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爆料（1/2）

那是2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华尔街日报》位于曼哈顿中城的新闻编辑部，我正坐在自己乱糟糟的办公桌前，想寻找和发掘一个新的故事。我最近刚完成一个耗时一年的医保诈骗调查，不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即使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了十六年，我仍然没有精通一件事情：从一个调查项目迅速而高效地转移到下一个任务的艺术。

我的电话铃响了。来电的是“病理学博客”的亚当。八个月前，我曾找他帮过忙，试着去看懂复杂的实验室账单，用于我在医保系列中的一篇报道。 他耐心地向我解释特定的账单项目对应的实验室流程是怎么样的，后来我用这些知识曝光了一家大型癌症诊疗中心的骗局。

亚当告诉我，他偶然发现了一个可能是个大新闻的事。人们经常给记者爆各种料。十次有九次不会有什么实质内容，但我总是花时间听他们说。世事难料。而且，在这个特别的时候，我正像狗一样在寻觅骨头。我需要一根新的骨头来细细咀嚼。

亚当问我，是否读过《纽约客》最近的一篇特稿，写的是一位名叫伊丽莎白·霍姆斯的硅谷奇才和她的公司，希拉洛斯。我确实读过。我订了《纽约客》，经常在上下班的地铁上阅读它。

既然他现在提到了这篇文章，我在读它的时候已经发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其中之一，是没有任何经同行评议的数据支撑该公司的在科学上的说法。过去的十年中，我大部分时间花在报道与医疗健康事务相关的事情，无法想象医学上如此重大的进步没有经过同行的审阅。我也对霍姆斯就她的秘密血液检测设备如何工作所做的简短描述感到惊讶： “执行一项化学过程，由此发生一个化学反应，从化学物与样本的互动中产生一个信号，将其翻译为检测结果，然后由经过认证的实验室人员审核。”

那些话听上去像一个高中化学的学生讲的话，而不是一个高深的实验室科学家。《纽约客》的作者称这一描述“模糊得可笑”。

当我停下来仔细考虑，发现很难相信，只上过两个学期化学工程课程的一名大学辍学生能够成为前沿科技的先锋。 当然，马克·扎克伯格10岁的时候就在父亲的计算机上学会了编程，但医学不一样：那不是你在家里的地下室就能自学的。你需要多年的正规训练，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才能找到价值所在。 许多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都是60多岁，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成就到那时才能获得认可。

亚当说，对于《纽约客》的这篇文章，他有类似的感觉，他在博客上发表帖子质疑之后，有一群人联系了他。对他们的身份，尤其是与希拉洛斯的关系，他秘而不宣，但说他们拥有这家公司的信息，我也许想听。他说可以与他们联系，看看他们是否愿意与我谈谈。

同时，我对希拉洛斯作了一些初步了解，无意中发现了《华尔街日报》社论版十七个月前的文章。文章发表的时候我并没读过。这增添了一点有趣的波折，我暗自想：我的报纸在霍姆斯的流星般崛起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了第一家发表她所谓成就的主流媒体机构。这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我并不是很担心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和新闻版同仁之间有一堵防火墙。如果我真的在霍姆斯的橱柜中发现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也不会是这家报纸的两方第一次自相矛盾。

第一次谈话的两个星期后，亚当帮我联系上了理查德·富兹、乔·富兹、菲丽丝·加德纳和罗谢尔·吉本斯。听说富兹一家跟希拉洛斯惹上了官司，我一开始感到很失望。即使他们坚持遭到了错误的指控，但官司给了他们报复的理由，令他们无法成为信息来源。

但当我听到他们与希拉洛斯刚刚离职的实验室主管有过对话，而且此人声称公司存在若干错误做法，我的耳朵便竖了起来。我还发现，伊恩·吉本斯的故事令人同情，罗谢尔所说伊恩多次坦承希拉洛斯的技术不管用，此事尤其值得探究。在法庭上，这类事情会被当作道听途说而不予采信，但它的可信赖程度足以开展进一步考察。不过，要让此事有所进展，下一步我要做的事情非常明确：我需要与艾伦·比姆对话。

头几次拨打艾伦的电话号码，我得到的反馈都是进入语音信箱。我没有留下信息，相反，决定只是继续尝试联系他。2015年2月26日，那个星期四的下午，一个带着我不确定是哪里口音的声音终于接听了电话。在确认他真的是艾伦之后，我做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知道他刚刚抱着对公司运营方式的担忧离开了希拉洛斯。

我可以感觉到他非常紧张，但他似乎也想吐露心事，卸下负担。他告诉我，他可以跟我对话，但我必须承诺为他的身份保密。希拉洛斯的律师一直在骚扰他，他很确定，如果公司知道他跟记者谈过，一定会起诉他。我同意他保持匿名。那不是个很难的决定。没有他，我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二手来源和知情的推测。如果他不肯说，这个故事就不存在了。

随着我们对话的基本规则得以建立，艾伦放下戒备，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的第一件事情是，伊恩告诉罗谢尔的事情是真的：希拉洛斯的设备不管用。它们被叫作爱迪生，很容易出错。它们一直无法通过质量控制检查。而且，希拉洛斯只用它们做一小部分检测。它的大部分检测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用设备上运行，并且稀释血液样本。

我花了一点时间来理解稀释这件事情。他们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什么那么做是错误的？我问道。艾伦解释，那只是为了弥补爱迪生设备的缺陷，它只能做某种被称为免疫测定的检测。希拉洛斯不想让人们知道其技术有限，所以它设计了一种方法，以便在传统设备上运行小剂量的指尖采血样本。这涉及稀释指尖采血样本，让他们的剂量加大。问题在于，他说，当你稀释了那些样本以后，被分析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被降低到传统设备不再能准确测量的水平。

他说他曾试图推迟希拉洛斯在沃尔格林的门店中启动血液检测服务，警告霍姆斯实验室的钠和钾的检测结果完全不可信赖。按照希拉洛斯的检测，完全健康的人血液中的钾含量水平会爆表。他用“疯狂”一词来形容那些检测结果。当艾伦提到某种叫作能力验证的事时，我很难让自己理解他揭露的这些情况。他非常肯定希拉洛斯违反联邦能力验证的规定。他甚至向我提到联邦监管规则的相关部分：cfr第42章，493条。我在笔记本上把它写下来，告诉自己随后再去查阅。

艾伦还说，霍姆斯虔诚地相信要革新血液检测，但她在科学和医学方面的知识基础很贫乏，这证实了我的直觉。他说她并不是那个每天管理希拉洛斯的人。一个叫作桑尼·巴尔瓦尼的男人才是。艾伦谈及桑尼完全不加掩饰：他是一个通过恐吓进行管理的虚伪的土霸王。然后，他放出又一个重磅炸弹：霍姆斯和巴尔瓦尼曾经有过恋情。我读过《纽约客》和《财富》上的文章，浏览过希拉洛斯公司的网站，知道巴尔瓦尼是公司总裁、首席运营官。如果艾伦说的是真的，这又是一重扭曲：硅谷的第一位女性亿万富翁、科技企业创始人，与她的第二号管理层睡过觉，而此人比她大了将近20岁。

这是一种粗糙的公司治理方式，但毕竟它还是一家私人公司。在硅谷的私人创业世界中，没有什么规则禁止那一类的事情。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霍姆斯似乎向她的董事会隐瞒了这层关系。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让《纽约客》将她刻画成单身，而亨利·基辛格告诉这家杂志，他和妻子试图为她安排约会呢？如果霍姆斯没有直接向董事会坦白她与巴尔瓦尼的关系，那么她还有什么原因想要保密呢？

艾伦说，有很多次，他当面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向伊丽莎白和巴尔瓦尼提出对能力验证检测和希拉洛斯的检测结果可靠性的担忧。但巴尔瓦尼总是要么断然回绝，要么搪塞过去，在邮件往来时肯定复制一份给希拉洛斯的律师，写上“注意律师–客户的保密义务”。

艾伦身为实验室主管，希拉洛斯的clia执照上登记的是他的姓名，他担心如果政府进行调查，自己可能承担个人责任。为了保护自己，他将数十封与巴尔瓦尼往来的电子邮件转发到私人电子邮箱。但希拉洛斯发现此事，威胁要起诉他违反保密协议。

除了可能面对的个人责任，让他更加困扰的是患者可能承受的潜在伤害。他描述了错误的血液检测结果可能导致的两种噩梦般的场景。一个错误的阳性结果可能导致患者去做不必要的医疗检查。但一个错误的阴性结果会更加糟糕：一名情况严重的患者不去做诊断，可能导致死亡。

我挂上电话，感受到熟悉的冲动，那是每次大型报道获得突破时才有的，我得提醒自己，这只是一个漫长征程的第一步。还有许多东西要去掌握，而最重要的是，报道需要得到确证。如果只有一个匿名来源，报纸绝不会接受，不管那来源有多么好。

第二次与艾伦对话的时候，我正站在布鲁克林的展望公园（prospect park），尽力让自己保持暖和，同时看管我的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11岁，他们正在与一个朋友嬉戏。 那是2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日后这个月份将作为纽约城八十一年来最冷的2月而载入史册。

第一次对话后，我曾发短信给艾伦，询问他是否能想起可以证实他说的事情的前同事。他发了几个名字过来，我和其中的两位取得了联系。两人都极度紧张，只同意按照深层背景信息来源 [1] 进行交谈。其中一位是希拉洛斯的前cls，她不愿意说太多，但她说的东西给了我信心，说明我是找对了方向：她告诉我，自己一直对公司所发生的事情非常困扰，并且担忧患者的安全。她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不想看到自己的名字继续出现在检测结果上。另一个人是实验室的前任技术监督，说希拉洛斯是运作在一种秘密和恐惧的文化之下。

我告诉艾伦，感觉自己开始有所进展，听到这个他似乎很高兴。我问他，是否还保留着转发到自己gail个人邮箱的电子邮件。他回复说为了遵守公司迫使他签的宣誓书，律师让他删除了这些邮件，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沉了下去。对于这类故事，文件证据是黄金标准。我的工作会变得困难许多。我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失望。

我们的对话转向能力验证。艾伦解释了希拉洛斯如何操纵它，他告诉我希拉洛斯使用哪些商用分析仪来进行大部分血液检测。两种都是西门子制造的，证实了菲丽丝·加德纳的丈夫安德鲁·佩尔曼在航班上听到西门子销售代表所说的话。他还披露了其他我们第一次谈话中没有说过的事情：希拉洛斯的实验室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放置商用分析仪，另一个放爱迪生设备。一位州巡视员有一次检查实验室，给她看到的只是有商业分析仪的部分。艾伦觉得她是受骗了。

他还提到，希拉洛斯正在研制新一代的设备，其代号为“4s”，据称将替代爱迪生，可以做范围广泛得多的检测，但它根本不管用，从未部署在实验室中。稀释指尖取血的样本，在西门子的机器上运行，原本是作为临时性解决方案，但由于4s遭到彻底失败，变成了永久性的做法。

一切开始变得清晰了：霍姆斯和她的公司过度承诺，当无法兑现承诺时，就想投机取巧。若是做个软件或智能手机的app，这种做法或许问题不大，但对于人们依靠其来做出重要医疗决策的产品，这样做就是泯灭良知。在第二次对话的最后，艾伦提到了我发现饶有意味的其他事情：前国务卿、希拉洛斯董事会成员乔治·舒尔茨有一个叫泰勒的孙子，他曾经在该公司工作过。艾伦不确定泰勒为什么离开，但他认为并不是那种友好的离开。我在iphone手机的记事本app上简略地写下这些事情，并且加上泰勒的名字，作为又一个潜在的信息来源。

随后的几个星期，我又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也遭遇到一些复杂情况。在试图证实艾伦说法的过程中，我联系了20多位希拉洛斯的在职和离职员工。许多人不回复我的电话和邮件。少数几个通过电话成功联系上的则告诉我，他们签了非常严格的保密协议，不想冒违反协议而遭到起诉的风险。

一位前实验室高层员工确实同意与我对话，但只能是在不公开记录（off the rerd）的前提下。这是一个重要的新闻工作区别：艾伦及其他两个前员工同意按深层背景信息来源与我对话，就是说我可以使用他们提供的信息，但必须对他们的身份保密。不公开记录意味着我不能使用其提供的任何信息。但这种对话仍然是有用的，因为该信息来源证实了许多艾伦告诉我的事情，帮助我坚定继续调查的信心。他用一个比喻总结了在这家公司发生的事情：“希拉洛斯的运作方式，就像是想要造一辆公共汽车，造的同时又在驾驶这辆公共汽车。会死人的。”

几天后，艾伦再度与我联系，带来了一些好消息。我让他打电话给他曾在秋天联系过的华盛顿那家代理揭发者的律师事务所，看看能否找回他曾发给该律所的与巴尔瓦尼的往来邮件。律所满足了他的请求。艾伦将这些邮件转发给我。那是关于能力验证的一系列邮件，共有十八封，发生在桑尼·巴尔瓦尼、丹尼尔·杨、马克·潘多里和艾伦之间。它们表明，巴尔瓦尼愤怒地指责艾伦和马克·潘多里在爱迪生设备上运行能力验证检测样本，不情愿地承认该设备“未能通过”验证。而且，无可置疑的是霍姆斯知道这个事件：绝大多数邮件都抄送给了她。

这是又一个进步，但很快紧接而来的是一个倒退。3月下旬，艾伦因为害怕而裹足不前。他还坚持所有告诉过我的事情，但不想再卷入进一步的报道。他无法承受更多的风险。他说，与我对话令他觉得心慌，无心于他的新工作。我试图让他改变主意，但他很坚决，所以我决定给他一点空间，希望他最终还会回心转意。

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我慢慢地转向其他战线。我想要一个中立的实验室专家，来评估希拉洛斯稀释样本的做法和它操纵能力验证检测的方式，为此我打电话给蒂莫西·哈米尔（tiothy haill），他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实验室医学系的副主任。蒂姆 [2] 向我证实，这两种做法都大有问题。他也解释了使用指尖针刺取血的缺陷。与从手臂上抽取的静脉血不同，毛细血管血会受到组织和细胞流体的污染，干扰检测，使得测量不那么准确。“如果你跟我说，他们是来自27世纪的时间旅行者，也不比说他们已经攻克了这个难题更让人惊讶。”他说。

在改变心意前，艾伦提到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护士卡尔曼·华盛顿（carton），她曾在沃尔格林拥有的一家诊所工作，投诉过希拉洛斯的血液检测。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寻找她的踪迹，最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她告诉我，她的三位患者收到的该公司的检测结果是有问题的。一个是16岁的女孩子，拿到的钾含量检测结果极高，表明她有心脏病发作的危险。卡尔曼说，考虑到她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体健康，这个检测结果毫无意义。其他两位患者得到的检测结果显示促甲状腺激素（tsh）的水平高得不正常。卡尔曼叫他们再度来到诊所，重新抽血。这一次，他们返回的检测结果低得不正常。从此以后，卡尔曼对希拉洛斯的指尖取血检测失去了信心。这些事件符合艾伦的说法。tsh是希拉洛斯在爱迪生设备上所做的免疫测定之一，并且没有通过能力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