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好好相处（1/2）

时事评论员

艾德·侯赛因

我还记得神奇文胸 (1) 的广告刚开始登在东伦敦的情形。作为胸罩广告来说它挺不错的，但我们都知道，在内衣行业，广告上放的不仅是胸罩，“露出”更多的是别的东西嘛。所以，东伦敦的那些人就想办法抵制那个广告。这些广告牌一竖起来，肯定就会被涂黑。我记得我问过人们：“为什么不算了呢？”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所以这些广告对我来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那些新来伦敦的人来说，他们对于不喜欢的东西会表现出三种态度——如果你不喜欢某样东西，你就要去改变它。如果你没法改变它，你就要大声说出反对它。如果你没法大声反对它，那至少要在心里讨厌它——这种程度的信仰被认为是最弱的，而这些人都希望自己能做到强中的最强。所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就去涂抹这些神奇文胸的广告。我真想跟他们说，哥们，冷静点。这个广告最多也就放两周，下个广告很快就会出来替代它。

另一个例子是，他们会在红砖巷恐吓妓女。如果你去开膛手杰克 (2) 作案地点附近，也就是斯皮塔佛德 (3) 、红砖巷和白教堂那块跟那边的女人们聊聊，她们会告诉你，一些男人曾经想办法让她们不要再营业。她们会告诉你她们被欺负的事。我真想说，别烦扰这些女人了。这关你什么事呢？为什么要来恐吓这些女人呢？这群女人还会告诉你，她们的常客正是这些恐吓者的叔伯兄弟。所以这真是一个矛盾的世界。对我来说，最让人担忧的是那种欺凌、强迫别人的人，他们会试图改变他们认为错误的行为。在大多数选择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的人的世界观里，自由民主也就意味着宽容待人，不干扰别人的生活。

但是有些人认为，只能按照一种规训来做事。而实际上，在生活中，几乎做每件事都有很多种方式可供选择。

个体的极端化程度当然也跟这个人的性格有关。那些更包容、更有同情心的人会显示出对人类的怜悯。他们可能会说“这些可怜的同性恋啊”“这些可怜的瘾君子啊，可怜的单亲母亲啊。这些可怜人没有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人，是因为我做得不够好”。所以说，这种精神上的鞭笞一直存在于一些人的脑海里，他们一直想着“我现在应该走出去，努力改善别人的命运”。

他们大部分人过着正常生活，但也把自己看作先锋卫士。他们沉迷于所谓的教化，觉得有必要改变别人。他们的逻辑是，光独善其身是不够的，你还必须成为其他人的光辉榜样。这种态度，说得好听点叫“怜悯”，但实际上是一种傲慢，认为其他人不像他们那样走正道。“我们需要把他们带回到正道上来。”这就是他们的看法。

在20世纪90年代，易捷航空 (4) 文化——鼓励大家去国外度假的文化——流行起来。上述这些人也从中获益不少，因为他们去了其他地方通常都会被震惊，因为他们在伦敦避之不及的那种“放荡”女人，也就是穿着紧身牛仔裤和低胸上衣的女人，遍地都是。他们想象中的伟大的土地跟其他地方一样。那些地方是允许多元文化存在的。没有人会被这样的情形吓到。没有人会说，来，我们去给她们穿上衣服。因此，我的论点在于，我们不仅要在今时今日鼓励自由民主，而是说，在古代、中世纪的社会里，这本来就是常态。人们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在和妇女权利相关的问题上。你的确不可能禁锢人类的精神。人类的精神总会找到冲出禁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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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初，卫星电视频道开始出现，住在陶尔哈姆莱茨区这样的地方的孩子就可以在家看到父母所来国家的新闻。这些国家的卫星电视频道的节目以当地语言播放，因为孩子的父母亲就看这些节目，所以孩子自然也跟着看，看到的是那里发生的事，而不是正在上演的英国大选。在我那个年代，我可是把撒切尔夫人以及约翰·梅杰爵士 (5) 的选战记得一清二楚，而他们不关注这些事情，因为他们的父母亲——也就是移民一代，其实还是对母国的文化和事情感兴趣。

在陶尔哈姆莱茨这样的地区，你一家都是某个国家的人，连医院的医生、护士、出租车司机都是。现在东伦敦可以说有国中之国了。开餐馆的、公交车司机、市场摊贩，同样如此。相当于你就住在他们母国的缩小版里。布里克斯顿也差不多。

现在有人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不对吗？就让各种文化百花齐放吧。但我发现，最终发生的情况是这样：那些社区里应该尊重和保护的人——换言之，妇女、少数族群、在这个国家出生和长大的孩子——却被迫服从那些文化上根植于移民母国的集体观念，而不被鼓励在这个自由民主国家里拥有强大的、充满活力的个体身份。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在英国生活了三四十年的女人都还不会英语。再比如，经历过家暴或有其他方面困难的妇女，却没有相应的文化自信向当地警察或社会服务机构求助。那些妇女不工作，所以失业率比英国工薪阶层白人妇女的平均失业率要高得多。以尊重这些社区、让其自由存在为名，我们允许男性，尤其是中产阶级男性、保守的男性控制那些妇女和年轻人。我觉得必须公开讨论、解决这些问题。

人们也不应期待学校、教师雇佣口译员为来到英国的小孩们或者家长进行翻译。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当你来到这里，你就应该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英语。

我想，我们也应该鼓励改变公共房屋的分布。你来到英国，希望国家为没有住房的你提供住房，这没什么不对。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应该继续下去。但这不代表你应该把自己困在陶尔哈姆莱茨区的那五平方千米里。在很多地方都有空房子呢，比如伊尔福德更东边的地方，北部城市，或者是伦敦周边地区。米尔顿·凯恩斯怎么了？卢顿怎么了？那里也有社区啊。那里也有人啊。换句话说，我们允许这些社区集中建立，仅仅是因为有人说，我想住在陶尔哈姆莱茨，离我的亲戚近，或者离某家肉店近，离社区中心近，离老人家近。尽一切可能给人们提供住房，这是一种高尚的传统，充分说明我们身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里，但这不代表要以损害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未来和下一代的幸福为代价。

我去过的学校里，孩子们用非英语的语言互相交流。这就是现状。你可以给我扣社会改造家的帽子，但如果不这么做，当下的社会形态会以最糟糕的形式延续下去，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样的后果是社会区隔，50％的移民人口不工作，女人们不讲英语，孩子长大之后遇到身份认同危机，最后就转变成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

别跟我说这是社会融合。别告诉我这就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两个词的意义和出发点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事关所有文化如何融合在一起。但有些地方出了问题，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分隔、撕裂的。

社会工作者

阿布·阿扎德

他陪我参观白教堂的汤恩比馆，向我介绍它的社会改革历史以及目前的一些项目。他在这里当了两年的志愿者，然后在2001年开展了一个叫“苏尔玛”的项目，这个项目是为社区里的孟加拉国老人提供支援。我们一路走着，时不时就有一些老人跟在后面，微笑着向他提问。

陶尔哈姆莱茨区35％的人口是孟加拉裔——可能多达7万人——很多老一辈孟加拉人会遇上语言障碍。他们在生活中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比如福利问题和生活方式的问题，这些都比较复杂。他们会遇到自己看不懂的文件，这就可能会导致账单方面的问题。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帮孟加拉人填好他们的福利申报表格，为他们翻译各种机构和政府发给他们的信件，并帮助他们了解下一步要做什么。

孟加拉人在“二战”后开始移民来英国。孟加拉国是英联邦成员国之一，所以英国政府招募孟加拉人来英国做劳工，为英国重建房屋、公路和地铁。他们的到来重振了英国的航海业和铁路交通业。当这个国家需要他们时，他们来了，并且为英国在“二战”后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他们每周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努力赚钱，之后把钱寄回家，在孟加拉国买地、建房子，以为自己还是会回到故乡。这是他们初来时的愿望。他们以经济移民的身份来到这里，努力工作，想要赚钱后回国。

他们把家人带到这里后，归国念头就淡薄了。他们现在不想回去，只想留在这里，因为他们在这里有了朋友，也熟悉了这里的系统和法律；回到孟加拉国，他们反而会不适应当地的生活方式。他们每个人都想住在陶尔哈姆莱茨区或者红砖巷，因为他们在那些地方才有家的感觉。那些地方到处是孟加拉国人开的商店和餐馆。他们感到更安全，可以与人顺畅交流。他们更愿意与自己人生活在一起。我觉得融合很重要，因为你来到一个国家谋生，或者准备在这里长期生活，你就有必要了解整个国家的文化。要做罗马人，你就得有罗马人的行事作风；如果你住在加拿大，也要像加拿大人那样生活。

语言技能和教育是他们的主要障碍。这些障碍，还包括贫困，是他们无法在伦敦四处流动的原因。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来没有在伦敦从事过高端职业。他们过去是劳工，被当作低等人对待。他们不富裕。如果你想旅行，或者学点东西，就需要钱啊。如果你想去看电影，电影票就要20英镑，你懂我的意思吗？想下馆子，也得花钱，他们还要养家糊口呢。另外，在收入很有限的情况下，他们还得照顾在孟加拉国的长辈们。对于这里的老年人，我们有两个项目：一个主要面向白人，另外一个主要面向孟加拉国人。白人群体里大部分人有私人养老金，有别的收入来源，不然就是有存款。相比之下，孟加拉国群体里只有少数人有私人养老金，大部分人没有为退休生活存钱。他们老了，也不会为此担心，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你老了之后，家人会照顾你。

我对他们说，有些时候，他们是自己把自己孤立、隔离了。这对一代又一代的人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脱离主流是很不好的。这就等于你被主流社会抛弃了呀，懂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打车是遇到孟加拉国司机，去小店买菜也是遇到孟加拉人，在所有地方认识和交往的都是孟加拉人，那你去了解、学习周遭环境的机会当然少了。

我问那些老人，你这样是在自我隔绝，为什么不跟别人多交流交流呢？他们的回答是，自己的生命已经快终结了，都到了人生的夕阳时期，学也没用啊。这是他们的回答，他们觉得自己很老了，活不了多久，所以对文化融合也没兴趣。他们觉得就这样待在自己的舒适圈挺好，如果要学习，肯定需要脱离这种思维方式。

在我的项目里，我们组织过一些集体郊游，比如去布莱顿海边、野生动物园或者邱园。我们试图把他们打乱来分组。否则，一个孟加拉国人上车，肯定会跟另一个孟加拉国人坐在一起，白人也会和白人坐在一起。在邱园，我们去看了一个很棒的温室，里面有棕榈树、木瓜和香蕉。孟加拉国人很喜欢这些。白人也去了，但没待多久，因为他们想去水族馆。孟加拉国人也去了水族馆，只是他们这两帮人没有一起行动。有些人能融合到一起，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话题，能互相理解。对其他人来说融合很难。如果你没跟别人分享你的想法，也没跟别人聊天，那你们待在一起能干什么呢？老一代不像新一代那么合群。他们对了解其他文化、了解别人的爱好没有那么感兴趣。而年轻一代，就对这些感兴趣。他们想要了解其他文化，想要知道别人吃什么、用什么等。

我想成为这种文化的一部分。我也想记住自己的文化。我想让我的孩子跟这里的人融合到一起。我希望他们学习现代社会的运作方式，同时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这两种态度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伦敦本来就是一个允许多元文化存在的地方。

教师

尼古拉·欧文

我们在格林尼治平时 (6) 晚上七点，在格林尼治见面。她来时看起来很年轻，我有那么一刻怀疑她是学生。她在格林尼治居住还没有多少年，但已经开始想念过去那个“老格林尼治”了。她说，在以前的格林尼治，市场上有个女人只卖古董瓶以及印有皇室成员和塔桥形象的罐子。

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位于伦敦东南部。头两天，我只跟学校职工在一起，从第三天开始才有孩子进学校。我们部门刚搬进办公室时，房间里到处都是灰尘。部门里一个女老师看见这种情况就一直抱怨，我就说，好吧，我去拿块抹布，我们把灰尘清理干净……他们说，清洁不是我们的工作哦——物业会有人来清洁的。那时候我意识到，为什么那么多学校都在走下坡路，学校里的人要么工作强度太大，要么一开始就不适应，最后都被逼得一点都不在乎了。

这所学校是女校，所有的女学生都来自伦敦东南部。有很多亚洲女孩，这明显是因为父母不希望家里的女孩跟男孩一起接受教育。我想白人和非白人大概各占一半吧，学校里的孩子们讲的语言总共有63种。我上了25分钟的课，就留意到有一个孩子根本不会说英语。于是我说，好吧，你不用跟着我的课堂走，你就给我写一下，介绍一下自己吧，就用英语写一段关于你自己的情况。好的，她这么做了。课堂结束后，我读了她写的东西，里面说，她在中国长大，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一天，有人来告诉她，她妈妈在英国，然后她就被带上一架去英国的飞机，现在她跟妈妈和一个以前从来不认识的双胞胎姐姐住在一起。

曾经有个孩子带了一把弯刀来上学。一个孩子在学校入口处被刺伤了。于是我们经常要在校门口放一个安检门，安检门由警察带过来，孩子们要通过安检门才能进学校。但这些孩子会互相发短信说今天学校有安检门，然后所有黑人孩子都故意晚二十分钟到学校，他们进来之后就找借口说，是啊，我迟到了，因为门口有安检门，耽搁了，进不来什么的。

学校里有一个帮派，里面的人以戴一只手套作为他们的标志。如果手套戴在右手，意思是他们现在处于邪恶模式，类似于“我现在想找人打架，如果我用枪射中了谁，也不会留下任何指纹哦”；手套如果是戴在左手，意思是“我今天不准备找碴，只是在乱逛，但我还是属于这个帮派的”。我强行让他们脱下手套。我说，把手套都交给我，就要那一只。我不把他们叫作“帮派”，我把他们叫作“社团”，他们可讨厌这个名字了。“我们不是社团，老师。”好啊，我明白。我上学时也参加过各种社团啊。他们超讨厌我这么说。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搞帮派很危险啊，别聚在一起搞帮派啊，他们反而会觉得帮派很酷，很刺激。于是我就故意说他们只不过是一个“社团”。

有一次，有个孩子没做作业，我大声批评了她。她说，她是因为要去接弟弟妹妹放学，所以没有做。我说，这确实是一项很大的职责，我也知道这个很花时间，但你还是要做功课哦。她说，好的，好的。她是个很乖的孩子，一个很可爱的女孩，我就去年级办公室告诉别的老师说，这个孩子在照顾她的弟弟妹妹，我不知道别的老师是不是知道。他们说他们知道。她母亲去年去世了，她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孩子里面最大的。她肩负着母亲的职责，还有传统妻子的职责。他们觉得她不仅要照顾弟弟妹妹，很可能还被自己的父亲强奸了。于是我想，那她当然做不了功课了。那是肯定的，怎么做啊？

我还记得一些相当可怕的事情。那是我第一次上公开课，“以教为先” (7) 的导师来听课。导师来观察我第一周还是第二周的上课情况。其中一节课上，有个孩子居然在吃棒棒糖。我说，莉莉，你不要吃棒棒糖了。她说，不，我就要吃。你能拿我怎么办，总不能过来抢我的棒棒糖呀。这种事情我都面对过，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什么都不管用。有一次，她把棒棒糖拿在手里，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把棒棒糖夺过来，她突然就爆发了，然后冲出教室。夏天的时候，我在操场上的一个小木屋教书，因为教室不够。小木屋旁边正好是放垃圾的地方，垃圾散发出来的气味在夏天真的挺难闻的。这会儿，莉莉冲出小木屋，绕着它跑。小木屋有许多窗户，其他孩子都通过窗户往外看，大喊大叫。莉莉在外面用指甲抓破自己的脸，然后回来说，老师，你看你对我做了什么，我要投诉你。她把自己抓出血来了。我的导师坐在教室后面问我，你准备怎么做呢？我当时想，我天，完蛋了，我的教学生涯到这里就算是结束了。才来一周半，就要被人投诉。但就在这个时候，前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说：“不，我们都看到了，是你自己把自己的脸抓破了。”我当时想，孩子，我爱你，我要给你打“a”。于是我对莉莉说，对，就是你自己抓的。你现在出去，冷静之后再进来。她就出去了。

最让人抓狂的事情是，一天中有五次，你站在30个不听你使唤、只顾着跟彼此聊天的孩子面前。你也别无他法，只能继续讲课。我记得，那个星期的头一天，我下课后走到我们存放课本的小储物间，以为自己要哭出来了。你肯定不能让孩子看到你哭，那会成为你的黑历史。我就坐在这个小储物间里想，我没事，我没事。他们只是小孩，我没事。就跟训练动物一样，你要惩罚他们五六次，他们才会知道你是来真的。他们才会知道，我不能玩手机，否则老师会没收手机，老师肯定会没收，没收了就不会还给我。他们还会明白，这些惩罚不是针对个人的。他们很有趣，也很可爱。他们有时候确实错得离谱，但是会道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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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情况真是令人郁闷。在七年级，你会看到这些可爱的小男生。他们好小，但都把领带系得漂漂亮亮，纽扣也扣得好好的，虽然他们穿的校服有点大；他们很乖，总是举手回答问题，还显得很兴奋。但是，可能十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我们教出过一些非常成功的黑人孩子，他们很努力，成绩也很好，准备去上大学，未来从事医生、律师之类的职业。可是，剩下的大多数都不会成功。你会看到他们互相打斗。他们其实也想做聪明的人、成绩好的人，但同时也想被看作很酷的人，希望被别人喜欢，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有趣。这种情况实在令人心碎。

很快，那些系得好好的领带越来越松，也越来越低；他们的行为越坏，领带就越低越松。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把领结系得那么大，都跟我的手差不多大了。我们学校有个规定，就是领带结上要能看到三道条纹；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把领带系得短短的，同时还能露出三道条纹。

今年我又开始教新一届学生，都是年龄小一些的孩子，因为上一届学生去年毕业了。我帮上一届学生填的学校申请里，大概有25份都是水管工和木工的课程申请。我又被安排教最差的班，虽然学校领导跟我承诺过，我在上一届差班那里经受那么多痛苦之后，他们会给我安排好一些的班。但领导居然又说，你把差班教得很好啊！来吧！再来一次。反正，我还是在他们早上出去之前帮他们系紧领带，把领带结推高，把领扣扣好，然后才让他们出去。a班的学生会在外面说，老师，他们一走到走廊尽头就会马上解开领结，你干吗费那么大劲啊？

好吧，原因是，如果有人一直对你说，你很聪明，你会变聪明，你会好好学习……我也不确定这样对他们有没有效果，反正是某种暗示吧，逼他们做好孩子。我也不会帮他们把领带结系得太紧，而是要不太紧也不太松，我不想把他们勒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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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公民教育。一个不教孩子政府、政治或社会学的国家是疯狂的。公民教育在2002年由伯纳德·克里克 (8) 提出，克里克认为，公民教育能够改善人们政治冷漠、脱离社会之类的态度。所以公民教育包含犯罪和法律、政治和政治组织，以及社会、社会学和社会变革等内容。政治课里，学生得出去跟一名政客对话；环境课里，学生要在学校里围绕环保做一个项目，比如呼吁废品回收等。学生们很喜欢这样的课程，因为在这些课程里他们有参与感。我很早就开始教多元文化主义课，当我讲到英国国家党，孩子们问，他们怎么证明自己的立场呢？我说，我们打电话问问他们吧。我教的这个班是十年级，挺优秀的，大概有15个学生。我把电话的扩音器打开，然后打给英国国家党的助选热线，电话那头的可怜女人说：“哦，你们问我什么是英国人的特性？”我们那节课的学习目标是：搞清楚英国人意味着什么。我们讨论说，根据英国国家党的定义，只有白人才是英国人，这很明显是错的，因为从这个国家形成伊始，居民就来自一百万个不同的地方。电话那头的英国国家党女接线人说：“你必须生于英国，且全家人都来自英国，你才算一个英国人。”我的学生就问，这样的话，你的家人最早是什么时候到英国的呢？是你之前四代吗？还是五代？这个女人回答说：“对啊，反正很久了。”孩子们说，那你怎么界定一个人到这里够不够久呢？女人回答说：“够不够久一看就知道的呀，不是么？”她用了这样一句话来掩饰她的种族主义。问答一直持续，直到一个孩子问了一个关键性问题：你会对人们进行基因检测么？你会看看他们的基因够不够“白”么？

又有一次，我给他们一张地图，想让他们探索“英国是多元文化国家”这个话题。我想让他们去问不同的人，问问他们的家庭来自哪里，然后画一条线，把故乡和英国连起来。这个项目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表达，我们其实都来自五湖四海。但他们做不出来，因为他们缺乏地理知识，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他们问，老师，德国在哪里？美国在哪里？英国在哪里？我回答说，好啦，你回到座位上吧，我们聊聊。大家看到这个小岛了吗？这是英国。谁知道哪里是伦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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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也特别喜欢我带领的辩论社。他们上周四才上了电视——是我训练出来的辩手呀。我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都非常非常棒。我在上综合师范学院时，就参加了辩论，一开始是别人拉我去的，因为我特别爱讲话；有人说，天啊，这个女孩挺能讲的，让她去辩论吧。这也是我后来申请牛津大学的原因。在这之前，我从未想过要申请牛津大学，直到有一次我去牛津大学参加辩论赛，居然打败来自伊顿公学的、戴着昂贵领带的男生，于是我想，好吧，我要试试。于是我成立了这个辩论社，并且有了一支很友爱的辩论队。辩论队里有一个女孩，父母都是老师，中产阶级背景，很可爱。还有一个女孩，她妈妈生她的时候只有14岁，怀孕时被学校开除了，到了周末，她就和妈妈一起喝醉。这个女孩非常聪明，她说她想成为一名律师，然后好好运用这些辩论技巧。

这两个女孩是很好的朋友，总是结伴辩论。看她们跟那些上私立学校的富二代对战，那感觉真是太好了。有一次，她们辩论的主题是关于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这两个留着棕色长头发的漂亮女孩，操着埃尔瑟姆口音说：“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好琢磨琢磨，你可能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但艾哈迈迪—内贾德 (9) 是不会后退一步的，他会说，不，我才不要后退呢。”关键是，她们的表达非常机智，但她们讲话的口音很重，所以当她们一张嘴，对面几位顶着松松软软的头发、穿着贵得离谱的衣服的男生就想，哈，我们肯定要赢了。但只要比赛开局两分钟，你就能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开始转变。比如当她们滔滔不绝地陈述外部影响如何导致社群内部分裂的一系列观点时，你会看到男生们突然开始在草稿纸上飞快地记笔记、做准备。

辩论社的常规成员有大概八个人。我有一个三年计划：第一年，我要带着他们去参加很多比赛，在那些比赛上，他们会被很多中学生打败——因为人家是十年级嘛。他们会被比他们大、比他们有钱的孩子打败，这种情况会持续好一阵。但没关系，没关系。他们一开始会度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一直在被这些大孩子打败。比赛过后，我会给他们买比萨，然后鼓励他们说，没关系，会好的。这么一来，到了年底，他们就会赢得伦敦所有公立学校参与的比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