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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我们每天都有一小时的午餐和休息时间。因为我母亲不工作，我家离学校又近，所以我经常带着四五个女孩一起回家。一路上我们聊个不停，到家后就坐在厨房的地板上玩抓子游戏 [1] ，或者看电视剧《我的孩子们》 [2] ，母亲会给我们一人一个三明治。对我来说，这开启了我持续一生的一个习惯，那就是身边总围绕着一群关系亲密、昂扬向上的女性朋友，这让我拥有了一处用女性智慧营造的避风港。在我的“午饭团”里，我们会谈论上午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对老师的意见、哪些作业没有用，我们的观点大体上趋于一致。我们共同的偶像是杰克逊五兄弟乐队，不过对奥斯蒙徳兄弟乐队的感觉有点飘忽不定。“水门事件”爆发了，我们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好像有很多老家伙在华盛顿特区对着麦克风讲话，但那里对我们而言只是一个遥远的城市，里面有很多白房子和白人。

我母亲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午餐，因为这为她了解我们的世界提供了便利。当我和朋友们边吃边聊时，母亲经常在一旁安静地做着家务，而且毫不掩饰自己在认真听我们的谈话。我们一家挤在一套不足900平方英尺 [3] 的房子里，从来谈不上有什么隐私。不过这只在个别时候是个问题。比如，克雷格突然开始对女孩子感兴趣，他打电话的时候会跑到洗手间里，还会把门关上。我家的电话机挂在厨房的墙壁上，卷曲的电话线被拉过走廊后绷得紧紧的。

在芝加哥的学校中，布林茅尔小学排名中等，不好也不坏。南岸社区的种族和经济分层一直贯穿了整个20世纪70年代，这意味着黑人学生和贫困学生的比例在逐年增加。当时，芝加哥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市的种族融合运动，要把孩子用校车都送到新的学校去，但是布林茅尔的学生家长成功地抵制了这场运动，他们认为把钱花在提升学校质量上才更明智。当时我还是个小孩，不清楚学校的设施是否破旧，以及学校里白人小孩少有什么关系。学校从幼儿园一直开到八年级，这也意味着我上到高年级时，对学校里每一个电灯开关、每一块黑板，走廊上的每一道裂缝都将了如指掌。我认识这里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对我来说，布林茅尔几乎就是家的延伸。

我快上七年级时，《芝加哥守卫者》周报上刊登了一篇措辞尖锐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布林茅尔小学在几年时间里，已经从全市最好的公立学校之一沦落为“贫民区思维”管理下的一个“破旧的贫民窟”。这份报纸的主要读者是非洲裔美国人。我们的校长拉韦佐博士很快写信给那位报纸编辑进行回击，他为社区的家长和学生辩护，并指出这篇文章是“可怖的谎言，旨在煽动失败和逃离的情绪”。

拉韦佐博士是一个笑眯眯的胖子，秃顶的脑袋两边各留着一簇浓密的小短卷。他大多数时候都待在学校前门附近的办公室里。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很清楚自己面对的敌人是谁。失败先是一种感觉，很久后才会变成实际的结果。它先是由自我怀疑滋生出无力感，而后升级，这一切通常是由刻意营造的恐慌所导致的。他提到的这种“失败情绪”已经在我住的社区里蔓延，附着在那些经济状况始终得不到改善的家长身上，那些开始怀疑自己的未来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孩子，以及那些眼见家境富裕的邻居搬到郊区或者把孩子转到天主教会学校的家庭身上。这里随处可见掠食成性的房产经纪人，他们向业主们吹耳边风：赶快把房子卖掉，趁一切还来得及，赶快离开，他们会提供帮助。言下之意是，失败即将来临，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你已经能感觉到它了。你可以选择变得一贫如洗，或者选择逃离。他们用了人们最惧怕的那个词—“贫民区”，把它像点燃的火柴一样扔在地上。

这些话我母亲统统不信。她已经在南岸社区住了十年，后来又接着在这里住了四十年。她不相信这些恐怖的流言，而且对任何描绘美好愿景的理想主义也同样免疫。她是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只相信自己的掌控力。

在布林茅尔小学，她成为家长教师联谊会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为购买新教学设备筹款，为老师举办答谢宴，为成立适合优等生需求的特殊混合班级拉票。最后这个设想是拉韦佐博士提议的。他在夜校拿到了教育学博士学位，一直致力于新教育趋势研究—将学生按照能力而非年龄进行分组教学。其实就是把更聪明的孩子放在一起，让他们以更快的节奏学习。

这个提议是有争议的，被批评为不平等，而不平等是所有“优等生”计划的固有问题。但在当时，这项运动已经在全美国蔚然成风，我在布林茅尔小学的最后三年，成了这项计划的受益者。我和来自不同年级的大约二十个孩子被安排在一间独立的教室。跟学校其他班级不同，我们有单独的休息、午餐、音乐和体育时间表。我们还能得到一些特殊机会，比如每周去社区大学参加高级写作研习班，或者在生物实验室解剖老鼠。回到教室后，我们有很多自主学习时间，自己给自己设定目标，按照最适合自己的速度学习。

分给我们的都是很好的老师，先是马蒂内先生，后来是贝内特先生，他们都是性格温和、让人愉快的非洲裔美国人，很愿意和学生交流。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学校对我们的重视，这也让我们更加努力，对自己更有信心。这种独立学习的计划强化了我争强好胜的性格。我疯狂地往前赶功课，暗暗关注着自己在班里的排名，我们逐渐从长除法学到初级代数，从只能写一个段落到能够提交一篇完整的研究论文。对我来说，学习就像一个游戏。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游戏中占上风的时候，我是最高兴的。

我会把学校里发生的所有事告诉母亲。午饭汇报后，下午我还会跑回家一趟，把书包扔在地上，匆匆找点吃的，向母亲二次汇报。我意识到，我并不知道母亲在我们上学时会做什么事情，主要是因为我没问过，毕竟孩子们大都以自我为中心。我不知道她对于做传统的全职主妇是什么感受，是否更愿意出去工作。我只知道，我回到家时，冰箱里总有食物，不光有我的，还有我朋友的。每次我们班外出活动，母亲总会主动要求陪同，她会穿上件漂亮裙子，涂深色唇膏，和我们一起坐公交到社区大学或者动物园。

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很节省，但我们不常讨论花费超支的问题。母亲总能想到办法来弥补。她自己修指甲，自己染头发（有一次不小心染成了绿色），只在过生日时买新衣服，由父亲买给她作为礼物。她一辈子都不是很有钱，但是心灵手巧。我们小时候，母亲变魔术般地把旧袜子改成布偶，跟《大青蛙布偶秀》里的那些一模一样。我家的桌布是她自己用钩针手工编织的。一直到中学我的很多衣服都是她做的。后来，在牛仔裤前兜上拥有一个凯莱·范德比尔特的“天鹅”标突然变得意义重大，于是我坚持不要她再给我做衣服了。

母亲还经常改变我们起居室的布置，换一个新的沙发套，或者换一下墙上挂着的照片和装饰画。天气转暖的时候，她循例会进行一次迎春大扫除，把边边角角都打扫一遍—家具用吸尘器吸一遍，窗帘洗一下，风暴窗都拆下来，用威斯特清洁剂清洗玻璃，打扫窗台，然后换上纱窗，把春天的气息迎进我们狭小拥挤的公寓。她还经常到楼下的萝比和特里家里，把那里也打扫一遍，尤其是在他们年纪渐老、精力不济后。因为母亲的原因，直到今天，我一闻到派素清洁剂的味道，马上就会感觉生活很美好。

圣诞节是母亲发挥创意的好时候。有一年，她想出一个点子，把波纹纸板覆盖在家里方形的金属暖气片上，纸板上印着花纹，看起来像是红色的砖，把纸板钉在一起，我们就有了一个直达天花板的烟囱，还有一个壁炉，壁炉架和炉床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她让我们的艺术家—我的父亲，在很薄的米纸上画上橘红色的火焰，用灯光一打，可以以假乱真。在新年前夜，根据传统，她会买一个特别的开胃食物篮，里面有大块奶酪、罐装烟熏生蚝和不同种类的香肠。她还会邀请弗朗西斯卡姑姑来家里玩棋盘游戏。我们会订一个比萨作为晚餐，然后晚上一起优雅地进餐，母亲把装着肉肠面包卷、煎大虾和乐之奶酪夹心饼干的餐盘依次递给每一个人。等快到午夜时，我们每个人会喝一小杯香槟酒。

母亲在教育子女上秉持着一种禅宗式的冷静和中立，我觉得这种心态非常好，非常难以效仿。我有些朋友的母亲对他们的生活过分关注，我还知道一些孩子的父母因忙于自己的事情而忽略了孩子。我母亲则介于两者之间。她不急于下判断，也不急于干预。她观察我们的情绪，慈爱地见证我们每天的痛苦与欢乐。事情变得糟糕时，她只给予我们一点儿同情。我们做了一件很棒的事，她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表扬一下，我们知道她对此感到高兴，但那不至于成为我们做这件事的理由。

倘若给我们提建议，她通常是冷静理智且讲求实效的。“你不需要喜欢你的老师。”一天，我回到家向她抱怨时，她这样跟我说，“但那位女士脑子里的数学知识，你需要掌握。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其他的不要想。”

她爱克雷格和我，但是并不过分干预我们。她的目标是把我们推向世界。“我培养的不是小孩子，”她跟我们说，“是未来的大人。”父亲和她会为我们提供指导而不是立规矩。所以在我们十几岁时，没有晚上必须几点前回家的约束。反之，父母会问我们“你们觉得几点前回家比较合理？”，并相信我们会遵守承诺。

克雷格讲过一件事，他八年级时喜欢上一个女孩。一天，那个女孩向他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邀请，让他到她家里去，还特意让他知道她的父母不在家，就他们两个人。

我哥哥内心很挣扎，到底去还是不去—虽然这个机会很有诱惑力，但他知道这是偷偷摸摸、不光彩的事，父母知道后一定不会原谅他。但是，他还是告诉母亲有这么一个女孩，只不过他隐瞒了一部分事实，说他们会在公立公园见面。

克雷格在做这件事之前就已经有负罪感了，他甚至只是想想都感到歉疚，并最终把整件事向母亲和盘托出，他以为母亲会发脾气，或者说他希望母亲发脾气，不许他去。

但是，母亲没有。她不会这么做。那不是她做事的方式。

她听了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而是把选择权交还给了哥哥。她耸耸肩，漫不经心地说：“你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处理吧。”然后她就转身去洗碗或叠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