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洋袜（1/2）

小时候，记忆最为深刻的，约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大伯家里有八个孩子，六男二女，加上大伯和大娘，共是十口之家。那时候，中国刚从“三年困难时期”一梦醒来，大伯就开始忍着饥饿，挑着他的织洋线袜子的机器，到山区去走街串巷，在一庄一街的村头，在一户一户人家的门口，放下他那为生存而沉重的担子，擦着额门上的汗珠，扯着喉咙高声大唤：

“织袜子啰——”

“织洋袜子啰——”

不知道大伯是如何领着我的大娘和他们一溜儿的子女，安然度过“三年困难时期”的。村里的老人们常常向后人述说，他们因为饥饿去村头挖吃黄土的人生；说他们如何用斧头菜刀，去剥砍树皮熬汤的经历；说村里每一张脸和双腿首先浮肿的人，腿上脸上，都如塑料薄膜的袋子装满了水；说山坡上饿死的死尸，几天间无人抬动，活生生地僵在荒野，天空中盘旋的饿鹰，常会俯冲下来，去那人尸上啄食。

现在，我的大伯已经去世三年了。八十岁的大娘，也因糖尿病和小脑萎缩等，变得沉默于世，言语不清。我后悔，没有在还来得及时，去询问他们在那特殊的三年岁月里，是如何带着一群孩子，熬过了那整个中国都在超越极限的极度饥饿中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我想，我错过的不仅是一场纪实的答问，一定还是一场泱泱大国的农民为了生命和亲情，用活着的信念，去抗争饥饿与死亡的一部生命的史诗。而今，我的脑海里，没有多少大伯为他和一家人活下去而抗争和忍耐饥饿的画面与细节，但却总是响着大伯那沙哑而洪亮——为了一家人活着，并尽力让子女们吃饱肚子在山脉上和无数村头的大叫：

“织袜子啰——”

“织洋袜子啰——”

大伯的那架由许多齿轮、钢架、挂针、挂锤和摇把组成的机器，只要把机织的纺线四通八达、有秩有序地缠缠绕绕，绞动摇把，就能织出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袜子来。因为那机器源自外国人的发明制造，因为织袜子的白线必须是机织的洋线，而非乡村民间的那种笨机的手纺线，所以那织袜机就叫了洋袜机，那袜子就叫洋袜子。随同那时被称为“洋”货的，还有洋火（火柴）、洋钉（铁钉）、洋灰（水泥）、洋车（自行车）、洋镐（铁镐）等一系列与外国人相关的日用品，因为一个“洋”字，就有了时尚和品质，有了与众不同的风尚和气度。也所以，大伯织洋袜子的机器和手艺，自然是远近闻名，遐迩知晓。他不仅每年冬天都挑着担子到东西两山的深皱中，为那些连买个铁钉都要跑几十里山路的农民织袜子，就是到了年关将近，他不跑山里，也要把那机器架在村头或者大门口，为路人和同村的邻人们，织些白筒洋袜子。

当然，给同村人织袜子，大伯一般是不收费用的，也不要任何别的物换与报酬。他所收的或还的，只是世间人情和乡里之间为生存彼此的扶帮和照应。只有为陌生的路人织袜时，他才收取些微的零用以补年关的家缺。

我替大伯绞过那织袜的机把儿，沉重沉重，叽叽作响，织一双袜子下来，胳膊便有了胀裂的酸疼。可是，大伯却用他将近十年的时间，挑着那副担子，绞着那沉重的把儿和他与子女们生命存活的本基，每次天不亮就挑着机器出村，三天五天后的落日时分，又挑着担子回到村子里。

大伯离开村子时，担子的一边是那沉重的机器，一边是较轻的洋织白线和他的粗谷干粮。因为这轻重不均，他的扁担在肩上就总是一端要长些，一端要短些。然而大伯回来时，他的担子有些均衡了，扁担的中部差不多移搁到了肩膀上。原来一端的那些白线没有了，干粮也尽了，可装干粮、白线的布袋里，会装上半袋黄玉米、红薯干和一些大豆、绿豆什么的——这是他为人织袜子的换取和报酬，是我那些叔伯哥哥、弟弟、妹妹的口粮和生存。然而我和我的叔伯兄弟及姐姐妹妹们，那时并不怎样看重那条帆布袋里的粮食与杂谷，而是更为切切地看重大伯用手捂着的他的上衣口袋里的东西。