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妙妙》.《香港的情与爱》等几个中篇（1/1）

张新颖：写《叔叔的故事》那一时期，还有几个中篇，我觉得在你的创作中是特别显眼的。

王安忆：我休息一年以后又开始写作，从《叔叔的故事》开始，接着是《妙妙》，然后《歌星日本来》，再有一个就是《乌托邦诗篇》。

张新颖：《歌星日本来》和《乌托邦诗篇》这两篇我也特别喜欢。《妙妙》我觉得其实和《米尼》差不多，有点像。

王安忆：有一点像。《妙妙》其实也是写弱者的奋斗，这一类人的命运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关心的，这好像已经变成我写作的一个重要的题材，或者说一个系统。她们都是不自觉的人。有时候不自觉的人比自觉的人有更多的内涵，自觉的人他都是知己知彼地去做，他有理性，于是理性也给他画个圈，有了范围；不自觉的人却可能会有意外发生，他们的行动漫无边际。像米尼是不自觉的，妙妙是不自觉的，后来的王琦瑶也是不自觉的，《我爱比尔》的阿三也是不自觉的。说她们不自觉，不是说她们不知道要什么，而是不知道不要什么，她们凭着感性动作，茫茫然地，就好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碎成一片，她们最终都是砸碎自己的命运，有多大力气，砸多么破碎。这类人一开始进入我的写作，好像还不是那么很显著的，后来变得越来越显著。她们都是很盲目的。她们要一样东西就是去要，去要，需要付什么代价，则全然不计较。这是我很欣赏，也很愿向其学习的，这就和我自己有一点关系了。可我是读过书的人，我从事写作，许多欲求不得的东西在虚拟中实现了，而她们是以自身为付出，我很钦佩她们。其实妙妙这个人，她很简单，她就是一个渴望走入现代社会的人，她就要走到她所身处的社会的前面去。但是她实在是局限太大，她的现代化蓝本那么少，能力又不足，所以她只能违反现有原则。别人怎么做，她偏不怎么做，因她要和他们不一样，她要过一种特别的生活，于是，就把自己赔进去了。她把自己孤立起来，真正意义上的孤立起来，不像我，赔进去的其实是虚拟的代价。所以我们，写作的人，以写作这种其实更加社会化的方式最终将自己纳入了主流。她们都是勇敢的人，几乎是艺术的人生。我在劳教农场里遇到过很多这样的女性。我去白茅岭女劳教大队，先去挑选卡片，我和宗福先两个人同去，因为他们那里有规矩不让单独面对面，必须两个人同时在场，尤其是男性，更加不能够与她们接触了，不晓得是为考虑谁的安全。那么我们就两个人一起谈。翻了十几张卡片，从中挑选了十四个人。

张新颖：她们跟你们谈吗？

王安忆：她们很愿意谈，但是你千万要注意，谈出的东西都是经过粉饰的，简直没有一句真话。你要会听，你要特别会听她们说话。于是你就能看出她们价值观和你是那么不同，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趣。她们价值观和你完全不同，你以为你是正面的，你以为你是社会的主流你就是合理的，她们可不这么认为。有一个女孩已经是“二进宫”，两次被劳教了，可是，她却说假如不是如此，那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的女孩子一样，结个婚啊，生个孩子啊。所以她对你的人生是批评的，你很平凡，很平庸，没什么意思。而对自己的，还是满意的，虽然遭受了挫折，但这不过是代价，终还是使她避免了和你一样的普通的人生。在白茅岭这地方，千万不要以为她们有什么忏悔之心，她们不过是在体验她们人生的一部分经历。她们本质上就和我们不一样。事实上，持我们这种想法的人只是社会上一部分的人，不是全部的，我们只能代表我们自己。她们真的令我惊讶。在那么一个境地，皖南非常偏僻，没有充分的自由，几乎完全看不见异性，可她们会冒着很大的风险，这风险就是违反纪律而延长劳教期，她们躲在被窝里面修眉毛，擦指甲油。你就简直不知道她的生活热情从哪里来的。我觉得她们是人群里的异数。你还会看见一个有趣的情形，就是在她们的群体里，也有着阶级差异，是以本人的才智、能力，甚至品行来划分，她们自有标准。不过就今天来说，卖淫的情况应该比当年复杂得多，我是十多年前采访的。如今白茅岭的女劳教大队已经迁回上海了。

张新颖：今天可能也不抓了吧，至少不像十多年前那么严厉。

王安忆：妙妙虽然没有堕落到社会的负面，但她也将自己的人生毁坏得差不多了。《歌星日本来》里的那个歌星比较要合法化，她是有事业心的，要向社会挣一个地位的，但那股子蛮劲却也差不多。从某些程度上说，她们都有些动物性，如同母兽一样。《歌星日本来》的素材又回到我们团了，是“后文工团”故事吧。在那种意识形态背景下建制起来的团体，到了自由经济时代，命运可想而知。

张新颖：但是《歌星日本来》，后来你的集子很少选这个东西，你觉得不太满意？

王安忆：不是我不选，是别人不选。作品集往往是在被动的情况下出的，我本意是不喜欢重复出书，可是盛情难却。选集里通常没有这一篇，他们可能是忘了，或者根本注意不到，这一篇似乎很难归入任何时期的文学思潮，就是说在文学史里占不了位置。

张新颖：不是，我觉得这个题目起得不好。题目起的就是……

王安忆：很像一个通俗小说。

张新颖：对。别人可能没看，看了题目没看内容。

王安忆：这之后我写了《“文革”轶事》和《香港的情与爱》。这两篇小说我觉得应该比较成熟了，比较肯定地讲述故事。写《香港的情与爱》，是因为特别想写一个香港的故事，但是又很茫然，不晓得要写什么样的故事，当写下第一句“香港是一个大邂逅”，心里就清楚了，是要写一个过客的故事。

张新颖：那时候应该已经读过《倾城之恋》了？

王安忆：读过，早就读过了。但事实上，完全没有想到《倾城之恋》，想到的是曾经在汉堡，遇到一个香港先生，他对我说，从来没有人说我爱香港，都是说香港会给人什么机会，不会说我爱香港。我说，那么你是爱香港的，他绝口否认，但表情就像是负气。此时，香港给了我一个没有归宿的印象。于是，就觉得应该写两个过客，在这样一个码头一样的地方，发生一个不确定的关系。但是我这人比较实在，我很不会写那种惊鸿一瞥的东西，我很难写那种轻盈的东西。陈村对我提的意见是对的，他看我的《香港的情与爱》，然后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作比较，他说《情人》轻盈，你这个很结实，可是没有飘渺之感，而爱情是有着虚无的特质。他讲得一点都不错。这个故事应该是惊鸿一瞥的，但我怎么搞的，写得那么实打实的，这大概就是我的世俗心了。我总是要将我的人物枝枝节节都安置得十分妥帖，否则就不知道让他们做什么。我设想，这个先生必定要从美国唐人街出来的。唐人街的人很有意思，他们可以一句英语都不说地生活一辈子，他们就能在异国他乡营造出一个故土草根。唐人街的空间和时间都是相对孤立，从那里出来的人，带有明显的标记性表情，这是一种孤独的表情。那么，一个唐人街生活的人，他要旁出一点外心，从自己的人生里开一点小差，什么地方最合适？香港。香港这种地方，似乎专门给过客待的，它那么浮华，你觉得如果没有一个扎实的东西像秤砣一样把它坠住的话，它就会飞了的。尤其是晚上，就像海市蜃楼，同时它又是一个蛮荒世界，天涯海角，一堆砂砾般的礁石群里。你一转头是个蛮荒世界，一转头又是流光溢彩。这个地方我很喜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喜欢香港。

张新颖：但是其实我们也都是过客，香港另外一面你过客是看不到的。

王安忆：我觉得它是一个尤其“过客”的地方。它特别适合做过客的舞台。有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七八点钟灯火最最兴旺的时候进入香港岛，铜锣湾一带，因为都是单行道，车就在高架上下一层层盘旋，楼宇建筑在夜幕里沉浮游离，灯光打着旋，人也打着旋，就像一个嘉年华。很传奇，这个地方是很传奇。它拥簇着这么多的物，稠得像一锅粥，却自有秩序，英国人真会造城市，需要有立体几何的概念，每个拗角都不放过，处理得很平衡。它太传奇了，我反是要在它里面演出一幕人间剧，就是《香港的情与爱》。这里有些弄颠倒了，在《“文革”轶事》《香港的情与爱》之前，还有一部长篇，《纪实与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