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1/2)
1.成为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
咸丰八年(1858)再次出山之后,曾国藩仍然为得不到督抚大权而感到苦恼。咸丰九年(1859)十一月初七日,在获得两江总督一职之前半年,他还在日记中写道:“思身世之际甚多,抑郁不适于怀者,一由褊浅,一由所处之极不得位也。” (1) 毫无疑问,所谓“所处之极不得位”,就是指统兵而未能兼管地方。
如今,出任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地成了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终于可以从容展布了。之所以顺利拿下了关键的战略据点安庆,即与他得到总督之位,能调动各种资源有关。
胡林翼在生前判断说,曾国藩获得此位,是天下大局真正转机之始,两三年后,江南将获得苏息:
涤帅(曾国藩)诚得督符兵符则否极而泰,剥极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纾耳。 (2)
2.慈禧与奕 发动宫廷政变
慈禧太后
然而克复安庆的喜悦还没有过去,朝中又出现重大变局。咸丰皇帝在承德以三十周岁的盛年突然去世,继位的载淳年仅六岁。
咸丰死前安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八位顾命大臣辅佐载淳,肃顺是湘军集团的坚定支持者。因此这一安排表面上非常有利于曾国藩。
然而咸丰留下来的权力结构是极不稳定的,顾命八大臣中,竟然没有咸丰帝的亲弟弟、手握外交大权在北京处理与洋人交涉事宜的恭亲王奕 。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关于小皇帝的两个母亲,嫡母慈安和生母慈禧,也没有明确的权力安排。与此同时,长期以来,肃顺利用咸丰的信任严刑峻法、独断专行,得罪了很多人,在朝中已经相当孤立。因此胡林翼死前预测中枢必将发生非常之变故,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3) 。
曾国藩也是这样想的。他与咸丰磨合十年,好不容易获得了皇帝的信任,与最高权力的关系进入稳定期,结果出任两江总督不过一年,皇帝就去世了,他的前途是吉是凶,又悬在不定之天。
胡林翼的预测是准确的。果然,就在咸丰去世后不过两个多月,太后慈禧和恭亲王奕 就联手发动了宫廷政变,肃顺等三位赞襄大臣被诛。消息传来,曾国藩惶惧不安,在日记中说:“少荃来,与之畅谈。因本日见阎丹初与李申夫书,有云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中,载垣、端华、肃顺并拿问,余五人逐出枢垣。服皇太后之英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相与钦悚久之。” (4)
虽然曾国藩一生的原则是不攀附权贵,和肃顺的个人关系并不亲密,但是谁都知道,曾国藩是“肃顺这条线”上的人。肃顺已倒,他会不会受到牵连?曾国藩连日“悚仄忧皇” (5) ,不能自安。
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权位在政变后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还进一步提升。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十八日,政变后不到二十天,朝廷就发布谕旨:“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着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浙江军务,着杭州将军瑞昌帮办。” (6)
一总督而节制四省,以及驻防将军为总督帮办军务,在清朝都是前所未见之事。
事实证明,慈禧和奕 的组合,比咸丰要明智。相对咸丰,奕 更清楚要消灭太平天国,就必须重用曾国藩。他“虽与肃顺为敌,但对肃顺的政策、路线毫不存成见,善则留,恶则去,绝不似一般政争中人亡政息、全盘否定的习见形态” (7) 。而慈禧掌权之始,也能对奕 的建议从善如流。
当然,他们做出这一决定,也与曾国藩“不结交京中权贵”这一一贯原则有关。肃顺虽然极推重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却与肃顺走得不近,因据说肃顺被诛后,“籍其家,搜出私信一箱,内唯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 (8) 。
曾国藩表示谦抑,上疏辞谢节制四省,并且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也就是说,我怕我一个人手中权力太重,以后会导致地方尾大不掉,影响中央的权威。新班子回复了一段颇带感情色彩的朱批:“具见谦卑逊顺,虑远思深,得古大臣之体。在曾国藩远避权势,自应如此存心,方不至起骄矜之渐。而国家优待重臣,假以事权,从前本有实例。曾国藩晓畅戎机,公忠体国,中外咸知。当此江浙军务吃紧生民涂炭,我两宫皇太后孜孜求治,南望增忧,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
也就是说,曾国藩这道奏折非常谦逊,而且想得很远,有古大臣之风。从曾国藩来说,当然应该存着避嫌之心,才不会在以后变成权臣,这是臣子的本分。而从国家来看,给曾国藩以大权,是经过慎重考虑的。曾国藩一方面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另一方面,能公忠体国,所以朝廷才这样倚重。如果不是因为他对朝廷这样真挚诚恳,朝廷也不会轻易给他如此大的权力。
3.清除何桂清集团党羽
曾国藩因此进入了在官场上境遇最顺的一个时期。在安庆收复之前,曾国藩专心于军事,于吏治还没有充分着手,现在,他可以从容布局两江加上浙江的人事了。
两江加上浙江这四省是曾国藩的对手何桂清经营多年的地盘,四省许多重要职务都在何桂清嫡系手中。在收复安庆前,曾国藩只把江西和安徽巡抚换成了自己人,江苏巡抚和浙江巡抚这两个举足轻重的位置还在何桂清的嫡系手中。现在,他可以借助朝廷对自己的充分信任,清除何桂清集团的残余势力。
要清除的第一个人,是浙江巡抚王有龄。
一提起王有龄,曾国藩心中就涌起许多新仇旧恨。
王有龄是何桂清的死党,与何桂清早年相识,据说何桂清之父是王有龄祖父的家奴,因此何桂清任浙江巡抚期间,为报旧恩而力荐原来只是个库大使的王有龄,让他由一介小吏升为江苏布政使。两人“本有世谊,言听计从,几成死党” (9) 。
把王有龄提拔为布政使后,何桂清还不满足。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把王安排为浙江巡抚。
早在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前数年,湘军集团与何桂清集团为争夺浙江这块“势力范围”,就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明争暗斗。
浙江历来是膏腴之区,筹饷要地。何桂清正是在浙江巡抚期间筹饷有功,才升任两江总督的,因此浙江是何桂清的“故地”。两江总督管理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并不包括浙江。但这三省皆与浙江相邻,因此何桂清非常希望把这块自己治理过的土地纳入势力范围,因此一再向京中好友和彭蕴章等吹嘘:“东南半壁似非鄙人不能支持。”“若将江、浙兵勇归弟一人调度,两省大吏能筹饷接济,定能迅奏肤功。”(《何桂清等书札》),直接向权要们申明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湘军也非常希望能有自己派系的人主掌浙江,这样可以为湘军开辟新的饷源,解决军饷困难。于是在肃顺和胡林翼的活动下,咸丰以湘系的罗遵殿出任浙江巡抚。
罗遵殿是胡林翼的老部下,多年在湖北为官,深为胡林翼所倚重。罗遵殿抚浙,显然是湘系集团的胜利。罗遵殿就任浙江巡抚后,“深知鄂力艰难”,拟解浙饷按月接济湖北湘军,而不再像以前那样专供江南大营了。这就无异于挖何桂清集团的墙脚。何桂清必欲去罗遵殿而后快,他不停地向朝中大佬通报罗氏的缺点错误,还公开弹劾罗氏没有战守之才,“知守不知战,守近不守远” (10) 。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算计他。
不久,机会就来了。
前面提到,太平天国为破江南大营,实施“围魏救赵”之计,发兵直指杭州,时任浙江巡抚正是罗遵殿。浙江本省没有多少防守兵力,他马上向最近的江南大营告急。
何桂清靠筹粮筹饷这张王牌,对江南大营用兵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正是除掉罗遵殿换上王有龄的最好机会。因此他抓住这个机会,施展手段。江南大营救援杭州的将领张玉良路过何桂清所驻的常州时,何桂清指示张玉良,路过苏州时要听候江苏布政使王有龄的指示。张玉良到苏州后,王有龄请张玉良巡视苏州城垣,“留二日”,耽误了两天时间,又密嘱其“率师救湖不必救杭” (11) 。长期在浙江为官的许瑶光在《谈浙》中说:“张虽受命于何督,而何督嘱张商之苏藩王壮愍(有龄),壮愍曾任湖守,左右湖州人居多,请张提督阅苏城后,遂促张率师救湖,不必救杭。时署粮道何绍箕赴苏乞援,争于壮愍之前,不获命。”“然壮愍令其救湖不救杭,亦不知何心也?”这正是何桂清、王有龄在暗算罗遵殿。
因此张玉良兵抵湖州后,即逗留不进。这直接导致3月1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
张玉良“闻变”后才率军驰往杭州,但是已经晚了,罗遵殿已经在城陷后自杀。何桂清、王有龄的计划成功实现。1860年(咸丰十年)4月2日,清政府以王有龄署理浙江巡抚。何桂清终于从湘系手中夺取了浙江地盘。
这还不算,何桂清集团还在罗遵殿的恤典上大做文章,羞辱湘系人马。罗遵殿死得非常惨烈,据曾国藩后来汇报:
本年二月十九日,贼犯杭城,罗遵殿誓以死守,谕家人:“愿出城者,各自为计。”其妻徐氏慷慨言曰:“君以死报国,妾当同死。”孀女陈罗氏,尝割股疗母病,至是泣跪曰:“未亡人八年不死,以亲在耳。今得从两亲地下,何去为?”先是,罗遵殿有族侄妇周氏,苦节而贫,挈以随任,是日亦誓死不去。二月二十七日,贼用地雷轰城。罗遵殿督战,被贼刃伤左额坠马。亲卒救之回署,登时仰药。时徐氏及其孀女已先仰药…… (12)
朝廷按规定对尽节之臣从优抚恤,结果王有龄却唆使御史高延祜奏参罗遵殿守城无方,“一筹莫展,贻误生民” (13) ,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这明明是何桂清、王有龄等逼朝廷承认安排湘系人马为浙江巡抚是错误的,更加激化了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
曾国藩和胡林翼怀恨在心。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说:“罗淡翁事,鄙人亦甚悲悯不平。” (14) 胡林翼更愤愤不平,致书罗遵殿的儿子说,令尊“明德正人,愠于群小,屈于人者,将申于天地” (15) 。这里的“群小”,当然是指何桂清、王有龄等人。湘系与何桂清集团为了争夺浙江结下了深仇大恨。
王有龄用计害死了罗遵殿,他哪里能料到,不久自己也遭到了同样的下场。
浙江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军队,因此在防务上不能自主。攻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再度进军浙江,咸丰十年(1860)八月占领嘉善,十一年(1861)三月占领桐乡、海宁,一步步逼近杭州。浙江形势异常紧张。湖广总督官文颇不忍心,想拿出区区一万两银救济王有龄,胡林翼竟断然不允。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李秀成再围杭州,月余,“城中日久望援而援不至,饷道竟无由通” (16) 。粮食已经匮乏。至“十一月初,城中粮尽,升米银一两,尚无从购觅。饥民满街市,哀号之声不绝,死者相继于道。凡草根树皮以及水草浮萍旧皮箱等物,无不取食;甚有将人尸分割煮食以充饥”。城中大乱。“计一月饿死者不下十余万人。” (17)
王有龄尝到了无援兵的苦。“瑞将军昌托病不出,关副都统福不肯发满兵相助,中丞日夜焦劳,心力俱瘁。” (18) 湘系集团此时更是袖手旁观,拒不帮助。曾国藩本可以抽调李续宜、曾国荃、鲍超等部主力移军入浙,干扰太平军的后路,减轻杭州的压力,但是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王有龄连连向朝廷告急求援,清政府命令曾国藩设法解围杭州。曾国藩看准了这是他为罗遵殿报仇雪恨,夺取浙江地方政权的绝好机会。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上奏朝廷,提出以自己的部下左宗棠援浙。几天之后,他又密奏清廷,认为王有龄无法胜任浙抚一职。他说:
近年苏、浙官场陋习,以夤缘锚刺为能,以巧猾谲诈为才。王有龄起自佐杂微员,历居两省权势之地。往年曾带浙员赴苏,去岁又带苏员赴浙,袒庇私党,多扼要津,上下朋比,风气日敝。其委员派捐,但勒限以成数,不复问所从来。委员既取盈于公数,又欲饱其私囊,胶削敛怨,势断不免。 (19)
王有龄不能胜任,谁能胜任呢?显然是将要领兵入浙的左宗棠。但是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写信给左宗棠,让他不要急于进兵。王有龄是通过阻滞救援借刀杀人的,曾国藩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在国藩之意,即虑春霆一入浙境,面面皆贼,全无方略,四顾失措,不足救浙,适足害鲍也……鲍既不能由衢州入浙,则东隅仅有阁下一军,仅此七八千人,援浙保江不可兼得。故弟为舍浙守江之陋策,请阁下开重镇于广信、河口之间,极知以浙委贼之非计,特无可如何耳。若大力能毅然援浙,而又不至逼贼回窜江西,则请台旆竟为浙中之行,仍求蔽护广信、抚、建一路。若江西再遭蹂躏,则弟与阁下之饷源断矣。” (20)
一句话,叫左宗棠和鲍超不要急于援浙。他在用当年王有龄、何桂清逼死罗遵殿的办法,来收拾王有龄。
于是左宗棠、鲍超等在浙、赣边境勒马观变,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底,李秀成军攻破杭州。“十一月二十八日,城破有龄尚在城垣,服毒不死,回署自经。” (21) 王有龄和罗遵殿一样,穷蹙自杀。
曾国藩达到了铲除何桂清集团在浙江势力的目的。咸丰十一年底,清政府接受曾国藩的推荐,以左宗棠为浙江巡抚。
当初王有龄以罗遵殿“一筹莫展,贻误生民”,建议朝廷撤销了罗遵殿的恤典。而后来王有龄也一字不差地重蹈罗遵殿的覆辙。现在曾国藩却宽容大度,建议朝廷对他照例“赐恤”。曾国藩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替罗遵殿昭雪冤抑,请求清政府对罗遵殿“从优赐恤”。在议及王有龄的恤典时,曾国藩夹雪夹雨,说王有龄污点很多,“迭被参劾”,“平昔苛派捐饷,严劾士绅,杭州之人感其死守,绍兴之人恨其暴敛”,唯其坚守杭城,“见危授命,臣断不敢以一眚掩其忠节。该抚惟仍应表扬忠烈,赐予恤典”。 (22) 如此行文用笔,睚眦必报,可见他与何桂清集团积怨之深。
报复完了王有龄,曾国藩又收拾了何桂清的另一个嫡系,江苏巡抚薛焕。
薛焕是四川人,曾入向荣幕襄赞江南大营军事,在何桂清的提拔下任江宁布政使。薛焕和王有龄一样,都是工巧之人。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崩溃,太平军进攻常州之时,两江总督何桂清准备弃城逃走,但是苦于没有借口。薛焕等人看出何桂清的意思,适时进计,联衔请求何桂清退兵保卫苏州,其实意在同逃。后来他与何桂清一起逃到上海。江苏巡抚徐有壬被杀死后,薛焕在上海继任江苏巡抚。
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太平军突然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乞师。 (23) 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创建淮军前往上海。不久曾国藩上奏,指责薛焕不称江苏巡抚之职,要求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的李鸿章替换:
江苏巡抚薛焕……驻扎上海,陆续募勇四万余人,每月糜饷二十余万,不能专办一路之贼。……(上海)地少员多,人浮于事,每有差委,不能不由营求而得。……(所用)数人素工应酬,不惬人望,其所援引之人,类多夤缘之辈。……上海既繁盛异常,苏州之书籍、字画,自贼中贩卖而出,亦充积市肆之中。薛焕设立书画局,多延画工,购买名迹。谕旨所询“日享安富、娱情古玩”者,与臣之所闻相同。 (24)
结论是巡抚薛焕用兵无能,吏治又复腐败,“不能胜此重任”。因此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到了上海后才十七天,清廷就正式任命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
在拿下了薛焕之后,曾国藩又把报复的目标对准了何桂清集团的中心人物何桂清。
何桂清逃走的情节,是非常恶劣的。江南大营崩溃时,他本应在常州组织力守。一是清代律法规定,大员如果弃城走,是死罪。二是弃城先走,则军心民心动摇,局面更不可问。所以已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知道他“欲弃城走”后,专门来信告诫何桂清,“事棘时危,身为大臣,万目睽睽,视以动止。一举足则人心瓦解矣” (25) 。千万不能逃走。
但何桂清惊惶之下,不顾一切,只想活命。他又是一个奸狡人,逃跑前先想要给自己制造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薛焕等人的联衔“禀请退保苏州。何帅得禀牍大喜”,即以前往苏州“力筹防剿,以图根本”为名,准备离城出走。然而走之前,他竟然“特张榜禁迁徙,并派兵严查诸门”,不许百姓和他同逃。“绅民曰:‘彼置吾辈死地,自示不走,无非使其独走之私,毋宁留之,俾与吾辈同死。’” (26)
总督一走,常州肯定不保,全城人民都要遭殃。所以当何桂清率部队逃离常州时,有许多绅民顶香跪留,堵塞道路,何桂清“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
薛福成记:
绅民耆老数百人,即夕执香赴辕门跪请留常。文经谕之,不散。执鞭之士出拱之,犹不退。何帅怒,遽令开洋枪纵击,死者十九人。 (27)
何桂清一走,“城中文武皆奔散” (28) 。城内外守军群龙无首,常州军心大乱,迅速沦陷,太平军屠城,死人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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