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最初的失落：城市繁荣（2/2）

“胶片有几英尺？”她接着问。

于是我明白了，她是要把冗长的暗语对到底，可那还差很长一段呢，而我担心这可疑的游戏会被隔壁房间听到。

“别瞎扯了，快开门吧。”我说。

但她不对完最后一句口令，决不开门。此后几天里，格拉齐雅无时无刻不显露出这股严谨的劲头。“该死的，”我心里暗骂，不仅想到了埃莱娜，也连带想到艾丽，“女人都一个样。”我继续回答这辈子遇到的最可恨的一长串问题，恰似老练的丈夫般屈就。暗语对到最后一句时，那位在意大利结识的年轻迷人的格拉齐雅一下子打开房门，但一见到我，仿佛撞见幽灵似的，吓得又赶紧关上了门。后来她告诉我：“你看起来像我见过的一个人，但我不确定是谁了。”这可以理解。在意大利，她只见过不修边幅的米格尔·利廷，那时他还留着胡子、不戴眼镜、着装随意，而敲响她房门的男人是个秃头，戴近视镜，胡子剃得干干净净，一身银行经理般的行头。

“放心开门吧，”我对她说，“我是米格尔。”

即便后来经过细致检验准许我进了门，她还是有所保留地打量我。寒暄之前，她故意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以防我们的谈话被隔壁房间听到，或被暗藏的窃听器录下来。不过，她泰然自若。一星期前，她率领团队的其他三个人提前到达。多亏意大利使馆的好心安排，他们已获得了工作批准和许可，当然，使馆官员们并不清楚我们的真实意图。

不仅如此，摄制组已开始工作，在政府高官出席意大利使馆安排在市剧院的《蝴蝶夫人》歌剧演出时进行了拍摄。皮诺切特将军也受邀了，只是最终没有出席。但意大利摄制组在演出现场露面对我们的工作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如此一来，他们等于在圣地亚哥获得了官方许可，接下来的几天，在大街上拍摄就不会遭到任何质疑了。另一方面，拍摄拉莫内达宫内景的申请手续还在办理中，不过申请人已经获得了担保，说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这些好消息让我深受鼓舞，想即刻开始工作。要不是因为宵禁，我肯定请格拉齐雅把摄制组其他人全部叫醒，好留下我重返智利第一晚的见证。我们制定了第二天一早拍摄的详细计划，不过，我俩达成一致，不必让其他组员预先知晓计划，而且应该叫他们坚信格拉齐雅才是领队。与此同时，格拉齐雅自己也不知道还有另外两组人马在拍摄同一部影片。我们取得了不少进展，同时品尝着格拉巴酒——一种意大利烈性白兰地，格拉齐雅一直把这种酒带在身边，几乎像一个护身符。这时电话突然响了，我俩同时跳起来。格拉齐雅飞速过去抓起听筒，听了一会儿，旋即挂断。原来是酒店前台打来的，让我们把音乐音量调低，因为隔壁房间已经打电话抱怨了。

恐怖的死寂让人铭记

在同一天里，情绪感受太过丰富了。我回到房间时，埃莱娜已经在她的温柔梦乡里徜徉，而我那一侧床头柜上的夜灯还亮着。我悄无声息地脱掉衣服，准备如上帝安排的那样安睡，可怎么也睡不着。刚一躺到床上，我便留意到宵禁期间那种恐怖的死寂。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什么地方能有与这里一般无二的寂静。那寂静就压在我胸口，压迫感越来越强，无休无止。熄灯之后整座空寂的城市没有一丝声响。听不到管道里的水流，听不到埃莱娜的呼吸，甚至听不到我自己身体里的声音。

我焦躁地起身下床，从窗口探出头去，想呼吸几口街上的新鲜空气，看一看这萧条而真实的城市。自从在漂浮不定的少年时代第一次踏足圣地亚哥起，我从来没见过这座城市像眼前这样孤寂而悲凉。窗户在五层，正对着一条死巷，巷子两侧是黢黑、高耸的墙壁。高墙之间，透过一片灰色阴霾，只能窥见一小块天空。我并不觉得站立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觉得面前是真实的生活，只觉得自己仿佛一个被困在马塞尔·卡尔内 [3] 阴冷电影里的囚徒。

十二年前，早晨七点，一名率领巡逻队的中士端着机关枪，往我头顶上扫射了一梭子子弹，喝令我排进一群俘虏的队列。这群俘虏正被驱赶进我任职的智利电影公司的大楼。当时整座城市正在爆炸声、机枪子弹呼啸声和低空飞行的战斗机的轰鸣声中瑟瑟发抖。逮捕我的那位中士自己也晕头转向，竟问我出了什么状况，他说：“我们保持中立。”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说，也不清楚这个“我们”包括谁。某一刻，仅有我们两人的时候，他问我：

“《纳胡尔托罗的豺狼》是你拍的，对吗？”

我回答说是。忽然间他似乎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尖啸的子弹、爆破的炸药和袭击总统府的燃烧弹，恳请我解释电影里怎么装死，怎么让伤口冒出血来。我向他一一解释，他听得非常痴迷，但随即就回转到现实中来。

“别回头瞧，”他朝我们嚷道，“不然我崩了你们的脑袋。”

要不是几分钟前我们还看见倒在街上的第一批死难者，要不是看到一个血流如注的受伤者趴在人行道上无人救助，要不是看到几伙市民装扮的打手用棍棒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支持者殴打至死，我们真还以为眼前这一切是无中生有的游戏。我们还眼见一群囚犯背倚着墙，一队士兵佯装要枪决他们。然而，看押我们的士兵一边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边坚持说：“我们保持中立。”阵阵轰响，遍地狼藉，一切都叫人发狂。

智利电影公司大楼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三脚架架起的机关枪对准了大楼正门。头戴黑色贝雷帽、胸前佩有社会党徽章的看门人朝我们迎面走来。

“啊”，他指着我喊道，“这位先生，利廷先生，该对这儿发生的一切事负责。”

中士用力推搡了他一把，看门人跌倒在地。

“滚蛋，”中士训斥他，“轮不到你讲话。”

看门人惊恐地连滚带爬，还仰头问我：

“喝咖啡吗，利廷先生？不来一小杯咖啡？”

中士让我拨几个电话打听一下到底出了什么事。我试着打了，但谁也没联系上。每时每刻都有军官进来下达命令，不一会儿又有别的军官下达完全相反的命令：告诉我们可以抽烟，又不准抽烟；叫我们坐下，又命令我们统统站好。半小时后，进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士兵，他用冲锋枪指了指我。

“报告中士，”他说，“外面有个金发妞儿来找这位先生。”

准是艾丽来了，肯定没错。中士出去跟她说话。与此同时，士兵们告诉我们，凌晨他们就被拉出来了，到现在还没吃上一口早饭，后来又接到命令，不让他们收取任何东西，所以他们现在又冷又饿。我们唯一能为他们做的就是递上香烟。

这时，中士跟着一位中尉进来了，中尉开始核实俘虏的身份，以便将我们羁押到国家体育场去。清点到我时，还没容我开口，中士抢先出了声。

“不对啊，中尉，”他对长官说，“这位先生跟这儿没关系，他跑来抱怨邻居用棍子把他的车砸坏了。”

中尉困惑地瞥了我一眼。

“这人怎么这么蠢，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跑来抱怨这种小事？”他呵斥道，“赶紧给我滚！”

我拔腿就跑，心想他们会在背后开枪，因为处决逃犯是最常见的借口。但并没有枪响。艾丽是来给我收尸的，她听一个朋友误传，我在智利电影公司门外被枪决了。街上有好几栋房子都升起了旗帜，军方用这种事先约好的办法辨别他们的拥护者。另一方面，我们一家已经被一个女邻居揭发了，她说我们跟政府的人过往甚密；她还知道我曾积极参加过阿连德总统的竞选活动，军事政变爆发前夕，我家里还在组织秘密集会。于是我们决定不回家，带着三个孩子和最必需的日用品，在死神的步步紧逼下辗转寄宿各处，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直到围堵越发令人窒息，我们才不得不踏上了去国流亡之路。

[1] 人民团结（unidad popur），智利历史上的一个左翼政党联盟，成立于1969年，前身为人民行动阵线，该联盟推举的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于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1973年，皮诺切特的军事政变推翻了人民团结政府。1981年该联盟解散。

[2] 巴勃罗·米拉内斯（pablo inés, 1943－），古巴歌手、作曲家，古巴新情歌运动的奠基人之一。

[3] 马塞尔·卡尔内（arcel carné，1906－1996），法国电影导演，诗意现实主义代表人物，作品有《雾码头》《北方旅馆》《天堂的孩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