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乱世的活力（2/2）

没有了“天下共主”，原来靠周王室的中央权威维系的大一统政治秩序失效了。在权威主义的管理模式中，一切都由最高权威规定和裁决，被管理的各国横向间缺乏有效联系和沟通的方式，也缺乏协商共事能力。因此，一旦权威倒塌，天下立刻一片混乱。不再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再有有效的协调机制。整个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遵守的都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你争我夺，互相大打出手。史家说“春秋无义战”。

据统计，春秋时代弑君36位，亡国52次，大小征战不计其数；战国时代的大小战争约有222次。各国的百姓生活在战争不断的动荡中，当然非常痛苦。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却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黄金年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导演了一出出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这是一个创造的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思想巨人一个又一个接连出现。百家争鸣，争相著述，互相辩驳，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绚烂夺目的思想井喷。他们留下的著作，被后世的中国人视为永恒的经典和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为什么乱世会成为黄金时代呢？恰恰是因为“乱”。

西周前期，虽然秩序井然、社会安定，然而过分的稳定和过于严格的礼仪约束，也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和活力。同时，小国寡民导致各国交往频率不高。除了周公，西周前期并没有出现伟大的思想家。

春秋时代的中国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绚丽多彩，是因为列国竞争的环境，使得春秋时代的空气远比西周时代更为自由。

多极的政治格局和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使各国统治者急于延揽人才，因此对人才不得不特别尊重。许多底层人士可以以智慧和知识为资本，抗礼王侯，主宰自己的命运。因此，春秋时期是中国的士人能够活得顶天立地的为数不多的时代之一，他们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每以君王的师友身份自居，将自己所学之“道”置于权势之上，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一点，以儒家最为突出。孔子周游列国，不留恋高官厚禄，不屈服于任何政治权威，只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孟子则远比孔子更锋芒毕露。孟子性格外向，感情丰富，行事张扬。他自负到公然宣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他特别强调精神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与国君交谈之际，也毫无奴颜媚态，“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

更为重要的是，春秋之后，经济发展，城市大量出现，各国交往越来越频繁，知识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人才可以四处流动，从贵族、士人到普通农民，人人都拥有逃亡的自由，或者说是“用脚投票”的自由。孔子见七十二君，就是说孔夫子他老人家走遍了72个国家。正如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所说：“周既不纲，权力四散，游士学者，各称道其所自得以横行于天下，不容于一国，则去而之他而已。故仲尼干七十二君，墨翟来往大江南北，荀卿所谓‘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言论之自由。至是而极……岂所谓‘海阔从鱼跃，天空任鸟飞’者耶？”

所以，自由释放活力，交流迸发智慧。各派学者相互启发、相互攻讦，知识产生和升级的速度大大加快。

三

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知识分子活得特别有个性的时期，那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都知道“魏晋风度”这个词，这个时代的士人给人的印象是都非常有个性，比如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之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他们公然蔑视礼法。阮籍当众放言：“礼岂为我辈设也！”这一点和春秋战国时期很像。

为什么呢？因为魏晋南北朝也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这个时代战争连绵，动乱不断，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铁桶一般的大一统政治秩序被打破了，士人们的头脑又一次获得了解放。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比较有创造力的时代，但是这种创造力主要不是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而是体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比如出现了王羲之这样的大书法家，顾恺之这样的大画家，陶渊明、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诞生了《广陵散》这样的千古绝唱。

所以，历史的规律说明，大思想家和大艺术家往往都诞生于乱世，乱世往往打开了新的思维空间。连中国人自己都说，“乱世出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