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堡，二〇一〇年；基洛夫格勒，二十世纪九十年代（1/2）

1

葛莉娜打电话说她帮我买了一张前往莫斯科的头等舱车票，然后说我哥哥过世了。我不敢相信自己如此鸿运当头。自从六年前邮政首度普行以来，我从来没收到任何一封平信，更别说一张头等舱车票。至于科里亚嘛，嗯，他已经过世好多年了。

她住在一栋景观令人屏息的顶楼公寓，公寓各处铺了厚厚的白色绒毛地毯，说不定是北极熊的皮毛。一件件碰了就破、难以清理的物品，彰显出富贵之气，每张椅子都是流线型的艺术品，一坐上去，好像在做瑜伽。空气中飘散着茉莉和李子的清香。高级音响流泻出男高音轻扬的歌声，一脸睡意的铜雕佛像在书柜上打坐静思。葛莉娜走回客厅之时，我正纳闷那些装模作样的西藏假文青是否崇拜十字架，她身上那件和服微微敞开，胸和膝盖半露。

“我的天啊，你的发型造型师是何方神圣？”她问。

老实说，我的头发始终没有所谓的造型。以前独眼欧奈金拿起推子在我头上胡乱一推，但是层次感可不是他的强项。更何况我相当确定他用同一把推子修剪他的阴毛。

“我没有发型造型师。”

“不管谁帮你剪头发，请你继续光顾。你看起来相当前卫。”

如果一个停摆的时钟一天之中总有两次显示正确的时刻，那么一个剪坏了的发型十年之中总有两次看起来还算像样。

自从我哥哥头一次上战场、葛莉娜成了社会名流、他们两人再也不曾相逢，十几年的岁月匆匆而过，我也已十几年没见过她。当你到处都看得见某人的倩影，你很容易忘了她真实的模样。在大型广告牌上，她的脸蛋被修饰得有如人体器官一样光滑闪亮，她胸围、腰围、臀围的比例，只有经过修图软件训练的科学怪人博士才会觉得自然，但是这会儿葛莉娜站在正午的一方日光之中，美妆美甲，披着一件上千万只丝蚕捐躯制成的和服，看起来比在大型广告牌、八卦杂志，或是电影荧幕上的葛莉娜真实多了。

“唉，艾列克赛，我今天早上糟透了。”她说。日子过得舒坦的人总是跟你说他们过得多辛苦。

“你一直关注印尼的大地震？”我问。

“什么地震？不，一个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贱女人争取到电影角色，在最新一部《007》电影里饰演风情万种的女间谍。她八成跟老公狮李奥上床，才拿到那个角色。”

“我确定如果好莱坞有人看过《瞒天大谎》，那个角色绝对非你莫属。”我主动说出鼓励的话。她头低低，目光停驻在地面。有些人啊，你就是没办法逗他们开心。

“我知道我应该算算自己有多少值得庆幸之事，但那是会计师的职责。”

“身为一个像你这样的名人，感觉肯定超怪异。”

“的确很奇怪，艾利克赛。我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我会住在顶楼豪宅，有个司机、厨师和管家。但是现在我拥有这些东西，一切却没有意义。我这么说，是不是很恶劣？”

“或许有一点。”

“我只怕生命就是有点恶劣。宇宙冷酷无情，太阳濒临死亡，一群可悲的生物在一块绕着太阳运转的岩石上无谓地奔波，而他们依然不让我在《007》电影里轧一角。整个世界已经火势熊熊，我们却为了几根火柴争执不休，不是吗？”

“没错。”我说。其实我正试图判定我若伸手拿取第五颗巧克力是否失礼，尤其是她连一颗都没吃？不，绝对不会。

“好吧，你近来如何？你该不会还在读大学吧？”

“没错，我还在读大学。”我神情愉悦地说。凭借无畏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我已成功地将需时五年的语文学学位拖延到第十个年头。这简直是个“五饼二鱼”的奇迹。宇宙或许冷酷无情，幽暗无光，但在大学里，你大可晚上服用俱乐部药物，白天昏睡终日。“我正以犹太裔俄国作家伊萨克·巴别尔的《奥得萨故事集》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我已经想好标题《巴别尔的呓语》，但是目前只进行到这里。”

“好看吗？”

“我还没读。”我说，“我不想让文本影响了我的诠释。”

第六颗糖果融化成黏稠的巧克力糊，浸透了舌间的口水。我们好一阵子一语不发。

“你听说了莉迪亚的事情？”我终于问了一句。

化妆箱里每一支腮红刷都无法让葛莉娜的脸颊露出色彩。“我听说了。”她说。她的双眼紧盯着我左肩后方一小片光秃秃的墙面。“阿丽娜跟我说了她和她妈妈的事，当然还有你哥哥的事情。奥尔嘉、萝拉、达雅、兹拉塔也跟我说了。塔玛拉肯定跟我说了几十次”——这个聒噪的六人帮借着葛莉娜的八卦消息大嚼舌根；莉迪亚曾是第七个成员——“我甚至不晓得她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每隔几个月就换号码，主要就是为了躲避她们，不知怎么地，她们还是有办法打听得到。美国人应该雇用她们追查阿凯达组织的下落。只要跟塔玛拉讲十分钟电话，就足以让任何人扬弃最神圣的信念”——她点燃一支馨香，闻起来像是沐浴在阳光中的薰衣草田——“但是不管怎么样，老实说，莉迪亚向来称不上最精明，不是吗？我不是说她应该聪明一点、别跟她们交心，但是，拜托喔，就算你对着一支麦克风交心，它都比较可能帮你保密。我试过把她的遭遇拍成电影，但是把一篇像样的剧本拍成电影，比把一只老鼠骗进小猫的嘴巴里困难多了。”

“那是个悲剧。”我说。“对莉迪亚而言，对薇拉、对科里亚、对──”

“你不说我也知道。说真的，我们的电影界真是国家之耻。如果真有来世，那一个个比撒旦、犹大和布鲁特斯等匪类更下层的地狱，肯定保留给开发部的高级主管，我的意思是──”

“我为什么来这里？”她双眼一眯，我在她锐利的目光中微微一颤，她不习惯被人插嘴。

“问得好，小萝卜头，直接把我们带到问题的中心——但是最有时间的人，为什么总是最不愿浪费时间，我可永远想不透。”她把椅子拉向我旁边的桌子。她连拉椅子的动作都性感迷人。我相当确定她希望我变成她的情人。我会跟她说我受宠若惊，但我不能这样对待我哥哥科里亚，即使科里亚已经过世。她会情绪失控，不断啜泣，难以安抚，她会说如果不能拥有我，她没有理由再活下去。振作一点，我会对她说。我会亲吻她的芳唇——而且是舌吻——她当然会神魂颠倒。然后我会头也不回，毅然走出大门。

“好吧，你听好。”她边说边把手伸过桌面，直到我们手指之间的距离有如蝶翼般纤薄。“几年前我跟欧列格去了一趟车臣，他到那里处理一些事情，探勘油矿、胡搞他的助理等等，那个狐狸精喔，他出外胡搞之时，我探访了几个军方医院和基地，我原本以为主演一部爱国战争片就够了，但我的宣传公关坚持我必须亲自跟几个可怜的家伙谈谈。我的宣传公关啊，他只差一双长筒靴就活脱脱是个《星际大战》的风暴军。不管如何，我跟一个军官问起你哥哥。”

“我已经跟每一个我在电话簿上找得到电话地址的军官问起科里亚，大家都一问三不知。”

“你还真是幼稚。”她的眼睛蒙上一层泪光。“当你是个权贵分子，你可以提问，即使是军队的官员也会回答。”

她的手伸过桌面，把我的手指紧紧握在她温暖的掌心。她的脉搏靠着我的手腕跳动，好像从心中打出一封等着我译码的神秘电报。我的神经末梢倒抽了一口气。

“我听说他被捕，死在那片田园里”——她朝着墙上一幅油画点点头，金色的画框繁复精美，画中是一个笔触简单的牧野——“那片田园是当地的地标，因为某一位十九世纪的画家以它为背景，画了这幅油画。如果当地最壮观的景象是一片田园，那个地方还真是乏味。但是这幅油画曾经悬挂在一家博物馆里，可见它一定相当重要，所以我买下它。”

我走向油画，在毛茸茸的白地毯上留下一道脚印。油画没什么好看的，你对一幅油画也只能发出这种评语。一个空旷的牧野缓缓延伸，融入一座山坡。一栋小屋。一个香料作物花园。一道齐腰的白色石墙斜斜蜿蜒。但是画布上有一小块填补上去的帆布，帆布跟一张对折的纸牌差不多大小，上面画了两个跑上山坡的细长身影，其中一个比另一个高出一个半头。一小簇绿草阻隔两人黑漆漆的双手，我看不出来他们正想牵起、还是放开对方的手。

“科里亚在这里过世？这座山坡”我问。

“军队副官就是这么说。”

我回头看看油画，盯着那两个手脚大张、奔上山坡的细瘦身影。“他们是谁？”

“我不太确定。油画的前一任画主去年打电话给我，他说有个札哈洛夫的回顾展，请我归还油画，让油画参展。我那时应该问他那两人是谁。嗯，展出的地点是特波洛夫画廊，是不是在圣彼得堡？其实就在你住的那一带。我跟他们说，他妈的什么跟什么，我跟你说啊，我骂的是他们那些人。他们真是放肆。先把油画卖给你，接着要求你把油画捐回去。那些学院派人士，简直是系着领巾的蛇蝎。”

油画旁边挂着一个牌子。最后一行写道：别理会他们，因为他们只是一位新手修复师失败的尝试。他们不过是他笔下的阴影。他们不存在于画中。

当我走回桌边，我的手心已经湿漉漉。“你记得科里亚第一次去打仗之前、我们帮他录制的卡带吗？”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但我经常想到那卷录音带。

她对我露出灿烂的笑容，这也是那天早上、她头一次展现真挚的情感。“你这个讨人厌的家伙，我都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我始终想要把基洛夫格勒的每一件事情抛在脑后。那时我真是一团糟，不是吗？”

她希望我说不，所以我说：“是的。”

“最好没有翻拷的版本。如果那卷卡带在网络上流传，我想大家肯定永远忘不了。它说不定跟性爱录像带同样具有杀伤力。”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聆听名人说话更能戳破她的光环。我把第八颗巧克力扑通一声丢到我的小碟子上。“他跟我说他打算尽量拖延，不会马上听录音带。他说他打算等到非必要的时候才听，比方说水壶里只剩下最后一滴水。你觉得他到底有没有放来听听看？”

我希望她说有，所以她说：“没有。”

“嗯，你说不定没错。”第九颗、第十颗巧克力落在小碟子上，一朵朵糖粉的白云微微飘扬。我发誓我只是不想浪费糕点。

“噢，还有一件事。”她边说边走过客厅，走向一张古董桌，桌子由无数小抽屉构成，抽屉小到只放得下回形针和邮票。她拿着一张对折的拍立得照片走回来，科里亚头一次去打仗时，我给了他这张照片。我不敢在她面前摊开照片。“格罗兹尼的军队副官给我的。”

“你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才告诉我这些事情？”

她凝视自己在茶杯里的朦胧倒影，然后拿起汤匙，快快搅散。“我不是请你来这里谈谈你哥哥。你晓得吧……我先生要跟我离婚。有些人认为我在最近的访问中当众评论时政，讲得有点过分坦白。你先是批评某位导演的选角，结果却说相形之下，某位领导人比佛地魔更可怕。谁知道怎么发生这种状况？”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油画，你这个白痴。这幅札哈洛夫的油画。欧列格雇了衣冠楚楚的吸血鬼跟我打离婚官司。幸好我的脚趾头连在我的脚上，不然他们连脚趾头都想讨回去。”

我依然不明白。

她一脸阴沉地瞪着我。“我要把画送给你。与其让那些律师拿去，还不如让你收下。”

这下我明白了。

我把油画裹上足以风干保存一只獒犬的泡泡棉，她跟着我走到玄关。我大可把她迷得神魂颠倒，我们大可翩然跨出大门，抛下她那个在隔壁房间沉睡的小女孩。八卦媒体会说我冷酷无情，但我不才不会把另一个男人的小孩当作我自己的亲生子女抚养。我们会在蔚蓝海岸买一栋豪宅，我会学着做每一件暴发户该做的事，比方说购买袖扣、贬抑穷人们的工作观。我会在马赛令她心碎。她会永远走不出悲伤。八卦杂志会说我是个无耻的下三烂，但我不会遵循社会的陈规。我生命的每一面向都会改观。我只需亲她一下。

我跟她握握手。

“很高兴见到你，艾列克赛。”她边说边关门。我知道她是说真的。她的演技向来不佳。

2

基洛夫格勒的上空始终笼罩着黄色的烟雾，宛若巨大的降落伞，十二座烟囱喷出滚滚浓烟，有如一条条伞绳，拉住这副褐黄的降落伞。当地人将这些烟囱称为“十二使徒”，放眼方圆五百千米，没有任何建筑物比“十二使徒”更高耸。十二座烟囱环绕水银湖而立，这座人工湖囤积大量工业废污水，银白的湖面布满各种化学药剂，湖水终年拍打碎石环绕的湖岸，连二月的隆冬都不会结冰。月亮隐遁于层层烟雾之后，有如朦胧的鬼魅。基洛夫格勒年年暗自较劲，希冀保住头衔，蝉联全世界最污染的城市。当镍矿燃烧，矿坑排出的硫黄尘灰浓密到在地面留下污渍，层层尘灰密密交叠，拦下随风飘过的白雪，你甚至可以开采困在风中的雪花。环绕着基洛夫格勒的是一座白森林。官员夫人为了证明基洛夫格勒并非“天寒地冻的蛮荒之地”，下令兴建这座森林。在那些流传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各个机械系的照片中，白森林看起来非常漂亮，目的在于诱骗系上最具潜力的学生到镍矿集团工作。但是亲眼一看，你会意识到这座森林非比寻常。树木整个冬天都不会掉叶子。它们不会长高，也不会枯死。没有动物窝在树干里冬眠。基洛夫格勒下令在整座森林栽种假树，借此凌驾现实。时光荏苒，大风几乎吹光钢铁树干的塑胶叶片，如今白森林望似一片生锈的天线，光秃秃的树枝下等于是基洛夫格勒的垃圾囤积场。在这片白森林中，莉迪亚的故事画下句点，而我的故事拉起序幕。

在那个我们目睹两个男人杀死另一个男人的下午，我肯定十岁大，科里亚则是十三岁。但我稍后再详细说明此事。那天早上，我们在我们共享的房间里醒来，听到爸爸大喊大叫，跟茶壶的嘶嘶声对决。科里亚爬下床，头发乱翘，好像某人草草出手、排版错误的铅字版。他跟往常一样打了我一下，他说这是为我好，让我变得坚强一点，但当你的头被猛敲一记，你实在很难喃喃说声：哥哥、谢谢你。我们穿上毛袜，滑过地板，跑进厨房。

我爸爸早就把毛衣借给科里亚穿。科里亚愈来愈高大，毛衣的领口和双肩慢慢被撑大，结果当爸爸再穿上毛衣，整个人似乎被毛衣吞没，消失在毛衣里。但是那天早上，我爸爸看起来年轻了好几岁，似乎高了一点、壮了一点。他双眼通红，散发出灵感乍现的光芒。他在烧焦的火炉前踱步。

“孩子们，我想到了！”他兴奋地说。“这个展览将使‘莫斯科太空博物馆’步入历史，尘封于史迹之中。”

我爸爸是个外太空迷，但在这个严重污染的城市里，他必须开到一百千米之外才看得到星光。几年之前，他要么勇气大作，要么头壳坏掉，忽然辞掉司炉技术员的稳当差事，追寻他的梦想，创设一个外太空博物馆。他满怀热情，却也极度无能，他执掌“基洛夫格勒航天博物馆”，一人身兼创办人、馆长、导览员、档案管理员、新闻秘书、查票员和工友。博物馆坐落于市区一座融炼厂旁边的废弃仓库，不仅是我爸爸的王国，承载着他壮志未酬的野心，更是我的游乐园和教室。博物馆上方的阁楼公寓，即是我们的家。

如果你还没机会参观，我们就姑且说它是世上最独特的科学博物馆，点到为止，无须多说。如果你参观过了，且让我跟你说声抱歉。你可以说我爸爸建造了一个假兮兮的太空站、虚构了每一个展览、一厢情愿地只想跟“莫斯科太空博物馆”较劲。你也可以说相较于我们城市里种种更不人道的行径，我爸爸的过失根本微不足道，甚至称得上是一番好意。

“他在说什么？”科里亚问我妈妈，妈妈是家中的双语翻译，专门解说爸爸的胡言乱语。她站在水槽边，水龙头上方贴了一张黑海的明信片。当变色的自来水缓缓流下、软化了她的指尖，她凝视着碎浪在长长的沙滩上化为一朵朵浪花。说不定她曾沿着刷上白漆的步道闲逛，手腕上缠绕着一条细长的皮绳，俨然是个牵着小狗散步的仕女。说不定她幻想着夏日的恋情、陌生的双手、心中的颤动，说不定她幻想着海水哗啦哗啦拍打她的脚趾，阳光照在肩上，感觉竟是如此温煦。陈旧的明信片嵌封着一个阳光普照的世界，我妈妈投身其中，化身为数千个想象中的自我，没有一个能够回答科里亚的问题。

“终点！”我爸爸大声宣布。他用力拍击餐桌，以示惊叹，餐具顿时散落各处。

“什么的终点？”

“事事物物的终点。一个所有终点的特展，从一天的终点到生命、文明、星球、宇宙的终点。这个特展会让我们的博物馆名列每一本旅游指南。”

我们的博物馆于去年启用，启用仪式时，爸爸朝着大门丢掷了一瓶甜腻的香槟，以示庆祝，香槟滴落在地，凝结成一摊寒冰，结果第三位参观者在上面滑了一跤，摔得屁股开花。爸爸单膝跪地，紧捏我们的肩膀，左手拥一个，右手拥一个，父子三人挤作一团，他的热情有如电流般渗入我们的肌肤。“你们去一趟白森林，看看能不能找到用得上的东西。”

白森林的地面堆满累积了数十年的废物。这些年来，科里亚和我已经寻获各种冰箱门、一打渗漏有毒废弃物的木桶、一个装满机密文件的档案柜、警局证物袋里的小刀和子弹壳、一只关在宠物笼里的猫咪、一个运作完全正常的电热器，我们还见过一个喝得醉醺醺、坐在车里啜泣的司机，不知怎么地，他竟然把车子开进森林，车身叉在一截钢铁树干上。陈列在“神秘现象展览厅”的物品大多来自林中的废弃物。

我们走过莉迪亚家，然后穿过一片广阔的草地，走到森林的边缘。莉迪亚跟科里亚年纪相仿，当时大约十二三岁，她家是进入白森林之前最后一户住家。光秃秃的钢铁树干依然覆满晚春的雪花，宽大的塑胶叶片从尖锐的树枝上凋落。树叶和树枝就像天空、雪花和我们的肺部，全都呈现黄褐。它们颤巍巍地悬挂在我们头顶上，好像核灾难民软趴趴的皮囊。

“我们在找什么？”我问。除了几支我们拿来戳刺对方的针筒，我们还没找到任何值得保留的东西。“好无聊。我们到底要上哪里？”

“等我们找到了，我们就知道在找什么。”科里亚大声地、慢慢地回答，好像我是个又聋又笨的呆瓜。他沉稳、理智的语调中带着一丝不耐与恼怒。你说不定以为我是个浑身是劲、雄赳赳、气昂昂、充满男子气概的王八蛋，你这么想也没错，但我小时候其实是个小屁孩。我在家里的绰号是“小萝卜头”；即使被戏称是棵青菜，我也只是根茎类，无法跻身高级果菜之流。从原子大战到别人的肚脐眼，几乎每样东西都让我心惊胆跳，我尤其害怕科里亚不高兴，他生气的时候，讲起话来看都不看我，而是把眼光停驻在我头顶上，让原本个子就不高的我感觉更矮小，好像除非我踩着高跷，否则无法跟他交谈。我们继续前进。十分钟之后，我们听到有人说话。

“你不怕，是吧？”问话的人声音嘶哑，显然背负着上万支香烟的亡魂。

“鲨鱼才让人害怕。”另一个人回答，声音听起来年纪较轻。透过树间的缝隙，我们看到两个男人站在前方数十米之处。我们蹲下来，希望看得清楚一点。第一个男人肯定三十出头，他戴着一副圆框眼镜，穿着一件熨烫平整的长裤，看起来像个快要被送往集中营的学院人士，下巴一道深沟，让他的下颚看起来像是小型狗犬的左右睪丸。另一个人顶多十五、六岁，甚至称不上成年，他身穿运动服，梳个飞机头，上唇留了薄薄一道的胡须，胡须如羽毛般轻软，跟一支缺了一半鬃毛的刷子一样没看头，牙龈拱起，盖住了牙齿。

“鲨鱼？”年纪较长的男人问。

年纪较轻的男人闻言耸耸肩。“那些混账在海里游来游去，吞吃小孩，咬啮乌龟，跟大章鱼干架，搞些乱七八糟的鸟事。最气人的是，它们甚至没办法不游来游去、不吞吃小孩、不跟大章鱼干架。它们可不像普通的鱼类一样有个像是热气球的鱼膘。”

“幸好你生来是个陆地的哺乳动物。”年纪较长的男人意味深长地说。

“我这辈子也只有这么点运气。”年纪较轻的男人表示赞同。他踢一踢脚边的一堆衣物。

衣物之中传出一声呻吟，然后开始动来动去。有个男人在里头。他的嘴上贴了一条黑胶带，双手反绑在身后，整个人包在扣上扣子的外套里。当他左右晃动，两只空荡荡的外套衣袖拍打地面，好像胡乱起舞。我想跑，但是科里亚按住我的肩膀。

“如果我们移动，或是发出声音，他们就会把我们压在他旁边。”科里亚轻声说。他紧盯着我，那天当中，他头一次迎上我的目光，认可我的存在，我原本心慌意乱，惊恐之情好像被关在皮箱里的小猫一样在心中乱窜，他这个小小的举动，安抚了我的慌乱。

那两个男人继续争辩鲨鱼多么危险。年纪较轻的男人问说大白鲨是不是一部纪录片。

科里亚紧紧抱住我；兄弟之间若是感情不好，这个安抚的举动说不定显得虚假，但是科里亚让我感觉他有义务将我纳为己有，他好像对我说：因为你属于我，所以你将得救。他每天做伏地挺身，勤拉单杠，原本细瘦的手臂已经变得粗壮，他双臂一搂，把我拉近，紧紧抱住我。“嘘，小萝卜头。”他轻声说。他没有发抖，没有颤动，动也不动，毫不惊慌。他超凡的沉稳与自制力深深渗入他的体内，强化为第二层心理屏障。他的一举一动显现出难以穿透的心理屏障，甚至连子弹都打不透。

几十米之外，地上的那件外套继续挥舞衣袖，好像痛苦地打着信号。那两个男人把头转开，神情相当不自在。

“我在电影里看过辽阔的大海。”年纪较长的男人说。他从腰间掏出一支手枪，递给年纪较轻的男人。他咔啦一声，装进一颗子弹，听了令人心惊。他的举动听起来太娴熟、太平稳、太有效率，跟眼前这桩残忍的差事不太搭调。

“他在看我。”我轻声说。

“谁在看你？”

“地上那个家伙。”

科里亚匆匆一瞥。那个临刑的男人睁大眼睛。他怒气腾腾。说不定我们的出现比他即将受到枪杀更难以承受。说不定我们代表着他再也无法承受的耻辱。说不定他临死之前，仅仅此刻有机会扳回一城。他闷声大叫，细长的胶带随之鼓起。

“他想要警告他们。”科里亚喃喃说道，一脸不可置信。“他想要警告那两个即将动手杀他的男人。”

但是两个行刑者都没有注意到他们阶下囚的怒气已经转移目标、朝着几十米之外的空地发火。年纪较轻的男人闭紧双唇，但当他扣下扳机，却只听到空洞的咔嗒声。

“您非得让事情变得棘手，是吧？”年纪较长的男人抬头问问苍天。他们两人盯着枪，扣一下扳机，在腐蚀的树干上敲敲枪支。他们拆解手枪，重新组装，我想象自己被困在那件扣上纽扣的外套里，在枪杆的另一端胡乱扭动，一边用力喘气，勉强把空气吸进被鼻涕塞住的鼻腔，一边苦苦哀求，拜托那两个笨到不知道怎么开枪的小丑手下留情。我从来没想过临死之前这种肃穆、最终的时刻，居然可能如此愚蠢。我好像透过一个钥匙孔，头一次窥见生命的荒谬：我们信任的体系终将腐化我们，我们钟爱的人们终将辜负我们，而死亡是一台坠落中的钢琴。

“说不定我们应该问问他。”年纪较轻的男人提出建议，朝着地上点点头。“通常是他开枪杀人。”

年纪较长的男人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倾身撕下临刑囚犯嘴唇上的胶带。胶带连根扯下他褐黄的胡须，啪啪轻响，好像拨弹一把袖珍的竖琴。他的双眼始终盯着我。

“拜托。”我憋着嗓音说。我整排脊椎凝缩成一截硬邦邦的骨头。他的眼睛有如铁钻，直探我的双眼。我确定他会对他们提出警讯。但他只是点点头，静静地抬头看着逮捕他的两人。我想他这辈子肯定无恶不作，而这是他罪孽深重的一生中、最后的善行。不管他在世上造成多少无谓的痛苦，我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原谅他每一个罪行。

临刑的男人轻声细气、带点无奈地解释如何帮枪支上膛。“好，你把枪转过来，这样一来，枪口才不会指向你的脸。”他指示年纪较轻的小伙子。“你得看看枪管里有没有东西堵住，然后扣几下扳机，确定枪膛没有卡住。”

年纪较轻的男人把枪口朝向自己，窥视枪管内部，长长的枪管好像一具仅有一端装了镜片的望远镜，但他还来不及扣扳机，年纪较长的男人就抓住他的手臂。

“等等，等等，等等。”年纪较长的男人说，“他想让你开枪打死自己。”

年纪较轻的男人深觉受到背叛，肩膀一沉。“是吗？”

临刑的男人微微一笑，闭上眼睛。枪管沉沉地回瞪，眨都不眨。

咔、咔、咔、咔。“他妈的，这个鬼东西还是──”

我缩进科里亚的臂弯。枪声轰然一响，传遍林中，随后一片沉寂。你可以用不同方式追思一个人，方式千千万万，比世间的人口更加繁多。不管科里亚后来做出什么事情，在我的记忆中，他始终是那只搭在我颈背上的手、那个让我倚着脸颊的肩膀、那个在我耳边保证平安无事的声音。

两位行刑者转身，踏过外套的衣袖。地上那颗头颅望似一盅涓涓渗漏的罗宋汤。血水飞溅到年轻小伙子的天蓝运动裤。年纪较长的男人鼓励地拍拍他的后进门生。他的颈项像是鸡脖子一样软趴趴，嘴角下垂，眼下一道半月形的黑影，整张脸似乎微微下垂，好像头盖骨松弛无力，几乎撑不起他那张脸。

当科里亚意识到那两个男人快要走过我们身边，他马上松开手臂，把我推出他的怀里。“装死。”他轻声说。泥土的寒气渗入我的骨髓。我们瘫倒在地，手指死命地抓住杂草，身子紧紧贴在地上，直到脚步声渐渐消逝。年纪较长的男人叫作帕维尔，日后将成为基洛夫格勒黑帮的要角。八年之后，我哥哥将在他手下任职。

科里亚扶我站起来。“你走错方向了。”当他重重踏步走向尸体、我大声说。

男人一命呜呼之时张开双腿，两只裤管松垮，手腕捆绑在身后，躯体扭转歪斜，结果左肩嵌入冰雪之中，右肩往上突起。

“你在做什么？”

“我只是等到他们走开。”科里亚朝着远离尸体的椭圆形脚印点点头。他单膝跪下，翻动尸体，让尸体看起来自在一点。科里亚拉直死者的双腿，解开他的手腕，让他的手臂终于重回外套衣袖之中。就一个头颅被无能枪手轰得开花的人而言，他看起来倒是出奇地安详。

空地另一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一对颜色有如雨刷清洁液的眼睛，迎上我的目光。

“科里亚。”我大喊。他已经找到一条肮脏的床单，这会儿正动手覆盖尸体。“科里亚。”我再叫一声。

他转身，野狼也在此时跑进空地。它双耳竖起，一道疤痕划过耳间凹下之处，白毛沿着鼻口由淡转浓，愈来愈灰黑，一路延伸到鼻尖，化为一个黑色的小圆点。

“保持冷静。”科里亚从尸体旁边走开。“别跑。”

“你一直跟我这么说。”我厉声说道。“你一直叫我保持冷静，而我们一直在刀口边缘。”

或许因为枪响，或许因为鲜血的气味，野狼受到吸引，直冲尸体。它咧开大嘴，发黄的门牙深深陷入死者的颈项，把科里亚先前的整治搞得一塌糊涂。我们站在几米之外，吓得动弹不得。野狼一口咬住外套，头猛然一转，撕裂外套的毛料。就野狼而言，它的个头不算大，比较像是一只披上狼皮的拉布拉多犬。

当我们试探性地退后几步，野狼突然头一甩，转向我们，形若软体动物的鼻子规律地喷气。我伸出一只手以示安抚，就像招呼一只小狗。它张开血盆大口，猩红的獠牙在阳光下闪烁，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把自己当作餐点献给野狼！它咧开强韧的双唇，伸出沾了鲜血的舌头，舔拭我的手指。我怕得不敢把手伸回来。一时之间，我们站在原地，野狼在我手上的每一寸抹上一层死者的尸肉。舔舐之后，它抬起后腿，噼里啪啦在我的鞋子上撒一泡尿，黄色的尿液渗入我的鞋袜。然后摇摇尾巴，高声吠叫。

科里亚握起拳头，塞进嘴里，遏止笑声，然后抓住我的肩膀，带着我走回家。

我们坐在我们床铺中间的椅子上，椅子缺了椅脚，架在装书的纸箱上（我们的爸爸拆卸固定椅脚的螺丝，用来钉挂一个时钟）。毡毯垂挂而下，遮盖铺了壁纸的墙壁。有时毡毯半夜从铁钉上滑落，好像另一张硬邦邦的毯子似的盖住沉睡中的我们。一张化学元素表挂在两张床铺中间的墙上。我已经脱下袜子，也已洗了脚。我感觉五脏六腑全都搅成一团。

科里亚手肘顶着膝盖，身子往前一倾，抿紧嘴巴，一副深思的模样。每次他专心思考，看起来就好像便秘。

“其他人都活着，只有你死了，不晓得是什么感觉？”我问。

“感觉就像其他人都死了，只有你还活着。”科里亚回答。他的脊背一僵，猛然站起。“没错，就这么办！我们可以用世界上最后一个活口为主题，策划一个展览。你晓得爸爸跟我们说过他如何阻挠美国对基洛夫格勒发动核武攻击吧？”

他在我身边单膝跪下。

“不晓得。拜托你跟我说。”我求他。

科里亚往后一靠，肩膀陷入蓬松的床垫。“爸爸没有跟你说过他万不得已的备用方案？如果世界今天即将毁灭，那该怎么办？他没有告诉你答案？”

“他告诉你了？”

“他当然告诉我了。他最疼我。你听好，美国人攻占月球之后，赫鲁晓夫过来找爸爸，他说：‘老兄，我们完蛋了，美国佬在月球上打棒球、兴建购物中心。我们怎么办？’爸爸跟赫鲁晓夫说了他的计划。”

“告诉我吧。”我求他。

“爸爸计划兴建一个能够让一个俄国人在里面生活二十年的太空舱。如果大兴核战，地球上每一个生灵都被扼杀，那么世界上最后一个活着的人将是俄国公民。他将高高在上，翱翔于外太空。赫鲁晓夫的心胸跟俄国小说家所描绘的一样豁达，他非常喜欢这个点子，但是他还来不及授权爸爸建造太空舱，新任领导人就开始执政了，所以非得由我们建造不可。”

我们冲到售票处告诉爸爸。

“你们兄弟得到我的真传。”他说，“天生是个科学家，将来大有作为。”

那个星期天、当博物馆闭馆清扫，爸爸把一个生锈的大货车车头空壳拖到仓库中央。“太空舱！”他大声宣布。我从各种角度检视，那玩意看来不像货车车头，更别提太空舱，反倒像是一个被斩下的鲸鱼头，庞大的鱼头在海底搁置了数年，先是鳗鱼的食粮，后来成了鳗鱼家族的住处。“需要花点工夫修理。”爸爸坦承，但他的脸颊依然因为兴奋和皮疹而红通通。

我们用锡箔纸把车头变成太空舱。科里亚把锡箔纸的一端贴在车顶，把整卷锡箔纸套在扫帚上，绕着车头行走，银白的卷轴在他身后开展，他绕着车头走了几百圈，用了十六卷锡箔纸，最后货车车头终于变成一个满是标语的太空舱。我们拿着黑鞋油，小心翼翼在座舱前方写上sr，一把酒红色的牙医椅变成驾驶座，我们以一个鱼缸充当舱窗、一张生锈的桌型电扇充当空气过滤器、一部坏掉的收音机充当通信设备、一个盒式磁带录音座播放最后信息。

夏天太阳不下山，二十四小时皆似午后。接连三个月，河流解融到足使船只通行，储物柜再度装满一罐罐最近腌制的食品和一团团类似糕饼的甜食。天气温暖到穿戴一件厚外套、一条围巾、一副连指手套和一顶毛帽就可以走到户外，司机们甚至只需把浸满焦油的火炬搁在车底下两分钟，泥泞的油箱就会解冻。啊，美好的夏日！

当博物馆无人参访，我们在馆里玩耍，而馆里也始终空空荡荡。阳光透过沾满煤灰、沿着二楼布设的窗户流泻而下。

“航天员科里亚。”我压低嗓门，喃喃说道。“我们最害怕的时刻终于来临。里根在美国电视上宣布，与其投降，他将摧毁整个地球。但他搞不清楚，朝着另一部摄影机发言。我们质疑他心智是否健全。”

科里亚立刻全神贯注，一边咂咂舌头，一边踢踏胶鞋。“艾列克赛同志，我已准备迈入浩大的太空，将列宁的睿智传达给每一个外星人。”他抬头挺胸，迈向太空舱，一脸严肃地朝着一副隐形的国旗敬礼，然后弯着身子进入舱内。我用几条从背包上剪下的肩带将他缚牢在牙医椅上，帮他戴上一顶摩托车安全帽。

“航天员同志，最后还有一件事。”我边说、边扳起安全帽的护镜。我通常递给他一卷卡带、一本笔记簿，或是一份档案，其中详载如何深入外太空、进行更具挑战性的冒险。“只有碰到紧急状况才可以打开。”

我从十开始倒数，科里亚轻轻哼唱国歌，有时他抓住我的手贴在他的胸前，他的心脏在我的手掌下扑通扑通地跳动，让我感觉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演练最后的告别。

“人类最后一个念头由你来想。”我轻声说。

“我想的会是你。”他说。

“最后一句话由你来说。”

“我说的会是你的名字。”

当倒数骤降到零，火箭发射器噗噗启动。炽热的蓝光吸尽空中的氧气，火海骤现，吞噬了方圆两平方千米的土地，停机坪塌陷，中央冒出一个有如火山的深坑。烈焰把我的神经烧成灰烬，我甚至来不及感觉到痛苦。不到千分之一秒，我已变成袅袅的回声，随着尖叫声缓缓飘过烟雾。环顾四周，美军的弹头从细长的弹道落下，天空一片火海，没错，世界末日已至。推进器启动，推着太空舱穿过愈来愈壮观的蕈状云。科里亚随着洪水般的白光远离世间，透过舱窗，看着饱受摧残的地平线化为地球、化为虚无。

3

回圣彼得堡的夜车上，我跟一对父女共享一个包厢，爸爸带女儿前往圣彼得堡矫正牙齿。

“她难倒莫斯科一半的牙医。”那位爸爸解释，言词之中难掩喜悦。为人父母的自豪散发出有如聚光灯的光芒，光芒虽然闪烁不定、微弱不清，但当灯光鼓足瓦数打在你的身上，却像是近距的太阳一样温暖。“我的小天才喔。”

一根根树干掠过车厢车窗。我多么希望有人像他溺宠他女儿那口坏牙一样疼爱我。

“来，秀给他看看。”他敦促。

她打了一个大呵欠，张得大大的嘴巴好像一个白云石的巨穴，只有老天爷出手相助，或是跟撒旦打个交道，她才有办法得救。“只有一点不齐。”我说，然后也咿咿呀呀张开嘴巴。“我的牙齿也有点不齐。”

“我的牙齿列入牙医教科书。”她宣称。

这下我可哑口无言。她顶多十二岁，成就却已远胜于我。这个汲汲追求高标的小混蛋。我从口袋里掏出葛莉娜给我的拍立得照片。

照片多年之前就已失去光泽，表面一条条折叠的白线，但照片上正是我们两兄弟：科里亚和我身穿豹纹的比基尼泳裤，站在我们妈妈的两侧。我们全都没有穿过泳装。背景之中，“十二使徒”喷出白沫般的烟云，湖水轻拍我们的脚趾，银白的水花飞溅到我们的小腿上，激起灼灼的光点。我把照片拿给女孩和她爸爸瞧一瞧。

“我哥哥和我妈妈。还有我，我那时跟你现在一样大。”我说。我觉得我非得跟他们分享照片，我觉得我非得让他们知道，虽然我的牙齿没有那么难看，但我依然够格被他们视为一家人。女孩浅浅一笑，嘴角甚至没有上扬。然后她爸爸叫她上床休息。我小心翼翼地折起照片，收进皮夹里。

到了早上，我们会一起下车，他们会非常喜欢跟我闲聊，甚至邀我跟他们一起前往牙科诊所。他们会从我的牙齿开始，疗愈我所有的创伤。女孩会把我当成一个大她好多岁的大哥哥。她爸爸会把我当成一个小他好多岁的小老弟。他们会邀我住进他们在莫斯科占地宽阔的豪宅。我会考虑一下。他们的邀约对我无拘无束、波西米亚式的生活会形成束缚，但他们会苦苦哀求，而且提议给我一大笔钱。我会婉谢金钱。我可不会被收买。但我会接受他们的邀约，成为他们家中的一分子，这当然是为了他们好。我做人向来厚道。我会教导女孩每一个成长必经的过程，我会教导她爸爸如何忘掉前一段婚姻、觅得第二春。我只会待几个月，因为我不愿被绑住。其后多年，他们会以虔敬的语气谈起我。

隔天早上，火车服务生猛拉我的耳朵，把我从慵懒的梦境中吵醒。这倒不意外，因为若想任职铁路局，你只需具备容易动怒的病史。那对父女早已下车，八成忘了留下他们的姓名电话。没关系，他们说不定会终生抱憾。

4

一九九〇年七月，当苏联政权刚好在这个基洛夫格勒五十三年以来最炎热的夏天瓦解，老先生老太太们前往水银湖游泳。晨间时分，他们群聚在铺了碎石的湖岸，一头灰发绑束在皮帽之下，脱得只剩下内衣裤。一抬起手臂，他们的松垮的三头肌就从瘦巴巴的手臂垂下，颤颤晃动。一个老先生一边盯着湖水，一边轻拍他的鲔鱼肚。说不定过去五十年来，他始终猜想能否把鲔鱼肚当作救生圈，这会儿终将得到答案。二十四位八十岁的耆老们半裸着身子，真是难得一见的奇景。我们像个洋娃娃一样来到人间，离开之时，人人却像个石像鬼。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游泳？”我问其中一个老太太。她站在一个铁锈斑斑、警告大家不要下水游泳的牌子旁，她跟我差不多高——这并不表示我长得矮，但就二足动物的标准而言，我实在不算高。她深褐的双眼紧盯着我模糊的倒影。她那个时代的人历经地狱般的苦难，好让我们这一辈在介乎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炼狱长大。

她瞄了一眼生锈的牌子。牌子上一个头颅有如葡萄柚的男人，呈四十五度角，落入一只鲨鱼的血盆大口之中。说不定遭到逮捕、下放到基洛夫格勒之前，她在湖边长大，她爸爸曾在湖中教她游泳，他一只手撑住她微微拱起的脊背，让她知道她不会沉下去、他始终扶持着她，直到有一天，她仰躺在平静的湖面，脊背有如抛物线般拱起，手臂好像被钉上十字似的浮在水面，水草漂浮在她的褐发之间，她飞快地瞥了她爸爸一眼，他高举双手，好像她的目光是把上了膛的枪，在那短短的一秒钟，她在水中挣扎，她好怕少了他的扶持、她说不定会沉到湖底，但她稳住手臂，大口吸气，她在游泳，她全靠自己，她浮游在湖中。说不定她想告诉我，她已经活到这个岁数，比柏林围墙还长寿，一点脏水哪会害死她。但她反而目光灼灼地瞪着牌子。“我用一点点奶油煎过更吓人的鱼。”

她加入其他祖母级的老太太们。大伙只穿着褪色的内衣裤，一跛一跛地走向碎石湖岸。放眼望去，一座座冶炼厂的烟囱绵绵不绝地喷出浓烟。一个老太太手执木头拐杖，直接下水，她的脖子上一道深长的伤疤，有如套索。其他人有样学样，大伙全都涉水入湖。她们承受了半世纪的干旱，这会儿忽然记得怎么游泳。

一对夫妻档仰泳越过湖面，两人双腿打水，动作一致，一朵朵银闪闪水花朝着他们的肩头飞溅。一条绳索系在两人腰间，把两人绑在一起，以防其中一人溺水。

一个缺了一只腿的男人用力挥动手臂，慢慢地划水前进。健全的大腿与幻肢都轻飘飘地浮游在湖水之下。

一个留了八字胡的男人首度下水，试探性地划了几下，冰凉的湖水涌过他的身子，这个大家称为“海象”、八字胡跟腰围一样宽的男人大感震慑，不禁当场低声啜泣，他想到自己多次放弃希望，屡屡祈求老天爷让他死在矿坑和劳改营中，这会儿他满怀感恩，敞开心门，含着泪水谢谢老天爷忽视他的祈求，让他活得够久，有机会学会游泳。

先前跟我讲话的那位老太太闭上双眼，仰浮于湖中央，好像过去这些年始终诸事顺遂。

八月更加炎热。中央规划的气候形态公开抗命。老太太泳客们的皮肤没有变得铁青，也没有长出第三只耳朵，众人莫不啧啧称奇；若是非得说些什么，混杂了各种化学废料的湖水，反而让她们重拾消散已久的活力。六十出头的银发族老太太们很快就加入耆老泳客们的行列，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四十出头的壮年人也陆续加入，年龄层不断下降，最后连小爸爸小妈妈们的小宝宝也把虾仁般的脚趾探入水中。没有人相信官方赞助的文宣：湖中的化学污染物致癌。我们星期天到湖里游个泳，以示公然抗命。

诚如我先前所言，我妈妈生平别无所愿，只求在黑海渡过一个下午。那年八月，我爸爸带着几件豹纹泳装回到家中。

“我们怎么用得上这东西？”科里亚看着两件式泳装问道。

“这是泳装。你猜猜我们可以怎么用。”

“那是比基尼泳装。”

我爸爸从科里亚手里抓过泳装的上半截，丢进垃圾桶里。“这下成了泳裤。”

我爸爸许下承诺，今年夏天先去水银湖，明年夏天前往黑海。但是事与愿违，还不到隔年夏天，我妈妈胸部的疼痛已经逼得她前往诊所，然后是医院、火葬场，最后是家中的客厅。她的骨灰至今依然安置在客厅的书架上，尽管我爸爸答应有朝一日把骨灰撒在索契的海水中，但那个小罐子可能永远搁放在一个装了纽扣的铁罐和两本电话簿之间。

但是先不说这些。那年八月，我们全家去了水银湖，我妈妈穿上她的豹纹比基尼泳装，我哥哥和我穿上我们的豹纹比基尼泳裤，我们在湖里打水，吞下一口口带着铜臭味的湖水，我看着泳客们埋首水中用力划水，微睁的双眼不禁感到灼热。一天已接近尾声，人人被太阳晒得陶陶然，喝酒喝得陶陶然，或者只是陶陶然，夏天总有一些时刻，人人甩开束缚，尽情欢乐，分不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爸爸追着我妈妈跑过碎石湖岸，他身手矫健，一跃而起，伸手抓住身穿豹纹比基尼的她，他大声宣称自己是个鳞翅目昆虫专家、打算把她当作标本钉挂在墙上，我哥哥和我追着他们跑，好像两只保护母豹的小豹子。我们张牙咧嘴，高声咆哮；我们张牙舞爪，愤然吠叫；我们是两只野性的小兽，我们什么都不在乎。我爸爸一直追着跑，我妈妈一直忙着逃，笑声回荡在“十二使徒”喷出的烟云之中，我从没看过她那么高兴、那么受宠、那么无忧无虑，我也从未想过她是一个性感的女人、一个令人渴求的猎物，在我的眼中，她始终沉默寡言，闷闷不乐地站在厨房水槽边，偶尔拿起汤瓢在我的头上敲一记。即使我爸爸不懂得比喻或是花豹生态，也不在乎一个个被他跨过、躺在海滩上晒太阳的泳客，即使他是我爸爸、她是我妈妈、我们全都快要大难临头，但一想到那个时刻、那个下午，我的心中充满思慕，不禁暗想：我们竟然如此幸运，得以在一生之中挣得一个晴朗的夏日，潜游于化学污染的废水湖中。

同一天下午，我爸爸借了一台拍立得相机，叫我们在水银湖畔一字站开。我从没看过比泽尼特e系列更先进的相机，更别提拍立得。在带着硫黄味的灯光中，科里亚的胸膛跟青蛙蛋一样苍白。我们站在我妈妈的两侧，挤眉弄眼地微笑，等着我爸爸调整拍摄的角度。她光裸的大腿上冒出一颗颗有如细针的鸡皮疙瘩；她的大腿从来没有做过日光浴。我们早已越过平日熟悉的范畴。

相机咔嚓一声，那一刻瞬间消失在镁光灯中。多年以来，我把照片留在身旁。科里亚上战场时，我把照片送给他。

就在那一天，我妈妈咳出鲜血。在十二座烟囱的环伺下，我爸爸抓住我妈妈，把她按在泥泞的地上，在她的唇上印上甜腻的一吻，转眼之间，我妈妈轻轻一咳，一片鲜红的黏痰在碎石地上散开。她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因为自己打断了神奇而不真实的一刻感到羞愧。接下来的几星期，我们假装没什么大不了。我妈妈坚持她只是夏天感冒，我们相信她，或说假装相信她，因为化疗、放射性治疗、开腔手术是保留给特权人士的奢侈品，我们只供得起给她一瓶味道有如漂白水的咳嗽糖浆。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白昼愈来愈短暂。到了冬天，当她整个人缩小到平常的三分之二，现实有如一支攻城的撞槌，击破了我爸爸的心防。医生证实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实：“在基洛夫格勒，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肺癌。”

直到临终的那一天，我妈妈依然坚持清洗碗盘。“当然不行，别胡闹了。”我爸爸抗议。但她依然坚持，她细弱的话语飘过空中，悄然落下，好像一个碰了就破、我们争相接住的东西。热水时有时无，肥皂是一团触感烧灼的化学药剂；洗碗比大多家务事更令人沮丧。但不管是否出于自虐，对我妈妈而言，站在水槽旁、盯着眼前的黑海明信片是一天中最平静的时刻，而她不愿任凭疾病夺走那一刻。为了减轻她的负担，我爸爸、我哥哥和我共享一个盘子、一个玻璃杯、一支刀子、一把叉子和一个餐碗。我们轮流进餐，每个人独自坐在厨房餐桌旁，使用同一组餐具吃饭。

那年冬天，在为时十五分钟的天光中，科里亚和我爬到仓库屋顶上，俯冲跳入雪中。随风飘散的雪花覆满堆博物馆外的街道，积雪达五米。从五楼的屋顶上望去，积雪有如结了冰的浪涛。我从来不曾俯冲跳入雪中，我好怕我会直穿积雪，一头撞上柏油路，血肉横飞，结果隔年春天，人们还得拿着锅铲，从地上刮去我跟薄饼一样扁平的遗骸。

“伊凡去年摔断了两条腿，打破了一个挡风玻璃。”科里亚说。空心砖砌成的垛口环绕屋顶。我们凑到边缘，凝视前方。“最重要的是注意来车。”

“这么说来，我们干吗纵身跳到大马路上？”我问。路边的雪高到足以隐藏飞机。

“你看过车子停在博物馆前面吗？”

我没有，但是纵身跳到大马路上，依然是个愚蠢之举。

“如果能让你安心，我们不妨下去查看一下。”

“我会比较──”我开口，但还来不及说完，科里亚已将双手稳稳搁在我的腰上，把我从墙垛的边缘推下去。我双手乱挥，直直坠落，好像一只被吸进地心深处的尘蹒。四周黄澄澄、白灿灿，有如梦境般回旋，我知道我死定了，心脏一阵紧缩，大风呼呼劲扬，感觉棒透了。白雪接住我，好像一只柔软的手套。若是跃入水中，说不定比较痛。我张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先前四周都是风声，现在寂静无声。我胡乱拨开白雪，手臂疯狂地舞动。密实的雪花之间出现一个缝隙，阳光斜斜射入。我奋力挤向阳光。

科里亚的脸孔模模糊糊，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在一阵阵爆笑声中，我听得出他松了一口气。

“有车子吗？”他从屋顶上大喊。

“你自己下来看！”

他屈膝，纵身跃向空中，他的双腿笔直，手臂大张，有如屈体跳水似的向前拱腰，然后刻意地、慢慢地做个后空翻，落入雪堆中。我想起科里亚坐在太空舱里，挣脱强大的地心引力，愈飞愈高，永不停歇，我想起他弓身、跳下、带着一身飞沫般的雪花走回来。他爬出雪堆，满脸通红，气喘吁吁。我们拔腿冲回屋顶。

我们在博物馆上方的小公寓跟隔壁的炼镍场共享通风设备，家里每样东西都带着硫黄的臭味，连鲔鱼罐头也不例外。我爸爸最怕过堂风，即便如此，他依然顶开三层防护玻璃的窗户，让北极夜的寒风呼呼吹进家中。“让屋里透透气。”他不断重复，以示辩护、训诫、抗议。我们成天披着厚大衣，围着长围巾，戴着罩住耳朵的皮帽，在此同时，我妈妈躺在十二条毛毯下，被压得难以动弹。有一天，我走进家中，看到我爸爸跟她一起躺在床上。他抱住她，她的头懒懒地靠在他肩上，他搂着她前后摇晃，轻拍她的背，帮她打个嗝，我在旁观看，不禁想起他们曾经如此嬉闹、如此贪欲、如此毫无忌惮地紧贴着彼此的身躯。寒风横扫屋内，他让她靠着一个个堆栈成金字塔的枕头休息。厨房地板蒙上一厘米厚的白雪。她时而清醒，时而昏睡。其中一个枕头掉下来，滑过她的脸，她从昏睡中惊醒。

“外头什么都没有。”他试图安抚她。

“我知道外头什么都没有。”她回了一句，好像这话安抚不了她，反而让她不高兴。他继续在她耳边说悄悄话，音量低得我听不见，她已病入膏肓，谁知道她了解什么，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们之中哪个人了解？她一下子跟我们同在，一下子远离我们而去，默默地加入那个阴沉漆黑、我们有朝一日都将成为一员的队伍，但我爸爸没有注意到，他继续跟她说悄悄话，不停亲吻她的肌肤，好像这样就可以召唤癌症、把它像是毒蛇一样逗引出来，因为如果每两人就会有一人死于癌症，他希望死的是他。

葬礼在一个星期二举行。葬礼结束之后，邻居亲友们带着一盘盘、一锅锅、一碟碟食物过来。我妈妈生前非常害怕被活埋，她不喜欢墓园、地窖、地下室，因此，她的遗体在基洛夫格勒新建的火葬场焚化之后，装了骨灰的酸黄瓜罐就安放在书架上。我们把她那张黑海明信片贴在书架后方，从今之后，她可以永享黑海的美景。一个醉醺醺的远房表亲误把一餐碗的干燥花当作马铃薯片，他大嚼薰衣草碎片，直到碗底出现他自己模糊的倒影。失业的冶炼厂技工们从堆满鲑鱼三明治、熏鱼、甜菜、马铃薯色拉的桌边闲晃过来致哀，他们的语调谨慎，我的哀伤显然令他们不自在，他们匆匆表达悼念，然后一脸尴尬，不知道该说什么。尽了义务之后，他们走回餐点旁，日后若是想起，他们说不定会觉得除了那个尴尬的一刻之外，葬礼称得上是个不错的派对。跟他们握手就像抓住蠕动的鲱鱼，虽然我已忘了那天大部分的光景，但我始终忘不了他们如同八爪鱼般的手指，手指沾了香煎的腊肠而油腻腻，就像他们曾经操作的机械一样滑溜溜。

隔天早上，我爸爸站在厨房里堆积如山的脏碗盘前。自从我妈妈坚持洗碗之后，我们家水槽里的碗盘从来没有超过一件。这会儿各式餐盘漫过水槽，沿着流理台延伸，有如窄高的小山在火炉上升起，顺着一个个打开的抽屉向下蔓延到堆满餐碗、餐盘和玻璃杯的厨房地板。我们家里长出一个陶瓷器皿的肿瘤。我爸爸伸手拿起一个白色的陶瓷餐盘，好奇地检视。橘黄的油脂从盘侧滴下。他试图把盘子塞到水龙头下，但是水槽实在太满。他敷衍地用海绵擦一擦，颓然垂下手臂，低头看看水槽，爆出一声短促、激昂的嘶喊。他向来如此沉静、如此从容。我不知道他居然怀藏着如此激烈高昂的音量。科里亚从卧房冲出来问道：“怎么回事？”

我们的爸爸转身。我们穿着睡衣站在原地。他把盘子举高。油脂有如变形虫般滴到地上。“我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个东西。”

我们父子三人各站一处，架构出一个不等边的三角形。我们大可就此打住，让心中的无助、挫败与悲伤在我们之间的三角地带持续增长。但是科里亚从我爸爸手中拿下盘子，打开厨房的窗户。“让屋里透透气。”他说，然后从容不迫地把盘子扔到窗外。我爸爸转头看看科里亚，好像打算出手打他，但当盘子在外面的巷子里摔成碎片，他整张脸顿时放松。“你知道吗？我想那个盘子是波里斯太太的。”他想了一会说。“你妈妈始终讨厌她。”

“这也是她的。”科里亚边说、边把一个大餐盘抛出窗外。

“还有这个。”我叽叽喳喳地加入，把一个玻璃杯丢到外面。

“这个呢？”科里亚说，我们还来不及回答，他已经把一个汤锅往外丢。一个装满餐具的玻璃壶轰然破裂，刀叉汤匙有如榴弹般四散纷飞。我爸爸举起十二个相叠的餐盘，镇定地从窗沿推下去。我们抛掷糖罐、盐罐、咖啡碟、茶杯、大餐盘、小餐盘、汤碗、粥碗。我们把邻居、朋友、致哀者带过来的每一个盘子全都丢到窗外，然后我们洗劫橱柜，扔掉煎锅、刀组、切面包的木板、烹调用的托盘。我们像是驱魔。我们丢光厨房所有盘子、餐具、马克杯，直到没有留下任何一样需要清洗的东西。妈妈葬礼的隔天早上，我们父子三人站在厨房里，笑得停不下来。我们继续丢掷，直到厨房里一干二净，只剩下每人一个盘子。当最后一个多余的餐盘在外面的巷子里摔得粉碎，我爸爸终于关上窗户。

5

接连几星期，我始终把油画紧紧包在泡泡棉里，塞在我的长沙发椅下。嗯，所谓的长沙发椅，其实只是一大块椅垫非常单薄的铝板，目的在于持久耐用，而不是让你坐得舒舒服服，就像你在难民营找到的物品。我翘辫子的时候自然就会闭上眼睛睡觉，我跟我朋友雅科夫说。说真的，我别无选择。有时我在椅垫之间发现保险套的包装纸。这些全都是我的。我不骗你。公寓的屋主是个寡妇，平日吹牛行骗，我若是睡得着，她说不定会趁着我睡大觉的时候把我当作奴隶卖掉。她两个成年的儿子也住在这里。这两个家伙因为坐过牢、参加过帮派、被刺了几刀也没死，所以自认是硬汉子。但我可以指点他们一、两招。举例而言，相较于批评别人的决定，坚守你自己的决定更需要勇气。这个建议不错吧。这话出自匈奴王阿提利，而他洗劫了半个欧洲！无知如同一副眼罩，蒙蔽了你的视线，但是某些人却把无知误认为一副矫正镜片，以为它会让自己看得更清楚。

这两个家伙烟瘾奇大，好像急着自杀，但只愿意抽烟抽到肺气肿，借此自戕。他们的老妈只准他们在浴室抽烟，于是他们在浴室里摆了一部黑白电视、一套坏掉的手持音响、一打烟灰缸、一张锯成一半的沙发，整间浴室的调调似乎介于落伍的迪斯科舞厅和过气色情影星的片场。刚搬进公寓的第一天早上，我问他们可不可以出去一下、好让我上洗手间，他们的目光顿时变成一道道致死的激光束。浴室像是外国，而我不清楚里面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举手示降，低头看着地板，逐步退出浴室。我大半时间待在圣彼得堡，在这个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里寻找一间无人使用的洗手间。

四处晃荡、偶然发现的洗手间之中，我觉得特波洛夫画廊附近一家咖啡馆的盥洗室最漂亮，咖啡馆离画廊大约三条街，葛莉娜跟我说，一、两年前该画廊曾经举办札哈洛夫的特展。雅科夫陪我走一程。他非常擅长听人说话。猫咪多半如此。暹罗猫是个例外，那些小混蛋真是聒噪。我当然也有真正的哥儿们。但是从各方面而言，跟猫咪相处容易多了。他要的只是一小碟鱼汤，还有偶尔搔搔他的头。我要的是一种幻觉，在我的幻想中，一只被培养以食物换取感情的宠物，有办法理解我动荡不安的心灵。

等我走到特波洛夫画廊，雅科夫已经跑去探勘一个大型垃圾箱。画廊的门把望似一个银澄澄的括号。大理石玄关仿效沙皇的夏宫，但是成效不佳。每一幅画作悬挂之处都不超过视线的高度，但是天花板却非常高耸，仿佛升向低气流层。连馆中的空气闻起来都像是进口自生活质量优良的国家。

售票处后方站着一个跟湿透了的贵宾犬一样瘦巴巴的男人，他穿了一件方形花格布的衬衫，浅色的金发梳成一条马尾辫，除非是预留给接受化疗的病患，否则这条马尾辫应当立即被截断，埋入一个无名的坟墓，从此永不提及。文青型男和俗媚的混蛋仅是一线之隔。这人看来即将落入俗媚的深渊。

几枚卢布在售票处前方的地上闪闪发光，它们仅是铜板、还是某种装置艺术？现代艺术害得外行人搞不清虚实。

我走向柜台。室内的温度调得跟冷冻库一样。一对夫妻档观光客翻阅一本跟空心砖一样厚的“孤独星球”旅游指南。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最能赢得陌生人的欢心，于是我大摇大摆走过去，语带戏谑地说：“长发公主、长发公主，请放下你的金发！”

“你说什么？”售票员问。

“我想请你帮个小忙。”我边说、边懒洋洋地靠向柜台。“不久之前，你们这里有个画家的特展。我想请问一下策展人的电话。她住在德国。”

“你他妈的滚开。”

“我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我还不能走，麻烦你把她的电话号给我，谢谢。”

若是毕生饱受温情的滋润，我说不定承受得了他干涩沉闷的目光，也不至于畏缩退却。我还来不及讲出一番更具说服力的道理，一个一脸严峻、有如半兽人的警卫已经恶狠狠地看着我，我们两人的细胞肯定像是同极相斥的磁铁，因为他朝着我前进一步，我就不自主地朝着门口退后一步。那个画廊简直像是监狱的健身房，哪是什么高雅文化。

大门猛然在我身后关上。你若遭到拒绝，即使是自找的，感觉依然像是对方不管三七二十一断然回绝，这就是问题所在。我跟雅科夫如是说。他原本高踞在一辆黄色的雪铁龙汽车车顶，这会儿一跃而下，蹦蹦跳跳跑向我，砂纸般的小鼻子在我鞋子上蹭来蹭去。穷光蛋只能借由生活中的小确幸抚慰心灵。雅科夫的鼻子在我鞋上磨蹭，心满意足地呜呜叫，暖烘烘的鼻息飘过我的裤管，这些算是小确幸吗？你也只能尽量争取生活中的欢愉。

我应该去上课，但我这学期还没上过一堂课，可不想让教授因为我的出席而感到困惑。如果我把设法延毕的精力用来读书，我现在说不定已经拿了诺贝尔奖。我已经变成那种你在书上读过的囚犯，囚犯被关了好久，一有机会获释，甚至试着再闯入。神智清楚的人哪会想要毕业？

雅科夫跟着我过马路，走过八条街，时值正午，所经之处静悄悄，无聊极了。

一个眼神空洞的男人仔细研究塑胶玻璃框里电车时刻表，但是他想去的地方，显然没有地图指引得了。

很久不曾露出笑脸的老太太们排队站在邮局门外，好像一个个书记大臣。她们盛夏之时也一身厚重的大衣，绝不轻信官方发布的任何消息，甚至连日历也不例外。

正前方有个跟尖头高跟鞋一样纤瘦的超级名模紧盯着我，她说不定伙同其他衣着时髦的老千行骗，就像电影《瞒天过海》那群潇洒的骗徒。她会上下打量我，看出我正扮演乔治·库隆尼的角色，当乔治·库隆尼忙着公益活动而分神，全体人员都会为我这个矮脚的替补角色打气。我们会把一个迪拜的酋长大公洗劫一空。我会把我那一份捐给饥饿的孤儿，因为我行窃并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追求刺激。她会甩掉乔治·库隆尼，我们会从此快快乐乐地住在一个荒凉美丽的马来西亚海滩上，每天啜饮迈泰鸡尾酒当作早餐，永远也不厌倦。电影结束，播放片尾字幕。

“你的拉链没拉。”她边说边走过我身边。

耐性——我提醒自己——乃为维系生命的确切之策。

回家之后，我从泡泡棉里挖出那幅油画。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我头一次拆封。画布本身跟一张笔记纸差不多大。这就是科里亚丧生之处。我几个礼拜前就已知晓，但是亲眼一看，我依然打个冷颤。我把油画搁在架上两个酸黄瓜罐之间，罐里藏放着我爸妈的骨灰。相当阴郁，是吗？但是家庭团聚通常就是如此。我二十八岁，当个孤儿嫌太老，但是当个卡卢金家族唯一幸存的成员又嫌太小。老天爷啊，大家说不定期望我传宗接代。这么多人对一个几乎一无所有的人做出这么多要求，简直是前所未闻。

我妈妈的骨灰罐后面挂着那张黑海明信片。多年以来，我始终跟她说我会把她的骨灰撒在黑海。

这个局面令我抓狂，我决定打电话给葛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