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 从财政角度看鸦片战争的失败（2/2）

清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大约在4000万两白银。具体到184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是3904万两。鸦片战争的军费占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70以上。

而英国那一年的财政收入是15540万两。也就是说，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整整4倍！对英国来说，这场战争，只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这样的战争，中国能打胜吗？再打下去，中国显然要破产，而英国毫无压力。

一个国家的财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国力。任何一项国家能力，包括军事力量，都离不开财力的支撑。“财政能力真正体现一个国家能在多大范围内动员其经济资源。”因此财政收入比gdp总量更能代表一个国家的实力。

中国是大国，英国是小国。当时中国的人口是41亿。而英国是1500万。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数是英国的27倍左右。然而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中国的4倍，也就意味着，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是中国的109倍！

那么，为什么中英两国财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面是中英两国国民收入不同，我们讲过，早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国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税收体制背后的政治体制不同。

表面上看，英国的政治体制不利于税收。因为我们都知道英国人的“无代表不纳税”的理念。著名的光荣革命最主要的内容就是限制国王的权力，不经议会同意，国王不能收税。

而中国皇帝富有四海，皇权没有任何限制，中国还有一支人数巨大的官僚队伍，主要任务就是收税。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税，似乎是一句话的事。

这样说起来，中国的收税能力应该比英国强很多。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光荣革命，英国的税收能力大大增强。而中国皇帝的税收能力其实一直很差。

这是为什么呢？

道理很简单。光荣革命强调了纳税人的合法财产权，或者说，强调了对产权的保护。国王不能再任意损害纳税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税款用于骄奢淫逸胡吃海喝，如同秦皇汉武那样宫殿一盖就是几十上百座。光荣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纳税体系不再归国王管，而是归议会管，每一笔钱怎么收怎么用，都要公开辩论，非常透明。

这样一来，精明的英国人就相信他的钱不会被中饱私囊，也不会被浪费，而是最终会花在自己身上，用来给公民提供“公共产品”。

事实证明英国纳税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虽然国力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加，但是英国的财政收入大部分用于对外扩张，国内管理上用的金额基本不变，也就是说，文官队伍比较清廉，比较节俭，税收没有被腐败吞噬。“自十四、十五世纪以来，英国政府有偿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增长与效率提高就主要体现在国防或国外市场的扩张上，对内的协调职能长期以来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其内政开支甚至保持了几百年如一日的稳定。” [14]

在对外方面，英国政府虽然花费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税收，但也确实最有效地保护了国家的利益。在欧洲100多年的列强争霸时代，英国通过军事力量，不仅确保英伦三岛、北美殖民地、欧洲大陆市场的绝对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个可能的竞争对手的出现。虽然战争连绵，但是不断获胜，可以获得赔偿。而且战争支出刺激了经济增长，促使英国经济更加繁荣，“国家支出的猛烈增长，特别是海军部订货造成的对生铁、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资的巨大而持续的需求，造成一个‘反馈环’，促进了英国的工业生产，刺激了技术上一系列的突破” [15] 。大量的英国工厂、企业和商人都通过战争发了财。这进一步提高了英国人的纳税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环。

因此，英国纳税人认为他们对政府的投资是合算的。他们相信，交给国家一磅，国家回报给自己的远超过一磅，这使英国的征税阻力很小，征税成本相当低。 [16]

马德斌说，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首先被制约和限制的权力，成为最有效、最强大的权力，英国的国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强。

而中国皇帝呢，表面上税收能力很强，如前面我们所说，汉武帝时期，随心所欲地通过税收掠夺民间财富，导致上千万人成为奴隶。再比如明朝末年，随意加收三饷，并没有人能反对。然而事实上，古代中国的财政能力是很差的。

为什么呢？

第一，在普通民众看来，税收就是官府对人民的合法抢劫，纳税积极性不高，千方百计逃税。

第二，也是更为主要的，因为无法有效治理腐败，通过官僚体系征收的税款，真正送达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税费被各级官员中饱私囊，成为陋规的主要来源，成为官员们发财致富的主要手段。这就是所谓的“强政权与弱治理并存的矛盾体”。因此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很差，无法建立起公开透明的税收体系，无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产品。

因此，鸦片战争后，中国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员刘锡鸿，被派到英国当外交官后，通过亲眼观察，发了一通感慨。他说中国老百姓不愿意交税，英国老百姓却很积极，为什么呢？因为英国人征税，是老百姓选出的议员在议会上决定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当然是愿意了。而中国征税去干什么，谁都不知道，当然没有人愿意交了。当然，这话是他私底下偷偷说的，回国之后他是绝口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