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自治城市”：诞生资本主义的容器（2/2）

“自治”是解开资本主义之谜的钥匙。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晚明和清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城镇中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如果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列强打断的话，中国也许会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继续领先世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振羽的说法：明清之际，中国都市资产阶级经济已经得到很好的成长，可惜这宝贵的蓓蕾还没长成，就“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在于手工业工场数量的多少，更关键的是与之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peter）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黄仁宇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杨师群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因细胞的有机结合体。”王家范概括得更为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

而在这个体系和运动中，“自治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自治城市是培养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器皿。

自治城市的第一个核心特点是“自由”，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

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习惯法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的特许状中是这样写的：“任何人在林肯城的居留期达到一年零一日，而且已经照章纳税，……我将准许他与过去那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在林肯城中。” [39]

封建主的领地和庄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和束缚，但城市里完全没有。市民拥有一切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谁结婚，可以自由地搬迁住址，可以自由地支配他的一切财产。 [40]

自治城市的第二个核心特点是平等。

这些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尽管贫富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公民，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享有多于别人的特权。 [41] “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市民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有特殊权利。市民、工匠或商人均享有人身自由。” [42]

市民法律地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

三

经济繁荣的城市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极具吸引力。所以大量的农奴和农民来到城里，大量自治城市如雨后春笋一样在西欧沿海地带生长起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封建主都愿意把城市的自由卖给城里人。因此，除了花钱赎买之外，城市获得自治的另一种方式就是“武装斗争”，通过战争打败封建主，获得自由。

到后来，这些自治城市还能够联合起来，挑战国王们的政治权威：“当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企图强迫意大利北部的米兰、布雷西亚、帕尔马、维罗纳等富庶城市纳税，并接受帝国管辖时，这些城市便组成伦巴第联盟；联盟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地进行了反对皇帝的战争。同样，1350年，不来梅、吕贝克、斯德丁、但泽等波罗的海沿岸的90个城市组成了汉萨同盟，反对海盗，迫使外国承认它们的商业特权，实际上垄断了北欧的贸易。” [43] 教皇也数次与这些自由城市发生冲突，也曾将一些城市“开除教籍”，但始终无法改变这些城市的独立之风。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陆的城市商人们凭借手中的巨额资金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权力，他们渐渐成为伦敦的市长、德意志共和国自由市的参议员、荷兰的州长。商人们得意扬扬地借钱给那些穷困潦倒的国王和贵族，让后者不得不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商人的财富和他的政治权力是同步增长的。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那么，为什么在欧洲能出现自治城市，而在其他地区，比如商业同样广泛存在的中国、印度和阿拉伯地区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