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消失的艮岳（1/2）

公元1127年春，就在北宋徽、钦二帝带着全家老少在金人的胁迫下北迁之时，一位蜀地的僧人祖秀却再次来到了艮岳，欣赏他心目中的仙境。

祖秀，字紫芝，是一个在当时有名望的僧人，混迹于首都汴梁的文人墨客与官员中。 [1] 他曾经写过欧阳修的小传。 [2] 欧阳修是一个尊崇儒教、排佛的人，在撰写《新唐书》时将许多佛教的资料从史书中抽出。但在宋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往滁州，经过九江时，在一位高僧的指点下，发现佛教理论中的宽仁与他心目中的政见吻合，排佛之心大大消散。 [3]

祖秀最佩服的是他的四川老乡苏轼，他认为苏轼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贤人，超乎蜀地五杰（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唐代的李白、陈子昂），是一位通古今、六艺俱全、佛儒全通的人物。 [4]

北宋首都被围时，祖秀也被困在了汴梁。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当金兵攻陷城池时，皇帝将皇家禁苑开放给受难的百姓，百姓跑到艮岳的园子里避难，这座常人难得一见的皇家园林终于露出了真面容。

祖秀也在这时第一次来到了艮岳。当时天刚刚下过大雪，放晴后，避难的人们都在山间哆嗦着为性命担忧，但祖秀却被这如同图画的美景吸引住了。他流连于艮岳中，认为天下所有的美丽、古今所有的名胜，都集中在了这个园中。

那位下台的皇帝不仅享有了自然界的盛景，还创立了世界上不曾有过的美。这座园林是人工的，是由最懂艺术的皇帝设计，再由天下能工巧匠创造的。 [5]

我们根据祖秀的记载，加上宋徽宗本人所写的《艮岳纪略》，或许可以将这个最著名的皇家园林进行还原。 [6]

按照规划，园林模仿了天下最美的山水，一草一木一石都是有出处的，就连堆积成山的土壤也来自南方的名胜之地。在院子里，种着枇杷、橙、柚、柑橘、荔枝、榔栝等南方水果，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等著名的草本植物，它们都被成功地移植到了这里。还有许多珍禽异兽在山野间生活。

艮岳一圈有十余里，主体是三座山、三个池塘。在东北方是最高的万岁山，也叫作艮岳山，山顶上有一个小亭子叫介亭。万岁山之南是寿山，寿山有东西两个山头。万岁山和寿山之间有一块巨大的盆地，盆地中间是平静的雁池，雁池北岸有着园林中最主要的建筑群，包括萼绿华堂、绛霄楼、书馆和八仙馆等。雁池的东西两面，是两列不高的小山岭（不算在三山之中），将寿山和万岁山连接起来。经过人工引水，有一条瀑布从寿山落下，流入雁池。

园林里的第三座山在万岁山的西面，叫万松岭。万松岭以南，也是雁池的西北角，是另一个池塘——大方沼，大方沼的西面连接着第三个池塘——凤池。在大方沼里，有两个人工小岛，分别叫作芦渚和梅渚，小岛上各修亭子。

万岁山和万松岭之间，从护城河里引来了一条流水，形成了幽深的峡谷。峡谷的水最终流向了大方沼。

三座山之间有路相通，上山的路怪石嶙峋、腾云架栈，故意造得曲曲折折、充满艰辛，仿佛天然却处处带着匠心。走在山里，古树参天、鸟鸣兽啸，根本想不到这是在首都的内城中行走。但在不经意间，又会走到一座座精心设计的亭台楼阁，随处可以休息。

在万岁山之北，还扩建了大量的阁楼，突破了内城的限制，直到外城城墙。

那块由朱勔运来的盘固侯神运石，则放在了西面的正门阳华门附近。 [7] 从阳华门进入园林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八十棵夹道的荔枝树。从荔枝树中穿过，就来到一株来自南方的椰树跟前。椰树后面的平地上，就是放在亭子里的神运石了。

皇帝带大臣游园，喜欢在亭子里赏赐他们吃荔枝。比神运石稍小一点的奇石有两块，一块放在寰春堂，叫作“玉京独秀太平岩”；另一块放在萼绿华堂，叫“庆云万态奇峰”。

细心的祖秀还记下了其他数十块石头的名字，有朝日升龙、望云坐龙、矫首玉龙、万寿老松、栖霞、扪参、衔日、吐月、排云、冲斗、雷门、月窟、蹲螭、坐狮、堆青、凝碧、金鳌、玉龟、叠翠、独秀、栖烟、軃云、风门、雷穴、玉秀、玉窦、瑞云、巢凤、雕琢浑成、登封日观、蓬瀛、须弥老人、寿星、卿云、瑞霭、溜玉、喷玉、蕴玉、琢玉、积玉、叠玉、从玉、翔麟、舞仙、玉麒麟、南屏小峰、伏犀、怒猊、仪凤、乌龙、留云、宿雾、抱犊天门等。

祖秀还记录了园内不少的名胜，有在嶙峋的怪石上堆土形成的飞来峰，虽然看上去是山，但由于故意不将土堆满，露出了下面的怪石；有一座小山上种了上万棵梅树，称为梅岭，梅岭的边上，是另一个种满杏树的山坡，被称为杏岫；园子里还有种黄杨的黄杨 ，植丁香的丁香嶂，错植着椒兰的椒崖，种着大量侧柏的龙柏坡，养竹的斑竹麓。这些地方不仅以各色的植物著名，更重要的是讲求形胜，土下的石头，土上的植物，山的形状，地的坡度，尖角的位置，洞穴的尺度，都必须表现出独具一格的轻灵。

瀑布是由人工背水上山，再让水直流而下形成的，这个瀑布叫紫石壁。有一条通往最高峰的阶梯是用温润的石头凿刻而成，叫作朝真磴。小岛上种满了海棠，称为海棠川。山间还有精心构造的三个山洞，呈品字形排列，山洞里设有厅堂，中间建有亭子，山洞的所有门窗都使用玛瑙雕琢，这个洞群称为碧虚洞天。

祖秀在皇家园林徘徊许久，才唏嘘离开，将他的所见记载下来，我们今天才能对这个巨大的园林有清晰的认识。

几个月后，当金人们忙着带赵氏皇家人员北返，当所有的大臣都忧心忡忡，既为逃脱了当人质的命运而庆幸，又担心未来的危险时，宋徽宗打造的艮岳再次陷入了没人管的境地。祖秀回想起艮岳的美丽，又来到了这里。

他试图重新搜寻艮岳的美，却发现所有的珍禽异兽都不见了踪影。那些水鸟都在宋徽宗的命令下被投入护城河放生了，走兽则成了围城时期人们的盘中餐。那些珍稀的草木也不见了，大树被砍了取暖，竹子被拿走编了篱笆。至于那些花费了无数人力运来的石头，都变成了抵御敌人的炮弹，发射到了城外。公卿达官们的题碑，被人们用斧头凿掉了文字，扔在沟里。就连“石头侯爷”肚子里的雄黄和炉甘石，也都被一个回纥人买走了。 [8]

宋徽宗建立这个“天下盛境”花费了六年时光，动用了全国的财力。但人们毁掉它，只用了几个月而已，与其一同毁掉的，还有那个繁荣的帝国。

随着时光的飘逝，在本书中出场的人物也都有了各自的结局。

张邦昌到达南京应天府时，曾经伏地痛哭请死，但康王出于团结所有人的目的，原谅了他，还让他继续担任太保。

但自从康王即位，情况却出现了变化。高宗皇帝选择了李纲做宰相，张邦昌只得到了太保、奉国军节度使、同安郡王等没有实权的职务。皇帝不便于处理张邦昌，但为人苛刻的李纲却没有这个顾虑，他上书皇帝，认为张邦昌不能与君共荣辱，反而借着皇帝受辱而获益，应该弃市，作为乱臣贼子之戒。

高宗还是下不了决心处理这个当过皇帝的人，李纲乘机又戳了一下他的痛处，说以后如果继续把张邦昌留在朝廷，人们见了，会说这是那个“故天子”。这句话触动了皇帝，于是将张邦昌降为昭化军节度副使，潭州（现湖南省长沙市）安置。这其实就是宋代的断崖降级，将官员发配到边远地区。

此刻，张邦昌的命运就注定了，只要他离开皇帝身边，就丧失了活路。谏官们会一刻不停地寻找他的错处，直到皇帝同意将他杀掉，而由于他身在远方，所以连辩白的机会都没有。

最终，皇帝寻找的借口是：张邦昌玷污了皇家的女人。在太上皇的女人中，有一位华国靖恭夫人李氏由于不想离开汴京，一直对张邦昌示好。在一次喝酒后，李夫人拥抱着张邦昌说：“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他们一同进入内廷福宁殿，李氏将养女陈氏送给了张邦昌。

皇帝听说了这事，将李氏下狱，逼迫她将张邦昌牵连出来。 [9]

虽然宋徽宗的无数妃子、女儿已经成了金人的“囊中之物”，但宋朝的臣民玷污皇家的女人却是大罪，这足以让张邦昌丧命。

高宗皇帝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九月，怀着轻松的心情签发了张邦昌的死亡令，逼迫他自缢于潭州平楚楼。 [10] 这位对汴京城“保护最大”的人最终没有逃脱死亡的命运。

曾与金人合作的人中，除了张邦昌之外，还有王时雍、徐秉哲、吴幵、莫俦和范琼等人，对这些人的处理早于张邦昌。高宗即位六天后，就将王时雍贬为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其他在楚国担任过官职的人也开始感受到压力。

例外的是吕好问，他虽然在张邦昌手下担任高官，但由于劝说张邦昌迎回元祐太后，受到了高宗的表彰，被提升为尚书右丞。

五月初八，王时雍再次被贬为安化军节度副使，黄州安置，降低待遇被流放了。大家一看王时雍的境遇，立刻心里有了数。吴幵赶快上书请死，被贬为龙图阁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莫俦也上书请贬，被封了个述古殿直学士提举亳州明道宫。

五月十三，徐秉哲也被贬为徽猷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

六月初二，高宗想了个处置徐秉哲的方法，派他出使金国，想借助金国的手杀掉他。徐秉哲拒绝了，于是被贬为昭信军节度副使，安置梅州。

六月初五，皇帝再次下令，王时雍安置高州（张邦昌被赐死时，王时雍也被诛于高州）、吴幵安置永州、莫俦安置全州。到这时，除了范琼之外，其余的人都被发配了。

范琼由于手中有兵权，比起几位文官要难处理得多。他一看事情不好，也心情忐忑，皇帝反而安慰他，作为武将并没有大错，不用担心。

由于朝廷正是用兵之时，范琼被委以重任。但事后，范琼依然展现出对外战争的无能，和对内斗争的擅长。他在与金军作战时，被人嘲笑“此将军岂解杀敌，唯有走耳”。但他又拥兵自重，甚至参与了反对宋高宗的苗刘兵变。宋高宗只好让大将张浚将其杀掉。

由于范琼手握兵权，张浚无法直接下手，只能事先埋伏了士兵，借邀请其谈事，突然将他杀死。 [11]

在所有需要为僭伪承担责任的人中，宋齐愈是最倒霉的。当金军逼迫众人选举张邦昌，而大臣们扭扭捏捏不肯第一个说出名字时，宋齐愈为了避免僵局，向王时雍打听出张邦昌的名字，第一个签了名。就是这一次冲动之举要了他的命。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七月初三宋齐愈被罢职。宋齐愈留了一手，将当初另一位官员李会写的劝进草稿藏了起来。他以为自己罪不至死，想靠检举立功，将草稿捅了出来。但审判他的人却与李会勾结起来，将其判死。

即便这样，宋齐愈还可以不死，因为判案的法寺（大理寺）认定，他虽然该杀，可恰逢高宗皇帝大赦，不需要执行死刑。不想事情捅到皇帝那儿，皇帝说了一句：“如果张邦昌（在宋齐愈的帮助下）真的成了皇帝，又置朕于何地？”法寺立刻明白了皇帝的意图，杀掉了宋齐愈。 [12]

在宋徽宗所有的妃子中，只有韦妃一人回到了南方。宋金议和时，作为高宗的亲生母亲，韦妃也成了议和的筹码之一。和议完成后，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四月，韦妃带着宋徽宗的棺材踏上了归乡之路。她在南宋又活了十七年才去世，那时已经八十高寿。 [13] 在官方的记录里她成了贤后的化身，但在民间，却传说她在金国已经失节。 [14]

民间和官方的认知差异，也不能全怪民间的恶毒。事实上，南宋时期建立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就和靖康之耻有关。

靖康时期，金人俘虏了那么多年轻的女人，几乎包括了整个徽宗家族。按照汉人的观念，这些女人都被不纯洁的血统玷污了。从这时开始，道学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道学家们意识到必须进行更大力度的灌输，提倡以后妇女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必须全力抵抗，直至死亡。

道学家的灌输又反作用于靖康时期被掳的女性们，人们带着新的观念回头再看，更加认为她们被抓走是耻辱的，而韦妃不幸也在这个群体之中。

靖康之耻之所以给了道学一统天下的时机，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此之前，北宋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朝代，皇帝对大臣并没有过分强调忠贞，只要求大臣在能力上能够胜任。一时间实学盛行，人们普遍不重视空虚的泛泛之谈，而是对政治学、工程学、经济学更加看重。

但靖康年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故，却很少有大臣表现出忠心，反而有很多人配合金军将皇帝送走，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宋朝朝野。

从此之后，整个社会气氛加大了道德观念的灌输，要求人们重新树立忠于朝廷的价值观，道学抓住了这个机会成了主流。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提倡，对灭人欲的推崇，都一股脑儿变成了人们必须接受的“天理”，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愚忠，束缚了中国近千年之久。

在高宗时期，还有一个从北方放回来的重要人物——秦桧。

秦桧被金人掳往北方，最初跟随太上皇，后来被金太宗赐予了弟弟挞懒。挞懒很信任秦桧，让他在南侵时当参谋。 [15] 不想秦桧和妻子王氏抓住机会，杀掉看守，逃回了宋境。

关于秦桧的归来，日后人们猜测纷纷，许多人怀疑他是金国放回来的奸细，否则为什么那么多被抓往北方的高官，只有秦桧回来了？更何况还是和他的妻子一同回来，金人竟没有用他妻子做人质。 [16]

但宰相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李回选择了相信秦桧。日后，秦桧成了高宗朝的宰相，以及主和派的领袖。在秦桧的主导下，高宗在经过多年的战争后，选择与金军议和。为了扫除议和的障碍，秦桧排挤了主战派的将领，并将其中最坚决的岳飞构陷杀死，压制了反对的声音。

根据他后来的作为，人们怀疑他真的是金国的奸细。但也有可能，秦桧与岳飞的对立只是宋代主战派与主和派争斗的继续罢了。主战派看到了金国并非不可战胜，主和派却担心宋朝承受不了战争的影响，即便打几个胜仗，但沉重的财政负担会将国家压垮。只是这时的党派斗争已经失去了北宋初年的优雅，必须以杀人为结局罢了。

与秦桧类似的主和派还有宋高宗的两位宠臣黄潜善和汪伯彦，只是这两人没有秦桧走运。秦桧是在金军进攻力竭之后才掌权的，所以长期把持大位，安然善终。而黄潜善和汪伯彦却不幸赶上了金军势头最盛时，他们主张求和没有换来和平，反而还耽误了宋军的防卫，导致宋高宗差点被金军抓住。当金军攻克扬州时，两人都成了替罪羊被免职。但黄、汪的和平理想却被秦桧继承下来，也算后继有人了。

黄潜善死得早，没有看到后来的和平，而汪伯彦熬到了秦桧当政时期，再次起用。但后人对三人的评价却定了格，《宋史》将黄、汪、秦三人并列，写入了《奸臣传》。

秦桧等主和派掌握了南宋的政局，那些主战派的结局却并不好。李纲在高宗初期曾经短暂担任了宰相， [17] 但作为书生的他很快就暴露出领导力的不足，在如此纷纭复杂的环境中无法施展有效的领导力。在黄、汪的排挤下，李纲执政了七十几天就被边缘化，从此退出了中国历史的中心舞台。

与李纲类似的还有官职更小的马扩。马扩长期在河北地区抵抗金军，当金军占领了河北之后，马扩只好来到了江南。他担任过一系列的小官，都没有受重用。秦桧当朝时，马扩辞官离开了南宋的官场。 [18]

李纲和马扩虽然被边缘化，却没有性命之忧。同属于主战派的太学生陈东就没有这么好运了。陈东在靖康、建炎时期是学生中的意见领袖，曾经上书要求“诛六贼”，在第一次汴京围城战中，李纲被宋钦宗罢免后，陈东又领导了汴京城哗变，逼迫宋钦宗恢复了李纲的职位。

金人解围后，对于如何处理这些学生领袖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大臣提议将他们抓起来，有的提倡重用他们。但学生领袖们最大的问题却是：他们是和平时代好的“看门狗”，但在战争时期却应付不了复杂的局面。

陈东在第二次汴京围城战时已经辞职回家。到了高宗时代，李纲第二次被罢职后，陈东又上书要求给李纲复职，贬斥黄潜善、汪伯彦。

高宗皇帝不打算学北宋的祖先们容忍言官的传统，决定采取严厉的手段制裁他们。黄潜善乘机劝说皇帝杀掉陈东。

陈东的死刑令下发给了府尹孟庾，孟庾想以请陈东商议事情为借口，将他诱捕。府尹派出的小吏到来时，陈东已经有了预感，他表示吃过饭再动身，并写了一封家信交给朋友，好传给他的家人。吃完饭他去了一趟厕所，请他的小吏有些为难，怕他乘机跑掉。陈东看在眼里，连忙安慰小吏：“我陈东如果怕死，当初就不敢说话了，既然说过，难道还怕死？”

当天，陈东被斩于市，与他同死的还有另一位市民领袖欧阳澈。 [19] 高宗对于意见领袖的杀戮，也成了后来杀害岳飞的先声，亦表明南宋不准备像以前那样过于宽容。

在宋朝的叛臣中，还有一个人引人注目，他就是“常胜军”首领郭药师。郭药师在燕京投降金国后，在第一次汴京围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军事情报是二太子斡离不成功的保障。

之后，郭药师的官职却并没有更上一层。金军慢慢抽走了他的常胜军，仍然让他负责守卫当初的营、平、滦地区。金天会十年（公元1132年）时，郭药师是平州守将。与之相比，常常出使宋朝的金国使者萧庆已经成了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

不过，这一年郭药师和萧庆都被粘罕元帅抓起来关进了监狱。史书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原因，只说他们很快又获释了。萧庆之后仍然是粘罕的嫡系。可是元帅却拿走了郭药师庞大的家产，只是没有要他的命。在金人看来，失去了家产的郭药师也就失去了聚众的能力，没了后顾之忧，就可以让他安度晚年了。 [20]

与郭药师死在床上相比，另一个原宋朝大臣宇文虚中的命运就要悲惨得多。 [21] 宇文虚中曾经反对宋徽宗的“联金灭辽”政策。第一次汴京围城战时，他又参与了与金国的和谈，竭尽全力争取不割三镇，却没有成功。

金军退军后，宇文虚中成了替罪羊被贬职，却幸运地躲过了靖康之祸。

但到了第二年（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宋高宗征求使者出使金国，请求归还二帝，宇文虚中应征前往，被金人扣留了。一年后，金人将其他使者放回时，宇文虚中却决定不回来，他表示自己的使命是请回二帝，这个使命不完成，就不回去。

金人很看重宇文虚中的才华，重用了他。在高峰时期，金人甚至把他当作“国师”看待。宇文虚中担任了金人的高官，却并没有背叛宋朝，他一方面与二帝取得联系，另一方面联系北方的宋朝人，帮助他们寻找南归的机会。他成了北方汉人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