位同事是个结了婚、有两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他非常理解新闻活动的延迟，会对我的哺乳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在鱼类加工厂给未来的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做跟踪报道时，正是这名男同事跑前跑后为我找来冰袋让我存放带回家的母乳。

前进的步伐虽有迟疑却不会停止。虽然美国尚未设立带薪的陪产假，虽然许多工作场所仍然没有专门的哺乳室供产后回归工作的女性使用，虽然众议院大楼要到2011年才终于有了女盥洗室，但是美国妇女凭着实现独立公平的坚定决心，克服制度上的重重困难，推动社会观念和大众行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我们共事搭档、结为好友的男人，如今也会帮助我们冷藏母乳了。

从1965年至2011年间，孩子在18岁以下的已婚男子，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从每周的4个小时上升到了10个小时，他们照看孩子的时间从每周的25个小时提高到了7个小时。[22]在家务方面的分配虽然还存在男女不平衡——男人清扫落叶、倒垃圾，女人洗碗、打扫卫生间，但是美国劳动统计局关于时间利用的调查发现，从2003年至2014年，男性从事打扫卫生和烹饪的比例从35上升到了43，同一时期，女性平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比例从54下降到了49。[23]虽然远未达到平均分配的程度，但却是历史上最接近的比例。

有调查发现，在大多数仍然处于未婚阶段的千禧一代中，无论男女，工作、生活两相平衡，是他们选择工作时优先于报酬的考虑因素。[24]《纽约时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越来越多的男性涉足护理业等传统女性行业的报道，文中引用了艾德里安·奥蒂斯（adrian ortiz）说过的一句话——“家庭绝对是我的第一位”。[25]奥蒂斯曾是墨西哥的一名律师，后来在美国改行当一名双语幼儿园教师。即使是在素以男性为主的领导职位上，有些男的也比过去更加坦然地承认他们同样担负着家务责任。2015年，威斯康星州共和党议员保罗·赖安（paul ryan）宣称，他对出任议长一职、成为总统第三顺位继承人的兴趣不大，因为他不想“放弃家庭时间”。作为一名政客，赖安曾经反对可使更多父母有时间陪伴孩子的儿童看护津贴、带薪休假法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现在的男人竟然会把家庭责任列为仕途上的障碍。

全职爸爸虽然为数不多，但是相比过去现在更加普遍，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女性正在打破惯例逐渐上升至顶层职位，经济条件允许夫妻的一方在家全职照顾家庭。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丈夫看家照顾孩子、自己在华尔街打拼的女性数量已经由1980年的2980人上升至2011年的21617人，几乎呈10倍的增加。

在21世纪的前十年里，美国各个阶层全职父亲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26]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妻子有工作、孩子5岁以下的男性中，有20的父亲是孩子最主要的照顾者。此类人群数量的增加不仅是因为有更多的妇女成为赚取薪水的劳动力，还有一个原因是经济萧条和蓝领劳动力的萎缩造成父亲失业。批评人士也许认为父亲作为孩子最主要的照顾者，其数量上升只是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症状。但是高失业率并没有减少这些男人生育的欲望，正如长期的性别偏见将中产阶级女性拒于工作场所之外，也没有造成母亲数量的减少。

社会对于这些新常态的出现不仅能够适应，并且正在做出调整。巴塞罗那大学的研究人员日前对1968年至2009年来自56个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得出结论认为，婚姻模式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数量增加而正在发生改变，更多女性与受教育程度低于自己的男性进行婚配，相比之前高成就女性和低成就男性容易单身的状况，这是现代婚姻趋势于近期出现的一个反转。[27]如研究人员艾伯特·埃斯特维（albert esteve）谈到这项调查研究时所言，“我们注意到的是，婚配组合模式会根据这些结构性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一旦出现这样的变化，婚姻市场必然会受到影响”。

老姑娘和同性恋婚姻

2013年6月在最高法院撤销《婚姻保护法案》之后，新闻记者杰斯·奥克斯菲尔德（jess oxfeld）发表了一篇题为《昨日的少数被压迫者，今日的老姑娘》（“yesterday,an oppressed ority,today,an old aid”）的专栏文章。就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的同一个星期，奥克斯菲尔德和她男朋友结束了关系。“我37岁，单身，”她在文中这样写道，“我的确想要一个丈夫。”不仅如此，她还说，“这种异性婚恋思维模式让我认识到自己原本迟钝的异性婚恋观。我不仅想要结婚，更想在合适的年龄里结婚……我希望我的婚礼是在青春年华里举行，而不是在垂暮之年”[28]。

在《场记板》杂志的一篇题为《不要成为别人的妻子》（“don’t be a wife”）的文章中，评论员琼·托马斯（june thoas）对向同性恋伴侣强加婚姻期待的做法表达了同样的不满，她特别援引了女权主义的婚姻观作为她反对的理由，“将近十六年，我和伴侣保持着一夫一妻式的关系，我非常幸福，”托马斯写道，“我们拥有共同的财产，共同养了一只猫。我就是不想成为别人的妻子，也不想有自己的妻子。”托马斯回忆起她早年参加的妇女运动说：“虽然我们没有将矛头直接指向婚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婚姻制度代表男性霸权，代表一种倾向，有些男人的态度就好像妻子是他们的财产一样，他们可以随意控制。”现在同性婚姻已经合法化，看到那些同性恋的青年男女谈婚论嫁，她甚是不解，她说：“他们真的确定要成为终生的伴侣吗？这在35岁的时候是美好的，但25岁就定下终生，这也太像阿米什人[2]了吧。”[29]

曾经有多少女性同胞为了摒弃婚姻制度而不懈努力，而如今同性伴侣却在为了冲进这个制度而斗争，他们近来所取得的胜利，看起来与我们努力反对将婚姻视为成年生活的唯一合规模式是背道而驰的，奥克斯菲尔德和托马斯的故事似乎证实了思想保守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多（an ardle）的预见，麦卡多曾这样写道，同性婚姻合法化将意味着“保守的资产阶级性道德观的胜利，一旦同性恋者可以结婚，社会便将要求他们结婚”。

然而，同性婚姻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事实上它有许多进步之处——当然，最重要的是，它对整个婚姻制度的权力结构进行了重新构架，使得社会性别机制失去作用，让这个制度再也无法以此为由行使压迫女性的权力。

无政府主义者爱玛·戈德曼（eoldan）在捍卫同性恋关系的斗争中，走在了时代的最前沿。她在1911年就异性婚姻做出了完全正确的预言。她说：“有一天，男人和女人都会站起来，他们将身处巅峰，形成强大的联盟，他们将自由地接受与给予，沉浸在爱情的金光里……不是婚姻，而是爱情，将诞生真正的伴侣关系和二人合一的美好感觉”。[30]

同性婚姻的基础是与生俱来的爱情和伙伴关系，而不是由性别赋予的社会经济权。建立在这种理想的基础之上的同性婚姻，必将启迪我们对异性婚姻进行重新思考。

在每一种结合关系中，无疑还会存在一方压制另一方的情况，有的配偶残酷冷漠，有的悲观消极，还有的郁郁寡欢。伴侣之间会互相腻烦，互相控制，甚至闹翻分手。但是，谁是双方中被征服和被控制的那一方，将不完全由身体特征决定。虽然没有婚姻是完美的，但是对于走进婚姻的女性来说，不管她的配偶是同性还是异性，都将拥有更大的公平和自由。

对婚姻不平等现象的突然改观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社会效应，2013年《纽约》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说一些异性伴侣很想找一段文字在婚礼上宣读，以示他们之间是平等的结合，最后他们选了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一份判决书里的一段话。这份判决书是对“古德里奇诉公共卫生部案”（goodrich vdepartnt of public health）做出的裁定，该案是美国首例判定同性婚姻合法的案件。[31]

判决书中说，“民事婚姻一旦生效即刻就成为双方当事人的共同约定，这是以非常公开的形式对当事人实现理想表示庆贺，这些理想包括双方彼此拥有、互相陪伴、夫妻亲密、互相忠诚和共建家庭。民事婚姻可以满足我们对安全感、庇护、结合的渴望，这些渴望表达了我们人类的共性。所以婚姻是一项备受尊敬的习俗，是否结婚、与谁结婚是人生的重大抉择之一，必须由本人的意志来决定”。

这个法律观念充分表达了婚姻的性质和目的，它没有言及双方权力的大小，没有言及双方地位的尊卑，但是它指出双方是彼此拥有、互相陪伴的，更指出当事人拥有美好的选择权利——不仅可以选择与谁结婚，更可以选择是否结婚。这个焕然一新的婚姻世界强调的是自我，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

就是他

艾达·李认识她男朋友那年19岁，生活在广州。如今已41岁的她回忆起她男朋友说，他是个“很好很好的男孩子”，朋友和家人都喜欢他，也都说他很好；他们俩显然也是相爱的。交往了一年以后，他便向她求婚了。“太早了，”艾达回忆说，“我说我还没有心理准备，就拒绝了。”

男朋友伤透了心，她试着向他解释，也许过几年就有结婚的心理准备了。但是他非常伤心，再也不和她说话，也拒绝接她的电话，三个月后艾达从别人那里得知他结婚了。“当时我非常难过，”她说，“他真的非常不错，为什么就不能再等等呢？”

艾达和男朋友分手之后也有其他男人追求过她，但是她不想再一次经历心碎。“那种感觉太痛苦了，”她说，“睡不着也吃不下。”三年之后她在街上遇到前男友，他说他的婚姻并不幸福。艾达问他为什么不等她，他说是因为他所在的国家单位可以给已婚的人分房。所以，将近二十年之后，艾达告诉我说：“他结婚是为了一套房子。这就是他要结婚的原因，太可怕了。所以他才会觉得不幸福，因为他知道（他妻子）不够好。他们结婚就是为了一套房子，太愚蠢了。”艾达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是从那以后她不再那样伤心了，她说：“他和我说明原因之后，我就再也提不上兴趣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艾达面临着巨大的结婚压力。她说，90年代在她那个省份，女孩子二十好几还单身是不正常的。她母亲在她25岁的时候就开始操心她的婚事，妈妈和姨妈不停地给她介绍男朋友。“他们以为我可能不正常，可能不喜欢男人，好像女孩子年龄大了还不结婚就有什么问题似的。”但是艾达态度非常坚决，不是真心相爱绝不结婚。“我不想只是为了结婚，就去嫁给一个我并不爱的男人。”她说，“他好不好看无所谓，只要我爱他，他对我好就行了。那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的父母和姨妈，他们只想让我结婚。”

2001年艾达来到纽约当一名缝纫女工，有一个同事一直想把她侄子介绍给她，但是艾达没有兴趣。同事再三提起这件事，最后她答应打电话给她侄子。她说，因为“有时候需要有人和你说说话”。

“人不错，从说话来看。”她回忆说。她告诉他如果要见面，他就要从皇后区坐地铁来布鲁克林，他们还约定穿什么样的上装以便好认。当艾达看到他穿着长长的外套从地铁站出来，她就想，“就是他了，我想找的或许就是这个人。我就觉得不错，也许可以考虑嫁给他。”

这个男的很早就结过婚，有两个孩子，妻子跟别的男人走了，两个孩子由他独自抚养，当时一个11岁，一个8岁。艾达说她心里立刻就明白，“那是个好人，照顾两个孩子真的不容易。”于是两个人开始约会，后来艾达就怀孕了。虽然男方母亲反对，说他们八字不合，但他们还是不顾阻挠结婚了。现在他们已经结婚十年，有一个儿子。

最近，艾达62岁的母亲和68岁的父亲也从中国搬来和他们一起住在皇后区。她母亲出生于农民家庭，只上过十年学，19岁就结婚，是父母包办的婚姻，育有两个孩子。母亲很快就适应了纽约的生活，然而她父亲却不喜欢，没待多久就想着要回家。艾达说：“我妈对我爸说，要回你自己回。”他父亲就真的回去了。

艾达说她妈现在更开心，人也显得年轻了。在纽约的头几个月，因为语言不通经常在地铁里迷路，而现在，她坐公交车、乘地铁都没有问题，布鲁克林和唐人街也走得很熟了。她还做起了家庭医护助手的工作。

“她现在非常开心，因为自己挣钱了。”艾达怀疑因为她母亲自己从来没有收入，所以经常受她父亲欺负。“有时我母亲做早餐给他吃，他就说，‘不要，我不想吃这个！’这很不好，所以我有时就说我爸，‘妈都做了，你就吃吧，别挑了。’这也是他回中国去的原因，我总是对我妈说，你要改变，爸你也要改变，时代变了。”

艾达说她总体上还是为母亲感到高兴的。“她的生活比以前好了，如果时光能倒流，她会走不一样的路，去上学，不会很早就结婚。”

今天，艾达对她丈夫的女儿，22岁的詹妮弗（jennifer）说：“如果你想有权，就不要只想着结婚。你想生活得更好吗？那就不要只想着做一个妻子”。艾达认为她现在之所以能够幸福，是因为那十年的单身生活。“单身时光使我学会了照顾自己，让我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她说，“我们必须明白，除了自己，没有人能给你最好的东西，这是我和詹妮弗常说的话。我叫她不要太早结婚，找的男朋友人一定要好，他要能正确引导你，而不能让你误入歧途。”

艾达说詹妮弗常常这样回答她：“放心吧，我没那么笨。”

艾达的故事，她母亲的故事，她丈夫女儿的未来，还有用来说明婚姻、单身，以及女性在两者间进行选择和转换的所有数据，都表明了，没有一种人生状态是固定不变的。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转变是复杂而令人惶恐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一个思想顽固的单身女性，因为一个从地铁站出来的英俊男子改变了主意；而一辈子依赖男人生活的女人，也可以在62岁，甚至更早的时候，说改变就改变了。

结婚还是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