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1/2）

一

不管情不情愿，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被并入了全球化大潮。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不得不频繁地与世界交流。

那么，被裹入全球化大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中华民族出现巨大的心理创伤。

中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以“被动挨打”的方式被卷入全球化的。几千年来，中国自居“天下”中心，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却突然被侵略、被殖民，不断割地赔款而无丝毫还手之力。这对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都造成了非常沉重的打击。

我还清楚地记得中学历史课堂上讲到近代史时，教室里的压抑气氛。和所有的同学一样，我的心中涌起强烈的悲愤和屈辱。勤劳勇敢热爱和平的中华民族，为什么遭遇这样蛮不讲理的侵略与欺凌？

这种断崖式的心理冲击造成了多方面的心理后果。一方面，它使精英人物“开眼看世界”，尝试“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了漫长而充满挫折的学习西方的过程。

另一方面，很多国人形成了“受害者心理”，对外部世界产生了深刻的敌意，他们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积贫积弱、多灾多难，都是拜西方列强所赐。“天无雨，地发干，全因鬼子闹中原。”

同时，经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人发现自己在世界的眼中，已经从原来最优秀的民族，变成了“半开化”的“东亚病夫”，对外心理由以前的自信甚至自负，一变而为弱者的深刻自卑，对外界的任何一点表扬、批评或者“侮辱”都高度敏感。当然，这种自卑的另一面，则是发愤图强，“争气”。百年国耻使中国人积蓄起强大的心理能量，渴望迅速“赶超”西方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再一次扬眉吐气地站在世界之巅：这才是中国人习惯的位置。

其次，一次次的对外战争，使中国丧失大面积国土，对外赔款累计10亿余两白银 [42] ，导致清王朝财政屡次濒临崩溃，也给普通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除了这些影响，全球化也有另一面的作用，比如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基本规律。

改变了哪些规律呢？

首先是人口曲线规律。

在中国历史上，“乱世”就意味着人口的大量损失。这个我们前面有比较多的论述。

中华民国时期无疑是乱世。我们一提起民国，常用的词都是“军阀混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民初的军阀割据与混战，看起来和东汉末年、晚唐、北朝后期军阀混战很相似。按理说，这样一个长达数十年的乱世，人口应该从晚清的4亿，掉到3个亿甚至2个亿吧？

然而事实却是相反的。

太平天国内乱结束后，中国人口就开始恢复增长。《中国人口史》第六卷的研究显示，1911~1936年间，也就是中华民国建立到抗日战争之前，中国人口从41亿增长到53亿，年均增长率达到103。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高增长。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的研究证明，清朝从1644年建都北京至1851年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49，即便是其中增速最快的康雍乾百年“盛世”，年均增长率也不到07。 [43] 因此，侯杨方认为，整个“民国时期的全国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44] 。

而且这种增长是一种质变。

侯杨方认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口模式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传统模式，变成了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这样的现代发展中国家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原因很简单，晚清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卫生医疗条件进步，导致人口模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二

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的第二个中国历史规律，是经济增长规律。

和人口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长、乱世崩溃的规律。一有战争和动乱，经济也迅速残破。

比如安史之乱，数年之间就造成“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政府办公机构十中有九被毁，民居更是大面积烧光，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断绝，物资空乏，一片荒凉。 [45]

关于近代以来的经济状况，相信大部分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团糟。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经济入侵，迅速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破产，大量民众陷入贫困化之中。

然而事实上，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更新了这个结论。“1840年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外来的机器制品并没有真正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直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对华贸易的商路大为缩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国机制工业品的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才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出现瓦解。 [46]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平息下去，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结束，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另一方面，以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海底电缆的铺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把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晚清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之路，让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扎下根来。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是有限的，因为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民营经济没有起步，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只迈开了一条腿。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起始于甲午战争。

历史教科书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然而凡事都有两面，中国经济发展曲线，恰恰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迅速上扬。

因为《马关条约》允许开放中国市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投资，直接设立企业。为了抵御外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励民族资本发展，许多领域被迫不再由官办企业垄断，而是向民间资本开放。1898年，清廷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1904年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民族企业普遍引入西方企业管理方法，实行了董事会制和监事会制，与官办企业相比发生质的变化，促进了近代工商业迅速成长。

我们来看几组数字：

1894年中国民营资本总额是710万元，到了1913年则达到162亿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是467公里，到1911年达到9292公里，增长了1989倍。

1895年中国轮船吨位只有32708吨，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吨，增长了276倍。

甲午战争前的2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4，出口增长率为254。甲午战争后，1910～1914年间，出口平均增长率为59，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4。 [47]

吴承明估计，中国市场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长率为125，而1894~1908年为402。按照汪敬虞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结论是，1895~1913年，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20。这一现象“不仅过去所未有，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 [48] 。

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民国最乱的是北洋时期，也就是“军阀混战”时期。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比甲午战争之后增长还要快。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在现代铁路建设、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这是因为大一统崩溃，没有了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现在大家经常说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黄金十年”，不过是北洋时期经济成果的延伸与壮大。

秦晖先生综合民国经济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

三

近代以来的人口增长，还与中国城市的卫生文明进步有关。当然，和鸦片战争以来的很多社会变化一样，这种进步也与屈辱伴生。

1644年，北京人曾胸前贴着“顺民”二字，焚香跪接跪迎留着金钱马尾发式的满族军队。1900年，他们再一次在门上帖上顺民的黄纸，战战兢兢地迎接另一种“蛮夷”即洋人的到来。

洋人的记载：

经常可以看到手拿小旗的中国人，旗子的上半部分是空白的，下半部分写着“顺民”，……一块木牌上写着“好大老爷，不要开枪，我等顺民”。

八国联军进北京，当然犯下了无数的罪行。“河东一带，时有洋兵强奸妇女情事。”“俄人所踞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然而与此同时，侵略军也促使北京城的卫生面貌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

传统时代的北京是脏乱差的典型代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然后他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露天厕所中。”名妓赛金花在接受刘半农的口述访谈时说：“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腌臜了，满街屎尿无人管。”这是因为明清时代“京师无厕”，随地便溺是唯一解决办法，因此大街胡同里屎尿，“以我所到过的地方而论，街中虽然未必比北京好到什么地步，然而总不至于像北京这样肮脏，满街路都是屎尿”。再加上当时北京没有垃圾站点，也没人清运垃圾，垃圾都是随便倒的。“人家扫除之物，悉清于门外，灶烬炉灰，瓷碎瓦屑，堆如山积，街道高于屋者至有丈余。” [49] 家家把垃圾堆在街边，有的地方，垃圾甚至比房子都高。

其实这不是北京独有的情景，前现代化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城市都面临类似的卫生问题。1600年曼彻斯特茴香街（fennel street）上的粪堆和垃圾堆达到了让市民无法“用脚走路”的地步，17世纪50年代的巴斯市民，同样因为街道上的垃圾、粪堆和石堆头疼无比。 [50]

近代西方文明变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立起了一个囊括一切的全新体系，对旧的人类社会进行了全面变革。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动力革命，解决了流体物质提升问题，而材料技术和施工方式的发展，又使下水系统的铺设成本大大降低，因此让自来水系统和抽水马桶在西方社会实现普及。1844年，英国女王的丈夫下令在温莎城堡内安装了马桶和排污系统。1852年，巴黎市长下令“街上所有的新建建筑物及进行重大修缮的建筑物都必须装设下水管线”。 [51]

因此工业革命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生事业进步，让人类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安全、最清洁的时代。工业革命之前，人的平均寿命预期不到30岁。而工业革命完成之后，人的平均寿命预期超过60岁。 [52]

1900年，完成卫生革命其实也没有多少年的西方征服者捏着鼻子进了北京，面对满大街的粪便和垃圾，在近代化卫生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征服者感觉实在受不了。他们出于本能反应，立刻要求北京市民改变卫生习惯，因为他们要在这座城市里驻扎相当一段时间。

“洋人最是嫌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

洋人“热切期待这次短暂的占领对中国国家骄傲的冲击能产生积极的影响，长期以来视外国人为化外蛮夷的陈旧而顽固的傲慢会因此遭遇致命一击，北京也会从一个封闭的城市转而对外界开放”。德国人、联军统帅瓦德西入京后，倡议成立了“管理北京委员会”，“负责管理治安、卫生、民政、财政税务”等地方性事务。

管理北京委员会要求“各街巷俱不准出大小恭，违者重办” [53] 。生活垃圾如“炉灰秽土”等乱倒亦被禁止，“街前不准堆积，无处可倒，家家存积院中”。对此，英美等国界内，“均有公捐土车，挨门装运”。北京从此才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垃圾清运车。

为了改变北京市民在街上随地大小便的习惯，占领军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手段。1902年，北京民间报人彭翼仲等自办的《启蒙画报》，发表《防疫歌》，描写联军当初在北京的情形说：

回想联军在北京，大街小巷打扫清，禁止污秽罚洋钱，防疫无如洁净先。

有位老官出恭勤，墙角蹲身未久停。欲起不得曲躬行，忽闻橐橐皮靴声。

此时情形真可笑，老官心中脱脱跳，张惶四顾魂胆销，裤带不见手纸抛。

此君将来管街道，一定不准乱撒溺，此君将来修路程，一定多设官茅坑。

京城虽是旧京城，肮脏风俗急须更。

当时的中国市民对此非常不适应。有人在回忆录中抱怨说：“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