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长恨歌》之后（1/2）

张新颖：从《长恨歌》到现在也有好些年了。

王安忆：从《长恨歌》以后还有个变化。我本来短篇小说已经基本不写了，大概到八六年《鸠鹊一战》之后停笔不写的，自《长恨歌》以后我又开始写短篇了，重新拾起短篇来。这时候，忽然对短篇生出兴趣，而且生出那么多短篇的题材。

张新颖：短篇的内容有很多是插队时候的事情。

王安忆：《蚌埠》是我恢复写短篇的第一个，然后是《天仙配》。我以前很铺张的，也是缺材料的原因嘛，有材料我不会舍得写短篇，我要把它铺张开来。一方面是缺材料，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写作的欲望。这两个东西放以前我都能写成中篇，可现在节制了，一是节制了情绪，二也是对形式要求严格了。之后写了一系列农村的小的短篇，《喜宴》《开会》《青年突击队》《招工》《小邵》《王汉芳》，等等。插队生活的一些情景泛起在眼前，带着微妙的影调，多是比较“轻盈”的故事，特别适合短篇的形式。这段时间的短篇小说我自己感觉写得还不错，内心是满意的。短篇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收敛，比以前节约文字了。

张新颖：它不是一个节约不节约的问题，它本身“有”。它“有”它就出来了。

王安忆：可是这个“有”是包含了许多准备的，时间的，经验的，认识的，心情的，渐渐积累酝酿，然后形成。对于写作者本人，就是要敏感到这种“有”或者“没有”，顺其自然。在写作短篇的同时，我开始比较多地写十多万字的小长篇——《富萍》《上种红菱下种藕》《桃之夭夭》。标准意义的中篇这段时间里写得不多，就写了《妹头》《新加坡人》《文工团》《隐居的时代》《忧伤的年代》，且都是三四万字的小中篇。总的来说，从《长恨歌》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篇幅小了，收拢了。在此之前我可能十万字的写二十万字，两万字的可以写五万字。

张新颖：我看《隐居的时代》，觉得特别好。陈思和老师不是在研究潜在写作吗？潜在写作和潜在阅读是联系在一起的，《隐居的时代》就写了潜在的阅读。在我们通常的描述里面，“文革”时代，你们都不学文化。但不是，《隐居的时代》就写到了对书的那种如饥似渴的状态。

王安忆：上海民族乐团有一个弹琵琶的朋友，现在到美国去了。有一天晚上，已经八点多了，他打电话过来说，我现在很难过，我很想到你这里来弹弹琵琶。我说，你来。他就带着琵琶来了，坐在我的房间里开始弹奏。弹了几曲以后，平静下来，就回家去了。这种情形在“文革”当中是很经常出现的。那时候的人，都是在内心生活，不像今天，充满外部的动作，苦闷也罢，宣泄也罢，又都是模式化的，而那时候，人都是自己找出路，形式各异，似乎是更加个人主义的。我那天晚上真的很感动，听着他弹奏琵琶，我一点不知道他难过什么，可又是知道的。隐隐地，一种已经消匿的生活又回来了。

张新颖：其实我们现在对“文革”的描绘还是比较简单的，一面倒的。深入到“文革”内部，“文革”时候人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

王安忆：在局部还是有很多丰富的内容。现在“文革”都被描绘成想当然的样子，很简单，就是政治、性、暴力，就是这几样东西。我以为多少受米兰·昆德拉的影响，以及他被西方承认这一事实的暗示，实际上，生活要复杂得多。殷惠芬有些小说写得相当不错的，她写“文革”期间工厂里的年轻女工，她将她们写得很绚丽，即便是在那样枯乏粗鲁的时代和环境，女性、青春依然是妩媚的。当然，很娇嫩，免不了受摧残的命运，可就那绽放的一瞬，照亮了生活。

张新颖：能够写出青春、纯洁性，这也是一种能力。

王安忆：下乡的时候，我带去了几本小说书，其中有一本农村小说集，收了赵树理的《春大姐》，我们庄上有一个中学生，一个女孩子，她借了去看，看完以后对我说，哎哟，这和迎春的事情特别像特别像。迎春是我们庄的一个姊妹，和本庄一个叫小牛的男孩子好了，遭到家人反对，打骂之下，竟直接跑到小牛家，成了亲。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因为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很明丽的，整个气氛轩朗向上，然而眼前的情景却那么黯淡，迎春和小牛虽然自由恋爱，生活得也不怎么样，依然是挣扎在劳苦的生计中，夫妇、婆媳、姑嫂间争吵频繁，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情感，可那女中学生在小说里看见了他们的生活。我和她眼睛里看出去的场景大相径庭。所以，农村情景未必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样灰暗，他们有他们对生活的看法。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下放，当然对知识分子是残酷的迫害，政治是不正确的，但无意中却沟通了阶层间的精神。知识分子消除偏见，农民们则接触现代文明。那时候我们到农村去，任何偏僻的地方，差不多都能遇见一个完全不该在这儿出现的人。你会发现有一个人跟别人不一样，他风度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谈吐不一样，但你却觉得很正常。有一个人不是写过一篇散文叫《郭路生在杏花村》，在山西山村里，一个青年用纯粹的北京话朗诵新诗，真是有启蒙的意思，也有传奇的意思。这种景象是对那个时代的一种描摹。我们庄，有一个蚌埠医疗队。它下放到农村，不仅是带来医疗，还带来知识和生活方式，从某种程度说，它改变了我们庄的气质。

张新颖：你的中篇里面还有一部《伤心太平洋》。《纪实与虚构》想象性地追溯了母亲这一脉的来历，《伤心太平洋》则是追溯父亲的经历，但风格非常不同，相对于小说的“无中生有”而言，它似乎是实写的；相对于小说的情节叙述而言，它又是弥漫的抒情的。

王安忆：《伤心太平洋》是紧接《纪实与虚构》之后的一个中篇。我的小说里有几处意外之笔。一处意外是《伤心太平洋》，一处是《乌托邦诗篇》，没有一个完整故事，完全是抒情性的。

张新颖：而且感情比较强烈，很充沛。

王安忆：但不是故事的性质，材料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