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生——岗位三（1/2）

终于到了这一刻，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想当哪种医生了。我指的不是科室层面，比如说选择泌尿外科还是神经科，而是选择什么样的行医风格。在接受职业训练的过程中，你的个人风格会逐渐清晰，几年时间里，你会养成一套习惯性态度，在之后的主任生涯中将永远用这副态度来对待病人。你是个满脸笑容、充满魅力并且积极向上的医生，还是很稳重、沉默寡言、倾向于用医学数据说话？我估计在警察学院里，毕业生也是这样决定他们未来要当好警察还是坏警察的（或者种族歧视的警察）。

至于我本人呢，选择的是一种“直击要害”的风格：少说废话，不窃窃私语随便八卦，直面手里的问题，同时说话带点儿讽刺挖苦。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我本人个性如此，也不太会逢场作戏；第二，这么做能帮你节省大量时间，计算一下，假如面对每个病人，你都要花至少5分钟和他们谈论天气、工作、最近的旅行，那他妈得浪费多少时间。这么做可能会让你显得有点儿距离感，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坏事。过于热情的话，病人就会在脸书上加你好友，或者向你咨询他们家地下室应该粉刷成什么颜色。这些真的有必要吗？

传统的医学教育告诉医生，病人喜欢听开放式问题（“跟我说说你的顾虑……”）；喜欢医生提供给他们一系列选择——从保守治疗到服用药物，再到做手术，这样就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有选择的空间。我们都喜欢听类似“选择”这样的字眼——毕竟，所有人都希望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但你有没有在吃自助餐排队时，发现主厨准备了不只一道主菜？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会犹豫不决，不停变换主意，或者找朋友商量对策。今天的鳕鱼好吃吗？牧羊人馅饼做得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与此同时，好不容易拿到的薯条已经变凉，不能吃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忍痛割爱，干脆放弃选择的空间。

尤其是在产房里，我发现当医生只给病人提供一种治疗方案时，病人反而会对医生更有信心，这对产科医生非常重要——只有病人毫无保留地把她自己和她孩子的生命托付给你时，她才能在生产过程中保持镇定。出门诊时同样如此，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我没有给病人提供一大堆没用的选择以满足他们“决定自我命运”的欲望，反而救了他们的命。我的做法是只给他们提供我本人的职业建议，采不采用是他们自己的事。假如我是病人，就希望医生能这样对我，这和修车是一个道理，把车拖到修车厂，你肯定希望工人只给你提供一个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不容置疑，简单直接的行医风格会让你成为一位不那么“和善”的医生。被信任当然比被喜爱重要得多，但话又说回来了，两者兼得也不是坏事，所以在一家大型医学院附属医院担任主治医生期间的第三个岗位时，我决定换种新的行医风格。这样做其实并不完全是自发的，我得承认——因为有人把我给告了。倒不是因为我的医术有问题，而是病人对我出门诊时的态度不满意。这件事彻底敲醒了我，我决定：不管付出怎样的努力，也坚决不能再惹上类似的麻烦了，假如病人希望我像理发师傅一样和他拉家常，或者希望我满脸堆笑，没问题，我会照做的。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突然接到了两年前就职医院的一封信，信里通知说，一位我经手过的病人对我提出了医疗过失诉讼。这件事真是冤枉——剖腹产过程中，膀胱受伤的概率为千分之五，术前我们已经提示了相关风险，她也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了。从医术层面说，我本人在手术中导致病人膀胱受伤的概率肯定低于平均值，因为这件事在我身上只发生过这么一回，而我做过的剖腹产手术绝对不只200例。事情发生后我确实很沮丧，但也知道自己已经尽力做好了善后：我第一时间就发现事情不对头，立刻让泌尿科医生进行了修复，虽然对病人来说这绝对是件坏事，但最后，她无非是晚回家了几天。我当时觉得自己的处理方式也很合适：不断向她道歉，很诚实，也很恭敬，而且绝对发自肺腑。对医生来说，虽然手术前你会不断告知病人术后可能产生的并发症，但内心里，我们当然都希望这些情况不要发生。不要伤害其他人——难道这不是医生职业准则的底线吗？可有的时候，你就是会遇见倒霉事，这回轮到了我头上。

但是，病人雇的那三位以“不赢不赚”为准则的律师可不这么觉得，姑且把他们称为傻逼一号、傻逼二号和傻逼三号。他们敷衍了事地读了一遍法律条文，然后本着“冲对方乱发大招然后看他会不会反抗”的法律精神，断言我存在过失行为，他们说我在手术中的表现完全有失水准，我延长了原告的痛苦，耽误了她见到小婴儿的时间。

很不幸，我没办法反诉，否则会要求对方赔偿我花在翻找医学报告上的时间；赔偿花在和律师以及辩护机构开会上的时间；这件事还侵犯了我的私人情感关系——和h见面的时间本来已经寥寥无几，还要被这件事占去一大半；还有我买红牛的钱——彻夜不眠写报告的日子里，想在值晚班时不打瞌睡，功能饮料是唯一的办法。最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我痛苦难捱，焦虑和内疚让本来已经充满压力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被人指责工作失职时的那种屈辱感，以及害怕自己真的有所失职的那种恐惧感。面对病人，我一直要求自己用尽全力，假如只是对这点有所怀疑，都像是往我心里插了把刀。

病人肯定不知道她的举动会让我多么痛苦和无助。在她面前，律师肯定是捋捋胡子，装出一副关切的模样，跟她说值得赌一把，万一能获得不错的赔偿呢 (1) ——结果他说对了，医院和平时一样，申请了庭外和解。可能这不过是医疗服务日渐“美国化”的一种表现而已，以后，我们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医疗诉讼。又或者病人本身是那种开不得玩笑的人，恨不得把她接触过的人都告上法庭，比如没跟她说“早上好”的公交车司机，忘了给她上薯条的餐厅服务员，还会因为我把这一切写了出来再告我一次。无论整件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社会黑幕，当时我只知道，自己经历了主治医生时期最为惨烈的低潮期，甚至开始质问自己：既然连病人都和我对着干，我又何苦要进入这个行当呢？我很严肃地思考了辞职问题，要知道，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但最终还是决定坚持下去。我还很乐观地安慰自己：至少以后我会用尽全力，不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任何法律文书上。

“早上好呀！”亚当20版本阳光灿烂地冲病人打招呼，即便产前门诊里人潮汹涌。

“你丫想占便宜啊？”直到一位病人的丈夫如此气势汹汹地问道，我只好匆忙结束了自己的改过自新。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病人hj因为顺产失败，需要进行紧急剖腹产手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意外。收她入院时，她就给我展示了一份长达9页的生产计划书，而且全彩打印，每一页还都用塑料膜裱好了。计划书里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生产过程中全程用笔记本电脑播放鲸鱼的歌声（不过我不记得具体是多大岁数的哪种鲸鱼的歌声了，但她的计划书绝对细致到了这个地步），使用哪种精油进行按摩，详细介绍了她将使用的催眠法，还要求助产士用“波浪”这个词来隐晦地指代“宫缩”。但事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对我来说，制定生产计划就像有人跟你说他要“计划一下天气”或者“计划中个彩票”一样令人匪夷所思。在产科长达两个世纪的历史中，还没见过有谁能提前预知生产过程，然而在这位穿着连衣裙的母亲看来，一切似乎易如反掌。

不用说，hj的计划彻底玩儿完了。催眠疗法变成了吸氧，轻盈的呼吸也被无痛分娩针取代了。助产士幸灾乐祸地告诉我，病人丈夫试图调高鲸鱼打呼噜的音量时被吼了——“你他妈给我关上！”6个小时过去了，她的宫开一直保持在5厘米，用了催产素 (2) 也没有起色。“再等几个小时吧”，我们已经这样安慰过自己两遍了，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只好跟她解释说，没法儿顺产了，必须马上剖腹产，要不然胎儿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如我所料，她很难接受我的说法。“得了吧！”她说，“就没有另外的选项吗？”

这个病人想像网红博主那样生个完美的小孩儿，因此不愿意遵循天意，假如违背她的意愿，她就会把我告到病人咨询及法律责任服务中心 (3) ，我可不愿意再发生这种事情了。以前有个病人非要在生孩子的时候点上蜡烛，被拒绝后就把我给告了。“我不觉得这个要求很过分。”她写道。没错，即便她要求在氧气瓶旁边点燃明火。

hj看起来就是那种会“严词厉色写邮件控诉”的类型，为了掩护自己，我赶快通知主任来一趟，和她简单聊两句。很幸运，今天是卡多根先生值班——他这个人慈爱、有魅力，还很会安慰人，而且他特别爱笑，仅仅是这最后一点，就不断吸引着时髦女士入驻他所在的私立病房。很快他就说服hj动手术了，甚至不顾其他同事的窃窃私语、惊诧和嘲笑，提出他可以亲自执刀。科室里已经没人记得他上次免费给人接生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也许他今晚的高尔夫球约会因为下雨取消了，反正闲着也很无聊？

他告诉病人，自己会为她进行“自然剖腹产”手术——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新鲜概念。结果他只是调暗了手术室灯光，播上了古典音乐，还允许父母双方共同见证孩子慢慢从肚子里被拿出来的过程。这场手术看起来完全是在耍花招，而且作为白金套餐的一部分，这些服务都是要额外收费的，可hj却欣然接受了。一整天过去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看到她露出笑脸。等卡多根先生离开后，hj问助产士“自然剖腹产”进行得怎么样。“假如是这个人给我做手术，”助产士回答说，“我会要求他们把手术室里的灯调到最亮。”

2009年2月7日，星期六

给一位孕期29周 (4) 的病人做了台复杂的剖腹产手术，结果没赶上《悲惨世界》的上半场，于是完全不知道下半场在演什么。（而且没人觉得好人冉阿让和坏人沙威的名字，用法语念出来根本是一模一样吗？）

演出结束后，我和罗恩以及其他几个朋友一起去了酒吧，结果发现他们看了上半场，也他妈什么都不明白。

2009年2月8日，星期日

西蒙打来电话，说他昨天晚上和新女友大吵一架后割腕自杀，结果被送到医院缝了几针。他现在已经回到家，安然无恙，医院还给他安排了后续的精神科门诊。

他问我生不生气，我当然回答说不生气，但其实我气炸了——他居然真这么干了，干之前也没给我打个电话，要不然我能劝劝他的；我们俩已经通了这么长时间电话，这么点儿小要求不算过分吧？我同时也感到很内疚：看来我做得还很不够，要是能更有效地帮助他解决心理问题，或者预见到他会自杀而采取措施就好了。想到这一切，我又因为刚刚和他生气而感到更内疚了。

我们俩聊了大概一个小时，最后我提醒他说：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不用管时间合适不合适。可过去三年里，这样的对话我俩已经进行了无数遍了，我还记得西蒙第一次在脸书上求救的场景，这是不是意味着，自那之后他的心理问题压根儿没有任何缓解呢？

不过，我安慰自己说这么想可能是多虑了。没有谁能“治好”抑郁症，就像没法儿治好哮喘一样，你能做的只是对病情进行控制。我就是他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吸入器，这么长时间没出意外，就足够庆幸了。

2009年2月17日，星期二

紧急情况警报铃响了，这种情况下，人很难保持镇静。医院里像平常一样人头攒动，再加上到处都是灰尘和碎石，弄得大家更紧张了。假如是在演《急诊室的故事》，这时应该有辆救护车破墙而入，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起因是有位助产士把应急电源线拉得太紧了，导致天花板掉下来了一大块。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很遗憾，医生的儿童保护职责 (5) 里不包括阻止父母给新生儿起倒霉名字这一项内容。今天早上我接生了个孩子，父母给他起名叫sayton——发音是“撒但”，和那个地下世界的大魔王一样。这个孩子能顺利活过小学吗？尽管抱着这样的怀疑，我们还是兴高采烈地把他送出了医院。（有没有可能他正是大魔头本尊，我本该直接把他塞回去的？）

午饭后，我和同事卡蒂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原因是她说自己接生了一名叫lesanya的婴儿——发音是“sagne”，没错，“意大利面”，还说这个名字比撒但糟糕多了。我俩经常在一起比赛谁遇到的故事更荒谬，就像在玩儿顶级王牌一样——这就是妇产科的常态。

她说她曾经接生过一名叫克莱夫的女孩儿，但我指出，我们已经见过迈克尔王妃了，男女名混用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时同事奥利弗插嘴说，在他老家冰岛，新生儿的名字必须从固定名单里选取，否则就不合法。这个主意听起来真不赖。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能从产房按时下班不是件容易事，但今天我做到了，因为我约了祖母在特丁顿吃晚餐，我们俩约了好久，这次终于成行了。吃过开胃菜后，她身体前倾，舔了舔手指，然后从我脸颊上擦去一小块食物痕迹。她擦完后再准备舔舔手指时，我突然意识到那可能是病人的阴道血。但我最终还是没说什么。

2009年3月7日，星期六

“亚当医生！是你帮我接生的！”塞恩斯伯里超市奶酪柜台的一位女士看到我后尖叫了起来。但我一点儿也想不起她来了，不过应该是跟我认识——毕竟她喊出的名字和职业都是正确的。因为完全记不起来她的孩子是男是女了，我只好询问了几句“小家伙”的近况，她告诉我说他还不错，接着不合时宜地和我提起了我在病房里讲的那些和阴道有关的笑话。哎，我是如何落到了此种田地，假如好市多超市周四晚8点后还继续营业该有多好。而且，因为完全想不起她来了，我还觉得很内疚。但我马上意识到，对于她来说，那可能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而对我来说，她可能不过是那天的第六位产妇而已。如此可以一窥明星的生活，设想一下，演唱会后，一名疯狂粉丝追上来问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跟他打过一次招呼，那感觉肯定挺崩溃的。

“我把这个算成切达奶酪。”她一边称我买的山羊奶酪，一边低声说道——这样就能省不少钱。这可能是我当医生之后得到的最大回馈了，我不禁冲她微笑起来。

“那可不是切达奶酪，露丝。”主管踱过身边时大声提醒道。哎，我的额外奖励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2009年3月30日，星期一

刚给一位母亲做完超声检查，还没来得及把超声耦合剂从她肚皮上擦干，父亲就问我能不能从另外的角度再给胎儿拍张照，否则“这张照片实在没法儿放到脸书上去”。我的眉毛拧成一团，哎，这些终其一生痴迷于在网络上寻找他人认同的怪胎啊！不过再看一眼照片，我就理解了他的意思：胎儿看起来非常像是在自慰。

2009年4月3日，星期五

和罗恩在酒吧里小聚了一下，一直在聊他的工作——他决定“是时候该动一动了”。有时候我也会幻想自己“动一动”的可能性，但作为医生，在这个国家里不论动到哪里去，都是给同一个老板打工，所以跳槽这个概念对我们似乎不太适用。罗恩建议我和他的职业顾问聊一聊，说我一定有能够转移应用到其他岗位上的技能。

非医疗领域的朋友常这么说，但我本人并不买账。大家都觉得医生是问题解决专家，能将一系列复杂症状总结判断为单一的诊断结论。可现实情况是，比起豪斯医生，我们其实更像尼克医生。我们只能识别出一小部分特殊的身体问题，这种能力也不过是基于之前看病的经验，总结出了某种规律罢了。就像两岁小孩儿能指着玩具说“猫”和“鸭子”一样，你试试让他辨识煤渣砖块和躺椅，看看是什么结果？假如娜圣莎集团聘我当管理顾问，拯救即将失败的产品线，我很怀疑自己能支撑多久。

“换个工作，你现在的年收入肯定已经六位数了。”罗恩一边说，一边把职业顾问的联系方式发给了我。我跟他说自己肯定会试一试，但心里知道这是假话。如果她问我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听了我的答案后，她还会想帮我吗？毕竟我只会两件事：从阴道里取出婴儿或者健达奇趣蛋。

2009年4月6日，星期一

全副武装准备进行剖腹产手术——孕妇胎盘前置 (6) ，虽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手术室里的每个人都很安静，全神贯注于手术，生怕有什么意外——除了孩子的爸爸，他好像打定主意，要同我开低俗的玩笑。

“哇哦，幸亏那地儿平时有皮肤遮着。”“干这行肯定让你对女人提不起兴趣了，医生。”还有些关于婴儿阴茎和脐带的老套笑话。我觉得他大概是很紧张，可他也太招人烦了，让我没法儿集中注意力，他说的那些无聊笑话甚至不会入选你在海边度假时买的那种低俗明信片。对于他的絮叨，我只是哼哼哈哈地应付过去，强忍着不对他说“做手术需要集中注意力，让我先把孩子给弄出来。你开闸泄洪让孩子妈怀疑的时候，我可没在你旁边一刻不停地妙语连珠”。

他丝毫没意识到我的反感。“最好出来的不是个小黑孩儿，对吧？你接生过和父母肤色不一样的婴儿吗？”

“蓝色算么？”我反问道。他立刻闭嘴了。

2009年4月17日，星期五

病人js今年22岁，因为剧烈腹痛到急诊就诊。急诊科医生告诉我她的孕检呈阴性，外科医生也检查过了，一致认为可能是妇科问题。我接诊后对她进行了检查。她看起来状态不错——心率有点儿快，肚子有点儿软，但可以很轻松地行走和交谈。接收她住院太小题大做了，可直接让她回家又有点儿于心不忍。假如现在是白班时间，我会让她去做超声检查，确定器官是否没有大碍。可现在是周六晚上，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在岗人员少得像一具骷髅。说实话，这么比喻算是委屈骷髅了，今晚的情况更像是考古学家在挖掘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骨时发现了一根锁骨和一个大拇指关节，然后就试图还原当时人类的样貌。

这种情况下，医生通常会屈服于道德焦虑感，接收病人住院，并让她第二天一早就去做超声检查。浪费病人一晚的时间，总好过万一诊断错误，搭上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过这样做会浪费医院的床位，记住，床位一晚的价值高达400英镑。假如让超声科医生也值晚班的话，这笔钱就能省下了，可我又算是哪根葱，胆敢指挥医院如何更合理地花钱？尤其是现在，医院为了省钱，已经把医生值班室里的床铺给取消了。（也许这样就能省掉每周或者每半个月更换亚麻床单的费用了？或许他们觉得医院里士气有些过于高涨了？害怕假如医生能有地方睡觉，他们就会更警觉，更忘我地投入工作？）

不过我们妇产科的情况还算凑合，因为妊娠早期评估科室的姐妹可怜我们，她瞅了瞅我们身上的担子，然后偷偷配了备用钥匙，让我们需要的时候就到她科室去睡一会儿。在医院里，这是如此了不起、如此罕见的善举，我的同事芙勒拿到钥匙时甚至哭出了声，随后立即上网查询这种举动是否符合授予大英勋章的标准。那是张带箍筋的床，但是乞丐还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假如有人给我张床，正上方用阴毛悬挂着一架巨大的钢琴，为了能闭会儿眼，我都愿意接受。

我突然想到，就是那张床，旁边还摆着一台没用的超声机。我检查了一下js是否还能正常行走，然后就带她上楼了——假如检查后一切正常，她就能回家了，而我甚至不会因为给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省了400英镑而在他们面前邀功请赏。

回想起来，我本该提前告诉急诊科的姐妹们我把她们的病人带走了。当时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搬出某项条例来阻止我，其实她们都忙得四脚朝天，压根儿没时间管我。我也该找个护工推轮椅带她上楼的。不过和急诊科医生犯的错误相比，我的这些错误简直不值一提。当时那个医生告诉我病人“孕检呈阴性”，也许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我根本没给她做孕检”。

等我们登上令人绝望的楼梯，来到我楼上的临时卧室并看到那台随时待命的超声机时，js看起来已经很憔悴了，还气喘吁吁的。腹部超声检查表明她已经异位妊娠破裂，肚子里全都是血。此时此刻她应该待在一堆救命仪器旁边的，可她却和我跑到了医院僻静无人的角落，像两个偷偷溜出学校找地方亲热的小青年一样。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打了半个小时求助电话后，她终于被送进了手术室。输了几袋血后，js的状况好多了，但医生不得不切除了她的一根输卵管，不过并不会影响她今后的正常生活。我已经不知道该对整件事作何评价了。

2009年4月26日，星期日

被急诊叫去查看一位病人。根据病例，她今年35岁，在一家按摩店上班，不过很显然她的工作内容并不涉及太多按摩——至少不是用手按摩。她告诉医生说自己阴道里有异物。因为病房里事情很多，我也没再多问，让她把腿抬高，打开手术灯，插入扩阴器，看到异物，抓住它，然后取了出来。令人震惊的是，那个东西的气味太难闻了，简直超越了语言可以形容的范畴——怎么说呢，不仅仅是让我觉得反胃，陪在一旁的女护士干脆直接被熏了出去。就好像这家医院里所有的鲜花都同时凋零了。我真不想问，可又必须搞清楚罪魁祸首。

简单来说，那东西是消防员山姆沐浴海绵的海绵头。当然了，完整版的真相是这样的：几个月前，她突然发现自己“每个月的那几天”因为无法工作而严重影响了收入，所以用斩首消防员山姆的方式给自己做了个临时经期阻隔器。天知道她是怎么跟孩子们解释山姆脑袋不见了这件事的——或者他们压根儿没发现？发现了也不敢问，怕自己会成为下一个上断头台的人？这个自制工具很有效地吸收了上面排出的经血，与此同时也有效吸收了从下方射入的液体。很可惜，山姆的弹性阻隔器上没有线绳，没法儿拽出来更换或者清洗，不过经过了三个月来自客户们的重击，此刻它已经扁得像是德国炸肉排了。

要说这个气味完全无法形容也不太准确——它就是三个月的经血，混合了阴道分泌物，以及形形色色上百个男人的恶臭精液的气味。我一边开抗生素一边嘱咐她，以后再也没必要随便斩首沐浴海绵了，用口服避孕药的传统方式同样可以中止例假。把那个东西装起来送去做微生物实验时我故意没填上面的标签——还是把这个难题留给急诊科医生吧。

2009年5月4日，星期一

又是一天，又是一件接一件的紧急情况。去给一个出现了不良胎心率迹象的胎儿做吸引器接生，刚准备把这个小混球用戴森给吸出来，他的心率迹象又恢复了正常，于是我摘掉手套，交给助产士继续进行正常接生。与此同时我在产房后面踱着步，监视着心率迹象，以防出现意外。还好一切正常，很快孩子的脑袋就出来了。

和绝大多数情况一样，孩子的父亲对于生孩子一窍不通，这是他们夫妻俩的第一个小孩儿。他在旁边“哇哦”“哇噻”着，同时兴奋地鼓励着孩子母亲。这时助产士告诉母亲不用再使劲儿了，此刻要开始大口喘气，这样她就能缓慢地把孩子的脑袋托出来，避免造成太大程度的阴道撕裂。一切正井然有序地进行着，孩子父亲突然尖叫起来：“我的天呐，他的脸呢？！”可以想象，母亲也尖叫起来，孩子的脑袋于是毫无控制地被一下射了出来，她的会阴也像爆炸了一样撕裂开了。我跟他们解释道：孩子出生时一般是脸朝下的 (7) ，他们孩子的脸一点儿问题都没有（虽然比预计中红胀了一点儿）。我又戴上了手套，无奈地准备好了缝合工具。

2009年5月5日，星期二

产前门诊的病人要求在毫无不良征兆的情况下预定剖腹产手术，我只好对她解释：我们科室不允许病人主动选择剖腹产，想剖，就要满足某些医学前提，因为这毕竟是个大型外科手术，有大出血、感染、出现麻醉问题等各种风险。她的论点在于，她不想经历漫长痛苦的生产过程，与其最后出现意外不得不手术，还不如一开始就选择剖。我其实很同意她的观点——计划性剖腹产比紧急剖腹产安全得多，甚至比器械辅助性生产安全系数还高——但此刻代表医院，我没法儿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然而她还在努力说服我。“要细偶太凡西，不想记几用类呢？”她拖着长调、操着浓重的口音说道，最终我破译了这句话——“要是我太高端，不想自己用力呢？”哎，拒绝她未免有些太不近人情了，尤其是三分之一的妇产科医生现在都同意赋予病人自主选择剖腹产的权利，说“不”的话，对她未免太不公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