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性格，环境（1/1）

张新颖：“文革”结束以后，到现在，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来，中国文学发展变化很大，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似乎都有不同的作家、作品各领风骚。但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内，有一些作家能够一直坚持创作，而且到现在，文学创造力不但不见衰退，反而累积起了更为成熟稳重的力量，不断化为重要作品。这样的作家是你们这一代的，为数不能算多，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坚。你也是其中一位。所以我就想请你来做一个文学谈话，这个谈话会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肯定不是一两次就能谈完的，可以预想是一个漫长的谈话。但我不想很抽象地去讨论理论问题，我愿意从具体的、简单的、感性的、经验的东西说起。

王安忆：那你现在能不能说一下你的具体的问题。

张新颖：我只是有个谈话的大致范围，就是从你个人出发来谈文学；从这个出发点会走到哪里，怎么个走法，却并不想事先设计好，规定好。如果把谈话比喻成河流的话，我并不想事先为它准备好河道。我们虽然认真，也可以谈得放松一些。具体的问题就可以从生活中很小的细节谈起，反正你想谈什么就什么。

我最近在看这个《爱向虚空茫然中》，以前没看到这个作品……

王安忆：这部作品是新写不久的。

张新颖：这部作品就写到小时候的经验。比如说你小时候睡觉的时候，你母亲是不跟你一起睡的，不跟小孩子一起睡，小孩子单独睡的。其实小孩子是有点儿渴望跟母亲亲近。有的时候会跟保姆在一块儿睡。

王安忆：对。

张新颖：那么就可以从这些细微的、普通的事情谈起。

王安忆：其实你就是很想知道我和我母亲在继承上的关系。

张新颖：对，不过这样说就有点儿直奔主题了，我觉得不要这么直奔主题，你随便谈就是了。

王安忆：我也稍微想一下，我在想我从小的生活应该是一个……我从小的生活就是跟母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我是一九五四年出生，一九五五年我母亲从部队转业带着我，还有我姐姐，到上海来。那时我父亲还在南京，他们当时都是南京军区的，所以我们和父亲有那么几年的时间不在一起生活。等到我父亲到上海的时候已经是一九六一年了。这段时间我父亲是来来往往，我父亲当时是军官，他往来比较方便。到我成年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父亲其实在五七年已经是“右派”了，离开部队，过得比较惨。可是我记忆中全没有。在我的记忆里边，我的童年就是在上海和我的母亲、我的姐姐，生活就是蛮简单的，我的生活——可能跟性格有关系吧，我的性格是比较孤僻的，或者说就是蛮胆怯的吧，它使我损失了最早的进入集体的机会，就是进幼儿园。我的姐姐是一个性格很开放的人，她从小是在幼儿园里度过——我出生以后没人带她，她就必须要去幼儿园。她的性格也和军区大院的环境有关系——军区大院是一种集体生活，我听大人讲，那时候都是一人一个保姆，满地放养似的。

张新颖：她小时候是在南京的？

王安忆：对，她到上海已经四岁了，我当时还是婴儿，一岁左右吧。所以我姐姐性格就很开放，她很顺利就上了托儿所、幼儿园。我小时候去托儿所、幼儿园的经历却是非常惨痛的，我是非常非常不愿意去的。我记得很清楚，每天早上去幼儿园对我来讲都是非常悲惨，后来都变得很阴郁了，我已经有点儿心理上的问题了，一到那里就哭，就是哭，非常非常不合群。什么时候才把这负担解脱呢？回想起来，是我父亲被打成“右派”后才解脱出来，他被打成“右派”，我们家的经济水平就有一个陡然的下降。据我母亲说，我们当时去的是个昂贵的幼儿园，是荣毅仁的妹妹在上海开的，大概开销很大，这个幼儿园冬天是有暖气的。所以说等到我父亲变成右派以后，就把我们俩都接出托儿所、幼儿园了，我就解脱了。解脱以后我的心情就比较好了，状态比较好了，不再会那么抑郁，但是呢其实也蛮寂寞的。

张新颖：一个人在家里玩？

王安忆：保姆，就跟了一个保姆。我的这个保姆是个扬州人，所以我从小学会的不是普通话，不是上海话，是扬州话。我从小的生活，其实是处于一个非常混杂的环境，我们的父母都是所谓的革命干部，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全都是没有本土色彩的——革命干部的生活就是没有本土色彩的生活，家里面是说普通话的，所以我到很大才会说上海话，因为你在上海，不会上海话会受到歧视，为了学上海话我都有点口吃了——至今都没有说好。我的隔壁邻居都说上海话，说得很好，我觉得许多小孩现在说得更加不好，生硬，词汇量也少。我的父母给我的生活就是这种完全没有本土色彩的一种生活。我的那个保姆，她是扬州的乡下人，她却带给我一种地方色彩，就是扬州的风气，很浓烈的风气：她喜欢鲜艳的颜色，我记得她给我买的一块手绢是我最最喜欢的，现在回想起来是十分的乡气，翠绿和粉红，她把我弄得很乡气。她带给我另外一种风气，比我父母给我的有色彩多了。我和这个阿姨在一起的时间甚至比和我父母还多，我父亲在南京，我母亲经常要下乡，要上班，所以我和这个保姆阿姨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多的。这个带大我的阿姨很像我的《富萍》里的奶奶，她很好看的，非常清爽的一个人；在她以前我父母用过几个保姆，可是我和她们都合不来。我妈妈用保姆的原则就是一定要和小孩子合得来，别的是次要的。我记得这个保姆一进家门，我一看到她就拉起她的手，这个印象特别深。这个人很会带孩子的，她就拉起我的手。和她在一起特别融洽，非常融洽。这个保姆是带我最长时间的，她在我们家里做，一直带到我长大上学，后来又带我弟弟，然后又带我姐姐的孩子，一直等到我姐姐孩子四岁她才走的——她生病走的，这么一个老阿姨。这个保姆我觉得她给我的印象就是非常清爽，头上还戴着一朵白色的绒花。我妈妈问她，你这个阿姨戴的花还蛮好看的，她对我妈妈讲是给她丈夫戴的孝。总之这个阿姨给你感觉是非常清爽的，非常好看的一个人——也不是好看，她是那种端端正正的，非常保姆的一个保姆。我后来写《富萍》的时候就常常想起这个保姆的样子来。她是带着我长大的，我在《爱向虚空茫然中》不是说我小时候喜欢和保姆一起睡觉嘛，就有她的影子。

张新颖：这个保姆是小孩子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人，她的影响成了童年经验中少不了的部分，没想到她还到了你后来的写作中来。

王安忆：她很疼我的，就是特别疼的那种感情。我们家住在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弄堂里，那个地方呢是一个上海小康人家的环境，就都是小市民，前前后后都是小市民，真正的上海小市民，就是这样的环境，我们所受影响是非常奇怪的。住在我们楼上的这家人家，是上海的老户人家，他们家的历史也是很戏剧性的。他们家原是某个资产者的家仆吧，一九四九年时主人离去，留下他们看守房子，但大军南下进驻上海，这栋房子被国家收去以后，就把他们一家安排在我所住的弄堂房子里边，成了我们楼上的邻居。这一家人家家境殷实，作风非常洋派，因为他们那种生活背景，对我们家批评是最多的。他们觉得我们特别不像样子，因为我们从部队里来的嘛，很简单，都没有家具——家具全都是从公家租来的，上面贴有铜牌的那种，就很像我写的《好婆与李同志》，还有《富萍》里奶奶的东家。我们家的衣食住都挺简单的，所以我们家一点点的城市气息全都是我们家楼上邻居和我们家老阿姨——我那个保姆，给我们带来的。楼上这家人说，你们家要买个樟木箱啊。总之觉得我们家家具太不像样了，家里用的毯子都是军队用的毯子——绿颜色的那种毯子，就是这样子的，好像马上要开拔的样子。

张新颖：这样一种生活啊。这样一种革命干部家庭的背景，会不会影响到看待他人的眼光？你刚才说上幼儿园跟小朋友融不到一块，你用了“阴郁”这个词，有的时候是自卑呢还是一种很混杂的情绪？比如一个革命干部家庭的人看待小市民，是不是有点从高处往下看的感觉？

王安忆：我到幼儿园时好像不存在这个问题，我那个幼儿园是比较特殊的，革命干部、知识分子的孩子占很大的比重，幼儿园里这种文化不相融性质倒还没体现出来。我在幼儿园不合群，我想这主要是性格问题，不是一个开放性的性格，不像我姐姐和人特别能够相处。我姐姐到现在还是这样的性格，她就特喜欢热闹，哪热闹哪人多她就往哪去，就那样子的。我呢好像就不行，我老是和人处不好，不能到太多人的地方去。幼儿园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不能上幼儿园，因此我的童年都是在家里度过的。在家里和阿姨在一起，我妈妈和我在一起的时间也不多，然后是和邻居，嘴很碎的邻居，在一起。就是在这么个环境里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