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 朝贡体系与中国的面子外交（1/2）

一

日本人愉快地接受了黑船来航，而中国被打开国门后的感觉是极度痛苦的。这种痛苦主要不是因为经济利益受损，而是面子受损。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按理来说，一国与外国签订了重要条约，自然应当下发各级官员特别是外交部门了解并且执行。但是大清帝国却没有这样做。

《南京条约》签订之后，条约文本一直存放在两广总督衙门，并未上交朝廷供呈御览，也并未向下颁发。很多外交官员也不了解条约的具体内容，“历来办理夷务诸臣，但知有万年和约之名，而未见其文”。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这个条约太丢面子了。堂堂天朝上国在人家的炮口下被逼签了和约，而且和约的内容更是不同寻常。清方在条约中不得不称“英夷”为“大英国”，称夷人头领为“大英国君主”，与中国皇帝并列书写。这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江苏布政使李星沅获悉《南京条约》的内容后，气愤不已，说条约中“夷妇与大皇帝并书”，实在令人无法接受。所以朝廷决定，条约内容能不发就不发，尽量缩小知情人的范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州人和英国人之间，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这个事也很重要，但是可能知道的人不多。

什么叫“反入城斗争”呢？

原来在鸦片战争以前，洋人是不能进入中国的城市的，具体地说，是不能进到城墙以内，理由是夷人低人一等，不配住进中国城市。因此英国人以前是住在广州港口边上的。

英国人对此感觉很不舒服，因此在南京条约中，专门约定了一条，以后可以进城居住。 [5] 事实上，《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宁波、福州等地都陆续允许英国人入城了。只有广州人坚决反对洋人进城。他们认为割地赔款都是小事，洋人进城这一条绝对不能接受。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人类和禽兽不能生活在一起。广州府学明伦堂曾贴出一道《全粤义士义民公檄》，称：

华夷未可杂居，人禽不堪并处，直是开关揖盗，启户迎狼。

翻译过来就是中华与蛮夷不可混居，人类和禽兽不能共处。如果让外国人进城居住，那就是打开大门，让豺狼进来。

所以为了进城不进城这事，中国和英国又争执了十几年，这也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条导火索。

第二次鸦片战争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英法两国为了扩大侵略利益，一路从广东打到天津，把清王朝打服了，于是中外双方在天津签了一个《天津条约》。

签了字之后，道光皇帝的儿子，当时的皇帝咸丰又后悔了。因为《天津条约》里有一条规定，几个西方国家可以派大使驻在北京。

这在当时西方世界是常态，今天也是世界外交惯例，但是咸丰却感觉如坐针毡，别的条款他都能接受，割多少地赔多少款都行，就是让外国人住在北京，想来想去，怎么着还是不行。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外国人不给他下跪。早在乾隆爷的时候，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朝，为了跪与不跪，闹了很久，最后也没有正经下跪。以乾隆大帝之威，尚且不能让英人规规矩矩地三跪九叩，他当然更没法强迫洋人献出尊贵的膝盖。

那么不下跪会怎么样呢？咸丰认为，这会让他在全世界丢脸。而这一丢脸，还会引起连锁反应，这标志着中国从此就不再是天下诸国公认的天朝上国了，以后可能连朝鲜、琉球等国，也不尊敬中国了。（“朝鲜、琉球等国，久奉正朔，每遇朝贡，皆极恭顺。若见该夷之桀骜倨侮，必皆有轻视天朝之意。”）也就是说，2000年的朝贡体系也将崩溃于一旦。

二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实行朝贡体系，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边民族和小国前来进贡。这个体系“本质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论与东亚的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中国向周边国家不停地输出文化。它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中国通过这个体系，来维持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

自汉代以来，能否让“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或者说，朝贡国多少，就成为衡量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标。

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得最为完备的朝代之一。《明会典》所列朝贡国的总数为111个，即使将位于今新疆等境内的西域小国剔除，其数量也超过100个。 [6]

当然，除了文化、政治与外交，朝贡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为什么来朝贡呢？除了倾慕中华文化，慑于大国兵威之外，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的威名，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汉武帝为了面子，曾花了不少钱收买“夷狄”来朝贡。“在经济上给夷狄以丰厚‘赂遗’，这是吸引夷狄的根本。夷狄重汉财物，才会有归汉之心。……综观西汉一朝，‘赂遗之设’可谓遍及四海，从对域外来使的赠赐，到对归汉酋长的封赏，西汉无时无处不在展示着经济文化的巨大魅力。” [7]

用吕思勉的话来说，“赂遗”就是“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据《汉书·西域传》，班固因此对汉武帝为了外交上的风光大量花钱表示强烈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