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绝望与希望 第十章 恐怖主义：切忌反应过度（1/2）

虽然各式挑战前所未有、各方歧异激烈紧张，但只要我们控制恐惧的程度、虚心面对自己的想法，必能成功应对。

恐怖分子可以说是控制人心的大师。他们实际夺走的生命非常少，却让几十亿人深感惊恐，也让欧盟或美国的庞大政体为之震荡。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每年丧命于恐怖分子之手的平均人数，欧盟约为50人，美国约为10人，中国约为7人，而全球约为25万人（主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叙利亚）。相较之下，每年丧命于车祸的平均人数，欧洲约为8万人，美国约为4万人，中国约为27万人，全球约为125万人。糖尿病和高血糖每年夺走约350万人的生命，空气污染则夺走约700万人的生命。为什么相较于血糖，我们更怕恐怖主义？为什么政府会因为零星的恐怖袭击就输掉选举，但长期的空气污染却没有这种效应？

正如“恐怖主义”一词的字面含义所示，这种军事策略意图通过传播恐惧改变政治局势，而不是为了带来实质伤害。会运用这种策略的，几乎都是力量弱小、无法对对手造成重大伤害的人。当然，所有军事行动都会传播恐惧，但在传统战争中，恐惧只是实质伤害的副产品，通常与造成伤害的力量成正比。而在恐怖主义中，恐惧就是主角，恐怖分子的真正实力与其所激发的实际恐惧完全不成比例。

想依靠暴力手段改变政治局势，并不容易。1916年7月1日，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开打才一天，已有19万名英国士兵战死，4万名英国士兵受伤。等到11月战役结束，双方伤亡人数超过百万，其中死亡达30万人。纵然尸横遍野，欧洲的政治权力平衡却几乎毫无改变，要等到再过两年，又是几百万人伤亡之后，一切才终于画上句号。

与索姆河战役相比，恐怖主义简直不足挂齿。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造成130余人死亡；2016年3月，布鲁塞尔爆炸事件，造成35人死亡；2017年5月，曼彻斯特体育馆爆炸事件，造成22人死亡。2002年，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恐怖活动达到高峰，公交车和餐厅几乎天天遭到炸弹袭击，当年造成451名以色列人死亡。但在同年，有542名以色列人死于车祸。只有少数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上百人，例如，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苏格兰洛克比上空爆炸，造成数百人死亡。“9·11”恐怖袭击则创下新纪录，造成近3000人丧命。然而，这和传统战争相比，仍然是小巫见大巫。即便把1945年以后欧洲所有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伤亡人数加总（包括所有民族主义者、宗教分子、左派和右派团体的受害者），这个数字也远远不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任何一场不那么出名的战役中的伤亡人数，如第三次埃纳河战役（battle of the aisne，伤亡25万人）或第十次伊松佐河战役（battle of the inzo，伤亡225万人）。

那么，恐怖分子怎么指望自己有什么影响力呢？他们发动恐怖袭击之后，对手的士兵、坦克和舰船数量丝毫没有减少，通信网络、公路和铁路基本完好无损，工厂、港口和基地也不动如山。其实，恐怖分子所指望的，正在于，虽然几乎无法破坏对手的任何实质力量，但袭击造成的恐惧和混乱会让对手全力出击，过度反应。在恐怖分子的算计之中，激怒对手，让对手动用其强大的力量来反击，所造成的军事和政治风暴绝对会比恐怖分子自己所能造成的更大。当风暴形成之后，许多后果都是始料未及的。对手会犯下各种错误，实施各种暴行，于是舆论开始动摇，中立人士开始改变立场，权力平衡也开始偏移。

所以，恐怖分子其实就像一只苍蝇，想要摧毁一家瓷器店。苍蝇力气那么小，连一只茶杯都动不了，怎样才能如愿？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头公牛，飞进它的耳朵，开始嗡嗡作响，让这头公牛因恐惧和愤怒而发狂，在瓷器店里横冲直撞。这正是“9·11”事件后的情景，恐怖主义分子刺激了美国这头公牛在中东这家瓷器店横冲直撞。现在，恐怖分子在一片废墟之中怡然自得。其实，世界上像美国这样容易发怒的公牛实在不少。

重新洗牌

恐怖主义是军事战略的下下策，因为这其实是把决定权交到对手手里。在恐怖袭击前后，对手能动用的力量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完全可以随意挑选。一般来说，军队在作战时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发动攻击，就不仅要激怒敌人，让敌人反击，还要让敌人承受重大的实质伤害，并降低敌人反击的能力，特别是要摧毁那些最危险的武器和选择。

举例来说，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袭珍珠港，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战争。日本无法确定美国会如何报复，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美国在1942年绝对无法派出舰队前往中国香港或菲律宾地区。

只是挑衅对手，却不去摧毁对手的任何武器或选择，其实就是一种绝望的表现，可见已经实在没有别的选项。如果还有其他选项，能够给对手造成严重的实质损害，任何人都不会选择恐怖主义袭击。如果说1941年12月，日本只想挑衅美国一下，于是击沉美国的一艘邮轮，却让美国的大批舰队安安稳稳地待在珍珠港，哪有这种可能？

恐怖分子已经别无选择。他们的力量实在太小，不足以发动战争，于是只好演场戏，希望能够刺激对手，让对手过度反应。恐怖分子制造骇人的暴力场景，抓住我们的想象力，再用这份想象力来对付我们。只要杀害极少数人，恐怖分子就能让数百万人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为了消除这些恐惧，各国政府对这场恐怖大戏也只好安排一场华丽的国力展示来回应，例如，开始迫害某个族群或入侵其他国家。大多数时候，对恐怖主义过度反应所造成的危险，其实是比恐怖分子本身更大的威胁。

因此，恐怖分子的思考方式并不像军队里的将领，反而像戏剧节目制作人。“9·11”恐怖袭击的公共记忆就可以证明，每个人下意识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如果你问大家，“9·11”事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多人的答案会是基地组织撞毁了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座大厦）。然而，“9·11”事件攻击的目标除了世界贸易中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目标，特别是成功袭击了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为何没什么人记得这件事？

如果“9·11”事件属于传统军事行动，那么最受关注的应该是五角大楼袭击事件。基地组织不仅摧毁了敌军中央指挥部的一部分，也造成敌方高级指挥官和战略分析人员的伤亡。但为什么公共记忆印象更鲜明的是他们摧毁了两栋民用建筑，造成了股票经纪人、会计师和文员的伤亡？

原因就在于，五角大楼是一座相对低矮而不起眼的建筑，但世界贸易中心是纽约的两座高大的标志性建筑，它们倒塌下来会营造出逼人的视听效果，绝对让人永生难忘，挥之不去。由于我们下意识地知道恐怖主义袭击就是一场戏，因此重点不在于它如何影响社会实际，而是如何影响人的情绪。

正如前文提到的恐怖分子的角色扮演，如果想要打击恐怖主义，就该学学戏剧节目制作人，而非军队将领。最重要的是，想要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就必须先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恐怖分子所做的任何事都不可能打败我们，唯一可能打败我们的，就是我们因为恐怖主义的挑衅而过度反应。

恐怖分子其实是在执行一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手上没有军队，却想用暴力来改变政治权力的平衡。为达到目的，恐怖分子就会向政府提出一个不可能的挑战：要政府证明自己可以随时随地保护所有公民免遭暴力侵害。恐怖分子希望在政府试着应对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时，让政治重新洗牌，并拿到一些预料之外的王牌。

事实上，各国面对这种挑战，常常能成功击败恐怖分子。例如，过去几十年来，各国歼灭的恐怖组织数以百计。以色列在2002—2004年证明，即便是最激进的恐怖行动，靠蛮力也能镇压下去。恐怖分子都很清楚，这样的对抗对自己根本不利。正因为他们力量式微，别无其他军事选项，所以早就没什么可失去的了，甚至可能获益很大。时不时地，反恐运动造成的政治风暴反而对恐怖分子有利，所以恐怖分子愿意赌一把：他们就像握有一手烂牌的赌徒，希望与对手重新洗牌。反正恐怖分子已经没什么好输的了，甚至还有可能大赢一场呢。

大空瓶里的小硬币

为什么政府会同意重新洗牌？既然恐怖主义袭击根本无法造成什么实质损害，理论上政府大可不予理会，或避开镜头与麦克风，秘密发动有力的反击。事实上，很多政府就是这么干的。但时不时面对一些攻击，政府就耐不住性子，反应的力度过猛，引发太多关注，这正中恐怖分子下怀。为什么政府会对恐怖主义的挑衅如此敏感？

政府之所以难以忍受这些挑衅，是因为现代政权的合法性正来自保证公共领域不受政治暴力的影响。只要某政权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承诺阻止各种灾难，就算确实遇上可怕的灾难，政权也能够承受甚至完全无视。相对地，如果政权的合法性遭到破坏，就算只是一个小问题，也可能让政权彻底崩溃。14世纪，黑死病夺走了欧洲1/4~1/2人口的生命，但没有任何一位国王因此失去王位，也没有任何一位国王为了战胜这场瘟疫做过什么努力，原因就在于当时并没有人认为预防瘟疫是国王职责的一部分。但是，当时的统治者如果允许宗教异端在其领土传播，不仅可能丢了王冠，还可能掉了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