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1/2）

在将醒未醒的九点半，于意识尚未全然恢复的混沌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把一天中所有的好滋味都品味了个遍。

不出一小时，他将走上特维尔大街，和煦的春风会把他的胡须吹得随意飘拂。途中，他会在戈泽特尼街的小摊上买份《先驱报》，路过菲利波夫的面包房 (6) （在橱窗前驻足只是为了观赏一下里面的糕点），然后去和他的银行经理人会面。

在路边停下脚步时（因为要避让拥堵），他这才想起自己在赛马俱乐部预订的午餐是下午两点的。尽管银行经理人十点半就在等着与他碰面，可对经理人而言，储户永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等等应该也不碍事……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折返回去，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拉开了菲利波夫的店门。

一进门，他的感官瞬间得到了极大的犒赏，面包师的高超技艺毋庸置疑。空气里飘散着新鲜出炉的椒盐卷饼、甜面包卷和面包条的柔和香气。每天都有专列将这些无与伦比的糕点送进冬宫。在前排的玻璃陈列柜里，一排排蛋糕摆放得整整齐齐，蛋糕上五颜六色的糖霜就像阿姆斯特丹多彩的郁金香。伯爵走近柜台，他会向那位系着淡蓝色围裙的年轻女士要一份法式千层糕（多么恰如其分的名字），然后，赞赏地注视着她用茶匙将那块美味的糕点从银铲上轻轻推到一只瓷盘里。

端着点心，伯爵会找一个离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每天早上那里都会聚集三个时髦的年轻女子，谈论着昨天夜里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周边环境的顾忌，三位年轻女子起初说话声还很低，不失文雅，可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们的声音会不可避免地高昂起来。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十一点四十五分，清扫完盘子里的糕点，他把胡子上沾着的面包屑掸掉，挥手向柜台后面的女孩致谢，再冲三位年轻女士脱帽告辞（他刚才找机会同她们聊过几句），回到特维尔大街上。他停下脚步，心想：下面干什么去呢？也许可以去伯特兰画廊欣赏刚从巴黎来的油画，或者悄悄溜进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听年轻学生们排练贝多芬的四重奏，要不就索性回到亚历山大花园，找张长椅坐下，一边欣赏那里的丁香，一边听鸽子在窗台的铜质防雨板上来回徜徉，咕咕地低吟浅唱。

窗台的铜质防雨板……

“啊，对了。”伯爵醒悟了过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了。”

倘若此时伯爵再闭上双眼滚到墙边，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梦中的长椅上，让他得以在菲利波夫面包房里，在那三位女士碰巧经过的当口，及时地打招呼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这真是太巧了。”

肯定能。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伯爵坐直了身体，脚径直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扭了扭他那指南针似的两撇髭须。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伯爵刚站起来，头就磕到了天花板。

“稍等。”他说，然后一边揉着头一边去箱子里翻找衣服。穿戴停当之后，他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小伙，他手里端着伯爵日常吃的早餐——一壶咖啡、两片饼干和一块水果（今天是李子）。

“很好，尤里！进来，进来吧。放这儿，就放在这儿。”

趁着尤里把早餐一一摆在箱子上的工夫，伯爵坐到大公的办公桌后，飞快地给住在达诺夫斯基大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写了张字条。

“能不能替我送个信，孩子？”

尤里从来不会推脱，他痛快地接过字条，答应亲手把信交给收信人，并鞠着躬收下了伯爵给的小费。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

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开着吧。”

尤里的脚步声朝塔楼下远去了。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

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从阴影里走出来后，它一下跃上那张叫“大使”的皮箱，又蹿到靠墙的小桌上，接着跳上了三腿写字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摆放得拥挤而杂乱的家具让伯爵的这片领地看上去仿佛阿尔巴特街 (7) 上的寄售商店。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他原本只该放置一把高背椅、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的，他没有祖母的那一整套利摩日瓷器也照样可以生活。

书呢？全给我留下！当时他虚张声势地说道。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喝令更多的是出于冲动，为了把行李员给震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因为这些书甚至不合伯爵的胃口。他把自己那套蔚为壮观的藏书，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巨匠的著作留在了巴黎。服务员们搬进小阁楼的那些书是他父亲的，都是些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的专著，每一本都是大部头，一看就知道根本读不动。

毫无疑问，这些书得再筛选一次。

吃完早餐，伯爵洗了个澡，穿戴完毕后便开始忙起正事。首先，他试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但门似乎被里面的某一个重物堵住了。伯爵用肩膀用力去顶，门仍然纹丝不动。在另外三个房间，伯爵发现的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零碎杂物。最后一个房间里，一堆石板瓦和遮雨板之间放置着一只带有明显凹痕的俄式茶壶。茶壶旁边的空地被人清理过，这一定是从前修理屋顶的工匠们喝茶休息的场所。

伯爵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几件夹克挂进衣柜，然后翻出来几条裤子和衬衫，把它们卷起来垫在写字台的右下角（以确保这只三条腿的怪物不会翻倒）。他又把所有的箱子、将近一半的家具，还有他父亲的那些书（除了一本），拖了出去摆在走廊上。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

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说完，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来，拿起了他留下的那本书。这本饱受赞誉之作曾被他父亲视若珍宝。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伯爵把书牢牢地握在手里，一只脚搭在写字台的角上，把椅子往后仰去，直到它仅靠后面的两条椅腿保持住了平衡，他才打开书翻看起来：

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当面对我们曾经开罪过的人的复仇之手而又无力抵抗的时候，想让对方变得心软而饶恕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用屈服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但无畏与坚定，这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有时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看书时把椅子向后仰，这是伯爵早在艾德豪尔山庄时养成的习惯。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 (8) 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从蒙田的书页上抬眼望去，伯爵的目光停滞在靠墙放着的海伦娜的画像上。这是那年八月在艾德豪尔山庄画的，描绘的是妹妹在餐桌边一盘桃子前的样貌。谢罗夫的画笔可真是传神啊：乌黑的秀发，泛着红晕的双颊，纤弱而仁慈的表情。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伯爵从遐想中唤醒。他把父亲的书合上，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希腊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将悬着的两条椅子前腿“砰”一声落到地板上。他走到门口，一把握住了访客的手。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年迈的希腊人鞠了个躬，以示这个提醒颇无必要。

“进来，进来吧。请坐。”

伯爵冲那只独眼猫挥了挥蒙田的大作（独眼猫咝咝地叫了一声跳到地板上）。伯爵把高背椅让给客人，自己在办公椅上落了座。

接下来，年迈的希腊人回应着伯爵的凝视，他的眼神中透着些许好奇，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他俩还从未为正事而会晤过。伯爵毕竟不是那种被动的人，于是，他率先开了口。

“你也看见了，康斯坦丁，我这儿的情况有了些变化。”

来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不，这是真的，”伯爵说，“变化还不小。”

年迈的希腊人环视了一圈房间，然后抬了下双手，承认注意到了伯爵眼下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