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2/2）

“啊，问得好。什么都干……”我欲言又止。我知道自己的话听着很滑稽，便转移话题说，“我一直觉得有围墙的花园能给人安全感，从十几岁那会儿就这么觉得。”我盯着看她脸上有没有什么感兴趣的迹象，但唯一能感到的就是我没给她留下好印象，她似乎已经全然不相信我了，这个瞧着不靠谱的人竟然这么随随便便地就把这地方从她手中给买走了。我从灌丛里掐下一枝迷迭香，在指间揉捻着，嗅了嗅，然后放进了衬衫口袋。我看见她在关注着我的动作，仿佛在竭力回忆起什么东西。我手里捏着那张仓促画就的花园示意图，那上面显示了她种植韭葱、雪花莲、紫菀和夹竹桃的地点。围墙的外边是他们种的一大片桑树。

那天下午，阳光洒满了围墙内的花园，建围墙是为了阻挡来自东海岸的信风。我常常会想到这个地方。围墙内的温暖，围墙造成的阴影，我总是能在这里找到的安全感。她一直看着我，仿佛我是她花园中的一个陌生人，但其实我本来可以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对她和她丈夫在这个萨福克郡小村所度过的岁月，我有着许多的了解。我可以轻易地进入并徜徉在他们的婚姻故事里，就像我可以进入到那些在我青春岁月中陪伴在我身边的人的生活中去，他们是我自画像的一部分，这画像便是由他们看我的眼光所绘成的。就像我此刻眼中所反照的马拉凯特太太，站在她精心照料了多年的花园里，度过她还能拥有这花园的最后几天。

我曾经在想，不知道马拉凯特夫妇间是怎样的一番伉俪情笃。毕竟，他们是我在十八九岁那会儿唯一能时常见到的一对夫妻。那是每逢学校放假，我和母亲待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他们俩，我就没见过别的夫妻了。他们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满意的基础上的吗？他们是不是也会惹对方生气？对此我从来不敢肯定，因为我通常只跟马拉凯特先生在一起，一起在地里，或是那个曾经得到过优胜的花园里干活儿。他有自己的擅场，对土壤和天气很有把握，一个人干活儿的时候尤其轻松自在、花样百出。我曾经听他跟母亲说过话，和跟别人说话用的不是一种声音。他会积极地向她提议把她那块草地东侧的树篱给去掉，会经常笑她一点不了解自然的世界。而跟马拉凯特太太，他往往只会给出当天的计划，而且最终任由她说了算。

山姆·马拉凯特对我来说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真正了解别人的生活，甚至是死亡。我认识一个兽医，她养了两只鹦鹉。那两只鸟一起生活了很多年，在转到她手上之前就在一起了。它们的羽毛是绿色带点深棕色，我觉得很美丽。我不喜欢鹦鹉，但我喜欢这两只的外表。最后其中一只死了。我送了一封表示哀悼的短笺给兽医。一个星期后我又见到她，问她剩下那只鹦鹉是不是萎靡不振或者至少是神思恍惚。“哦，才不呢，”她回答说，“它简直是大喜过望啊!”

不管怎么说，在马拉凯特先生去世两三年后，我买下并搬进了他们那所小小的、由带围墙的花园保护着的木结构房子。离我当初经常拜访这里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几乎是在踏进房子的同时，一种感觉上已经完全被抹去了的过往又悄然回归了。而且一种对过往的渴望也油然而生，时光倏忽之间便飞驰回了当年。我在镖手的莫里斯车里，时间是夏天，布篷车顶张开和收回去都很慢。我在跟恩科玛先生一起看足球。我在河当中和山姆·马拉凯特一起吃三明治。“听，”山姆·马拉凯特说，“画眉鸟。”艾格尼斯全身赤裸，为了做到彻底一丝不挂，正在把一根绿色的发带从头上扯下来。

啊，那难忘的画眉鸟，那难忘的绿发带。

自从在伦敦遇袭后，母亲很快把蕾切尔送去了位于威尔士边境的一家寄宿学校，而我则出于安全的原因被秘密送往一家美国的学校，在那里，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我突然间就被迫远离了我所属的那个世界，那个有镖手、艾格尼斯和一直神秘的蛾子存在过的世界。某种程度而言，我所感受到的失落比母亲离去时还要巨大。我失去了我的青春，变得无可归依。一个月以后，我从那所学校里逃跑了。我并没有任何要去哪里的想法，因为我在那儿几乎谁都不认识。我被找到了，然后用飞机紧急送回另一所学校，这回是在英国的北部，我还是处于相似的与世隔绝状态。春季学期结束时，一个大个子男人到学校来接上我，驱车从诺森伯兰郡向南六小时来到了萨福克郡。一路上我对他保持着不信任的沉默，而他几乎没怎么搭理我。我是被送去跟母亲会合的，她当时正住在白漆屋，就是她父母以前的房子，在一个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光线充足的开阔乡野，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一英里。那年夏天，我将在那里跟着从学校来接我的大个子男人一起干活儿，他的名字叫马拉凯特。

那段时间母亲和我并不亲密。在她弃我和姐姐而去之前的几星期里那种轻松自在的家庭气氛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她在离去这件事上欺骗了我们，我无法抹去对她的不信任。要到许久之后我才发现，有一次，也可能是两次，在回英国接受新指令的时候，她曾经清空了日程安排，偷偷跑来看我，看我在布罗姆利街一家乱哄哄充满享乐气氛的爵士俱乐部里跟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子跳舞，看她时而跃出时而又投入我的怀抱。

人们说，生活中丢失的片段，是我们心心念念想找到的东西。可在我十八九岁和母亲一起住在白漆屋那会儿，我却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我提早收工回家，走进厨房，发现母亲正穿着衬衫在洗碗槽里刷锅。她一定觉得没人会来打扰她。她平时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衫。我觉得这是为了让她不显瘦。现在我看到好几道青紫色的伤疤，就像由某种机械的园艺工具在树皮上留下的那样——那些伤疤从手臂上纵贯而下，在她为免受洗洁精侵蚀而戴的橡皮手套口戛然而止，颇有几分无辜的意味。我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其他的伤疤，至少能看到的是这些赭石红的伤疤横陈在她手臂的柔软肉体之上，这便是那段失踪岁月留下的证据。没什么，她轻声地说，不过是一些小刀划出来的道道……

对于那些伤口怎么来的，她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母亲，罗斯·威廉姆斯，在我们遇袭之后已经终止了和情报部门的一切联系。尽管在巴克剧院造成的骚乱很快被当局平息了下去，但报纸上还是简短地、不指名地提到了她的存在，暗示了她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媒体只得到了她的代号——维奥拉。各家报纸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派别，要么称这位身份不明的女性是英国女英雄，要么就称其为战后政府海外阴谋的反面典型。这些报道都没有跟母亲产生真正的联系。她那匿名身份的保险程度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回到白漆屋后，地方上依然把那所祖屋归在她那曾在英国海军中服过役的已故父亲的名下。不为人知的维奥拉不久便被人忘却了。

母亲去世十年后，我收到了向外交部申请就职的邀请。我会被招募到这样的职位上去打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奇怪。我在第一天参加了几场面试。第一场谈话是跟一个“情报人员征召机构”，另一场是跟一个“情报评估组织”，我被告知这两家机构都是在英国情报部门中位居高端的独立机构。没有人告诉我他们为什么会来接近我，向我提问的人看似态度随便，其实问得很精细很复杂，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原本为自己早些年很烂的学习成绩而担忧，但发现他们其实并不是很介意。我认为裙带关系和血统肯定是进入情报部门可靠的敲门砖，因为这一行就相信血统家世以及有可能遗传的保密能力。此外，我在语言方面的知识也给他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面试期间，他们一点儿也没有提到我母亲，我也没提。

他们给我的工作是复查档案馆中涵盖战时与战后的各种档案。经我研究后发掘出来的任何材料和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都将保密。我只把发现交给顶头上司，由他来对这些发现作出评估。每个上级的桌子上有两个橡皮图章，一个刻的是“仍需改进”，另一个刻的是“过关”。如果你的工作“过关”了，将送往更高一级。至于更高一级是哪里，我不知道——我工作时能看到的小小风景仅限于海德公园旁边一栋无名建筑中二楼的档案迷宫。

这听着像是份苦差事。不过接受一份包含有检查战争细节的工作，在我想来，说不定正好可以发现母亲在把我们托付给蛾子期间干了些什么。关于她的故事我们只听过她在战争早期从位于格罗夫那屋酒店屋顶上的鸟巢用无线电发送情报，或是在夜间驱车前往海岸，靠巧克力和夜晚的寒气让自己保持清醒。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也许现在有机会可以发现她生活中那缺失的一段。这有可能会是一份遗产。不管怎么说，这就是我那天下午在马拉凯特太太的花园里语焉不详地提起的政府工作，当时那些蜜蜂正在蜂窝里六神无主地奔忙，而她已经忘了我是谁。

我通读着每天从档案馆里拿来的堆成小山也似的档案。其中主要包含在战争边缘行动着的各色人等写下的报告，关于于欧洲以及后来中东的旅程，以及各种战后的小冲突——尤其是在1945年到1947年初期间。我开始意识到，停战以后，一场未经批准且依然充满暴力的战争仍在继续。那时间，那些规定和谈判都还暧昧不清，战争行为继续在公众的听闻之外发生。在欧洲大陆上，游击队和党派武装从隐身的地方冒了出来，拒绝接受失败。法西斯主义者和德国的支持者们被受了五年或更长时间苦难的人们四下追捕。来来回回的反击与报复行为蹂躏着那些小小的村落，在身后留下更深的悲痛。当时刚获解放的欧洲版图上，有多少个少数族群，便有多少方势力在实施着这样的行为。

除了四五件其他的事情外，我主要负责检查整理遗留下来的档案和卷宗，评估哪些行动成功达成了目的，哪些也许出了岔子，以及哪些需要重新建档，哪些应该彻底终结给出推荐意见。这种行为被称作“无声的纠正”。

我们所处的其实已经是第二波“纠正”了。我发现在战争行将结束之际以及伴随着和平的到来，一场坚决的、几乎是末日审判般的审查行动已经开始了。毕竟，有难以计数的行动是公众永远也不宜与闻的，因此大多数关于妥协与让步的证据已经尽可能迅速地得到了销毁——此事发生在全球各地包括同盟国与轴心国的情报机构总部。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贝克大街特别行动处办公室发生的撤走时的大火。这类故意的火灾事故在世界各地都有。在英国最终离开德里的时候，那些称呼他们自己为“焚烧官”的人承担了焚烧所有妥协记录的工作，在红堡里日以继夜地放火烧文件。

这种掩盖战争真相的本能并不唯英国所独有。在意大利，纳粹破坏了的里雅斯特圣安息日集中营的大烟囱，在这所由米厂改建成的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反法西斯的政治犯受到折磨与杀害。同样地，关于的里雅斯特附近山区石灰岩天坑中的万人坑也没有任何记录保存下来，南斯拉夫的党派武装把反对接管的人，或者数以千计从南斯拉夫隔离营里消失的被驱逐者，把他们的尸体都处理在了这里。战争各方都在急急忙忙但又坚决地销毁着证据。在难以计数的手中，任何可能产生问题的东西都被焚烧或切碎了。这样，经过修正的历史才能得以开始。

但真相的碎片还残留在家庭里，或那些几乎从地图上被抹去的村庄里。任何一个巴尔干地区的村庄，我有一次听母亲跟阿瑟·麦卡什说过，都能找到理由报复其邻居——或者任何一个他们确信曾成为过敌人的人——党派武装、法西斯主义者，或我们，同盟国。这些就是和平造成的不良影响。

所以对于我们1950年代这代人来说，要做的工作就是找出会给历史带来麻烦的行动的残留证据，这样的证据依然能在零散的报告和非官方的文件中找到。在这个十二年后的战后世界里，我们埋首于天天送到面前的档案之中，其中有些人觉得，要想能看清谁持有正确的道德立场已经不再可能了。事实上，许多在那个档案迷宫中工作过的人，都在不到一年后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