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6个月过去了（1/2）

“爸爸，您什么时候回家？”

为了回避问题，每次我都会在电话里告诉加布里埃拉和拉斐拉，我没法给她们一个确定的日期。我在美国的“工作”要花费的时间比我预计的要长。但等到10月初的时候，我就可以回答她们说我很快就会回来，而且我们可以一起过圣诞节。然而，我错了，大错特错。

事实上，彭波尼进行了反抗。他拒绝认罪。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法官批准了他的保释申请，所以他能够从容地准备他的辩护。而且，如果检察官说的是真的，我已经认罪，彭波尼并没有，或者说他几乎没有谈判筹码，那么他很有可能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这对一个上了年纪且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的人来说，几乎等同于死刑！所以他费尽心思地拖延诉讼程序。这些我都明白。

但是，他的司法策略对我的命运有很大的影响。只要彭波尼没有被压力击倒，检察官就不希望我接受审判。他们的逻辑是，如果彭波尼最终走了诉讼程序，他们当然希望我出庭做证指认他，因此他们必须“看紧”我，尤其不能让我回到法国。尽管我尝试找我的律师帮忙，看看有没有其他选择，但这个环环相扣的计谋实在太狠毒。

“如果我拒绝呢？我仍然有权在认罪3个月后接受审判，对吧？”

“当然，这由你来决定。但如果你坚持按照这个日期开庭审理，那么检察官会在庭审中‘针对’你，并且请求判你10年监禁，而不是6个月！”

“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申请保释，回新加坡候审，然后等着检察官确定一个合适的审判日期？”

“检察官不会让你回新加坡。你获得保释后必须留在美国。”

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什么都掌控不了，而这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月，完全取决于彭波尼的决定。同一幕再次上演：我怒不可遏，却无可奈何。我不得不接受推迟我审判日期的决定。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克拉拉的时候，她当时就崩溃了。但好在他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来美国，我们全家可以在一起度过15天的假期时光。于是她又开始找房子，方便我保释后有落脚的地方。

两天后，斯坦来怀亚特看守所看我。他一进来，我就注意到他满脸怒气。

“我有个特别糟糕的消息。检察官除了推迟你的审判时间外，还拒绝了你的保释申请。”

“什么？你明明和诺维克达成了6个月刑期的协议。”

“我也很愤怒。这不符合我们的惯常做法，在康涅狄格州，这种口头协议通常是律师和检察官之间信任关系的基础。”

“但我不在乎康涅狄格州的惯常做法是什么，或者通常不让做什么，斯坦！”

“我明白诺维克的意思，这些命令来自华盛顿，是由卡恩下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