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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商定他参选的那一刻起，贝拉克的生活节奏就快到看不清人形，我认识的这个男人好像突然具备了分身能力，经常需要同时出现在不同地方。他为这件大事所驱动，心无旁骛。这时距离从爱荷华州开始的初选还有不到一年的时间。贝拉克必须快速招募人手，争取实力雄厚的捐赠者的支持，并想出如何以最能引起共鸣的方式宣布自己参选。贝拉克和竞选团队的目标是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一直保持，直到选举日那天。竞选的成败可能取决于最初的行动。

整个行动是由全身心投入的两个大卫—大卫·阿昔洛和大卫·普洛夫—来统筹的。阿昔—大家都这么叫他—声音柔和，温文尔雅，嘴唇上方蓄着浓密的八字胡。他曾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后转行从事政治咨询，他后来负责贝拉克对外消息的发布和媒体工作。普洛夫当时三十九岁，笑起来有股孩子气，对数字和战略非常热衷，他负责统筹整个竞选。竞选团队快速壮大，经验丰富的人被招募进来，负责财务和活动的提前策划。

有人明智地建议贝拉克在斯普林菲尔德正式宣布参选。所有人都赞成这个提议，因为美国中部是一个参与竞选的与众不同的绝佳背景，我们希望进行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竞选，参与者大都是政治新手。这是贝拉克希望的基石。多年做社区组织工作的经历让他看到，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声音没有被人听到，觉得自己在美国人的民主中被剥夺了公民权，而“投票项目”帮助他看到，如果这些人都去投票会带来什么样的可能。他竞选总统是对这个想法的更大的考验。他传递出的信息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起作用吗？会有足够多的人前来投票吗？贝拉克知道他是一个另类的候选人，他想要进行一场另类的竞选。

按照计划，贝拉克要在老州议会大厦宣布参选，这处历史地标建筑当然要比任何一个会议中心或者舞台更有视觉冲击力。但那是在户外，在伊利诺伊州中部，在2月中旬，气温经常在冰点以下。这个决定的初衷是好的，但我觉得不现实，对建立竞选团队的信心，没有丝毫帮助。当时我们的生活基本都被这个团队操控着。我心里很不高兴，想象着这样一个画面：女儿们和我在飞雪和寒风中努力保持微笑，贝拉克努力表现得精神抖擞而非冻得发抖。我想到那天会有很多人决定留在家里而非在寒风中站上几个小时。我是中西部人，我知道天气会搞砸一切。我也知道贝拉克绝不能一开始就走错。

大约在那一个月前，希拉里·克林顿自信满满地宣布参选。再之前的一个月，约翰·爱德华兹—约翰·克里那位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前竞选搭档—也宣布参选，他是在新奥尔良一处遭遇“卡特里娜 ”飓风袭击的房屋前面发表参选演讲的。算下来，民主党一共有九位候选人。赛场很拥挤，竞争会很激烈。

贝拉克的团队在用一场户外参选演讲做赌注，而我不能提出异议扰乱军心。我坚持让预备团队至少给贝拉克的讲台装上暖气，让他在电视新闻上看起来不要太不舒服。关于其他的我没有多说一句话。我基本什么也掌控不了。当时集会正在计划中，策略制定了，志愿者也招募了。竞选已经开始，想后退是不可能了。

大概是出于潜意识中的自我保护本能吧，我把注意力转向我能控制的事情上，那就是为玛利亚和萨沙找到适合活动那天戴的帽子。我已经为她们找到了新的冬衣，但直到后来才想起还没有帽子。

随着宣布日的临近，我开始在下班后匆忙地跑到水塔商厦的百货公司。冬天已经过去了一半儿，我在越来越少的冬衣中翻来翻去，在清仓的架子上找来找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帽子。我早已不关心玛利亚和萨沙看起来是否像是未来总统的女儿，而只想确保她们看起来至少有个妈妈。终于，在我第三次出去时，我找到了两顶针织帽，白色的给玛利亚，粉色的给萨沙，都是女士小号。玛利亚那顶戴着正好，但萨沙那顶有点大，松松垮垮地盖住了她那张五岁的小脸。帽子并不是最新款，但看起来很漂亮，更重要的是，不管伊利诺伊州的冬天有多冷，它们都会让我的女儿暖暖和和的。这虽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毕竟也是一场胜利，而且是我的胜利。

2007年2月10日，宣布日到来了，早晨阳光灿烂、万里无云，那是隆冬时节一个让人精神抖擞的星期六，看起来比实际感觉要好得多。气温大概在零下十一摄氏度，微风。我们一家人提前一天到达斯普林菲尔德，住在市区一家宾馆的一个三室一厅的套房里，房间所在的整个楼层都被竞选团队租了下来，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我们从芝加哥赶过来的几十位亲戚和朋友。

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全国竞选的压力了。很不巧，贝拉克宣布参选的那天跟黑人联合大会的日子撞车了，这个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召集人是公共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塔维斯·斯迈利，他对此显然很生气。他向竞选团队表达了他的不满，认为这个举动显示出竞选团队对黑人社群的不尊重，最终会影响贝拉克的选情。我很惊讶，向我们开出的第一枪居然来自黑人社群。而且，就在宣布日的前一天，《滚石》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贝拉克的文章，记者到芝加哥的三一教堂进行了采访。我们仍然是那里的成员，但是自从女儿们出生后，我们去教堂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那篇文章引用了耶利米·莱特牧师多年前发表的一篇充满愤怒且极具煽动性的布道文，内容是关于我们美国黑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中暗示相较于尊崇上帝，美国人更在意维护白人至上。

文章本身基本上是正面的，但是杂志封面上写着一行大字：贝拉克·奥巴马的激进根源—我们知道这很快就会成为保守派媒体的武器。这会发展成一场灾难，特别是在竞选开启前夕，特别是莱特牧师还被安排在贝拉克发表演讲之前做开场祈祷。贝拉克不得不给牧师打了一通艰难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不走到台前，而是在后台私下为我们祝福。贝拉克说，莱特牧师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但是他也明白其中的风险，这让我们相信他会支持我们，不会只顾自己的失望感受。

那天早晨，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到了一个无法再回头的时刻。我们真的要把全家人放到美国人民面前了。那天是竞选开始的一个大派对，所有人用了几周为它做准备。像每一个爱操心的东道主一样，我一直在担心，那一刻最终到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会出现。和贝拉克不同，我是个怀疑论者。我心里依然有那个从小就有的焦虑。万一我们不够优秀呢？可能我们被告知的一切都是夸大其词。可能贝拉克没有人们认为的那样受欢迎，可能他的时机还没到。当我们通过一个侧门走到老州议会大厦的舞台区时，我试图把所有怀疑都推到一边。我看不到舞台前面的情况，想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一下，于是把萨沙和玛利亚交给我的母亲和凯伊·威尔逊—“凯伊妈妈”，她是贝拉克之前的一位导师，最近一些年已经逐渐成为我们女儿的第二个祖母。

我被告知人来得不少。人们在黎明前就开始聚集了。根据安排，贝拉克会先走出来，稍后我和女儿们上台和他站在一起，我们要爬上几级台阶，然后转身面向人群挥手。我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会在台上一直待着，听他发表二十分钟的演讲，让两个小孩子安静地坐着，假装对演讲很感兴趣，这对她们的要求太高了。如果她们看上去有一点儿无聊，如果其中一个打了个喷嚏或者动来动去，对贝拉克的大事没有丝毫益处。我也是一样。我知道我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一个打扮得妥妥当当的与丈夫关系和睦的妻子，带着程式化的笑容，眼睛明亮地盯着自己的丈夫，好像在全神贯注地听他讲的每一句话。然而那不是我，而且永远不会是。我可以支持他，但我不能成为一个机器人。

在和耶利米·莱特牧师一起做了简短的祈祷后，贝拉克走出去向观众致意，他一出场，下面就响起一片欢呼声。我在大厦里面就能听到。我回去找萨沙和玛利亚，真的开始感觉到紧张了。“你的女儿们准备好了吗？”我问自己。

“妈妈，我热。”萨沙边说边扯下头上的粉色帽子。

“哦，亲爱的，你必须戴着这个。外面可冷了。”我抓住帽子又戴到她头上。

“但是我们没在外面，我们在里面。”她说。

这就是萨沙，我们这个圆脸的说实话的小人儿。我没法推翻她的逻辑。我看了一眼旁边的工作人员，想向这个显然还没有孩子的年轻人传达一个信息：上帝啊，如果我们现在不赶紧开始，这两个孩子就管不住了。

谢天谢地，她点头示意我们向入口走。是时候了。

我之前参加过很多场贝拉克的政治活动，看过许多次他和大群的选民互动。我参加过竞选启动仪式、筹款派对和“选举夜”派对。我能认出人群里的老朋友和长期支持者，但是这次在斯普林菲尔德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走上台的那一刻，我都顾不上紧张了。我的注意力全在萨沙身上，保证她在微笑，并且不会被脚上的靴子绊倒。“往上看，亲爱的，”我拉着她的手说，“微笑！”玛利亚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她的下巴抬得高高的，笑容灿烂，走到爸爸身边，向观众挥手。直到我们走上台，我才终于看到了到场人群的规模，可以说人山人海。据估计，那天参加集会的有一万五千人之多。以大厦为圆心，观众围成一个300度的扇形，用他们的热情包围着我们。

我从来不是一个会在星期六出门参加政治集会的人。站在露天体育场或高中的礼堂，听一些高尚的诺言和陈词滥调，那从来不是我热衷的事情。我很惊奇，这些人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为什么他们要多穿一层袜子在冰天雪地中站几个小时？我能理解人们穿得厚厚的等着听他们喜欢的乐队演奏，或者因为赶上了他们从小就追的一个球队参赛，冒雪观看“超级碗” [1] 。但是政治呢？这有别于我以往所有的经历。

我开始意识到，我们就是乐队，我们就是那个即将开始比赛的球队。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责任感。我们要向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所交代。我们在请求他们给予我们信心，未来我们要回报他们的热情，带着这种热情我们要走二十个月、五十个州，最终走到白宫。我曾经不相信有这种可能，但此时我相信了。这就是民主的召唤与回应，我意识到，这是与一个又一个的人达成的契约。你来支持我，我就将成为你的代言人。我多了一万五千个理由希望贝拉克获胜。

我当时完全投入其中了。我们全家人都投入其中，虽然感觉有一点儿恐怖。虽然我还无法想象前路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了，我们一家四口暴露在人群和摄像机前，除了身上的衣服和扣在一个小脑袋上的有点儿大的帽子，我们是毫不设防的。

……………………

希拉里·克林顿是一个强劲和令人生畏的对手。在一轮又一轮的民意调查中，她在全国潜在的民主党初选选民中都占据领先优势，贝拉克要落后她十至二十个点，约翰·爱德华兹比贝拉克又落后几个点。民主党选民熟悉克林顿夫妇，他们渴望一场胜利。相比之下，只有少数选民能拼出我丈夫的名字。我们所有人—贝拉克、我和整个竞选团队—在宣布参选之前就清楚，撇开他的政治天赋不谈，一个名叫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的黑人获胜的概率小之又小。

我们在黑人社群中也面临阻碍。就像我起初对贝拉克参选的感觉一样，许多黑人同胞都无法相信我丈夫真的有机会赢。许多人都不相信一个黑人可以在白人主导的领域获胜，这也意味着他们会退而求其次，投票给保险系数比较高的候选人。贝拉克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将长期支持比尔·克林顿的黑人争取过来。克林顿在和非洲裔美国人打交道时游刃有余，建立了众多人脉关系。贝拉克在伊利诺伊州已经获得了不同选民群体的好感，包括州南部农业区的白人农民。他已经证明了自己能够赢得所有群体的支持，但是很多人还不清楚这一点。

人们对贝拉克的审视总是非常苛刻，任何细节都不会被放过。我们知道作为一位黑人候选人，贝拉克不能有任何失误，所有事情他都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对于贝拉克来说，对于任何不叫克林顿的候选人来说，唯一赢得提名的希望就在于筹集大量资金并快速地花掉，以便在最早的初选中以强劲表现为竞选制造足够猛的势头，快速超越希拉里·克林顿。

我们的希望系于爱荷华州。我们必须拿下它，否则就要退出竞选。爱荷华州大多是农业区，居民超过百分之九十是白人。作为国家的政治风向标，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州，那里也许并不是一个来自芝加哥的黑人尝试定义自己的绝佳之地，但这就是现实。爱荷华州是总统初选的第一站，从1972年以来就是如此。隆冬时节，两党成员会在选区会议即党内预选上投票，吸引整个国家的注意力。如果你在得梅因和迪比克引起了关注，你的参选资格在奥兰多和洛杉矶就会自动变得重要。我们也清楚，如果我们在爱荷华州表现不错，就会向全国的黑人选民传递一个信息：可以有信心了。贝拉克是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这让他在临近的爱荷华州有一些知名度，而且他大致了解那里的情况，这使大卫·普洛夫相信，我们至少在爱荷华州拥有一些优势—我们要努力利用这一点。

那意味着，我们几乎每周都要去爱荷华州，清早从奥黑尔机场出发，乘坐美联航的航班，一天之内要去三四个地方开展竞选活动。我一早就跟普洛夫沟通过，我虽然愿意配合竞选，但他们必须把我及时送回芝加哥，让我晚上可以哄女儿们睡觉。母亲答应减少工作时间，在我外出时帮我带孩子。贝拉克也有很多时间待在爱荷华州，但是我们很少一起出现，在其他地方也一样。我是他们所谓的候选人代理，贝拉克在锡达福尔斯市开展竞选活动或者在纽约筹款时，我就代替他在爱荷华城的社区中心和选民见面。只有在非常重要的场合，竞选团队才会安排我们两个一起露面。

当时，贝拉克在出行时身边总有一群细心周到的人跟着，我也分到了一部分资金，可以雇用两个工作人员，因为我计划每周只抽出两三天来帮助竞选，所以两个人就足够了。我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梅丽莎·温特是我雇用的第一个人，后来成为我的办公室主任，她是贝拉克的日程安排官推荐给我的。她曾经在乔·利伯曼 [2] 参议员位于国会山的办公室工作，参与过他2000年的副总统竞选。梅丽莎一头金发，戴着眼镜，不到四十岁。我在芝加哥家里的起居室面试了她，她精神独立，思维敏捷，而且极度关注细节，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知道这些特质很重要，因为我要把竞选活动安排进我本就很满的医院工作时间表里。她行事干练，效率很高，行动迅速，而且拥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它的强度和节奏非常适应。梅丽莎只比我小几岁，但比起我之前接触的那些很年轻的竞选工作人员，感觉她更像是我的同辈和盟友。后来她成为我可以把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放心托付的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凯蒂·麦考密克·莱利维尔德过来后，我们这个铁三角就完整了，她后来成为我的外联主任。凯蒂还不到三十岁，已经经历过总统竞选，而且在希拉里做第一夫人时为她工作过，这让她的经验对我来说更加宝贵。凯蒂胆识过人，头脑聪明，穿衣品位无可挑剔，她负责和记者以及摄制组打交道，保证我们的活动得到很好的报道。另外，她随身带着一个皮箱，里面装着除污剂、薄荷糖、针线包和一双备用尼龙长袜，确保我在飞机和活动现场之间飞奔时不会把自己弄得一团糟。

多年来，我看过不少新闻上对总统候选人在爱荷华州的活动报道，他们要么笨拙地打断正在路边小店喝咖啡的普通人，要么傻乎乎地在一个黄油雕刻的奶牛前摆姿势，要么在州展览会上吃炸串。对于哪些是对选民有意义的，哪些是作秀，我并不确定。

贝拉克的顾问曾经试图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我解释我在爱荷华州的使命，主要是在州内各个角落和民主党人待在一起，向小团体发表讲话，发动志愿者，努力赢得社区领导的支持。他们说，爱荷华州的人对待他们政治急先锋的角色的态度很认真。他们会事先了解候选人，询问严肃的政策问题。他们对为时几个月的政治献媚行为非常熟悉，不会轻易被一个微笑和一次握手征服。我还被告知，一些人会几个月都不表明态度，等着和每一位候选人都面对面谈过话后，才会最终选定一位。但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我在爱荷华州应该传递什么信息。我没有剧本，没有讲话要点，没有顾问。我想我只能靠自己找答案。

我第一次独自参加竞选活动是在4月初，地点是在得梅因一户朴素的人家。起居室里聚集了几十号人，有的坐在沙发和事先带来的折叠椅上，其他人则盘腿坐在地上。我扫视了一下房间，准备开始讲话，我可能不应该对眼前的情形感到吃惊，但我确实有一点儿。茶几上用钩针编织的白色桌巾，和过去我祖母家里用的是同一种。我还看到一些瓷质小雕像，它们和欧几里得大道的姑婆萝比摆在楼下架子上不让我们碰的那些一模一样。坐在前排的一个人热情地微笑着看我。我身在爱荷华州，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放松。我意识到，爱荷华人就像我们席尔兹和罗宾逊家的人一样，他们不容忍蠢货，他们不信任装腔作势的人，他们离着一英里就能闻到虚伪的味道。

我意识到，我要做的就是把真实的自己呈现和讲述出来。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是米歇尔·奥巴马，在芝加哥南城长大，小时候住在一栋两层楼房的顶层，那是一间很小的公寓，跟这个房子感觉很像。我父亲是市里的一名水泵工。我母亲全职在家照顾哥哥和我。

我把所有要说的话都说了出来—关于我的哥哥和我们从小被灌输的价值观，关于我在工作中遇到的这位前途无量的律师，他的脚踏实地和对世界的愿景如何赢得了我的心。早晨这个男人在家里会乱扔袜子，有时睡觉会打呼噜。我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坚持在医院工作的，以及上班那些天我母亲要接我们的女儿放学。

我没有掩饰我对政治的感觉。我说，政界对好人而言并不适合，并解释了我当初如何纠结于贝拉克是否应该参加竞选，担心聚光灯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但是我现在站在他们面前，是因为我信任我的丈夫，对他能够做的事情有信心。我知道他读了多少书，他对一些事情的思考有多么深入。我说，他正是那种我会为这个国家选择的聪明正派的总统，尽管按照我自私的想法，更愿意他这些年来多陪陪家人。

时间一周周过去，我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在达文波特市、锡达拉皮兹市、康瑟尔布拉夫斯市，在苏城、马歇尔敦、马斯卡廷市，在书店、工会大厅、老年退役军人之家，天气暖和起来后，又到人家的前廊和公立公园。随着我讲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自然。我喜欢我的故事，讲述它让我感觉很舒服。虽然我的听众肤色与我不同，但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人—怀抱更大梦想的邮政工人，让我想起了祖父；热心公益事业的钢琴老师，让我想起了萝比；活跃在家长教师联谊会里的全职妈妈，让我想起了母亲；为家人奉献一切的蓝领工人，让我想起了父亲。我不需要练习或者借助笔记。我讲的都是我真实的感受。

慢慢地，有记者甚至一些熟人开始问我同一个问题：作为一个身高5英尺11英寸 [3] 、毕业于常青藤名校的黑人女性，面对大部分是白人的一屋子爱荷华州的人讲话，是怎样一种体验？那种感觉有多奇怪？

我从来不喜欢这个问题。它似乎总是伴随着一丝难为情的笑容，还有一种“别误会”的潜台词，是人们谈到种族问题时的标配。我觉得这个想法把我们所有人都矮化了，认为人们看到的只是我们之间的不同。

我对这个问题感到恼怒，是因为它与我以及我所见到的人们— 一个前胸口袋上有种子基金标志的男人，一个穿着黑色和金色相间的套头毛衣的大学生，一个拿着装满了甜饼干的冰激凌桶的退休老人（她把饼干上洒的糖霜做成了我们的竞选标识— 一轮正在升起的太阳）— 的感受是不同的。这些人在我讲完话后找到我，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我们的共同经历—他们的父亲也得过多发性硬化症，他们的（外）祖父母和我的一模一样。许多人说，他们之前从未参与过政治，但是我们的竞选让他们感觉值得一试。他们打算来当地竞选办公室做志愿者，并会努力劝说他们的伴侣和邻居也一起参与进来。

这些互动让人感觉自然、真诚。我发现自己在情不自禁地拥抱这些人，而他们也在紧紧地拥抱我。

大约是在这个时候，我带着玛利亚去看儿科医生，做了一个健康体检，我们每三到六个月就会带她体检一次，是为了监测她从小就有的哮喘病。哮喘得到了控制，但是医生告诉我了另外一件事—玛利亚的身体质量指数开始飙升，这个指数是综合身高、体重和年龄因素得出的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数。他说，这倒不需要紧急治疗，但这个趋势需要严肃对待，如果我们不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它就会日积月累发展成为真正的问题，增加她得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看到我脸上担忧的神色，他安慰我说，这个问题很常见，也是可以解决的。儿童肥胖比例在全美国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他在工作中见过许多病例，大部分都出自工人阶层的非洲裔美国人家庭。

这个消息就像是一块打破彩色玻璃窗的石头。我一直非常努力地确保我的女儿们快乐和健康。我做错了什么事？如果这种变化连我都没有注意到，我还算是个合格的母亲吗？

和医生进一步深聊后，我开始明白问题出在了哪里。贝拉克经常不在家，方便就成了我在家里最重要的选择标准。我们越来越多地在外面吃饭。因为没时间做饭，我经常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买点儿外卖。早晨，我给女儿们的午餐盒里放的都是“午餐方便盒”和果倍爽饮料。周末，芭蕾舞课结束后、足球课开始前，我们经常到麦当劳餐厅的外卖窗口买点儿吃的。我们的医生说，这些并非都不正常，单独来看也没那么糟糕，但是吃太多就会出大问题。

显然，必须要做出改变，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解决方案似乎都需要更多时间—去杂货店购物的时间、待在厨房的时间、切菜或者从鸡胸肉上片下鸡皮的时间，而当时，时间在我的世界里正是濒临灭绝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