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 匿名（1/2）

人们对隐身术的憧憬，和民间传说一样，由来已久。凭借某种护身符或者魔水，或者在神的帮助之下，故事主角的肉身会以虚幻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在法力生效的时间里，他能混迹于人群之中而不被人看见。

拥有这样的魔力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任何一个十岁小孩都能立即告诉你答案。不管是从女监护人的眼皮底下溜走还是偷听密谋者的谈话，是偷偷溜进金库还是从储藏室里偷吃馅饼，是把警察的帽子打落在地还是点火烧校长上衣的后摆，他们有上千个故事和传说能说明隐身术带来的丰厚回馈。

但有一种传说不常被人们提起，即隐形的咒语以诅咒的形式施加在毫不知情的故事主角身上。这位男主人公曾历经战火的洗礼，曾是众人谈论的中心，而且还拥有过剧院第二十排的特权席位，在那个位子上能看见女眷包厢。也就是说，他是个见过些世面的人。可他突然间发现，无论是在敌人还是在朋友面前，自己都已经隐形了。而在一九二三年，安娜·乌尔班诺娃施加在伯爵身上的正是这样一种魔咒。

那天夜里，当伯爵和女巫一起在她屋里进餐时，她应该是有能力让他当场就隐身成功的。可她没有。相反，她要细细把玩他那颗平静的心，她要让她的魔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伯爵发现，他有时会突然消失，每次也就几分钟。比如说，他在广场餐厅吃饭，有一对夫妇会径直朝他坐的桌子走来，显然有将它据为己有的打算。还有，他站在前台旁边，差一点被脚步匆匆的宾客撞倒在地。而到了冬天，那些以往见面冲他挥手或者微笑致意的人现在隔着十英尺远便会对他视而不见。而过了整整一年之后呢？如今他到酒店大堂去，即使是那些最为亲近的朋友也需要花上一分钟才会意识到他正站在他们面前。

“哦，”瓦西里会一边把电话筒放回到支架上，一边说，“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我刚才没看见您在那儿。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伯爵在礼宾服务台上轻轻地敲了敲。

“你知不知道尼娜在哪儿？”

关于尼娜的行踪，伯爵可不会逮人便问。他是特意来向瓦西里打听的。谁，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对这些了如指掌。

“应该是在娱乐室，我想。”

“啊。”伯爵会意地笑着说。

他转过身，沿着大厅走到娱乐室门前，轻轻把门打开。他原以为里面会有四位中年妇女，一边骂骂咧咧地打着惠斯特牌，一边吃着她们自己带来的饼干，而与此同时，橱柜里藏着一位小精灵，正聚精会神地偷听她们的谈话。可没料想，他寻找的对象此刻却独自坐在牌桌上。她身前摆着两沓纸，手握着铅笔，一副经院学者的派头。那支铅笔动得是如此欢快，它就像一支仪仗队，正昂首阔步从纸页上跨过，等走到纸页边缘，它又转过身来重新开始。

“你好，我的朋友。”

“您好，伯爵。”尼娜头也不抬地答道。

“晚餐之前，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个地方？我想再去配电室看看。”

“现在恐怕不行。”

伯爵在尼娜对面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只见她把一张刚刚填写完的纸放在一沓纸的最上面，然后，又从另一沓纸中拿起一张空白纸。伯爵习惯性地将放在桌角的那副牌拿了过来，顺手洗了两道。

“想不想看我变个扑克魔术？”

“还是以后吧。”

伯爵把牌理好，放回到桌上，然后伸手拿了那沓已填完的纸里最上面的一张。只见纸上逐行列出了1100到1199两个数之间所有的基数。而且，依照某种未知的规律，其中有十三个数字被画上了红圈。

不用说，伯爵自然很好奇。

“我们这是在干吗呢？”

“数学。”

“看来你对这门课很用心嘛。”

“利西茨基教授说，对付数学得跟对付熊一样全力以赴。”

“是吗？那我们今天要对付的是哪一种熊啊？依我看，更像是北极熊，而不是熊猫吧。”

尼娜抬头狠狠地瞪了伯爵一眼，目光冷冷的。

伯爵清了清嗓子，换上了严肃一些的腔调。

“我猜这道题要用到整数的子集。”

“你知道什么是质数吗？”

“就像2，3，5，7，11，13？”

“对，”尼娜说，“就是除了1和它自身以外，不能被别的数除尽的整数。”

她说“不能被别的数除尽”这几个字的时候，表情极为夸张，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谈论哪座堡垒是坚不可摧的呢。

“不管怎么样，”她说，“我先把它们全列出来再说。”

“把它们全部？”

“这是个西绪福斯式的任务。”她承认（她话语中的那股热情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否真的理解西绪福斯的故事）。

她指着桌上那沓已经写了字的纸说：

“正像你说的，已经列出来的质数是从2、3、5开始的。随着数字越变越大，质数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当它落在7或者11上时是一码事，落在1009上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能想象找到一个有几十万大的质数吗？或者几百万大的？”

尼娜朝远处望去。她仿佛看见宇宙中最大也是最坚不可摧的数字正矗立在怪石嶙峋的海角上，它仿佛已在那儿矗立了数千年，经受住了喷射毒焰的巨龙和野蛮部落的冲击。然后，她又埋头于手头的工作。

伯爵又钦佩地朝手里的纸看了一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别人的研究和尝试毕竟都保持钦佩的态度，不管那些研究是多么不可思议，只要它们都充满求知欲和虔诚的态度就行。

“这儿，”他带着想帮忙的口吻说，“这个不是质数。”

尼娜抬头看了过来，一脸难以置信。

“哪个？”

他把纸摊开在她面前，伸手在一个划了红圈的数字上点了点。

“117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质数？”

“假如一个数所有位数上的数字简单相加之和能被三整除的话，那这个数本身也能被三整除。”

听了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尼娜答道：

“我的天哪 (1) ！”

说完，她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仔细地打量起伯爵来，估计在暗暗承认自己以前也许低看了他。

如果谁被自己的朋友低看了的话，那么他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如果他真是我们的朋友，那他应该高看我们才对。他对我们的品性和意志，我们的审美观和知识面，理应有超出事实的正面评价才对。哎呀，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应该是个能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危急关头跳出窗户的高人。可在眼前的情况下，伯爵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没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是从童年哪个遥远而黑暗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

“嗯，”尼娜指着伯爵身前那沓已经写完的纸张说，“你还是把那些给我吧。”

见尼娜又开始计算了，伯爵便退了出来。他安慰自己说，反正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和米什卡共进晚餐了。另外，他还没来得及看今天的报纸。于是，他回到大堂，从咖啡桌上拿起一份《真理报》，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挑了把椅子，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伯爵先扫了一眼报上的大标题，接着逮住一篇文章细看起来。文章介绍了莫斯科一家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制造厂。接着，他又读了一篇反映俄国农村生活进步的小品文。在那之后，他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一篇描述喀山 (2) 地区学龄儿童幸福生活的文章上。他不由得注意到，这种新型的新闻风格给人一种重复感。布尔什维克人不仅对某种类型的新闻题材青眼有加，日复一日地进行报道，而且，他们所褒扬的观念和立场是那么狭隘，使用的词汇也那么有限，所以读起来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一直看到第五篇，伯爵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文章他之前真的全看过。因为，报纸是昨天的。他咕哝了一声，把它扔回到桌子上，然后朝前台后面挂着的钟看了看。时间显示，米什卡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

与时代保持同一步调的人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对十五分钟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如果对伯爵来说，刚刚过去的十二个月可以用“波澜不惊”四个字来做个体面概括，那么这几个字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在米什卡身上。在一九二三年的“拉普”大会结束之后，伯爵的这位老友便接受了一项任务：将俄国的短篇小说编纂、注释并且汇集成一部多卷文选。光是这项任务就为他的迟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而米什卡的生活里还有了另一项进展，这也让他在与别人约会见面的事情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从孩童时期开始，伯爵就以高超的射术闻名。人们都知道，他从操场那头的灌木丛后面扔出一块石头，能准确地砸中位于操场这头的校舍上的那口大钟。他还能从教室那头将一枚戈比硬币稳稳当当地扔进一只敞口的墨水瓶里。假如给他一支箭，他可以在五十步以外把橘子射穿。但所有这些跟他隔那么远就察觉出他的朋友对基辅来的卡捷琳娜有意思的眼力相比，都不值一提。在一九二三年的大会结束后的那几个月里，在米什卡看来，卡捷琳娜的美丽是那么无可争辩，她的心是那么温柔，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亲切，以至于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埋首在圣彼得堡古老的皇家图书馆那一堆堆藏书里。

“她就像萤火虫，萨沙。像玩具风车。”有时，他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仿佛一个从未领略过世界奇迹的人终于有幸瞥了一眼。他脸上充满了留恋和惊奇，甚至有些发愣。

然而接下来，在入秋后的某个下午，她忽然出现在图书馆他所在的那间狭窄的阅览室里。她终于来找她的知音了。他们俩在那一大堆书后面窃窃私语了整整一小时。当图书馆闭馆的钟声敲响时，他们才走出来。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开始走，一直走到季赫温公墓。在这儿俯瞰着涅瓦河的某个地方，这只萤火虫，这只玩具风车，这个人间的奇迹，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啊，罗斯托夫伯爵，”从旁边经过的阿尔卡季冲他说道，“原来您在这儿啊。我那儿有封您的信。”说完，他转身回到前台，在许多便条里找着，“在这儿。”

伯爵的这封信是由米什卡本人口述并由酒店接待员记录的。米什卡在信里表达了歉意，并解释说，卡捷琳娜身体不适，所以他返回圣彼得堡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看完字条，伯爵沉吟了片刻。他掩饰住失望，从字条上抬起头来，向阿尔卡季道了谢。可这时，前台领班的注意力早转到下一位宾客身上去了。

“晚上好，伯爵，”安德烈飞快地朝本子上扫了一眼，“一张两人桌，对吧？”

“怕是只有一个人了，安德烈。”

“即使这样，您能来，我们也还是很荣幸。您的桌子马上就好。”

近来，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承认了苏联，因此到博亚尔斯基用餐时需要先等上几分钟的情况已越来越常见。这就是被国际大家庭和兄弟贸易国家重新接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伯爵刚走进餐厅，便看见一位留着翘胡子的男人带着一位亚麻色头发的随从沿过道大步走了过来。尽管伯爵只见过此人一两面，但他看得出来，此人应该是个政治委员之类的人物，因为他不但走路很急，说话很急，就连停下脚步时停得也很急。

“晚上好，索斯洛夫斯基同志。”安德烈面带微笑地欢迎道。

“是的。”索斯洛夫斯基表了个态，好像别人在问他是否想马上入座。

安德烈会意地点了点头。他朝一名侍者做了个手势，将两份菜单交到他手里，然后示意他把两位先生领到十四号桌去。

从几何形状上讲，博亚尔斯基餐厅其实是个正方形。正方形的中央摆着高高的植物群（今天是带着枝叶的连翘花），四周摆着二十张大小各异的餐桌。如果以罗盘上的方位基点来看桌子的位置，安德烈让侍者领着政治委员和他的随从走去的那张两人桌则位于罗盘的东北角，和一个有着双下巴并且正在进餐的白俄罗斯人相邻。

“安德烈，我的朋友。”

餐厅主管把目光从他的本子上抬了起来。

“那不就是前几天和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家伙拌嘴的人吗？”

“拌嘴”实在是出于礼貌而对事实进行淡化处理的表述。因为在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这位索斯洛夫斯基在午餐时旁若无人地对同伴大声说，他真搞不懂为什么白俄罗斯人接受列宁的思想会如此之慢。而这句话正好被那位长得像斗牛犬的伙计（他的桌子就在旁边）听见了。那伙计把餐巾往盘子上一摔，逼着索斯洛夫斯基说清楚他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索斯洛夫斯基也不是个善茬，正如他那目中无人的翘胡子一样，他以不屑的口吻说，他之所以这么讲有三个原因，随后逐一进行了阐述：

“第一，那里的人很懒惰。白俄罗人这个毛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第二，他们对西方有种迷恋，而这可能来源于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与波兰人通婚的历史。而第三则主要是——”

可惜，餐厅里的人永远也无法得知这最重头的第三条是什么了。因为“通婚”二字一出口，那位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伙计就已经把椅子往后摔，伸手便把索斯洛夫斯基从他的座位上揪了起来。在随后的混乱中，餐厅出动了三名侍者才把揪住对方衣领不放的两人给掰开，之后，又派了两名勤杂工把掉在地板上的法式鸡肉清扫干净。

安德烈的脑海中又闪现出了那天的情景。他不禁回头朝十三号桌看去。长得像斗牛犬的那位此刻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他们俩的相貌是如此相似，稍有些经验的逻辑学家都会得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结论。安德烈把脚跟一转，绕过餐厅中央的连翘花，朝索斯洛夫斯基和他的随从走去，并把他们领回到了三号桌——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好位子。这里能轻易容下四个人一起用餐。

“非常感谢 (3) 。”回来之后，安德烈对伯爵说道。

“没什么 (4) 。”伯爵答道。

伯爵之所以回答安德烈说“没什么”，并非只是简单地遵循高卢人的用语习惯。事实上，像这样偶尔帮别人一个小忙对伯爵来说就像小麻雀喜欢啾啾地鸣叫一样，是生来就会的事，确实无须多谢。因为从十五岁开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就已经是一位为客人排座的老手了。

每次他从学校放假回家，祖母都会把他叫进书房。她喜欢待在壁炉旁边，坐在一张单人椅里织毛线。

“进来，孩子，陪我坐一会儿。”

“是，祖母，”伯爵倚靠在壁炉边的铁格栅上。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答道，“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这个周五晚上，大主教要来我们家参加晚宴，同行的还有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科拉金伯爵，还有明斯基-波洛托夫全家。”

说到这儿，她的声音会渐渐弱下去，不再进一步解释。也没必要做进一步解释。在老伯爵夫人的心目中，一次晚宴应该能给人在生活的磨难与艰辛之外提供喘息之机。因此，她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在她的餐桌上讨论宗教、政治或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更棘手的是，尽管大主教的左耳已经失聪，他却喜欢在言谈之间引用拉丁语警句，而且每喝完一杯，他便会冲着女宾们袒胸露肩的衣服呆呆地凝视好一阵。而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到了夏天则会变得尤其刻薄，一听到谚语和警句就直皱眉头，她尤其不能忍受别人讨论艺术。科拉金伯爵一家呢？一八一一年，他们的曾祖父曾被当时的明斯基-波洛托夫王子说成是“波拿巴主义者 (5) ”，打那以后，他们和明斯基-波洛托夫家的人就再没说过一句话。

“总共会来多少人？”伯爵问。

“四十。”

“还是经常来的那些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