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莫言、贾平凹（1/2）

张新颖：你和莫言认识应该是比较晚的吧。好像《小鲍庄》和《透明的红萝卜》是发表在同一期杂志上。

王安忆：对的。呵呵，当时说到红萝卜，我就说，红山芋也可以啊，为什么非要红萝卜。因为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嘛。这句话传到他耳朵里去了，结果可想而知。所以我和莫言开始的时候也不协调的。我觉得莫言开始对我是有偏见的，因为我样样东西都和他不一样。上海，女性，在他眼里我好像是一个娇小姐。我记得我们一九八七年组团去德国，他就当众讥诮我的，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我就和他变得越来越融洽了，我觉得这个人感情蛮深厚的。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到新加坡参加一个华人文学评奖，然后又一同到马来西亚，讲演了一圈，大概相处了有十几天吧，相处得非常好，没有发生任何的不开心，并且我们两个人的讲演也配合得非常好，我就觉得我和他之间本来的什么一下子解决掉了，究竟怎么解决的我也不清楚。总之，自然而然。后来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觉得我也蛮朴素的，他会问我，王安忆你怎么吃那么多，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的，吃得多吃得少这个怎么说，我觉得我只是正常而已的嘛。所以他发现我挺平实的。等到他把这个成见放下来了，就开始正常地和我交往了。

张新颖：呵呵，因为你成名比较早啊，人家有压迫感。

王安忆：那个时候他们都在读我的《新来的教练》啊什么的。我觉得莫言是个元气旺盛的作家，泥沙俱下的，他是可以淘得出金子来的。有一次访问阎连科的时候，有人问到，你和莫言最大的区别在哪？他说，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他写得比我好。这个回答很不容易，倒不是指他回答得谦虚，而是他说出一个事实，就是写作最本质的差异，好和更好。莫言我觉得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他是在农民里生长出来的。

张新颖：而且他这个农民的立场他一点不掩饰。

王安忆：他不是说替农民代言那种意义的，而是他坚持在农民中的立场，使他获得了一个独立的空间，这空间在现实的层面上是人道的，审美上则是浪漫的。

张新颖：你刚才说莫言的小说泥沙俱下，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很少有作家这样大气，因为泥沙俱下是需要一个巨大的流量的，流量不大你带动不了这些泥沙，好的坏的都带动起来；我还有种感觉就是，莫言有的时候写得很差，有的时候写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不敢写差，他写着写着如果写得很差，那就完了，从此就不会写好了，莫言他有种非常大的能力，他写得很差这个根本没关系，他今天写得很差，他下一本还能写得很好，有的作家他一旦滑落了，那他就没希望了。莫言他写得差对他就没有伤害的。也应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王安忆：对。你看他这么粗壮的一个汉子吧，忽然之间能写出这么灵巧的东西，真的就是神来之笔。他谈到他们村庄，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我看过他和父母亲的一张照片，两边是他的父亲母亲，他坐在中间，我看到就觉得，哎哟，这真是能生出天才的父母，他父亲哦，就像树根一样的，布满生活的痕迹，却如此安静，就那样的一个父亲和母亲。他父亲很有意思的，他大哥是华师大的，假期回到家乡，和同学介绍说，这是我父亲，然后他父亲就给了他大哥一个嘴巴，说什么父亲，我是你的爹。和莫言在一起就是特别松弛，那次我们俩从瑞典的南部，一直到斯德哥尔摩，坐火车。你知道北欧的风景很单调的，看外面的树林，一溜都是树。我们一路认着树过去。我后来和莫言相处，就是那种轻松状态。莫言还有一点蛮好的，就是至少在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很刻薄的什么话，他不攻击人的。汪曾祺也不攻击人的。他恨也就是恨，骂也就是骂，不像有些人挺阴毒的，会攻击人，莫言就不会的。

张新颖：那莫言的作品里，你觉得好的有哪些呢？

王安忆：最好的是中篇，中篇是最适合他的写作的体积。中篇里面他一方面会有所节制，不可能那么泥沙俱下，另外一方面他的才华可以发挥到最大限度。

张新颖：长篇有的时候太浪费了，不节制，有的时候太繁复了。

王安忆：短篇又太拘束了。他的自由度就是到中篇最好，真的很好。他蛮有力量的，我这个力量不是说气魄啊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蛮有后劲的，蛮有力道的一个人。他也是很像农民的，农民的精明他都有。

张新颖：就不太像一般的农民，一般的农民也不会像他这样的。他们家我猜想在那个农村里是很特别的。

王安忆：很特别的，有受过教育的，有跑码头做生意的，有拉壮丁拉到台湾去，又在台湾发达的。我觉得他们家的人都是很奇怪的，都有点奇异。我觉得好的作家都有一些魅气，我觉得他也有点魅，他真有点魅的，他讲他们村的鬼故事，听听也都很奇怪的。

张新颖：他家那里的鬼故事是很多的啊，因为他那个家跟蒲松龄那个家，已经不远了。我们齐国人，都是听鬼故事长大的。讲鬼故事也是乡民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大家凑在一块儿干吗呢？说说鬼故事和我们的文学阅读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