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贵族文化的黄金时代（1/2）

一

依托分封制，在皇帝制度出现前，西周就已经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统治，这个时代在经济、文化上都创造了空前的辉煌。因此孔子虽然是商代王族的后代，却衷心地以身为周人为荣。他一再说“吾从周”，认为周代是三代之治的顶峰，一切都达到了完美的状态：“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那么，“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个贵族社会。

对于“贵族”的概念，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的名字，今天的中国人也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相信读过春秋历史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最终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周代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

封建天下诸侯之后，周公“制礼作乐”，制定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来界定国与国及人与人之间的上下尊卑、亲疏远近。这就是所谓的“周礼”。

因此，所谓周礼就是规定不同辈分的人、关系远近不同的人，见面该怎么行礼，平时该怎么交往。据说这一制度体系完备，煌煌盛美，“大礼有三百，小礼有三千”。

周礼是很有用的。考察西周270多年的历史，虽然多次有异族入侵而造成政治危机，却基本没有卿士大夫犯上作乱，可以说这套礼法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周代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处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因为周代的历史记载到春秋时代才开始丰富起来，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多数是春秋时代的。但是即使到了春秋，周代的精神风貌依然存在，我们从历史记载中仍然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的战争方式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约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就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张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腐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所用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里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的“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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