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1/2）

1．郁闷的“副部长”

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升补礼部右侍郎，从虚职变为实职，成了清朝开国以来湘乡县出的第一个实职侍郎。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而关键的跃升，从此曾国藩就有了实权。

传统时代，人活着最大目的是什么？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四个字，升官发财。刚刚步入政治高层之际，曾国藩是十分兴奋的。他不无自负地在书信中对陈源兖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1)

如此顺利，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就是那些非常推重我的好朋友，也没有人敢做这样大胆的预期。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刚刚升为侍郎，曾国藩工作也更加卖力了。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家信中汇报自己初任礼部侍郎的工作情况：

二十五日午刻上任，属员共百余人……从前阁学虽兼部堂衔，实与部务毫不相干。今既为部堂，则事务较繁，每日须至署办事。八日一至圆明园奏事，谓之该班。间有急事，不待八日而即陈奏者，谓之加班。除衙门官事之外，又有应酬私事，日内甚忙冗，几于刻无暇晷。 (2)

也就是说，以前虽然兼礼部侍郎衔，但是完全不管部里的事。现在正式做了“副部长”，情况不同了。每天都要坐班，下属一共一百多人。每八天要去一次圆明园向皇帝汇报事务，叫作“该班”。如果有什么急事，不到八天就要去见皇帝，叫作“加班”。除了工作，私人应酬也多，所以这一段特别忙，几乎没有片刻闲暇。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我们从中抽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天，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初二日，看看身为侍郎的他一天所做之事：

［读书］：

未刻读《汉书·韩王信传》。申刻读《会典·宗人府》十四页。

［静坐］：

申正在坐曲肱枕坐三刻。

［办公］：

早入内，刑部值日。旋至部。午初到家，灯后清折底。

［课子］：

背经五页，讲鉴三条。

［对客］：

早自署归拜客三家。未初会二客。

［回信］：

回余菱香信，自写一片。 (3)

大抵是每天上午都要赴署办公，其他时间要课子读书见客应酬。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自己在礼部工作顺利，与同事们相处得很好：

现在衙门诸事，男俱已熟悉。各司官于男皆甚佩服，上下水乳俱融，同寅亦极协和。男虽终身在礼部衙门为国家办照例之事，不苟不懈尽就条理，亦所深愿也。 (4)

就是说，他已经很熟悉现在部门的工作了。下属官员也都很佩服他，所以同事关系处得不错。如果一辈子这样在礼部当官，平平顺顺、尽职尽责地为国家办事，他也很愿意。

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曾国藩仍“手不释卷”，只不过更注重实用了。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十分留意，按类别“分汇记录，凡十有八门”。据《曾国藩年谱》记载，“公每绾部务，悉取则例，博综详考，准以事理之宜。事至剖断无滞。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 (5) 。

湖湘学风是经世致用。因此曾国藩早就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虽然致力理学，但是他并没有被理学遮蔽全部视野。他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 (6) 。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中国传统学术本来只讲究义理考据和辞章，他又加上经济一门。他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 (7) 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理性，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 (8)

由此可见，刚刚升官后，曾国藩是雄心勃勃，想在国家大政中有所建树的。

但是，做了一段时间高级官员，曾国藩就不再那么兴奋了。我们看他在北京当官后几年，诗文反映出来，他的心情是非常灰色的。

比如这一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憎形影良可咍。 (9)

这是写给好友刘蓉的。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10)

这是写给弟弟们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有时候，他居然后悔进入仕途，梦想过上野人生活：

憾我不学山中人，少小从耕拾束薪。

…………

世事痴聋百不识，笑置诗书如埃尘。 (11)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日，也就是他升任礼部侍郎后十个月，他在家信中竟然做了这样的表示：“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12)

也就是说，他这个“副部长”感觉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许多。在写给陈源兖的信中，他说自己“时时有归家奉养之志” (13) 。咸丰元年（1851）在写给欧阳兆熊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因“官牵私系，遂成废物” (14) ，在官场上如同废物。在复江忠源信中也说：“计期岁内外，亦且移疾归去，闭关养疴，娱奉双亲。自审精神魄力，诚不足任天下之重，无为久虱此间，赧然人上也。” (15) 就是说，我打算一年左右时间内就以养病为由辞官回家，因为自问我的精神魄力，无法对这个国家有所推动，在这里混日子，实在对不住这份工资和地位。

为什么升了官却这样郁闷呢？

主要是曾国藩升官，不是想给自己谋多少好处。他是想给国家多做些实事。但是道光晚年的政治环境，让他做不了什么事。

道光年间从外部看，鸦片战争让中华帝国臣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颠覆性的打击。从内部看，腐败已经渗透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四肢五脏，无不腐烂，一场翻天覆地的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正在酝酿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大清朝的高官们却一个个都在混日子。

道光皇帝在历史上以俭朴闻名，身上打满补丁，早餐舍不得多吃一个鸡蛋。说是有一次，他和一个大学士聊天，问大学士，你早餐吃什么？大学士说，臣很俭朴，只吃三个荷包蛋。道光一听，吓了一大跳，说你真阔气啊！朕早餐一个也舍不得吃。为什么呢？因为内务府官员骗他，说外面鸡蛋三十两白银一个。

当然，这只是一个笑话。但是笑话往往会反映一些历史事实。道光皇帝为人确实很节俭，所以我们看故宫现存的道光画像，道光皇帝确实瘦到了“骨瘦如柴”的地步。然而，他的能力也就到此为止了。他用的大臣，又都是穆彰阿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角色。他们眼看着国家一天不如一天，却都不敢向皇帝直言。

只有曾国藩特别着急。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太平天国起义六年多前，曾国藩就敏锐地预感到，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动乱正在隐隐酝酿之中。那一年，他结识了后来的名将江忠源。在送江氏出京时，他对朋友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这个人慷慨激烈，将来肯定会死在战场上。“时承平日久，闻者或骇之。” (16) 当时天下太平，没有人想到会发生战争，而曾国藩已知大乱之不可避免。

身居翰林之时，他只能读书养望，对国家政治没有发言权。及至位列卿贰，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一展身手了，却发现正如同王蒙的那句话一样：“当了部长，才知道官小。”很多看上去很崇高的职位，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可以呼风唤雨。曾国藩发现，在因循懈怠的政治气氛下，他虽然身为“副部长”，但想要登高一呼，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他在礼部“副部长”任上，一天到晚虽然没有片刻休息，但忙的都是些例行公事，对国家大政丝毫无补。偶尔提一些革新主张，也都被“部长”大学士们弃置一旁，根本不予考虑。

所以曾国藩很痛恨这种污浊混沌的官场风气，曾国藩对大部分同僚是十分看不起的：“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尝之。” (17) 也就是说，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在这样的官场生存，眼看着国家政治一天天腐烂下去，曾国藩如同生活在一个腐气熏天的铁屋子里，感觉太难受了。

2．开罪咸丰皇帝

就在曾国藩做“副部长”做得不耐烦，想要回家之时，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道光皇帝去世了，年方二十（这是虚岁，实足年龄十八周岁）、血气方刚的咸丰登基了。这一年，曾国藩三十九岁，也就是说，新皇帝比他小了差不多二十岁。

这一下，曾国藩先不提回家了，他要看看这个新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虽然年纪很轻，“主少国疑”，但新皇帝一上台，就带来了一股全新的气象。这个年轻人看起来颇有雄心，也很有干劲。他工作非常勤奋，每天都会认真批阅大量奏折，并且会亲笔下达很多谕旨，而不像老皇帝那样主要靠军机大臣们拟旨。

一般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皇帝上台后，也烧了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在登基后不久，主导了一出出乎人们意料的政治大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我们前面提到，穆彰阿这个人名声不太好。还没当皇帝之前，咸丰就已经听说了关于他的很多结党营私蒙蔽君主之类的负面传闻。所以上台之后，立足刚稳，就拿他开刀了。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1850年12月1日），咸丰皇帝发布了一道不同寻常的谕旨。他说：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堕，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朕之过。……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寘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着从宽革职，永不叙用。 (18)

也就是说，任用贤人，罢黜奸臣，是为君的首务。当今天下，一切因循废弛，已达极点。吏治败坏，人心浇漓。穆彰阿身为大学士，深受国恩，却不思如何有利国家，只想着保住自己的职位，为私利而损害国家。以小忠小信，伪才伪学，来蒙蔽君主，逢迎上意。我念他是三朝老臣，不忍置之重法，革去其职务，永远不再任用。

在这道上谕的结尾，咸丰皇帝还说：

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俾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 (19)

也就是说，从今而后，大小官员，一定要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把以前那些因循糊弄的积习都迅速改掉。不得再像以前那样，畏难苟安。

这道谕旨一下，时“天下称快”，朝野上下，为之一振。

说实在的，大家都知道，像穆彰阿那样继续“弥缝”“糊弄”下去，国家是没有出路的。咸丰皇帝对国家现状的批评有的放矢，说出了官员们不敢说的话。看来这个新皇帝，魄力真是不凡，很可能是一个英主。

上台之后，咸丰皇帝另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下诏“求言”，早在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初八日，刚刚登基，他就发布上谕，欢迎大家给朝廷提意见。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表现出虚心纳谏的良好态度。

曾国藩心情太激奋了。

他等了这么多年，等来了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咸丰帝对官场的批评，简直和曾国藩的观点“契若符节”，曾国藩颇有知音之感。他积累多年的政治见解，终于有可以发挥的空间了。

曾国藩昼夜奋笔疾书，写了一封《应诏陈言疏》。在这份上疏中，曾国藩顺着皇帝对官场的批评，谈到了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他大胆指出，道光皇帝秉持“镇静”原则，不生事，不作为，所以道光朝人人循规蹈矩，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这虽然有利于守成，但不利于解决问题。所以，官员们“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 (20) 。他说现在官场有四大通病：

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

就是说，京官，就是朝中的官员，有两大毛病，一个是遇事退缩，一个是务小不务大。遇事退缩，是指遇到什么事，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只知道向皇帝请旨。务小不务大，是大家都注意一些细节小事，开个会，办公桌都摆得很整齐，茶杯都准备得很干净，会务办得很用心。但是对国家发展的大方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说，也没多少人敢想。

地方官办事也有两个毛病。第一个叫敷衍，遇到什么矛盾和问题，就是一个字，拖，对付过去就完，把问题推给下一任。第二个是颟顸，就是做表面文章，很多地方，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内里已经完全烂透了，黑恶势力横行，这些当官的根本不管。

在奏折结尾，曾国藩更尖锐地指出：“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21)

就是说，十来年间，朝中大臣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国家有什么严重问题。地方官员，也没有一个人对皇帝讲过地方上有什么矛盾。那些负责进谏的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指出过皇帝有什么做错的地方。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这说明，这些官员，没有一个是忠心为国的。

所以，曾国藩说，必须想办法培养人才，才能应对复杂艰难的国家形势。并且提出了培养人才、转移风气的几条具体办法。

咸丰皇帝收到曾国藩的这封奏折，认为曾国藩的见解很正确，对他大加夸奖，称曾国藩“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 (22) 。

这道奏折让咸丰对曾国藩产生了进一步的好感。而在此之前的一件事，已经让咸丰认识到曾国藩这个人做事特别认真负责。

道光皇帝去世前，曾经留下了一道非常特殊的遗嘱。道光皇帝认为，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他在位这么多年，治国也不见什么起色，所以他说，我无德无能，对不起列祖列宗，我死后，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

所谓郊配，就是皇帝祭天时，同时以自己的列祖列宗配祭。唐张九龄在《请行郊礼疏》中说：“自古继统之主，必有郊配之义，盖敬天命而昭圣功也。”

不许郊配，不进太庙，这当然是对自己非常严重的惩罚了，严重到几乎无法遵守。特别是不进太庙，那么后世子孙怎么祭拜他呢？但是道光皇帝的这道遗嘱是“朱谕”，也就是亲笔书写的，无疑是他真实意思的表示，而不是谦虚之词，咸丰不能不重视。可是，刚刚上台的年轻皇帝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种情况，只好让大臣们集体讨论。

朝廷大臣进行集议，大多数人都从保险出发，说套话，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就是说，道光皇帝功业辉煌，怎么能不进太庙，不用郊配呢？所以这个遗嘱根本没法执行，还是按惯例办了了事。

按说，大家集体讨论已经有了结果，曾国藩顺水推舟是再合适不过了。但曾国藩回去之后，感觉不妥。他是礼部侍郎，他认为自己要责无旁贷地拿出更合适的意见来。所以经过十余天的思考，他提出了不同意见。正月二十八日，他上了一道奏疏，说大行皇帝的遗嘱应该部分遵行，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为什么呢？他说：“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 (23) 道光这么正式地留下这道遗嘱，一定有他特殊的考虑。曾国藩说，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任何皇帝都没有死后不进宗庙之理。但“毋庸郊配”一项，道光皇帝说得也有一定道理。第一，道光这是从天坛祭坛的尺寸角度考虑的。因为天坛的建筑规模是固定的，现在，死去皇帝越来越多，每死一个，就要新修一个祭台，现在天坛已经快被占满了。道光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有一个出发点应该是“久远之图”，怕以后放不下，“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所以这个用心还是很深远的。这一点我们不可轻忽。

第二，“古来祀典，兴废不常。”祀典历代、历朝都有调整，并非丝毫不可变动之事。

第三，“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 (24) 对死去皇帝皇后的意见，一定要重视，不能视同无物。比如康熙时，太皇太后孝庄死了，留下遗嘱说想安葬到遵化孝陵，陪着自己的儿子顺治。按理说这“不合袱葬之例”，因为皇后死了，按理要安葬到自己的丈夫身边，所以她应该埋到沈阳的清太宗昭陵去。但是康熙还是不敢违遗命，将太皇太后梓宫安放在孝陵旁边，雍正时就在这里正式下葬了。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就是说，不许后世称自己为祖，只能称为宗。乾隆皇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按以前之例，完全可以称“祖”。但乾隆表示谦虚，发下遗命，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所以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也。” (25) 大行皇帝以身作则，贬抑自身，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崇敬，这种精神是值得效法的。如果不遵行，那么不符合大清家法。

曾国藩的这道奏疏辨理详明，逻辑严密，非常有说服力。咸丰皇帝一看，十分佩服。如果不是曾国藩苦心思考，详加论辩，他咸丰很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不可弥补的遗憾。曾国藩的这道奏折也说服了满朝大臣，大家一致同意这么办。所以，这件事让咸丰对曾国藩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为对曾国藩的欣赏，也因为知道曾国藩这个人凡事认真，所以咸丰皇帝不断地给他加派新活，今天让他兼署工部侍郎，帮着处理工部的事，明天又让他兼署吏部。到后来，曾国藩一个人身兼五部，也就是兼任了除户部之外的其他几部的“副部长”。这一下，曾国藩就更忙了。特别是到了刑部后，繁重的工作让他几乎都没有看书的时间了。他写家信说：

余至刑部，日日忙冗异常，迥不与礼部、工部、兵部相同。若长在此部，则不复能看书矣。 (26)

也就是说，我到了刑部，可比以前更忙了。刑部和其他几部可完全不同，事情太多了。要是长在此部工作，以后就没时间看书了。

如此勤奋，说明曾国藩想抓住新皇帝励精图治的机会，多做些事情，为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

新皇帝的欣赏和肯定，让曾国藩大受鼓舞。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又连着上了好几道奏折，给皇帝提了很多建议。什么《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咸丰元年（1851）三月，曾国藩上了《议汰兵疏》。曾国藩说，现在天下有两个最关键的问题，一是财政紧张，二是军队战斗力不行。现在“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社会动荡，四处用兵之际，军队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军队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臃肿软散，不能作战。他说，广西有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但是现在遇到农民起义，“竟无一人足用者” (27) 。所以兵不在多而在精。曾国藩提出裁兵五万，这样每年节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用来练兵。应该说，曾国藩的这道奏折抓住了当时军队问题的关键，显示了他经世致用之学的深度和精度。

之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他在奏疏中提出现在百姓生活有“三大疾苦”，一是银价太贵，百姓负担太重，交不起国税。“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真有日不聊生之势。”二是盗贼太多，良民难安。强盗土匪“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是冤狱太多，司法腐败严重，民气难申。 (28)

曾国藩认为，这三大问题关乎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如果不从现在起就全力以赴一一解决，那么天下大乱，不久将至。

配合这道民间疾苦疏，他又上了一道《平银价疏》，其中，提出了平抑银价的具体办法。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也反映了他多年来对国家社会的深入思考。应该说，这些文字是非常精彩、也非常有深度的。曾国藩以为，新皇帝既然振作有为，肯定会采纳他的建议。这样，国家大幸，民众大幸。他也可以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真正做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事实证明，曾国藩有点天真了。

咸丰皇帝摆出了雄才大略的姿态，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

这个人，其实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

关于咸丰，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当然是他和奕 争储时的那个传说。说是奕 和奕 因为只差一岁，奕 居长，但是天资平庸。奕 虽居次，但明敏能干。所以选谁为继承人，道光犯了难。于是道光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查他们。奕 的老师杜受田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说你奕 骑射本领远不如弟弟，我们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打猎时，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既不上马，也不射箭，见他父亲的时候两手空空。道光很纳闷，问，你怎么回事？咸丰就跪到地下，他说父皇教导我要仁爱，现在是春天了，母兽正是怀孕的时候，我要把它射死了，连它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岂不是太残忍了。道光一听，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对他很满意。这个故事叫“藏拙示仁”，此事不光见于野史，也载于《清史稿·杜受田传》。

恭亲王奕&18211;坐像

另一次，道光身体不好，召见两个孩子，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杜受田又给奕 出了主意。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 ，说我身体不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奕 口才很好，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他父亲很高兴，说这个孩子有出息，你先退下吧。奕 进来的时候，一看父亲的病容，就跪在地下磕头痛哭流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道光说，让你谈谈见解，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咸丰就说，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我就太难受了。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别的我什么都不想。道光很感动，还是这个孩子孝顺。于是决定传位给他。其实奕 如此表现，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论口才你比不上六阿哥，你要“藏拙示孝”。

“藏拙示仁”“藏拙示孝”的故事过于传奇，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不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 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

奕 的最终胜出，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无关，和道光的偏好有关。喻大华评价道光帝“不是昏君，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在用人方面，“一是谨慎过度，二是缺乏定见”。 (29) 确实，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喜欢安静听话之人，他之所以选择咸丰，是因为在他看来，咸丰比弟弟更稳重、更听话，更符合传统观念中的“贤人”标准。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风险比较小。

但其实道光犯了两个错误。第一，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世，矛盾丛生，这个成，已经守不下去了。第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

有一本书，叫《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了一个叫张集馨的晚清官员进京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从对话中看，咸丰记忆力很差，咸丰六年（1856）他见张集馨问了一些问题，过了三年，到咸丰九年（1859）再见时，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咸丰六年（1856）召见时，因张集馨腿部有伤，行走不便，咸丰问：“汝何以坠马受伤？”张集馨对：“臣素不善骑，军中督队，非骑马不可，是日督队，所骑生马，未经行阵，逆匪摇旗呐喊，马遂惊逸，臣羁勒不住，遂致坠马，并为马碰一脚，抬回帐房，不能带队。经胜保奏明，赴就近省城调理，蒙恩谕准。”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臣系庚申命，今年五十七岁。”上曰：“汝京城有住房否？”对：“有。”上曰：“在何处？”对曰：“在西单牌楼。”上曰：“甚么胡同？”对：“皮库胡同。”

咸丰九年（1859），问的类似内容如下：

上曰：“汝住在京城何处？”对：“在西单牌楼皮库胡同。”上曰：“是汝自己房子？”对：“是。”上曰：“汝在军营带过队么？”对：“臣初到营即带队，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即不带队，办理文案。”上曰：“汝受何伤？”对：“坠马受伤。”上曰：“还是追贼，还是为贼压下？”对：“打仗时，贼匪开号，马惊坠骑，为马蹄所踹。”上曰：“汝今年五十几岁？”对：“六十岁。”

敢情上回，全白问了。

最关键的是，一个王朝到了末期，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气质庸弱、资质脆劣，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和担当。咸丰就是这样。事实证明，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而已。等这股冲劲过去了，他就疲软下来。

在应诏陈言问题上，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

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大臣们的奏折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他还能很全神贯注地一篇篇认真阅读。但是几个月后，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再一个是他的精神头已经耗光了，所以再有奏折，一般他就看个开头，批个好，就扔到一边，再也不理了。

对曾国藩也是这样。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他草草读了一遍，随口夸奖几句，事后却扔进废纸篓，没了下文。

曾国藩难免大失所望，郁闷不已，给友人写信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数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之不相与。……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